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_莫斯科日记

1月1日

大街上在卖新年花束。经过斯特拉斯诺伊广场时我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长长的枝条，上面粘着绿色、白色、蓝色和红色的纸花，一直粘到顶端，每个枝丫上粘一种颜色的花。我打算写一写莫斯科的“花”，不仅要写英勇的圣诞玫瑰，也要写商贩们在城里走街串巷时自豪地高高扛着的灯罩上的大蜀葵。然后再写写蛋糕上甜甜的糖萝卜。不过，也有“丰饶角”蛋糕，里面塞满了爆竹糖果或用彩纸包裹的巧克力夹心糖。里拉琴形的蛋糕。旧时青少年读物中的制作糕点甜食的师傅似乎只在莫斯科留存了下来。只有这里有形形色色的拉丝糖。严寒中，舔着糖棍能让人感到获得了补偿。还要说一说天寒地冻赋予此地人的灵感：农民的围巾上用蓝色羊毛缝制的图案就是模仿玻璃窗上的冰花而来。大街上的东西真叫人目不暇接。我发现，透过眼镜店里的那种蓝色眼镜，傍晚的天空会突然染上南方的色彩。还有宽大的雪橇，有三个隔层，摆放着花生仁、榛子和葵花籽（现在，苏联的法令禁止在公共场所嗑葵花籽）。我还看见一个小贩在卖玩具娃娃坐的小雪橇。最后，还看见那些锡制垃圾箱——不允许在马路上乱扔东西。此外，再说说商店的招牌：有个别拉丁文的字样：Café（咖啡馆）、Tailleur（裁缝铺）。每间啤酒屋的招牌上都有“Piwnaja”字样——招牌背景上部边缘的暗绿色渐渐褪成了脏兮兮的黄色。许多商店的招牌都呈直角伸到马路上。——新年的早晨，我在床上赖了很久。赖希没睡懒觉。我们说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的话。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将近中午时，我们出了门。那家我们在节假日常去吃饭的地窖餐馆关着门，于是，我们就去了利物浦饭店。这一天特别冷，我很费劲地走着路。吃饭时我坐在一个很不错的角落里，右边是窗户，能看见一座落满雪的院子。现在，我已无酒不成餐了。我们点了些冷食。只可惜菜上得太快，我可真想在那间只摆了几张桌子的、安着木质护墙板的屋子里多坐一会儿啊！饭店里没有一个女人。这令我感到很惬意。在摆脱了对阿丝雅的痛苦的依赖之后，我感到了对宁静的强烈渴望，发现随处都有能满足这一渴望的源泉。当然，众所周知，首要的是吃喝。就连想象我的漫长的归程也令我感到些许的舒坦（只要不像前几天那样为家事而心烦意乱）。设想读一本侦探小说（虽然已很少再读了，但有这样的念头）；每天在疗养院玩多米诺骨牌，有时能以此消解我和阿丝雅的紧张关系。不过，据我所知，这一天我们没有玩多米诺骨牌。我请赖希替我买些橙子，我要送给阿丝雅。我这么做倒并不完全是因为前一天晚上阿丝雅要我 1月4日

我拜访柯刚的日期到了。可是，尼曼早上打电话通知我下午一点半到卡梅涅娃学院，要去参观克里姆林宫。上午，我待在家。学院里集合了大约五六个人，除我以外看起来都是英国人。接着，我们就在一位不怎么招人喜欢的先生的向导下徒步前往克里姆林宫。走得很快，我费力地跟着。最后，一队人不得不在克里姆林宫的入口处等我。围墙里面首先叫人惊讶的是政府大楼过度整洁的外表。我只能将此与模范城市摩纳哥的所有建筑——一个紧邻统治者的特权阶级的住宅区——给人的印象相比。甚至连建筑物正面粉刷的亮白色或奶黄色都很相似。不过，在摩纳哥，一切都在光与影的变幻中形成鲜明对照，而此地则到处是一片均匀的雪光，色彩从这雪地的光亮中更加平静地凸显出来。此后，当天色渐渐变暗，雪地似乎在不断地延展。在政府大楼闪亮的窗户近旁，塔楼和圆顶耸入夜空：被制服了的纪念碑，它们在胜利者的大门前站岗。在这里，车灯也射出耀眼的光束刺入黑夜。车灯的光线令克里姆林宫里宽阔的骑兵训练场上的马匹惊恐不安。行人在小汽车和不听使唤的马匹中间艰难前行。运雪的雪橇排成长龙，有个别骑马的人。一群群默不作声的乌鸦落在雪地上。克里姆林宫大门口的哨兵站在耀眼的灯光中，身着扎眼的土黄色毛皮大衣。他们头顶上闪烁着指挥出入口交通的红灯。莫斯科所有的颜色在这里，俄罗斯的权力中心，汇聚成一面棱镜。红军俱乐部面朝着这片场地。离开克里姆林宫前，我们走了进去。房间里窗明几净，看起来比其他俱乐部的房间要简朴、整洁。阅览室里有许多象棋桌。由于列宁本人也下象棋，象棋就在俄国获准通行了。墙上挂着一幅木刻浮雕，是一幅轮廓简化了的欧洲地图。地图旁边安着一个手柄，转动这个手柄就会在俄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依次按时间顺序亮起一个个点，那是列宁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过，这个装置不太好使，总是有好几个地方会同时亮起。俱乐部有个借书处。我觉得一张布告很好玩，上面图文并茂地说明了有哪些方法可以使图书免遭污损。另外说一下，此次参观的向导组织得很差。我们好不容易到达克里姆林宫时已将近两点半了，随后，当我们参观完军械库后终于踏进教堂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里面什么也看不清。不过，由于教堂里的窗户又小、安装得又高，无论如何总是需要内部照明的。我们走进了两座大教堂：大天使大教堂和乌斯佩斯基大教堂。后者过去是沙皇加冕的教堂。其内部为数众多却非常局促的空间想必体现了权力的高度克制。由此而必定给那些仪式造成的紧张氛围，如今已很难想象。在教堂里，那位讨厌的参观负责人退到一旁，和蔼的老勤杂工举着蜡烛慢慢地照着一面面墙壁。尽管如此，却很难看清楚什么。那许多外表看起来似乎差不多的画像也无法给外行传递任何信息。不过，还有足够的光线能让人从外面观赏这些美丽的教堂。尤其令我记忆犹新的是雄伟的克里姆林宫里的一处回廊，那里有一个挨着一个的闪闪发光的彩色小圆顶。我相信，公主们的闺房就在那里。克里姆林宫所在的地方曾经是一片森林，其最古老的教堂就叫作“林中的救世主堂”。后来，这里教堂林立。尽管末代沙皇们为了兴建新的无关紧要的建筑拆除过教堂，剩下的教堂仍多得足以构成一座教堂迷宫。这里也有许多圣像站立在教堂的外墙上，从最高处的铁皮屋檐下像躲避风雨的鸟儿一样俯瞰着下方。他们低垂着曲颈瓶似的脑袋倾诉哀伤。可惜，这一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于参观军械库庞大的收藏了。这些壮观的收藏令人眼花缭乱，可是，当你想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克里姆林宫本身雄伟的地形和建筑时，参观这些收藏却只会令你分心。人们很容易忽视克里姆林宫之美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些开阔的广场上没有一处纪念碑。与此相反的是，在欧洲，几乎没有哪个广场没有在19世纪的进程中因为设立纪念碑而亵渎、破坏了其内在的隐秘结构。在军械库的收藏中，我特别留意到一架四轮马车，那是拉祖莫夫斯基亲王送给彼得大帝的一个女儿的礼物。马车上臃肿的、像波浪般起伏的装饰叫人即便是站在平地上也感到头晕目眩，就更别说想象它在路上颠簸的样子了。当得知这辆车是由法国海运过来的之后，这不舒服的感觉简直就到顶了。所有这些财物都是以一种没有未来的方式获得的——不仅是它们的格调，还有获得它们的方式本身都已经消亡了。它们肯定给其最后的占有者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可以想见，拥有这些财宝的感觉能令他们几乎丧失理智。不过，收藏的入口处如今却挂着一幅列宁像，就像在一个原先供奉神灵的地方由皈依了的异教徒竖起了一个十字架一样。——这一天剩余的时间基本荒废了。没能吃上饭。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已近四点。去找阿丝雅时，她却还没有从她的女裁缝那儿回来。我只看到了赖希和那位回避不了的同屋。不过，赖希等不及就走了。随后不久，阿丝雅现身了。很遗憾，后来话题转到了那本关于巴洛克的书上，她说了些寻常的看法。后来，我读了一些《单行道》里的内容。戈罗丁斯基（？）邀请我们晚上去做客。不过，就和当初在格拉诺夫斯基家一样，这次我们也错过了晚餐时间。因为，就在我们出门前，阿丝雅来找赖希说话。当我们晚了一个小时到场的时候，只遇到了戈罗丁斯基的女儿。这天晚上真拿赖希没有办法。我们长时间地到处寻找饭馆，能让我好歹吃些东西。我们走进了一家用粗糙的木板隔断的、简陋至极的“雅座”，最后，来到卢比扬卡街附近的一家并不招人喜欢的啤酒屋吃了些难吃的东西。之后，又去伊列什家待了半小时。他本人不在，他的妻子为我们煮了上等好茶。然后回家。我原本还想和赖希一起去电影院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可他太累了。

