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_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本书初版售罄之后，伦敦经济学院给了笔者极大的荣誉，将本书列为重印系列中的一种。另外，他们还惠允我撰写新版前言。我想，与其详述本书的由来或是纠正一些错误，我宁可利用这一机会，就本书所陈述</a>的经济学理论作一些评论，而且我还认为，按照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原理进行思考的思路，也需要发展及修正。当然，我是假定这种努力还在继续进行。现在，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以供本书现在的读者讨论。

一

首先，正如本书内容所揭示的，我对经济学的兴趣从一开始就特别集中在理论的含义、理论推论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以及理论前提与现实的偏离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在1915～1916年康奈尔大学</a>的博士论文中首次得到了体现，此后，本人的这一兴趣还在增长。这些年来，我的时间都花在大学课堂的“理论”课上了。如果说，这一时期的一般趋势是盲目地反对“古典主义”，那么，美国的情况尤为明显。这种环境加上欧洲民主国家疏远自由主义的政治趋向以及经济学的受宠，再加上还要向一大帮没有什么学术兴趣或社会兴趣的学生灌输经济学——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我的思考 和质疑。我一直特别致力于弄清经济学前景看好的各种“分析方法”，而对这一问题有这么多令人费解的议论。我颇为不安地承认，这是某种方法论“体系”，或各种方法论造成的结果。虽然用其他研究来替代经济学价格理论的提议似乎都站不住脚，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赞成与之相反的看法，我希望就价格理论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有一个完整的阐述，并且就相同论题提出的其他分析方法进行适当的考察。

基于功利主义假设的经济学理论，即从“经济学”一词的本义所说的所有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纯粹抽象和形式化、且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学说。一般来说，它讨论的是某种规范的“经济”原则，并不涉及要利用什么或是如何利用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价格经济学讨论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每个个人只把其他所有人和社会作为他自己这一个人经济（privatwirtschafter ）的手段和条件、一种鲁滨逊经济的机械组织来对待。它讨论的是给定的“所有者”，根据给定的技术体系对给定资源的使用以满足给定的欲望的过程，如何通过完全的市场体系组织起来。任何在给定时间和地点所发现的问题，诸如资源和技术等，都一定会在制度史上找到答案，因为与市场关系本身的客观体系一样，所有这类事情都显然是文化史的产物。（确实，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动机和过程意味着，通过在每种易于产生“收益递减”的投资途径上，对资源正确配置的努力，使给定资源条件下的给定收益最大化，这种努力或许也是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参见下文。）

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即从驱动体系的欲望方面看，价格理论天生就没有实质内容。因为在这种分析中，欲望必 须视为对已生产出来的物品和服务从事买和卖以及消费的欲望。但重要的是，这种欲望既不现实，也太抽象。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商品和服务缺乏内在属性；大体上，商品和服务就是社会关系或理想价值的象征性目标。古典经济学家犯了两个极为不幸的错误（其中一个稍后再论），这两个错误与把饮食当成一种经济利益相关。事实上，饮食本身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利益，但这里至少还没有提到“更重要”的欲望，比如说服装，因为这样会对分析带来不同程度的扭曲。当然，人们为了生理的舒适需要食物和具体的必需品，但是，满足这种需求所需要的手段实际上也要依靠历史上形成的社会标准。由于任何内在的性质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说，都是一个最小的因素，所以绝大部分欲望都要通过市场获得满足。对经济生活任何合乎实际的论述，尤其是涉及到与经济生活相关的问题，都要求对动机的大小以及采用物理手段来实现目的的纯经济层次的范围，即所使用的手段的量的作用，有一个准确而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简单地举些例子来揭示这一问题的实质。

