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_莫斯科日记

12月9日[1]

我于12月6日到达。在火车上，我使劲记着一家旅馆的名字和地址，以防车站上没人来接。（在边境上，他们跟我说二等车厢买不到票了，让我补了差价坐头等车厢。）没人看见我从卧铺车厢下车，这让我感到轻松。不过，在检票口也没有人。我没怎么不高兴。就在我走出“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时，赖希（伯恩哈德·赖希）朝我迎面走来。火车准点到达，分秒不差。我们把自己和两个箱子塞进一架雪橇。这天，冰雪开始融化，天气暖和。雪橇在宽阔、泥泞、泛着雪光的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了才几分钟，就看见阿丝雅（阿丝雅·拉西斯）在路旁向我们招手。赖希下了雪橇，到旅馆的几步路他走着去，我和阿丝雅则坐雪橇前往。阿丝雅戴着一顶俄罗斯皮帽，看起来不漂亮，有点儿粗俗。由于长期卧床，她的脸变宽了些。我们没有在旅馆里停留，而是去了疗养院附近的一家所谓的甜品店喝茶。我讲了关于布莱希特的情况。随后，阿丝雅为了不让人发现自己在休息期间溜了出来，就从侧面的楼梯回到了疗养院，赖希和我则从主台阶走上楼去。在这里 * * *

[1] 此为记录日期，德文稿原本如此。

[2] Wap，即“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

12月8日

上午，阿丝雅在我这儿。我把礼物给了她，给她匆匆看了一下我的书[1]，里面有我献给她的题词。夜里她因为心悸没睡好觉。我还给她看了由斯通（萨夏·斯通）为这本书设计的护封（并把它送给了她）。她非常喜欢。随后，赖希来了。后来，我跟他去国家银行换钱。在那里，我们和诺伊曼的父亲做了短暂的交谈。12月10日穿过一条新建的拱廊街来到彼得罗夫卡大街。拱廊街里正举办一场瓷器展览，可赖希却一刻也不停留。在利物浦饭店所在的街上，我 * * *

[1] 指《单行道》一书。

[2] 本雅明应邀为《苏联百科全书》撰写“歌德”词条。

12月9日

上午，阿丝雅又来了。我给了她几样东西，随后就一起去散步。阿丝雅谈的都是关于我的话题。到了利物浦饭店，我们往回走。后来，我回了住处，赖希已经到了。我们俩各自工作了一个小时——我撰写了“歌德”词条。之后去卡梅涅娃学院，请他们设法为我减免旅馆房费。随后去吃饭。这次不是在“瓦普”。饭菜好极了，尤其是一道红萝卜汤。接着去了“利物浦”，与那位和气的饭店老板在一起，那是个拉脱维亚人。气温在十二度[1]左右。饭后，我感到相当疲倦，不能像原先打算的那样步行去列列维奇那儿了。我们不得不坐了一小段路的车。随后就穿过一个大花园，也许是公园，里面到处都是房子。最后面是一栋漂亮的黑白相间的木头房子，列列维奇的住所就在二楼。我们走进楼房的时候遇到了贝斯曼斯基，他正往外走。陡峭的木头楼梯，一道门后首先是厨房，正烧着火。接着是个简陋的门厅，挂满了大衣，随后我们穿过一个看起来像是卧室的小房间来到列列维奇的书房。他的样子很难描述。个子很高，穿一件蓝色的俄罗斯式样的衬衫，很少动弹（当然，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他被固定在了书桌前的椅子上）。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那张长脸，显得很粗野，脸盘很大。下巴往下拽得很长，除了那个残疾的格罗默尔，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谁有这么一个下巴，平得几无凹陷。他显得非常平静，但似乎能感觉出这个狂热之人的沉默令其煎熬。他好几次向赖希问起我的情况。对面床上坐着两个人，其中那个穿黑色衬衫的既年轻又漂亮。聚集在这里的都属于文学反对派的成员，想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刻与他见上一面。他正被调离。最初命令他去新西伯利亚。“您需要的，”他们对他说，“不是一个影响圈子有限的城市，而是一整个州。”不过，他得以免去新西伯利亚。现在，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将他送往萨拉托夫，距离莫斯科二十四小时的路程，他还不知道是去那里当编辑呢，还是在国营生产合作社当销售员或者别的什么。大多数时间里，他的妻子在隔壁的房间和其他一些来访者待在一起。她精力充沛，却神情平和，身材娇小，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南方人。头三天她将陪伴着他。列列维奇有着狂热分子的乐观：他为自己明天无法去“共产国际”听托洛茨基作有利于季诺维耶夫的演讲而感到遗憾，并认为，党正面临转折。在过道上告别时，我请赖希向他转达了一番友好的话语。然后，我们去看阿丝雅。也许这时才玩了多米诺骨牌。晚上，赖希和阿丝雅打算来我这儿。可是，只有阿丝雅来了。我给她礼物：衬衫、裤子。我们聊天。我发现，我俩的事，她基本都没忘。（下午她曾说过，她觉得我境况不错，说我正身处危机是不可能的事。）她走之前，我给她读了《单行道》中讲“皱纹”的那个段落。然后，我帮她穿上套靴。午夜时分，我已睡下了，赖希才来，要我 * * *