1月5日

莫斯科是所有大城市中最安静的，下雪天更是如此。马路乐团里的主打乐器——汽车喇叭在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演奏者。小汽车很少。与其他中心城市相比，这里的报纸也很少，基本上只有一份马路小报和唯一的一张每天下午三点左右面世的晚报。此地小贩的吆喝声也很轻。大部分的街头买卖是非法的，因此不想引人注意。小贩们很少吆喝着向路人兜售，而是以低沉的声音——如果算不上是耳语的话——与人交谈，不免有些许叫花子般乞求的语气。只有一种人能在此地的大街上喧闹地行走，就是那些背着背囊收买破烂的小贩。他们那悲戚的叫喊声每周一次或数次响彻莫斯科的大街小巷。这些街道有一个独特之处：俄罗斯的乡村在其中玩着捉迷藏的游戏。要是你走进任意一道大门——它们往往由铁栅栏锁着，不过，我从未看到过有哪道大门是锁着的——，你就站在了一个广阔的居民区的入口，其面积之广、规模之大叫人以为这城里的空间似乎是不要钱的。一个农庄或一处村落就这么展现在你眼前。地面高低不平，孩子们坐着雪橇，铲着雪。堆放木材、器具或煤炭的仓库填满了角角落落。四周栽着树。简易的木楼梯或额外搭建的屋棚使得那些临街的、外表显得十分城市化的房屋的侧面或背面具有俄罗斯农家宅院的面貌。由此，街道便增添了一道乡村风光。——莫斯科处处看上去都不怎么像这座城市本身，倒是更像郊外。湿软的土地、木板售货棚、一批批运输的原材料、被赶去屠宰的牲畜、破落的小酒馆等等，在最为中心的城区都能看得到。这天，当我走在苏哈列夫斯卡娅大街上时，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想去看著名的苏哈列夫公园。这里有一百多个售货亭，就像一次盛大的博览会的后续。我从离教堂（尼古拉耶夫斯基大教堂）最近的废铁收购区走了进去。教堂那一个个蓝色的圆顶高高地隆起在市场上空。在这里，人们就把商品摆放在雪地上。你能发现旧锁、米尺、手工艺工具、厨房用具、电气材料等等。这里也能当场维修东西。我看见有人在凑着火焊接。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可坐，大家都站着，不是在闲谈就是在交易。市场一直延伸至苏哈列夫斯卡娅大街。当我走过那许许多多的铺位和那些由售货棚连成的大道时，我明白了，此处的这种市场与博览会的布局也决定了莫斯科街道的大部分面貌。街上有钟表区和服装区，有电气材料和机械贸易中心，然后就又是一条条街，街上一家商店也找不到。在这里的市场上，能发现商品的建筑学功能：布块和布匹成了壁柱和圆柱；鞋子、毡靴被系着鞋带成排地挂在售货台上方，成了售货棚的屋顶；大大的手风琴形成了一堵堵声墙，有点儿像会唱歌的门农石像。我在此处的玩具摊位区终于找到了我要的铜茶炊，可以用它装饰圣诞树。我 * * *

[1] 原文此处内容不详。

1月9日

进一步考虑：入党否？重大的好处：稳固的职位，一个即便只是可能的席位。有组织、有保障地与人接触。反之则是：身为一个由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度里的共产党员，意味着必须完全放弃个人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把组织自己的生活这一任务交付给了党。而在无产阶级遭受压迫的地方，就必须不计一切迟早可能产生的后果投身到受压迫的阶级中去。先锋位置——要是在这个位置上没有那些其做派每每向人表明这一位置之可疑之处的同人的话——具有诱惑。在党内：巨大的好处是能将自己的思想好似投射到一个规定的立场。不过，至于是否被准许做局外人最终取决于一个问题，即在不成为资产阶级，同时又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能否凭借自身有据可依的、实实在在的利用价值而置身局外。是否能为我今后的工作，尤其是具有形式和形而上学基础的学术工作，做出具体的解释呢？我的工作形式中有哪些“革命的东西”？其中究竟是否存在“革命的东西”？我非法地混迹于资产阶级作家中间是否有意义？避开某些“唯物主义”的极端是否对我的工作大有裨益？或者，我是否必须在党内寻求应对极端之道？此番思想斗争关乎所有我迄今所做的专业工作中的保留之处。这场斗争必须随着入党——至少是试验性的——而结束，倘若在这一狭窄的基础上我的工作不能追随我的信念，不能使我安身立命的话。只要我人在旅途，自然就无法考虑入党的事。——这天是周日。上午进行了翻译。中午在波尔沙亚·德米特洛夫卡大街的一家小餐馆用餐。下午在阿丝雅处，她感觉很糟。晚上独自在房里翻译。

