第一章 经济学理论中利润 与不确定性的地位_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经济学，或更为准确地说，理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的一门渴望以严谨著称于世的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人们在分享与其有关的荣耀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它的一些局限性，即它会因为力求严谨而变得像物理学或数学一样，必然具有几分抽象性和不现实性。事实上，它的严谨程度与物理学不同，因为虽然它不能弄得如物理学般严谨，但出于某些特殊原因，却会以更大程度的不现实性为代价，保证了其中等程度的严谨性。严谨科学的概念涉及抽象性，它的完美体现在分析方法上，分析和抽象实际上是一对同义词。我们交给自己的任务就是对大量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变化进行归纳和整理，也就是说，把这些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变化当成具有同一性，即所谓有规律的一连串事件或行为进行分析，并将各种基本的连续事件相互分离开来，以分别加以研究。

有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各种复杂现象的基本构成本质上就是完全或部分分离的；有时候，人们可能会单独地，或附带一些易于控制的条件，设想出一些虚构的经验。当然，后一种方法是物理学的典型做法。但将其应用于产业社会的研究，通常是行不通的。一般而言，我们必须探寻一下，在不同的结合条件下，复杂现象中不同因素的表现形式，或者，依赖于对一般原理的直观知识，并借 助于逻辑方法来探寻一连串个别事件的先后运行过程。

应用于任何一类问题上的分析方法总是非常不全面的。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从数字上就占有极大比例并构成一般真实状况的各种复杂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应付的各种复杂问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方法的价值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大多数问题中，各种情况的某些因素是共同的，这些因素也不仅仅只在每种单独情况中出现。而且，这些因素虽说数量很少，但其重要性却大得足以主宰控制整个情况。因此，少数这类因素的规律，使我们对这一总体情况的规律有了大致的了解。它让我们得以说明，在“理想的”条件下，即那种存在大量而多变、但不太重要而且我们的规律并不加以考虑的“其他事情”完全不存在的条件下，什么因素“会”有用或“可能”有用的问题。

这样，如果我们在物理学的模型和严谨的自然科学的范型中假设了经过简化的条件，并排除了所有让人烦恼的因素，很少几条切实可行的规则或原理就能告诉我们所要发生的事情。该简化条件包括对规模、质量、形状、光滑度、硬度、弹性的明确说明，以及通常作用于物体的参数（properties）和通常在事实上完全不可能认识到但绝对必须去认识的 特定性质的说明。而“令人不安的因素”则是任何没有包括在说明中的因素，或许，实际排除这些因素和认识这些因素大概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同样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假设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得到“规律”，即对不同现象和不同行为的原理进行描述。当然，这类规律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都不能准确无误地继续适用，因为这些规律并不全面，并没有将所有因素都包括在内。然而，它可以使我们明智地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因为它 近似于真实，并且我们知道该如何降低这种不全面性。只有凭借这种近似性、凭借对现象更为重要和更为普遍的诸方面的分析探讨，我们才能对大量现行行为有一种理性认识（intelligent conception），才能取得现在这种对自然力的不可思议的完全控制。

我们已经用相同方式发展出了一门讨论“趋势”的理论经济学，即在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但总是多少接近于现实的简化条件下，讨论“将会”发生什么的理论经济学，尽管出于种种原因，这种理论不是这么完整并让人满意。然而，理论经济学在创立有用的方法方面却不如理论物理学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理论经济学没能明确而清楚地表明它的特性和局限性（nature and limitation）。理论经济学研究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将会发生什么，但并没有及时讨论什么竞争是不完全的，所以，它留下了很多工作有待进行，比如要对下列问题形成一个系统而连贯的看法：什么是完全竞争的必要前提条件，这一条件在什么范围内、在哪些方面偏离了现实生活的情形，以及将其结论应用于实际情况时要相应地做些什么“修正” ［1］ 等等。

一旦涉及到理论方法的含义和运用，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在不同的流行观点中表现得至为明显。从一个极端，即数理经济学家和纯理论家这方面来说 ［2］ ，如果有任何理 论处于作为普遍法则所假设的极少数前提条件的封闭的演绎体系之外，那么这种理论根本不被他们视为科学的经济学。在另一个极端，确实存在一股很强的、或许还在日渐增长的否定抽象和演绎的趋势，这一趋势主张一种纯粹客观的描述性的科学。在这两者之间是形形色色的观点。