与生存和舒适相比较，欲望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审美因素（?sthetic）。在某种普遍意义上，审美的吁求要取决于其内在的本质，即在多大程度上它是文化的固定特征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它又是一个流行的或社会一历史的偶发事件的结果。长期以来，深藏于经济学讨论之内的这些问题才是最让我着迷的问题之一。与欲望中的审美因素交叠的大部分因素，是由具体的经济物品体现的纯粹的“社会”欲望，这与在竞技场上得分的渴望一样。社会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分属于这类两极化的形式，如相似与相异， 自由与权力，但在分析过程中，却从没有对此进行清楚的区别。另一个因素是想给人留下印象的愿望，这种印象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恶魔，或两者兼有，或是一种中庸</a>的形式。社会动机也很少与经济动机绝对不符。类似的还有亲近感和新奇感，对一些特别满意的活动和成就的兴趣，以及对较广泛的利益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在本书的不确定性分析中，我仍然觉得这一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对许多学者坚持对可选择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感到困惑。他们分析不确定性，就好像是对一个已知的数学概率下赌注一样。尤其是，我可能说过，我对庇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附录一中将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因素加以处理的方法实在不解，或者具体地说，对他的一般因素概念弄不明白。）

最后，动机中的非理性因素所具有的最大实际意义就是评估。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部分深思熟虑的行为（deliberate action）都受到要得当或做得正确之意愿的影响。但是，希望做得对，或尽可能解决问题，并不能归类为指望得到什么特殊的结果；一旦对一个问题感兴趣，人们甚至不愿意别人为他找出正确的答案。这一结论对经济学理论来说，更是意义深远。在某种意义上，它必定涉及到行为的目的，或者说，它与经济概念无涉，更不必说与经济问题有关。但是，根据科学数据能被视为目的的唯一概念，只是个人心中对一种可描述事物或现有状态的意愿。当前社会心理学中好几派理论都趋向于同一种看法，即大多数自觉意愿，说到底就是希望在人类社会中以某种方式起到一定作用，或成为某类人物而已。我们已经指出，个人和社会的理想不能从物理形态上加以描述，因此也不能纳入根据有关所谓“科学”的描述而获认可 的论题的范围之内。这些内容实际上已经属于意义和价值范畴（好或坏、聪明或愚笨不在考虑之列）。

但这并不意味着难题的解决。对任何社会理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对这类事情所作的描述，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是非科学的，我们同时也要明白，这种讨论还必须深入到从智性上讲更为棘手的领域。一旦人们开始讨论 这种理想，就会要求一种必须遵从的准则，即一种在规范的或道德的层面解决问题的因素。对理想的讨论不能局限在纯粹的描述中——虽然诸如此类的描述还是可能的。实际上，从不同的意义上说，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科学描述的是观察者应该见到的事物，以及如果他观察正确的话，他将会看到的事物。选择何者作观察则纯粹是一种自我思想感情的流露，一种自我启示，与之相关的任何兴趣都是文学的，而非科学的。相应的是，任何社会科学都暗含对“真实社会价值”的识别与讨论。所有这一切的意义在于，经济学不能只是经济的而不包括政治和伦理学的内容在内。要获得这种具有科学性的方法，只有努力弄清不同层次的描述和评估的关系后才有可能。这里的困难在于，阐述者的趋向是完全相反的，对数据感兴趣的人力争用具体实际来进一步强化真实情况，对政策感兴趣的人则试图通过渲染其观点的科学客观性来增加自己的感染力。因此，对经济学理论在解释清楚价格与价值，或是解释清楚分析与宣传二者的关系上，进展得如此之缓慢，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以不同的行为观为基础，或者，以那些多少受到专门注意的行为的不同方面或行为的各种要素为基础，我们大约有六种分析经济现象的主要方法。（1）排除主观的或人的因素，对具体数据，即 对商品和价格进行统计学分析。因为除了自然资财必然成为商品的一个类别之外，其使用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讨论只暗含了经济学，无法真正开展。（2）将动机看成一种事实而进行的分析。这是一种多少与传统经济学概念极为相似的概念，进行此种分析的学者不太重视政治取向。但因为与被观察的行为结果相关的动机，只能客观地进行定义和分类，所以，如果这种方法自称具有完全的客观性，那么就会撞上 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学为了博得大众承认并对大众施加影响，不惜降格俯就大众的思维水平，这样，为获取认可和影响力的竞争，替代了将事情弄明白的努力；最后，竞争中的成功变成了在自己专业中获得身份的条件。那么说“或许一直”有一批经济学同道，专心致力于解决感兴趣的问题，并团结协作，而不是通过搬弄他们“学术上的”差异，竞相向公众兜售自己的家伙事儿，可能毫无根据。这样的专业人士是否履行了社会领导者的职能，确切地说，能否按一般的形式提出问题，揭示出了“自由”社会里领导观上的一个根本矛盾。如果大众在公开的竞争中通过行使裁判的职能而选出自己的领导者，那么，大众就是它自己的领袖，这种方式当然也不折不扣地具有民主的含义，并且，这种管理事物的思维方式就是大众思维方式。个人的作用被限制在提出和宣传自己的理想和计划的范围内——如果这类事情真的可以由个人做的话。