1月10日

早晨和赖希起了争执，极不痛快。争执的起因是他又提到了我此前的建议，把我写的关于迈耶霍尔德剧院的那场争论的报告读给他听。我现在已经没这想法了，却还是极不情愿地给他读了。经过了此前几次关于给《文学世界》所写的几篇报告所做的交谈之后，我知道这次谈话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于是，我读得飞快。可是，我坐在那把迎着光的椅子上，坐姿实在太难看了，仅凭这一点我就已预知结果会如何。赖希克制着，极力保持镇定地听着。我读完后，他只说了几句话。他说话的语气刹那间就引发了争吵。我们越吵越不可收拾，争吵的内容已和争吵的真正起因无关。就在我们唇枪舌剑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阿丝雅来了。她很快又走了。她在的时候，我沉默寡言埋头翻译。我怀着极其糟糕的心情离开了，要去巴塞基那里口授几封信和一篇文章。那位女秘书虽然很有贵妇的派头，我却很喜欢她。我听说她打算重返柏林，就把我的名片给了她。我不想中午和赖希碰面，就买了些东西回房里吃。去看阿丝雅的路上我喝了咖啡，后来从她那儿回来时，我又去喝了咖啡。阿丝雅感觉很糟，很快就累了，我就让她独自待着，好睡觉。不过，我们还是有那么几分钟在房里单独相处的时间（或者是她显得好像我俩是单独相处的样子）。那时她说，要是我再来莫斯科并且她已康复的话，我就用不着这么孤单地东走西逛了。不过，要是她在这里无法康复，她就去柏林，到那时我得在我房里给她一个角落，挡一道屏风，她要让德国医生给她看病。晚上我独自在家。赖希来得很晚，还讲了些事情。然而，因为早上的那场冲突，我已明确了这一点：在莫斯科期间我不打算在任何事情上再依赖赖希了，要是没有他我的莫斯科之行不能有所收获的话，离开此地就成了唯一的明智之举。

1月11日

阿丝雅又需要注射了。这天她要去诊所。前一天我们约好，她来接我，我再陪她坐雪橇去那里。可是，她直到将近十二点才来。她已经在疗养院打了针。打过针后，她有点儿亢奋。我俩单独在楼道里时（我要打电话，她也要打），她突然心血来潮，像当初那般任性地紧搂着我的胳膊。赖希在房里站着岗，看样子没打算离开。就算阿丝雅这次是上午到我房里来的，也是徒劳。我再拖延几分钟离开也无济于事。她没有说要和我一起走。于是，我就让赖希和她单独待在一起。我去了彼得罗夫卡大街（却还拿不到我的护照），然后去了美术文化博物馆。这桩小小的突发事件使我最终决定打道回府，毕竟归期也日益临近了。博物馆里可看的东西少之又少。后来我听说，拉廖诺夫、冈察洛娃都是赫赫有名的画家。他们的东西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看起来和挂在三个展厅里的其他大多数东西也差不多，完全受同时期的巴黎和柏林绘画的影响，模仿得毫无技巧。中午，我去文化处为巴塞基、他的女友和我自己取马拉亚剧院的戏票，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不过，由于没能同时打电话通知剧院，到了晚上，我们的票作废了。巴塞基来了，没带女友。我原本想和他去看电影，可他要吃饭，我就陪他去了萨沃伊饭店。这家饭店要比莫斯科大饭店朴素得多。同巴塞基在一起很无聊。除了谈他的私事，别的他一概不谈。就算是谈了，也明显看得出他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消息灵通，又是多么善于向他人提供信息。他不断翻阅着《红旗》。之后，我坐他的车陪了他一程，直接回了住处。还翻译了点东西。——这天上午，我（在彼得罗夫卡大街）买了 1月14日

这一天以及随后一天都叫人不痛快。时钟已指向“离别”。天越来越冷（最低温度持续在零下二十多度[1]），剩下的任务越来越难完成。此外，赖希近来病情发作，症状越来越明显（我还不清楚他得了什么病），能为我办的事也就越来越少了。这天，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坐车去看望达佳。我利用上午的时间参观了位于卡兰切夫斯卡娅广场的三座火车站：库尔斯克火车站、十月火车站（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由这儿始发）及雅罗斯拉夫斯基火车站（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由这儿始发）。火车站的餐厅里摆满了棕榈树，走出餐厅能看到一个粉刷成蓝色的候车室，感觉像在动物园的羚羊屋里。我在那里边喝茶边考虑离开的事。我的眼前有一个漂亮的红袋子，里面装着极好的克里米亚香烟，是我在火车站前的一个售货亭买的。后来，我又搞到了一些新玩具。奥霍特尼街上站着个卖木头玩具的商贩。我注意到，在此地的街头交易中有些商品是成批成批出现的。比如说，我在这里 1月17日

前一天拜访巴塞基的最重要的收获是，我请他帮我办离境手续，他答应了。为此，他让我周一（16日[1]）早点儿去接他。我到了，他还在床上。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可真难。十二点一刻，我们才终于站在了凯旋广场上，而我十一点钟就到他那里了。之前，我在那家常去的小甜品店喝了咖啡，吃了一块蛋糕。这么做是对的，因为这天要办很多事，没工夫吃午饭。我们先去了彼得罗夫卡大街的一家银行，巴塞基要取钱。我自己换了些钱，还只剩下五十马克。随后，巴塞基拉着我进了一个小房间，把我介绍给一位他认识的银行经理，希克博士，对外业务部经理。此人曾长期旅居德国，在那里读了大学</a>，无疑出身有钱人家，在专业素养外始终对艺术怀有兴趣。他读了我的那篇刊登在《莫斯科晚报》上的访谈。巧的是，他在德国上大学期间结识了谢尔巴尔特本人。这立刻就为我们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短暂的交谈结束时，他邀请我20日一起吃饭。随后去彼得罗夫卡大街，我拿到了护照。紧接着坐雪橇去“人民教育委员会”，我的过境材料得密封保存。这天，我最后办成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让巴塞基再次坐上雪橇和我一起去了“上贸易行”的那家国营商店“Gum”，那里有我心仪已久的泥人和骑士。我俩一起买下了所有的存货，我挑了其中的十个最好的。每个只要十戈比。我没有看走眼：店里的人告诉我们，这些维亚特卡制造的工艺品将不会再到莫斯科来了，因为它们在这里已经没有市场了。我们买下的是最后的货色。巴塞基还买了些农民织的布。他带着大包小包去萨沃伊饭店吃饭，而我却只有时间回去放东西。四点到了，我得去见阿丝雅。在她房里没待多长时间，我们就去看赖希。玛尼娅已经在那儿了。不过，就这样，我们还是有几分钟单独相处的时间。我请阿丝雅晚上去我那儿——十点半前我都有空——，她回答说，如果可能就去。赖希的情况好多了。在他那里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将近七点，我们离开了。晚饭后，我等着阿丝雅的到来，却枉费心机，十点一刻左右我坐车去巴塞基家。可是，那里也没有人。据说他一整天都没有回家。他家的杂志要不是我已看过的就是令我生厌的。等了半个小时，我正打算走下楼去，却碰到了他的女友——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她不愿单独和他一起去俱乐部——，她坚持要我再等等。我照办了。巴塞基随后也到了。原来他不得不去听里科夫在“苏联航空化学建设促进协会”大会上所做的报告。我请他帮我填写了出境签证申请表，然后，我们就一起离开了。在电车上，我就被介绍给了一位剧作家，此人也正要前往俱乐部。俱乐部里人满为患，我们三个刚找到一张桌子坐下，灯就灭了，这表明音乐会要开始了。我们不得不站起身。我和巴塞基一起在前厅就座。几分钟后，德国总领事出现了。他身穿晚礼服，刚从一家英国大公司在莫斯科大街举办的晚宴上而来。他与在宴会上遇见的两位女士约好到此会面。不过，女士们没有来，他就和我们待在一起。一位女士——据说以前是位公主——唱着民歌，嗓音甜美。我不时去黑暗的餐厅，在通往灯火通明的音乐厅的过道里站一会儿，接着又回到前厅坐下。我和总领事交谈了一番，他表现得彬彬有礼。然而，他的长相却不免粗俗、肤浅，那样子与我自出国以来所见到的德国外交官的形象非常吻合，就像孪生兄弟弗兰克和佐恩一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四个人，因为领馆的秘书也和我们一起坐到了桌旁，我可以非常自如地观察他。饭菜很好，又有加了调料的伏特加，还有开胃菜、两道主菜和冰激凌。观众是最糟糕的观众。他们中间没几个艺术家——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多的是那些新经济政策造就的资产阶级。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新兴的资产阶级完全遭人唾弃，甚至连外国使节也瞧不起他们——这是我从总领事关于他们的言谈中得出的结论，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说的是实话。这一阶级的十足的贫穷本性在随后的一曲舞蹈中暴露无遗。那舞蹈无异于小地方的舞会，叫人倒足胃口。舞跳得糟糕透了。遗憾的是，因为巴塞基的女友舞兴正浓，我们的娱乐一直持续到了四点。伏特加使我浑身乏力，喝咖啡也没法提起精神，而且肚子还疼了起来。我真高兴终于能坐上雪橇回旅馆了。将近四点半我上了床。

