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_黑色方尖碑

星期天早晨。所有钟楼响起了钟声，夜晚的鬼火被驱散了。一美元牌价依然停留在三万六千马克。时光屏住呼吸，暖气尚未把天空的晶体融化，一切都是明净的，无限纯洁的。这就是清晨的一个钟头，人们以为就连杀人犯也得到宽恕，善与恶已是无关紧要的字眼。

我慢腾腾地穿上衣服。凉爽的、受阳光照射的气流吹进敞开着的窗户。燕子闪电般地穿过拱门，发出一道道银光。我的房间如同楼下的办公室有两个窗户，一个朝院子，一个朝街道。我在朝院子的窗户旁倚了片刻，望着花园。突然，一声窒息的喊叫划破宁静，接着就是一声漱喉般的咕噜声和呻吟。那是住在房屋另一翼的海因里希·克罗尔又在做着他的噩梦</a>。他在1918年曾经被掩埋过，如今已过了五年，他还不时梦到这种情景。

我在自己的酒精灯上煮咖啡，咖啡里我放进一点樱桃酒。这是我在法国时学来的，尽管通货膨胀，我总是有酒。我的薪水固然从来不够添置一套新的西装——我委实无法积聚添置衣服的钱，钱很快就贬值了，但是买点小东西是够的，当然，比如偶尔买瓶酒，聊以自慰。

我吃着涂了人造黄油和李子酱的面包。李子酱顶呱呱，它是克罗尔母亲的存货。人造黄油有脂肪臭味，但是那没关系，战争期间我们所有人吃得更差。随后我查看一下我的服装。我有两套便服，都是军装改的。一套染成蓝色，另一套染成黑色——灰绿色要染成别的颜色不好办。此外我还有一套在当兵前做的西装。这套虽然已不合身，但却是地道的便服，不是改过的或翻过的，因而我今天穿在身上。这套西装配上我昨天下午买来的领带很适合，而我今天之所以系领带，目的是让伊莎贝尔看。

我宁静地漫步走过城市的街道。韦尔登布吕克是个有六万人口的古老城市，其间有木头房屋和巴洛克式建筑物以及令人讨厌的新市区。我穿过市区，朝另一侧走去，沿着一条七叶树林荫大道走，然后爬上一个小山丘，山丘上一个大公园里有个精神病医院。它静悄悄地、真像度周末一样地躺在那里，鸟儿在树丛中啾啾叫，我向那儿走去，我在精神病医院的小教堂里为星期日弥撒弹奏管风琴。这是在我准备当教师期间学的，一年前我才谋得这份差使，作为我的副业。这样的副业我还有几个。我每周给卡尔·布里尔鞋匠的孩子们教一次钢琴课，报酬是我的鞋子免费钉掌并拿到点钱。我每周给书商鲍尔的懒儿子上两次辅导课，同样得到点钱，并取得阅读所有新书</a>的权利，如果我想购买书籍，价格尚可优待。价格上的优惠很自然地为整个诗人俱乐部所利用，甚至爱德华·克诺布洛赫也沾光，他后来一下子就成了我的朋友。

弥撒九点钟开始。我坐在管风琴旁，看着最后一批病人走了进来。他们轻轻走来，各自坐到长凳上。几名看管人员和护士坐在他们中间和两侧。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比起我在乡下当教员时曾为之演奏的农民教堂，声音小得多了。这儿只听得到鞋子在石板上滑动的声响，病人们是在滑动，不是在踩踏。这是人们脚步的声响，这些人的思想已经远远离去。

祭坛前燃着蜡烛。外面的光线透过彩色窗玻璃射了进来，光线大为减弱，并且同烛光混合成一种柔和的、上面飘着红和蓝的金光。金光下站着一位身穿云锦弥撒长袍的教士。在祭坛的台阶上，跪着身穿带有白色斗篷的红色法衣的弥撒侍役。

我打开笛子和人声音域的音栓，开始演奏。前面数排精神病患者突然掉过头来，所有人的头都是一下子转过来，仿佛它们是结在一根绳子上被拉过来似的。他们惨白的脸上暗黑的深陷的眼睛，毫无表情地凝望着上面的管风琴。他们的脸像扁平而光亮的圆盘在昏暗的金色光线中浮动。有时，在冬天，在黑暗中，这些脸酷似巨大的圣饼，这些圣饼正等待着圣灵光临。病人们不习惯管风琴，他们没有过去，没有回忆，每逢星期日，为这些被疏远的人举行演出，笛子、小提琴和古大提琴突如其来又一次触动他们的脑子。演奏后，祭坛上的教士开始做弥撒，他们的脸都转向他。