按笔者的观点，要在两个极端看法之间找到对双方都公允的“中间道路”，并不困难。一种抽象的演绎体系虽然只是经济科学宏大领域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但培育这一分支既有机缘，也极有必要。实际上，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知道，理论机制是物理学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但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是“首要”的部分，也是理解物理学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这一点也非常适合于经济学中的“纯理论”部分；对社会体系作实际的理解，就要离析并探究其逻辑结论，即在社会体系中所显露的为数较少的基本趋势，这或许是一小步，但却是首要 的一步。如果演绎和归纳确实在理论上有区别，那么，与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需要大量使用这两种方法。正如穆勒所主张的那样 ［3］ ，我们必须尽可能进行演绎推理，并应该在每一阶段用所观察到的事实来核对结论。如果资料复杂到无法用这种方法进行把握，我们还要使用归纳法和公式化的经验法则，从推理上使这些资料与“行为学”（现在我们应该简单地称之为“人类行为”）的一般原则联系起来。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两种情况下的限制条件，即使用演绎法时，所得的结论必须经常用所观察的事实进行印证，并根据印证的结果修正假 设条件，而从归纳中得出的经验法则，在人们确信它们的重大意义或可靠性之前，它们必须反过来显示出符合科学的一般原则的一面，这样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方法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4］

经济学的方法就是所有研究领域的方法，即那些无论如何要应用分析并且不可能仅仅靠描述就行得通的领域的方法。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一种不断接近真相的方法。 ［5］ 经济学研究始于只讨论研究对象的最一般方面的纯理论分支，并凭借在越来越受限制的现象上应用这些原则而传续下来。这一过程向前推展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个人的旨趣和问题的现实需要。科学通常并不关注在细节上高度准确的严密法则。当演绎所考虑的要素的数量渐渐增多时，这一推演过程立刻变得无法掌握，而错误也悄然而至，这种种结果相较于在给定条件下通过对事实接近的描述而获得的结果，失去的是广泛意义上的普适性。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各种要素过分地增多之前，就不再对各种要素分别进行分析，而是通过运用靠经验来确定的校正法，分析近似性的最后一步。

在对一般原则的完整而独立的研究中，纯粹形式的理论方法，由于严格排除了所有波动、调整和源自多种因素的各种偶然事件，而比在调查的任何特定阶段处于调查之中的理论方法，少了一些普遍性。我们的问题是，在经济学中，以一种极为苛刻的形式使用这种方法是否明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在被研究的现象中，事实上能否发现一般原则的充分恒久性和重要性，以证明对其进行审慎的独立研究之合理。笔者坚决主张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给予肯定的回答。经济学研究的是满足人类需要之活动的具体组织 形式，这一组织形式已经在西方各国逐渐盛行，并已推广到了绝大部分行为领域。这一组织形式被称为自由企业制度或者竞争性制度。很明显，这种竞争并不是完全的或充分的竞争，但毋庸置疑，它的一般原则 是自由竞争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对一种完全竞争制度的研究，作为一种近似真相的研究——其中各种程度的种种差异都以抽象法排除掉了——清楚地显示了出来。实际上这种方法尤其表明，因为我们最重要的社会政策问题直接取决于“自然的”（natural）竞争结果的特性，所以，对竞争的趋势是被推进和补充，还是被阻碍和替代，都要存疑。

于是，在理论意义上，这种最接近的理论表明是一种着手处理问题的自然的逻辑方式，与我们的思维过程的运行相一致，这种方法也为这样的事实所充分证明，即自从这样一门科学或这样的社会制度得到研究以来，经济学家事实上一直在运用这种方法。当然，他们也因为这样做而一直受到指责，且是严厉的指责。但是依照笔者的看法，古往今来的理论家并不是因为遵循一定的理论方法并对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竞争组织形式进行研究而受到公正地批评，而是因为没有以一种充分自觉的、审慎的和明确的方式遵循该理论方法而受到批评。实际上，在方法论讨论中，历史上的著名经济学家已尽可能明确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方法， ［6］ 至于方法的 运用，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就无法这样说了。