* * *

[1] 据所载日记内容推算，此处写16日疑有误，当为17日。

1月18日

上午，我去玛尼娅家看望了赖希。我有些东西要带给他，同时也为了和和气气地消除前几日他生病前我俩之间产生的摩擦。我专注地听他读了一本关于政治和戏剧的著作的写作提纲，因此而赢得了他的心。他打算将这一著作交由一家俄国出版社出版。此外，我们还讨论了一本关于剧院建筑的著作的写作计划，谈到他可以与珀尔茨希合写此书，并且认为基于对舞台布景及戏剧服装的反复的戏剧学研究，此书肯定会大受欢迎。我离开前，还给他去街上买了香烟送上楼去，并答应去“赫尔岑之家”为他办桩事。然后，我就去了历史博物馆。我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圣像馆藏极为丰富，我发现其中还有大量十七八世纪的晚期作品。在那些时期的作品上，圣子耶稣基督在母亲臂膀里的行动自由是历经多长时间才获得的啊！同样历经了数世纪之久，圣子的手才找到了圣母的手：拜占庭的画师只是让他们面对面而已。之后，我快速地在考古展室里走了一圈，只在阿托斯的几幅画前停留了片刻。离开博物馆时，我对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教堂那令人惊异的神秘的感染力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在莫斯科期间，要数这座大教堂给我留下了最为强烈与独特的印象。由革命广场一路走向红场，地势缓缓抬高，大教堂的圆顶就好像在一座山的背后渐渐显露。这正是其神秘之处。这天阳光明媚，我又一次满心喜悦地看到了大教堂。在“赫尔岑之家”，我没有拿到给赖希的钱。四点一刻，我站在了阿丝雅的房门口，房里黑乎乎的。我轻轻地敲了两次门，里面没人应声，我就走到游戏室去等。我读了《新文学》。一刻钟后我再次去敲门仍然无人应答，于是，我就推开了门，发现里面没有人。我很生气，阿丝雅没有等我，这么早就离开了。不过，我还是去了赖希那里，想试试能否和她约好晚上见面。我和她一起去马拉亚剧院的计划因为赖希在早晨对此表示了反对而无法实现。（后来，我的确得到了这晚的戏票，却毫无用处。）在楼上，我压根儿就没脱衣摘帽，一直默不作声。玛尼娅又在解释着什么，非常热切，声音大得可怕。她给赖希看一本统计图册。突然，阿丝雅转过身来，出其不意地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她没有去我那里，是因为她头疼得厉害。我穿着大衣躺在沙发上，抽着那个我专门在莫斯科抽的小烟斗。最终，我好歹得以告诉阿丝雅，我希望她晚饭后到我那里去，我们一起出门或者我给她朗读一段描写女同性恋场景的文字。随后，我决定再待会儿，就几分钟，以免叫人觉得我去那里就只是为了对她说这些话。不一会儿，我站起身，说我要走了。“去哪里？”“回去。”“我还以为你还会同我一起回疗养院的。”“你们不是要在这里待到七点钟吗？”我不免有些虚情假意地问道。其实，我上午已经听说赖希的女秘书很快就会前来。最终，我还是留了下来，但没和阿丝雅一起回疗养院。如果我现在给她时间好好休息的话，我就更有可能期待她晚上的到来。在此期间，我为她买了鱼子酱、橙子、糖果和蛋糕。我还在摆放玩具的窗台上放了两个泥人，阿丝雅后来给自己挑了一个。她果真来了——一来就解释说：“我只能待五分钟时间，必须马上回去。”不过，这次只是个玩笑而已。我很有把握地感觉到，最近几天，就在激烈的争吵之后，她觉得自己越发为我所吸引了。不过，我不知道程度有多深。她来的时候，我正心情大好，因为我刚收到了许多信件，有一些来自维甘德</a>（威利·维甘德）、穆勒-雷宁（阿图尔·穆勒-雷宁）以及埃尔泽·海因勒的好消息。信还在床上，我是在床上读的信。朵拉写信告诉我钱已寄出，于是，我决定再短期延长一下逗留时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阿丝雅，她听说后就搂住了我的脖子。几星期以来，形势一直于我不利，对阿丝雅的这般举止我早已不做任何奢望，因此，过了好一会儿，它才让我高兴起来。我就像个细颈的瓶子，而有人正把一桶水往里面倒。于是，我有意逐渐自我收缩，直至将外界那饱满而又强烈的印象抵制在外。不过，这种情况后来从我身上消失了。起初，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再三请求阿丝雅给我一个吻。然后，突然就像转换了电路似的，在我正说着话或正打算朗读的时候，阿丝雅却一再地要求我吻她。心底那几乎已被忘却的柔情重又浮上心头。在这期间，我把买的食物拿给她，还有泥人。她挑了一个，现在这个泥人就摆在疗养院里她的床位对面。我又一次谈到了我的莫斯科之行。前一天，在我们去赖希那里的路上，阿丝雅其实已经对我说了至关重要的话，我现在只需要把它们重复一下：“在我的生命中，莫斯科已然成了这么一个所在，我只能通过你来体验它——这是真的，全然不考虑儿女情长、多愁善感等因素。”不过，我接着说——这些话也是她之前先对我说过的，六个星期的时间的确只能让人在一座城市里略有家的感觉，特别是在语言不通且因此而处处碰壁的情况下。阿丝雅叫我把信都收拾起来，她躺上了床。我们久久地亲吻着。我内心最深的感动来自她双手的抚摸。她以前也对我说过，所有与她亲近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双手所释放出的强大的力量。我的右掌紧贴着她的左掌，许久未离。阿丝雅想起了一封很小的漂亮的信，那是我在那不勒斯的一天晚上，在德普雷蒂斯大街上给她的，当时街道上空无一人，我俩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门前的桌旁。我要在柏林把这封信找出来。随后，我朗读了普鲁斯特描写的女同性恋场景。阿丝雅领会了其中狂烈的虚无主义：普鲁斯特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闯进了小市民内心那井然有序的、写着“性虐待狂”字样的小房间；又是如何毫不留情地将一切砸得粉碎，致使那光净整洁的堕落的构想荡然无存，而在所有的断裂处，恶都赤裸裸地昭示着“人性”，或可谓之“善”，即恶自身的实质。在向阿丝雅阐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与我的那本巴洛克书的倾向是多么契合。前一天晚上，我独自在房里读书，读到一处关于吉奥托之仁爱的独特阐述。当时，我就像此刻一样意识到，普鲁斯特在这一阐述中所生发的观点与我自己试图对讽喻这一概念所做的理解完全吻合。