并不是所有精神病人都跟着做弥撒的。后面几排有许多人坐着不动。他们坐在那儿，仿佛裹着可怕的丧服，仿佛在他们周围空荡荡一无所有，可是或许有人觉得情形就是这样。他们或许已经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听不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的话音。他们麻木不仁地、不知其意地倾听由管风琴惨淡地、粗野地传送到那儿的一种音乐。或许他们什么都不想，像大海、生和死那样冷淡。只有我们才使大自然生气勃勃。自然会是如何，如若自然是她本身——这点或许下面那些人会知道的，但是他们不会泄露秘密。他们看到什么，都默不作声。有时，他们仿佛是巴别塔建造人的末代子孙，他们语无伦次，无法将他们从最高露台上所看到的事物告诉他人。

我扫视一下头一排。在右侧，在粉色和蓝色的闪光中，我看见伊莎贝尔阴暗的头。她笔直地跪在长凳上，身材纤细。她那瘦削的头如同哥特式塑像侧向一旁。我停止演奏大提琴和人声的音域，奏起悠扬的音域。那是管风琴最柔和、最动人的音域。我们面临神灵的变化。面包和葡萄酒转变成基督的身躯和血。这真是个奇迹，这同人是由尘土和黏土造成的那个奇迹完全一样。里森费尔德声称， 她一开始就把我搞糊涂了，一切有利因素都在她一边。我虽然在战争中失去许多资产阶级的概念，但是这不过使我变得玩世不恭，使我有些绝望，并没使我变得优越和自由。我坐在那儿，凝视着她，仿佛她没有重量，在飘浮着，而我却吃力地朝着她踉踉跄跄走去。此外，她的一言一语常常闪烁着超人的智慧，只是要推迟一些时间，然后就令人吃惊地现出一幅深远的景象，它可以使人的心脏搏动起来。然而每次我想把握它时，轻纱和迷雾又飘来把它遮上，于是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

她头一天就吻我，她的动作做得那么自然，因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改变我没有觉察的事实。我觉察出来了，它使我兴奋，但是后来它却像一个浪头拍打暗礁的障碍物一样——我知道，她所想象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别人，是个幻想中的人，一个叫罗尔夫或鲁道夫的人，或许她所想象的也不是那个人，而只不过是些从阴间的暗流里涌上来的名字，没有根源也没有关联。

她从那时起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来到花园，如若下雨，她就到礼拜堂来。我从女总管那里得到许可，只要我愿意，可以在弥撒之后练习管风琴。天气不好时我这么做。我实际上不是练习，我弹得太差了，我弹管风琴就像弹钢琴一样：我演奏是为了自己，为了某些动摇不定的幻想，尽可能做到为了某些情调、梦想和对不确定的事物、对未来、对满足和对我自己的渴望。要做到这一点，无须演奏得特别好。伊莎贝尔偶尔也来旁听。她坐在台下昏暗之中，雨拍打着五颜六色的窗玻璃，管风琴声拂过她阴暗的头颅，我不知道她想什么，这情景真奇怪，令人有些感伤，但是在这后面隐藏着会突然提出的为何如此的询问，喊叫，恐惧和沉默。每当我们待在昏暗和发出管风琴声的空荡教堂里时——我们只有两人，仿佛就没有别的人了，我们是由半明半暗的光线、管风琴和雨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如此，我们却是永远分离，没有任何桥梁来沟通，互不了解，没有话语，只有我们之间生命界限上小小守护之火在奇怪地燃烧，我们看到并错误理解这些界限，她以她的方式，我以我的方式，像不聋、不哑、不盲的聋哑盲人，并因此变得穷困多了，失去许多关系，我感觉到这一切，我也感觉到生物身上一些不可思议的孤独。驱使她来我这儿的动机是什么？我不知道，并且永远也不想知道——它已经被埋在瓦砾和山崩之中了——但是我也不明白，为何这种特殊的关系尽管如此还这么使我迷惑。然而我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她想象中的人并不是我，尽管如此，它却使我渴望我不知道的事物，并使我震惊，使我有时无缘无故、毫无意义地幸福或悲伤。

一位身材矮小的护士朝我走来。“女总管想跟您谈谈。”

我站起来，跟着她走。我心里感到不大舒服。或许有个护士刺探了秘密，女总管想对我说，只许我同六十岁以上的病人交谈，不然她就把我解雇，虽然主管医师已经说过，伊莎贝尔有社交活动是好的。