现在，我们很难在普选政府中发现启蒙思想的实质。或许其主要因素就是这里有一种信念，即对财产和自由市场的热衷显然是根本用不着认真质疑的“真理”，这一信念将会把政府的作用缩小到一个极小的范围。至于相信任何意义上大众决定的程度，那些多多少少可以辩解的因素似乎以大众对人格——像诚实和能力——的判断为中心，是“喜欢”那些鼓吹从正确的步骤到正确的目标而非相反的人的一种基本的神秘能力，而无需理解有关论点。大体上，争论者似乎也有必要采用某种不同的、严肃认真的讨论方式，而不是纯粹的高谈阔论、插科打诨或收买。但除了裁定胜者之外，大众理所应当地还要决定争论的形式。争论者所采用的手法 （techniques），也应该是“起作用的”手法。（但是，或许民主信念本身就只是一种大众思维，因此，这种做法就像要在任何流行或疯狂的事情中寻找思想基础一样的无聊。）

从公正的分析或批评的角度考虑，现在有一件事很清楚，即大众极少“思考”，如果不是完全不思考的话。在政治运动的条件下，这一点尤为正确，因为，现代技术的结果之一，就是让管制的过程具有了更多的持续运动的特点，这种持续运动的首要原则就是创造公众心理。任何对公众心理有吸引力的事情，必须简单而离奇，其最喜爱的程式是credo quia impossibile [正因为它不可能，我才相信] ［*］ ，最爱用的政策是政治迫害（witch-hunting）。但是，这种做法除了表示出对“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的极度轻视之外，人们不能期望它再有任何表示，实际上，它对诸如犯罪学这类简单问题（primitive issue）的思考也并不适当。然而，讨论一旦开始，它自己也没有了“回避”的可能，也不可能回到原来那种不经思考就认可其领导地位的状况了。民主政治必定会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局限，否则它就会回归于专制政治。

这篇前言的含意在于，经济学的实用意义在于它基本是与制度史的基本原理相关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本书主题的核心仍然是意识与非意识作用的关系，以及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的关系，仍然是连贯而又变化的。对这一思路略作思考，一方面会使人们更难以接受“天真的经济主义”，另一方面会像美国的“制度主义者”习惯的那样，假设：（a）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力量，以及（b）经过 论文作者的打字机或演说者的扬声器，事情立刻就会发生变化。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作为基本制度，即一种基本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和人类生活的要素，即理性交流和情感交流的工具，尤为重要。通常，经济学家的训练中并不包括多少语言学的训练，但我们可以提请学者们注意一些重要的事实。对规律的历史的看法与分析的看法之间的争论，当然也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详细的讨论。除此而外，我们还需把握人的兴趣中一些非常复杂、捉摸不定、极度矛盾的特性，把握意识与无意识及其在行为模式的形成中与同样复杂的机械、生物、神经和精神过程的相互作用。这里的缺点是过于简单化，引人注意的领导者也与不善辞令的公众一样，对其过分痴迷。就拿博爱、权力欲和经济利益这类概念来说，这里唯一的问题是，作为一种理论或一种社会生活理想，是否一种理论就比另一种理论更不合理。