1月19日

我对这一天几乎无可置评。由于推迟离境，我得以稍事休息。前一阵忙于办事和参观，人很疲惫。赖希重又在我这儿睡了。早上阿丝雅来了。没过一会儿，她就得去参加一个关于她任职的会议。她在场的片刻时间里，我们谈到了毒气战。起初，她激烈地反驳我的观点，不过，赖希进行了干预。最后，她说，我该照着我所说的写，我决定就此问题给《世界舞台》写一篇文章。阿丝雅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我去见格内丁。我们匆匆聊了几句，确认了一下上周日我俩错过了见面的事，他邀请我下个星期天晚上去瓦赫坦戈夫那里，还指导我如何办理行李报关。去见格内丁以及从他那里回来的路上，我经过了“契卡”大楼。大楼前总有一名士兵端着步枪刺刀在巡逻。然后去了邮局。我发了封电报让人汇钱。中午，我在周日经常光顾的那家地窖餐馆吃了饭，然后坐车回家休息。在疗养院的大厅里，我刚在这一头遇到了阿丝雅，紧接着又在另一头遇到了赖希。阿丝雅得去洗澡，我就一直和赖希在她房里玩多米诺。阿丝雅来了，说起了上午的会议给她带来的工作前景，她有可能得到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在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一家剧院，那里每周为无产阶级儿童演出两场节目。晚上，赖希去见伊列什。我没有同往。将近十一点，他出现在我房里，不过，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按计划一同去看电影了。我们就前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死尸”这一话题进行了简短且几乎毫无结果的交谈。

1月20日

上午，我在自己房里写了较长时间的文章。赖希下午一点要去《百科全书》编辑部办事，于是，我就想趁此机会也去一下，倒不是为了去强行推销我写的“歌德”词条（对此，我已完全不抱希望），而是为了听从赖希的建议，同时也让自己在他的眼里显得不那么懒惰。否则，他也有可能将“歌德”词条的遭拒归咎于我自身之缺乏热忱。当我最终与有关的一位教授面对面坐下时，我忍不住要笑。他一听说我的名字马上就跳了起来，拿过我写的词条，还叫来一位秘书帮忙。他开始约我写巴洛克方面的文章，而我表示接受“歌德”词条是继续合作的前提。然后，我历数了已发表的文章，并按赖希的要求直言自己的能力。我正说着，赖希走了进来。不过，他离我远远地坐了下来，和另一名官员交谈了起来。我将在数日之后得到答复。随后，我在大厅里等赖希，不得不等了很长时间。我们一起离开时，他告诉我，他们正考虑委托瓦尔策尔来写“歌德”词条。我们去见潘斯基。真不敢相信，不过这也有可能，他才二十七岁，这是赖希后来告诉我的。活跃于革命时期的那一代人都渐渐老去，似乎国家形势的稳定也给他们自身的生活带来了一种通常只有到了老年才能获得的安宁，或者说泰然。潘斯基待人一点儿都不亲切，莫斯科人不该是这个样子的。他预先告诉了我下周一将要放映的几部电影，这些是我在完成《文学世界》向我约稿的那篇反对施密茨的文章前想看的。我们去吃了饭。饭后我回家，因为赖希想单独同阿丝雅谈谈。我后来去了一个小时，接着就去了巴塞基那里。晚上在银行经理马克西米利安·希克家的一大失望是没有晚餐。我中午几乎没吃什么东西，饿得饥肠辘辘。因此，好不容易等到上茶点的时候，我就狼吞虎咽地吃了不少糕点，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希克出身富裕之家，曾在慕尼黑、柏林和巴黎读过大学，还在俄罗斯卫队服过兵役。现在，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住在一间用门帘和隔板一隔为三的屋子里。他兴许是那些被此地人称为“曾经的人们”的一个很好的典型。这不仅是就其社会关系而言（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他所拥有的地位肯定不是微不足道的）。成为“曾经”的是他那富于成果的创作时期。他曾在《未来》这样的期刊上发表过诗歌，也给一些如今早已销声匿迹的杂志写过文章。不过，他仍保留着当年的热情，他那小小的书房里有着一批虽不算庞大，却属精良的19世纪法、德著作的收藏。有些藏书非常珍贵，希克说起了它们的价钱，一听便知书商把它们当成了废纸。喝茶时，我试图从希克那里得到一些关于新时期俄罗斯文学的信息，却完全是白费劲。他按自己的理解一味谈论着布留索夫，其余几乎一概不提。我们谈话时，旁边始终坐着一位十分娇小的女子，看得出她是没有工作的。不过，她对书籍也不感兴趣，好在有巴塞基应酬她。希克希望我在德国能帮上他一些忙，为此，他送给我一大堆不值钱的、乏味的儿童书籍，我又不能全然拒绝。只有一本我倒是愿意拿走，尽管也没什么价值，却很漂亮。离开时，巴塞基答应带我去看一家妓女咖啡馆，以此引诱我兴高采烈地到了特韦尔斯卡娅大街。在咖啡馆里，我虽然没看到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但好歹还吃了些冷盘鱼和一只螃蟹。巴塞基坐着一架大雪橇，把我带回了萨多瓦娅大街和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十字路口。