不言而喻，使用从简化的前提条件进行推理的科学方法，对于推理者以及那些打算正确地利用他的研究的人来说，必须弄明白的是，他的推理步骤如何？他有什么先决条件？过去，引起争论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难题，就与方法相关。不确定性，或准确地用“风险”这一我们即将使用的术语称之，与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是如此之不同，以致可量度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根本就不能称其为不确定性。我们因而把“不确定性”一词限定在不可量度的范围内。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真正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才是令人信服的利润理论的基础，才可以用来解释实际竞争和理论竞争之间的差异。

为了给有关不确定性的含义和因果关系的讨论提供一些背景材料，我们首先会对以往所提出的利润理论作一个简略的回顾。在对这一主题从古到今的历史做了简略的介绍之后，我们有必要稍微详尽地讨论一下最近进行的与以风险一词来解释利润相关的争论。在这一讨论中，可量度的风险和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的重要特性，将渐趋明朗。

本书的他一些必须包括在内或隶属于它的预先假定还有，人们谅必明白他们正在做什么 ，而不仅仅是作出或多或少准确的猜测。因为人类是一种天生具有学习能力的生物，总想弄明白自己行为的结果，但只要人类还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无法达成这一目标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趋向于完全竞争的“趋势”马上就得到了解释。又因为风险从一般意义上并不排除完全计划（perfect nning）（因为理由很容易就可以弄清楚），所以这种风险并不能阻止诸种竞争性力量之趋势的完全实现，或者利润的产生。

在结束了有关完全竞争的扼要讨论之后，我们将在结尾部分用稍短的篇幅来讨论完全竞争的局限性，而不是知识的不完全性，然后从 * * *

［1］ 参看麦肯齐：《社会哲学导论》， ［4］ 演绎与归纳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严格的区别和对比，会使人产生误解，对科学方法的基本原理更为详尽的讨论将在稍后进行（ 然而，从培根意义上的全面而详尽的资料收集和校订上说，人们几乎用不上归纳，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归纳可能也是必须的，并且也有效果。另一方面，视演绎不仅仅是一种易于证实的有所指的假设，同样也没有用处。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某些领域中，常识性的概括有很高的确定性，比如说，就外部世界而论，概括就给了我们一个数学的“公理”。这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人类现象的研究中常识或直觉的作用。在人类行为的大多数领域里，观察和直觉实在是难以区别清楚的行为。我们的知识基于内省观察，但内省观察过于直接，所以可称之为直觉。将这种直觉扩展到我们的同伴身上，还要基于我们对交流信号如言语、姿势和面部表情的理解，这就不仅仅是基于对行为的直接观察了。这一理解过程的特点大部分是本能和下意识的。因此，经济学的许多基本规则实际上是以“直觉”为起点的，所以它当然总是需要通过普通观察所做的归纳或是通过统计学处理的资料来进行修正。

与哲学问题打交道时，上面这些说法一定不在考虑之列。笔者与穆勒一样，是一位经验论者，认为所有的真理或公理最终是从经验归纳出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归纳是一种审慎的、科学的归纳，是以弄清实际例证“规律”为目的的有计划的研究。演绎则意指将一般规律应用于实际情况而获得的新的真理。以现在的观点看，这两种过程都只能视为提示性的，全面而彻底的归纳和结论性的演绎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5］ 读者会记起在孔德所建立的普遍性原理秩序中的科学解决方法。数学，这种空间和量上的抽象属性，虽然适用于所有的现象，但同样也没有告诉我们多少东西。物体与生命物体法则虽不具备普遍性，但却更加具体实际。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任何一门科学。

［6］ 参见穆勒《论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未定问题》 ［10］ 参见杜威对作为社会诊治方法的推理的定义。

［11］ 我们在这里无需特别提出这一明显的事实，即理论方法可以应用于垄断，也适用于竞争，并与两者均有关。当然，从理论上说，这也是一种理论上“理想的”垄断——真正的假设是完全竞争体系中完全垄断的一种特例。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别以及前者的意义在两者情况下都是相同的，我们也要讨论本来就与此相关的完全垄断的含义。（见 ［12］ 应该指出，这里使用的“利润”一词，实际上是指“纯利润”，这是一种分配份额，不同于由于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性服务而带来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