对经济学家最为中肯的是劝告他们对才智的作用要有一些合情合理的认识，不要忘记了他们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多数人仍然为启蒙思想所陶醉，即陶醉于启蒙思想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这种情况应该为当前对反智主义的看法负责。社会问题中存在一种智性的因素。这种智性因素有两个方面，即技术的改善和资源的正确配置，西），那么，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这种才智具有反社会的趋向。如果通过道德力量，它不能达到均衡（counter-bnced），这种才智的发展必然会扰乱社会。因为，一旦个人维护某种形式的社会秩序就能拥有他想拥有的一切，他就可能认识到这个事实，这个社会不会、也不用迈向任何特定形式的一致。历史地看，任何一个规模巨大的政治统一体，都起源于武力的征服，统一体的维持靠的是习俗，统一体的发展靠的是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恐惧和敌对，统一体反对外敌所需要的宗教和道德在这里起着主要的作用。准确地说，社会问题比它在启蒙时代所表现出来、但现在已明显近于消失的问题更为费解，现在的社会问题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

我认为，任何类似科学的经济学这样的学科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时，也拿不出什么明确而简单的处方。相反，有一件事情毋庸置疑，即它完全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学的解决方法，除非政府打算成为我们从未见过的绝对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而且经济学家担任这种政府的顾问，否则，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绝不会直接影响到应该受该政策影响的公众身上。就已刊行的著作而论，这里有必要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作者对他所扮演的角色要非常清楚，并且，一旦他将自己放到为社会进行思考的位置，他也要非常清楚他所介入的问题。（第二）这也包括，对与集体行为有关的集体思维过程有同样清楚的认识。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轻松（如果人们意识到了这些困难，这些著作就不会成为畅销书了）。实际上，甚至最为一般的、类似于公理的研究，也会引起争论。当然，任何声称具有实用意义的阐述都假定，思想和表达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尽管被认为是学者和科学家的人自称为“行为主义者”。

另外，群体思维或讨论涉及某种更高的——思想上更无法获得满足的——层次。讨论一定不能是这样的情况：（a）对一种偏好的维护——“我就要这样”；或（b）为了这种偏好而进行游说；或（c）将“谈论”本身仅仅当成一种竞相兜售的商品看待。（人们不会对此有反对意见，但他们对实用意义的渴望不置一词。）讨论一定是要解决问题的，因此必定要假设，存在 问题并有正确的解决方法，或起码好坏都有解决方法。这些解决方法从审美或道德上来讲，可能具有“真理”或“正确”的性质；但真理是一种正确的形式，正确也是真理的一种形式，但我们还对基于兴趣和努力两种思路的假设，存在矛盾的想法。对任何资料的理解在理论上至少都意味着操纵与控制的可能性，这种操纵和控制以资料本身决定论和从资料外部 来理解资料之主体的立场为先决条件，而理解资料之主体还不能陷入资料而无法自拔。当前，对任何问题——科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任何讨论，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自欺欺人，这种讨论一定是由某些多少具有自决倾向或想法的人对他人发表谈话而引起的。我们不太了解这种关系的系统逻辑，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无法对这种思想的基本悖论给出满意的答案：即人似乎同时就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使人成为人，人被自然所控制；但在与造物者或改造者的关系上，人又超出自然，是自然的统制者。除非第二种关系被作为现实加以接受，否则，对自然或是对人的思考，不可能有意义。所以，对社会进行思考的思想者，如果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立场，他一定会假定，社会永恒不变地由其本质所决定，社会的变化只能来源于外部，来自于“奇迹”。但涉及到社会行为，他一定会有两个 假设，即社会可以作出改变自身的选择，同时， 他也可以参与这种选择，并且影响选择的实质——否则他必须假定，他外在于社会并能改变社会。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他的谈话就是一种控制的企图，不是讨论。与人一自然的悖论相同，我们面对的是同样荒谬的说法，即个人既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外在于社会。