1月21日

这天是列宁的祭日。所有的娱乐场所都关了门。不过，对商家和机关办公室而言，出于“经济管理制度”的考虑，要到 1月22日

赖希来的时候，我还没洗漱，却在桌边坐着写东西。这天早晨，我比往常更没兴致与人应酬。工作时我也不愿受人干扰。不过，一点半左右我打算离开时，赖希问我去哪儿，我这才知道，他也要去阿丝雅邀请我去的那家儿童剧院。这就是说，我所获得的全部优待无非是提前一天在剧院大门口白白站了半个小时。尽管如此，我还是先走一步，打算去经常光顾的那家咖啡馆吃点热的东西。可是，这一天咖啡馆也都关着门，这一家更是还在“维修”期间。于是，我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慢慢地走到了剧院。之后赖希来了，接着阿丝雅和玛尼娅也来了。既然我们已成了四人团队，我对这事就没什么兴趣了。反正，我也不可能待到结束，因为我三点半要去见希克。我没有强行要求坐到阿丝雅旁边去，而是坐在了赖希和玛尼娅中间。阿丝雅要赖希给我翻译台词。这出戏似乎讲的是一家罐头食品工厂的成立，看似有强烈的反英国的沙文主义色彩。休息时我离开了。此时，阿丝雅为了让我留下，甚至要我坐到她旁边去，可我不想迟到，更不想筋疲力尽地去见希克。希克本人却还完全没有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停当。在公交车上，他说起了自己在巴黎的日子，讲到纪德曾经拜访过他等等。拜访穆斯金是值得的。尽管我只看到了一本真正重要的儿童书籍，那是一本1837年出版的瑞士儿童年历，窄窄的一小册，里面有三幅非常精美的彩色图画。不过，我还浏览了大量的俄罗斯儿童图书，见识了这些书里的插图水准。它们高度模仿德国图书里的插图，许多书里的插图是由德国的平版印刷厂印刷的。许多德语图书被模仿。我在那里看到的《蓬头彼得》的俄语版很粗糙，挺难看。穆斯金往一本本书里夹纸条，把我对这些书所做的评注写在上面。他是国家出版社儿童图书部的主任。他给我看了一些他制作的图书，其中有些书的正文是由他本人撰写的。我给他讲解了关于纪实著作《想象力》的庞大计划。他看起来对我所说的不甚了了，给人的印象一般。去看他的藏书真是桩悲惨的事情。他没有放书的地方，书就那么胡乱地摆在过道里的书架上，七倒八歪。茶几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不等主人布让我就吃了很多，因为这天我既没吃午饭也没吃晚饭。我们在那里待了将近两个半小时。他最后还让我带走了两本他们出版的书，我心里想着要把它们送给达佳。晚上在家写关于里尔克的文章以及日记。可是——此刻也是同样情况——写作素材太糟糕，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1月23日

我已好久没写日记了，只得概括起来说一说。这天，阿丝雅要为出院做准备。她要去拉赫林那里住，这样的话，总算有一个令人愉快的环境了。几天后，我就想象得出，倘若这么一幢房子早一点为我敞开的话，我在莫斯科会有多少机会啊。现在为时已晚，已无法抓住任何机会了。拉赫林住在中央档案馆的大楼里，在一间又大又整洁的屋子里。她和一名大学生生活在一起。据说那个学生很穷，出于自尊不想与她同住。我们刚认识的 1月27日

我一直穿着巴塞基的那件大衣。——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上午，我又去了一趟玩具博物馆，有望弄到一些照片。我看了巴特拉姆书房里的物品。一张长方形的、狭长的挂壁地图十分引人注目，它寓言般地将历史展现为一条条河流，宛若色彩各异、蜿蜒曲折的缎带。数据和名称按年代先后写在每条河流的河床上。这幅地图绘制于19世纪初，我却以为它还要早上一百五十年。此外，还有一座有趣的八音钟，一幅镶在玻璃盒里挂在墙上的风景。钟的机械装置坏了，钟面也已脱落，原先敲响钟点时，里面的风车、井轱辘、百叶窗和小人会动。八音钟的左、右两侧各挂着一幅浮雕，很相似，也都镶在玻璃里，一幅是“特洛伊大火”，另一幅是摩西“击石取水”的情景。不过，它们是静止不动的。此外，我还看了些儿童书籍、收藏的一副副牌以及许多其他东西。这天（周四）博物馆不开放，我走到巴特拉姆的办公室要穿过一个庭院，旁边就有一座特别漂亮的老教堂。此地的教堂塔楼风格多样，着实令人惊叹。我估计，那些狭长纤细的、形似方尖碑的塔楼可能是18世纪的建筑。这些耸立于庭院的教堂与坐落在周遭只有少数建筑的乡野风光里的村庄教堂无甚区别。从巴特拉姆那里离开后，我立刻回住处去放一幅大木版画——罕见的整版印刷，可惜有破损，被贴在了纸板上。这是巴特拉姆的一件收藏的副本，他把它赠送给了我。随后去赖希处。我在那里遇见了阿丝雅和玛尼娅，她们刚到。（我后来一次再去时才结识了迷人的达莎，她是乌克兰犹太人，最近一段时间负责给赖希做饭。）我到那里时，屋里的气氛很紧张。我竭力避免引火烧身。我觉察出了事情的起因，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我懒得去回忆。之后，就在阿丝雅嘟囔着嘴，生气地给赖希铺床的时候，他俩立刻就起了冲突。最终，我们离开了。阿丝雅千方百计地想着如何找到一份工作，她在路上跟我谈起了这事。我俩只一起走到了下一个电车站台就分手了。希望晚上能见到她，不过，事先得打电话确认她是否还要去见克诺林。我已习惯对这样的约定尽可能地不抱什么希望。晚上她打来电话说，因为实在太累了，她已回绝了克诺林，可是，不巧又从裁缝那儿得到消息，让她当晚务必前往取她的裙子，因为次日裁缝家里就没人了，据说裁缝要进医院。听她这么说，我就彻底放弃了晚上与她见面的希望。不过，情况并非如此：阿丝雅请求我到裁缝家门口去见她，并答应之后随便我带她去什么地方。我们想到了阿尔巴特广场旁的一家酒馆。我俩几乎同时到达了临近革命剧院的裁缝的住处。然后，我就在门口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我确信与阿丝雅走失了，因为我中途曾短暂离开过，去看了一个庭院，这房子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庭院。我又等了十分钟，不断地对自己说这样的等待毫无理智，而她终于来了。我们坐车去阿尔巴特广场。到了那里，我们稍做迟疑，最后走进了一家名为“布拉格”的餐馆。我们踩着宽阔、迂回的楼梯走上二楼，来到一间灯光通明的大厅，那里摆放着许多餐桌，大都空着。大厅右端有个高高的舞台，从那里传来乐队的演奏声、报幕员的话音或一支乌克兰合唱队的歌声，彼此间隔较长时间。我们一开始就换了座位，阿丝雅喜欢坐在窗边。她为自己穿着一双破旧的鞋子走进这么“雅致”的一家餐厅而感到羞愧。她在裁缝那里穿上了她的新裙子，裙子是用已经被虫子蛀了的黑色旧布料做的。她穿着效果很好，总体感觉和那条蓝色的很相似。我们起初谈论了阿斯塔霍夫。阿丝雅点了烤羊肉串，我要了一杯啤酒。我们就这么面对面地坐着，不时想起我的行程，提及此，我俩就互相凝望。此时，也许是 1月29日