女总管在她的会客室接见我。会客室散发出地板蜡和肥皂味，气氛很是一本正经，丝毫没有春天的气息。女总管是一位瘦削果断的妇女，她亲切地接见我，她认为我是个热爱上帝、相信教会的无可指责的天主教徒。“五月快到了。”她说，直盯着我的眼睛。

“是的。”我回答，并且打量着洁白的窗帘和空荡荡、发亮的地板。

“我们想过，是否可以举办个五月祷告。”

我如释重负，沉默不语。“城里的教会在五月里每晚八点都有个祷告。”女总管说。

我点点头。我了解五月的祷告。黄昏时香烟缭绕，祭器闪烁发光，祷告以后，青年人还在古树参天、金龟子嗡嗡作响的广场上欢腾些时候。我虽然没去过，但是在我当兵前，我就知道了。我同少女们初次接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一切都令人感到兴奋、神秘与和谐。可我并没有想到，这个月每晚八点来这儿弹奏管风琴。“我们至少得每星期日举行一次祷告，”女总管说，“我指的是一次盛大的、有风琴音乐和谢恩赞美歌的祷告。没有音乐的祷告反正每晚将为护士们举办一次。”

我考虑着。星期天晚上待在城里无聊，再说祷告只不过短短一个小时。

“我们所能给的报酬很少，”女总管解释，“像做弥撒所付的那么多。现在这种时候这点报酬并不算多，是吗？”

“是的，”我说，“这并不算多。现在外面通货膨胀。”

“我知道。”她犹豫不决地站立着，“可惜教会的公事程序尚未建立。教会想的是几世纪以后的事。我们只好将就。我们这么做，最终也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钱。不是吗？”

“可以两者兼顾，”我回答，“那就特别幸运了。”

她叹了口气。“我们受教会当局规定的约束。每年只规定一次，而不是经常调整。”

“对于传教士、神父和主教的薪水也是这样吗？”我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她说，脸色略微变红，“但我相信是的。”

我这时已经下定决心。“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我解释，“我们有个重要业务会议。”

“今天还是四月。但是下星期日——或者，如果您每星期日不行，也可以是别的日子。不时举行个真正的五月祷告，那就太妙了。圣母必定会赐福给您的。”

“当然了。只不过困难在于一顿晚餐。八点钟正好在当中。在这之后吃饭太晚，在这之前又匆匆忙忙。”

“噢，原来是这样！如果您愿意，您当然可以在这儿用餐。神父阁下也总是在这里用膳。或许这是个办法。”

这跟我所想的办法完全一样。这儿的饭菜几乎同爱德华那里一样丰盛，如果我同神父一道用餐，肯定还会再加一瓶葡萄酒。由于爱德华废止星期日使用预购的餐券，所以这甚至是条再好不过的出路。

“好的，”我说，“我试试看。关于钱的问题，我们无须再谈了。”

女总管舒了一口气。“上帝会给您赐福的。”

我走回去。园中的路径空无一人。我等了穿山东绸制的黄色连衣裙的伊莎贝尔一些时候。后来城里中午的钟声响了起来，我知道，伊莎贝尔午睡的时候到了，然后医生要来，四点钟之前无事可做。我走出大门往山丘下走去。下面是带有布满绿锈钟楼和冒烟烟囱的城市。七叶树林荫大道的两侧是广阔的田地，每天都有没有危险的精神病患者在那里劳动。精神病医院一部分是公家的，一部分是私人的。私人入院病人当然无须劳动。田地之后是一片树林，林中有小溪、池塘和空地。我少年时曾在那里捕鱼、捉水蜥和蝴蝶。如今才过了十年，但是那时的生活似乎是另一种样子，似乎是在遥远的时代。那时，生活平静地度过，有机地发展，从童年起，一切都有条不紊。战争把它改变了，从1914年起，我们过着一段动荡不定的生活，然后是第二段和第三段。这些生活并不连贯，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凑合在一起。因此要理解伊莎贝尔以及她的各种不同的生活就不太难了。只不过她在这方面似乎比我们好些，若是她过着一种生活，她就忘记所有其他的。而我们的生活，每个阶段都是乱七八糟的。我们的童年由于战争而中断，而后是饥饿的时代和欺骗的时代，是战壕的时代以及渴望生存的时代，这一切阶段中，有些东西给留了下来，并且使人不安。这是无法简单地抛到脑后的。童年的天堂、残杀的知识、被夺去的青春、过早认识玩世不恭，总是令人吃惊地一再出现，并毫不妥协地相互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