我认为，整个问题的症结存在于讨论的概念之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不与自然对象讨论问题，我们是，或许是，与人在讨论问题。但是，讨论肯定区别于说服，区别于直接影响他人的行为、信仰或情感等等的所有努力。讨论是一种客观上协作性的探求，是从“客观上”对客观问题的正确（或最佳）解决。讨论不能是试图对已经作出的解决方式进行“推销”，那样就不是讨论。我想指出，这种做法是现代文明的主要错误，或异端邪说，它代表着一种原罪。讨论的精神是科学精神的基础，但却与科学方法相对立。功利主义一实用哲学将科学方法而不是科学精神带入了社会关系，从而引致了这种致命的混淆。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冲突，最终则是混乱与暴政，而不是互利基础上的和睦与统一。一般来说，工具主义的科学态度会变成相互利用的态度，共同发展则不具备逻辑的可能性。

但是话说回来，对他人的利用最初并不是经济上的利用，因为没有哪个特别的人类利益从一开始就是经济利益。从社会心理上讲，这些利益的核心都在于想要在某个具体社会中成为某种具体的人。真正的问题是，要成为“我”这种人和我这种社会，还是要成为所有人都接受的、理想的人和社会。然而，除非占上风的利益实际上从属于大家的共同利益，否则第二种选择并不能排除利益的 竞争。不过，人的“原始本性”会把人拽向其他方向。

我们简直找不到比经济学家的情况更妙且更为重要的实际例证了。实用或真实经济学的主观前提条件只不过是表明，其目的在于竭诚发现并揭示普遍的实用性和真实性（或是达到这种理想的最可能的途径），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极度增长。实际上，为做到这一点，对于任何想让他人相信的东西，一定要尽力做到十全十美。对经济学的过激批评指责经济学阐释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宣传鼓吹。当然，人们也确实要求经济学权威就被视为因特殊利益而鼓吹的东西作出说明。对阶级利益进行详细地叙述或许在欧洲还有一点点 合法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欧洲还保存有封建的传统。但我认为美国并没有这种传统，因为在美国，阶级就是指的利益团体，不夸张地说，在美国不存在个人，只存在各种阶级。但无论如何，实际利益团体的“经济”特征，多半有些偶然，是一种表面现象。一个自相矛盾但却真实的情况是，在食物稀缺的时候，人们似乎很少为食物进行争吵，但在食物丰足到足以代表其他价值而不是它的实际营养价值时，人们就食物产生的争吵反而增多。当然，对有形的和实实在在的物的控制，一直都是个人和群体强化自己的一个模式和要素。但这绝不能算是经济学，也不是与经济学家一个时代以来必须捍卫的、在科学和自由上附加了宗教价值的利益相对的利益。

在我看来，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正在逝去，在不久的将来，西方文明将在很大程度上改而奉行中世纪的信仰，但在制定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时，却是以政治正统派和神职人员的准则，取代宗教的准则。从自由讨论实际上采用的形式看，自由讨 论事</a>实上已从经验上证明是一个失败。自由讨论从混沌走向了专制，或者从另一方面说，从专制走向了混沌。人们不会受到鼓励，也不被允许进</a>行独立思考，除非他们能够从这一意义上，按照这一种途径，公正而正确地进行思考。但我想说明，失败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性的“讨论”与讨论的理想完全不符，社会讨论不是讨论，而是一种争吵，一种强化个人地位的竞争。（这里存在物质上的奖赏，但这一点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根本无法抵挡住这种天生具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含意的总的运动趋向。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有一些人会吸取教训，将这种争论推进到另一个历史转折点，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即那些具备了同样人性的人，那些热爱真理、追求正确、珍爱相互关系和真诚合作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另一次机遇。

弗兰克 · H.　奈特

1933年8月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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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出古代基督教第一位拉丁教父德尔图良。——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