这天几乎事事都不顺利。上午十一点左右我到了巴塞基那里，没料到他居然已经醒了，正在工作。不过，我照样还是免不了要等。这回是因为他的邮件不知道放哪儿了，等到找到时已经耽误了至少半个小时。接着还要等他打完字，期间他像平常一样给我看了一些最新的社论的手稿。总而言之，离境手续原本就很麻烦，再加上这样的办理方式就更费事了。这几天来我得出了结论，格内丁让我在莫斯科将行李报关简直是个馊主意。他的建议使我深陷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刁难之中，想到他时，那条往日出行的座右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我深有感触：决不要把不请自说的人的建议当回事。当然还要补充说明一个实际经验，即你既然已经（和我一样）把自己的事情托付于人，你就得严格按照人家的建议办事。可是，就在我离境前的最后那个关键的日子，巴塞基却把我撂下不管了，致使我费了好一番周折才于2月1日，就在我离境的几个小时前，和他给我安排的仆从一起办妥了行李的托运。这天上午几乎一事无成。我们去民警机关取了我的护照和出境签证。我直到后来才想起这天是周六，海关不可能在一点以后还办公，但为时已晚。当我们最终到达“人民外交委员会”时，时间已过两点。因为我们沿着彼得罗夫卡大街一路悠然地走着，接着还去了波修瓦大剧院的行政大楼，通过巴塞基的介绍他们答应给我周日的芭蕾舞票，最后还去了趟国家银行。当我们两点半左右终于到达卡兰切夫斯卡娅广场时，被告知海关官员们刚刚离开。我和巴塞基一起坐上了一辆小汽车，让司机在一个公交车站把我放下，我要坐车去拉赫林家。我们约好了两点半由我去接她，和她一起去列宁山。她和阿丝雅在家。我弄到了芭蕾舞票的消息并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样令阿丝雅感到开心。她说，要能弄到周一的票才好。周一大剧院将上演《钦差大臣》。上午办事不顺利使我既疲惫又恼火，我懒得理睬她。这期间，拉赫林邀请我散步回来后在她家吃饭。我答应了，并确认了阿丝雅到时候也还在。可是，这次散步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住所附近，我们眼看着一辆电车从眼皮子底下经过。我们便朝着革命广场的方向走去——也许拉赫林是想去那里等车，因为那里的线路要多一些。可我不知道。走几步路我倒不觉得累，只是与她交谈起来很费劲，稀里糊涂，似懂非懂，充满了误解。当她问我是否敢跳上一辆正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有轨电车时，我疲惫无力地回答说“好吧”。这其实是我的错，是我让她注意那辆车的，否则，她肯定没看到。她踏上了车厢的平台，车子随即就加快了速度，我就在她旁边追着车子跑了几步，却没有跳上去。她冲着我喊道：“我在那里等您！”我于是慢慢地穿过红场，朝着广场中央的有轨电车站走去。她肯定只在那里等了我一会儿工夫，因为等我到那里时她已不在了。事后才知道，她其实就在附近四下里找我。当时，我就站在那里，搞不明白她可能会在什么地方。最后，我把她冲着我喊的话理解成她会在有轨电车的终点站等我，于是，我登上了那条线路的下一班车，坐了大概半个小时，线路相当直，穿过位于莫斯科河对岸的城区，直到终点站。也许，我在内心深处是有意要独自出行的。事实情况是：与拉赫林一起出行，不管她要带我去什么地方，我都可能会觉得没那么惬意，会很累。而此刻，我迫不得已且几乎漫无目的地穿行于这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区域，倒感到十分愉快。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莫斯科的一些郊区与那不勒斯的港口街巷是多么相似。我还看到了庞大的莫斯科无线电发射塔，其形状与我在别处见过的都不同。在有轨电车途经的公路右侧不时出现几座庄园，左侧则是些堆栈和小屋，其余大都是空阔的田野。莫斯科所具有的乡村气息在这些郊外的马路上突然毫无掩饰地、清楚而绝对地涌现出来。或许也没有哪个城市会像莫斯科这样有着如村野般没有定形的，仿佛始终被消解在恶劣的天气、融化的冰雪或雨水里的开阔的场地了。就在这么一片不属于城区却也算不上乡村的旷野，道路止于一家小客栈门前。拉赫林当然不在那里。我即刻坐车返回，只剩下回家的力气了，就没有应邀去她那里吃饭。我没吃午饭，只吃了几块华夫饼。我刚到家，拉赫林就打来电话。我毫无理由地对她恶声恶气，采取着守势，因此，当听到她言语友善、忍让时，我倍感惊喜、舒坦。从她的话里我首先明白了她不想在阿丝雅面前让这件事显得过于可笑。不过，我还是拒绝了立刻去她那里吃饭的请求。我太累了。我们约定，我七点再去。最令我感到惊喜的是那里只有我、阿丝雅和她三个人。我已记不清我们谈了些什么，只能回想起我离开时——拉赫林先走出了房门——，阿丝雅给了我一个飞吻。接着，我想在阿尔巴特广场找家饭店吃点热的东西，却是白费劲。我要的是汤，人家却给我上了两小片奶酪。

1月30日

我现补记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这是我回到柏林后才领悟到的（我在柏林自2月5日起陆续把这些日记写完，从1月29日记起）。对来自莫斯科的人来说，柏林是座死城。街上的行人个个形单影只，人人都与他人保持着极远的距离，孤零零地置身于宽阔的大街上。此外：当我从动物园火车站乘车去格鲁纳瓦尔特区时，我发现那个我所必经的地区像是被擦过、被刷过了似的，显得过于干净、过于舒适。城市及其居民的形象也是人们精神状况的写照：我看待这一切时所获得的新眼光，是俄国之行的最不容置疑的成果。尽管我对俄国的了解还是少之又少，但我所学到的是，凭着对俄国情况的有意识的了解来观察和评价欧洲。这是一个明智的欧洲人在俄国的首要任务。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对外国来访者而言，在俄国的逗留就是一块精确的试金石。每个人都被迫选择并准确表明他的立场。总的来说，在俄罗斯的经历越偏狭、越私人化且与俄国的社会生活越不合拍的话，就越容易产生各种草率的理论。谁若是深入地去了解俄国的情况，就不会立刻感到触及了抽象的概念，相反，抽象的概念却很容易进入欧洲人的脑海。——在我于莫斯科逗留的最后几天，我觉得街上似乎又多了些出售彩纸工艺品的蒙古商贩。我看到一名男子——不是蒙古人，是个俄国人——除了卖篮子还卖蜡光纸做的小笼子，笼子里关着纸做的小鸟。不过，我也看到了一只真正的白色鹦鹉：在米亚斯尼茨卡娅大街，它蹲在一只篮子上，一个女人在篮子里放了白色的棉麻织物，正在向路人兜售。——我还在别处的街头看到过卖儿童秋千的。那种常在大城市里传播令人难以抗拒之忧伤的钟声，在莫斯科几乎听不见。这一点也是我回来后才意识到并学着去爱那钟声的。——我到达亚洛斯拉夫斯基火车站时，阿丝雅已经在那里了。我迟到了，因为周日早上没有巴士，我只得等了一刻钟的有轨电车。已经没有时间吃早饭了。白天，至少上午，是在心情抑郁中度过的。直到从疗养院回来的路上我才好好享受了一番乘坐雪橇的快乐。天气很暖和，太阳在我们背后。当我把手放在阿丝雅的背上时，甚至能感觉到阳光的温暖。给我们驾雪橇的车夫是常给赖希驾雪橇的那人的儿子。这一次我得知，沿途经过的那些迷人的小房子并非别墅，而是富裕的农家。一路上阿丝雅非常开心，正因此，到达目的地后，她很是依依不舍。温暖的阳光下，孩子们在屋外融化的雪地里玩耍，达佳不在他们中间。他们去屋里喊她。达佳的脸上泪痕未干，她穿着破旧的鞋袜，几乎光着脚走下石阶来到大厅。原来，她没有收到寄给她的一包袜子，而且，在过去的十四天里，根本没有人照料过她。阿丝雅情绪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也没法去和医生交涉，尽管她有此打算。她几乎由始至终都挨着达佳坐在大厅里的一张木椅子上，绝望地为她缝补着鞋袜。不过，她后来又责怪自己去补那鞋子。那双便鞋已破旧不堪，无法为孩子保暖。她担心，他们还会让达佳穿上这双破鞋子，而不让她穿像样的鞋子或毡靴走路。我们原本打算和达佳一起坐雪橇去转悠五分钟，却没能去成。其他来探望的人都已走了很久，我们是最后的两个。阿丝雅还坐在那里缝着，有人来喊达佳去吃饭。我们离开了；阿丝雅绝望至极。我们到达火车站时，一列火车刚开走没几分钟，我们不得不等了几乎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就玩了好久“坐哪里”的游戏。阿丝雅坚持要坐在一个我根本无法落座的地方。待到她最后让步时，我却又固执起来，坚持待在选定的位置不动。我们点了鸡蛋、火腿，还要了茶。返回途中，我谈起了伊列什的剧作让我想到的一个戏剧素材：将革命时期运送物资的故事（比如说给囚犯的给养）搬上舞台。下了火车，我们坐雪橇去赖希那里。他已搬入新的住所。阿丝雅也于次日搬了进去。我们在楼上待了很久，等着吃饭。赖希又向我问起了那篇关于人文主义的文章，我对他解释说，在我看来，人们应该特别注意一点，即文人与学者这两个原先统一的类型——至少被统一为学者这一身份——的分道扬镳恰与资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胜利而文人的地位日益下降的事实同时发生。可以确定的是：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在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文人身上，学者与诗人的身份至少是各占一半。的确，学者的身份甚至有可能占得比重更大。我开始觉得背疼了起来。我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不断地受到背疼的侵扰。终于等来了饭菜，是女邻居送来的。非常可口。饭后，我和阿丝雅离开了，我们先各自回去，约好晚上看芭蕾时碰头。从一个醉鬼身边走过，他倒在大街上，抽着烟。我把阿丝雅送上电车，然后自己坐车回旅馆。在旅馆房里，我看到了戏票。晚上有斯特拉文斯基的《木偶的命运》和《精灵》——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曲家的芭蕾舞剧，还有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我很早就到了，在大厅里等着阿丝雅，想到这是我在莫斯科能与她单独说说话的最后一晚，我只希望能与她早早地坐进剧场，长久地等待幕布的开启。阿丝雅来晚了，不过我们尚能及时找到位子落座。我俩身后坐着几个德国人。在我们一排有一对日本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小姑娘们的头发黑得发亮，梳着日本式的发辫。我们坐在距离舞台的 2月1日

早晨，我又去了一次常去的那家甜品店，点了咖啡，还吃了一个酥皮馅儿饼。然后去了玩具博物馆。我预订的照片没有全部弄好。对此，我并不介意，因为这么一来，我就能得到一百卢布的退款（我预付了照片的钱），而此刻我正急需用钱。我没有在玩具博物馆待很久，而是急忙坐车去了卡梅涅娃学院，去和尼曼博士告别，又从那里坐雪橇去巴塞基家，再和他的仆从一起去了售票处，接着坐出租汽车去海关。在那里又得重新办理各种手续，难以描述。在一个收费窗口前，我等了二十分钟。里面正在数着千元的钞票。整幢房子里没人愿意换五卢布的钞票。我的箱子里不仅装着漂亮的玩具，而且还有我的全部手稿，因此，我务必得让箱子也能上得了那趟我已买了车票的火车。由于到了边境处就得把箱子交出去，我就必须要在箱子到达边境的时候在场。终于办成了。不过，我又一次有了这样的体会：人们的骨子里还是奴性十足。面对海关官员的种种刁难与冷淡，那位仆从简直束手无策。当我给了他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把他打发了之后，我松了一口气。紧张的情绪甚至又唤醒了我的背疼。我很高兴能有几个小时的清净。我慢慢地沿着广场上成排的售货亭溜达着，又买了一包克里米亚香烟，袋子是红色的。然后，在亚洛斯拉夫斯基火车站的餐厅里点了一份午餐。我还剩下足够的钱，能给朵拉发一封电报，再给阿丝雅买一副多米诺骨牌。我全神贯注地走着在这座城市的最后的这些路程，它们令我感到愉悦。因为此刻，比起我在此地逗留的大多数时间，我能让自己走更多的路。将近三点，我又回到了旅馆。那个“瑞士人”告诉我，有位女士来过，她留下话说还会再来。我走进房间，又马上去楼上的账房结账。我下楼时才发现写字台上有一张阿丝雅留下的条子。她在上面写道：她等了我很久，还没吃过东西，现在隔壁的餐馆。她要我去找她。我急忙来到大街上，看见她正朝我迎面走来。她只吃了一块肉，还饿着。把她带到我房里去之前，我又跑到广场上去给她买了橙子和甜点。匆忙中我把房门钥匙带走了，阿丝雅就坐在前厅里。我问道：“你为什么不进去？钥匙插在门上呢！”她回答说：“没有啊。”我发现，她的微笑中流露出了难得的友善。这一次，达佳的情况不错。阿丝雅同那位女医生进行了一次严肃且富于成效的谈话。此刻，她躺在我房里的床上，虽然疲倦，感觉却很好。我一会儿坐到她身边；一会儿又坐到桌旁，给她在一个个信封上写上我的地址；一会儿又走到箱子跟前，把我在前一天买的东西和玩具拿出来给她看。她很感兴趣。然而，在此期间——并非无缘无故，兴许也是因为我太累了——我感到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了。我们还商量了一些事情：我能否给她写信之类。我请她给我做一个放烟草的荷包，请她给我写信。最后，还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我的声音开始颤抖，阿丝雅发觉我在哭。最后，她说：“别哭，否则我最后肯定也会哭，而我要是哭起来，就不会像你那么快地停下来。”我们紧紧相拥。接着去楼上的柜台，没什么事要办（我不想等那位戴毛帽的苏联大兵）。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来了，我没给小费就溜走了，提着箱子走出了旅馆大门，阿丝雅跟在我身后，胳膊底下夹着赖希的大衣。我马上让她叫了一架雪橇。我正打算坐上去并且再次与她道过别时，我又让她和我一起坐一程，直到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拐角。她在那里下去了，雪橇已徐徐启动，我再次当街拉过她的手贴在我的唇边。她久久地站着，挥着手。我也从雪橇上向她挥着手。她似乎转身走了，我再也看不到她。我怀抱着大箱子，流着泪，穿过暮色中的街道向火车站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