[1] 本雅明的儿子。

[2] 阿丝雅的女儿。

12月12日

早晨，赖希和阿丝雅散了步，之后来到我这里，我还没有完全穿戴好。阿丝雅坐在床上。她打开我的箱子收拾起来，这使我大为高兴。她给自己留下了几条中意的领带。后来，她讲到小时候如何如饥似渴地读蹩脚的文学刊物。为了不让母亲发现，她把那些小册子藏在书本下面。可是有一回，她得到了一大本合订本的《劳拉》，书落入了母亲之手。还有一回，她三更半夜从家里跑出去，为的是去一个女友那里拿一本庸俗小说的续集。女朋友的父亲开了门，一脸茫然地问她要干什么。她发现自己干了蠢事，就回答说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中午和赖希在一家小地窖餐馆吃饭。在荒凉的疗养院度过的下午令人痛苦。阿丝雅又是一会儿称我“您”，一会儿称我“你”的。她感觉不太好。后来，我们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散步。之后，当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的时候，赖希和阿丝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赖希明确地希望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俄罗斯，而放弃与德国的关系。晚上我与赖希单独待在我房里：我研究导游手册，他撰写《钦差大臣》的评论文章。——莫斯科没有卡车，也没有商用车等。无论是买个小东西还是运个大家伙，都只能凭借小小的马拉雪橇来完成。

12月13日

上午，我走了很长的路。先走过市区的几条大街去了邮政总局，回来时途经卢比扬卡广场去了“赫尔岑之家”。由此，我在城里的方向感好多了。我明白了那个拿着字母板的男人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他在卖字母，人们把字母安在套靴上以防弄混。一路上，许许多多装点了圣诞树的商店又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小时之前，我和阿丝雅在亚姆斯卡娅-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短暂散步时，这样的商店也随处可见。那些装饰物在橱窗的玻璃后面比挂在树上更为闪亮。就在亚姆斯卡娅-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散步时，我们遇到了一群鼓乐游行的共青团员。那种音乐如同苏联的军乐，似乎是由口哨和歌声混合而成。阿丝雅说起了赖希。她托我给他带一份最新一期的《真理报》。下午，在阿丝雅那里，赖希给我们读了他写的关于迈耶霍尔德的《钦差大臣》一剧演出的评论文章。文章非常好。（之前）他在阿丝雅房里的椅子上睡着时，我给阿丝雅读了一些《单行道》里的文字。上午，我兜了一大圈，期间还留意到那些女贩、农妇，她们站在装着货物的篮子旁（或是一架雪橇，就像那种当地人在冬天用作童车的雪橇）。那些篮子里装着苹果、糖果、果仁和各种糖人，一半盖在布下。这让人联想起一位和蔼的奶奶出门前在屋子里四下张望，寻找一切能给她的孙儿带去惊喜的东西。她打点好了这些东西，眼下，正站在半路上歇歇脚。我又遇见了卖纸花的中国人，那些花儿就像我从马赛给斯特凡带回去的一样。这里似乎有更多纸做的、形似奇异的深海鱼的动物。此外，还有卖玩具的男子，他们的篮子里装满了木头玩具，车子和铲子，车子是黄红相间的，孩子玩的铲子则有黄有红。还有一些肩上扛着一捆捆五颜六色的风车到处走的商贩。所有这些手工艺品都比德国的质朴、结实，带有鲜明的农家特色。在一处拐角，我看见一个卖圣诞树饰物的妇女。那些黄的、红的玻璃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起来就像一篮子被施了魔法的水果，各种各样的果子闪耀着红色和黄色的光芒。在这里，木头和颜色之间也有一种比起其他任何地方来都更直接的关系，无论是最朴拙的玩具还是最精致的漆器都体现了这一点。——在“中国城”的城墙边站着些蒙古人。也许，他们老家的冬天也像此地一样严寒，他们身上破烂的毛皮也不比本地人的更糟糕。然而，他们却是这里唯一因气候而叫人情不自禁心生怜悯的人。他们站在那儿卖皮箱，彼此间隔不超过五步，所卖的东西一模一样。这肯定是有组织的行为，否则他们之间不可能当真做如此无望的竞争。和在里加一样，这里的商店招牌上有漂亮、朴拙的绘画：鞋子从一只篮子里掉下来，一只尖嘴狗叼着一只凉鞋逃跑了。一家土耳其餐馆前有两块牌子，对称的，画面上的男子头戴菲斯帽坐在餐桌旁，帽子上饰有一弯蛾眉月。阿丝雅说得对，人们喜欢随处，包括在广告中，看到对任意一件真实事情的表现，这是很有特色的。——晚上和赖希一起去了伊列什家。后来，“革命剧院”的经理也来了，该剧院将于12月30日首演伊列什的剧作。这个经理是早年的一位红军将领，在消灭弗兰格尔的行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两次在托洛茨基的军队命令中被提名。后来，他在政治上犯了愚蠢的错误，断送了前程。由于他原先是个文人，就给了他这个剧院的领导职务，这个位置无须他有所作为。他显得相当愚钝，谈话并不怎么活跃。我听了赖希的提醒，说话也很小心。我们谈论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房间里没几件家具，最显眼的是一张很不结实的儿童床和一个浴盆。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还醒着，后来，他大喊大叫着被放到了床上，不过，我们在的时候他始终没睡着。

12月14日（记于15日）

今天我见不到阿丝雅。疗养院里的情况很严峻。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昨天晚上他们才允许她出院，而今天早晨她并没有如约来接我。我们原本打算去给她买布料做裙子的。我来这儿才一个星期，就不得不像预料的一样，见到她的难度越来越大，更别说单独相见了。——昨天上午，她急匆匆地来了，情绪激动，她那像往常一样不安的神情更令人感到不安，好像害怕在我的房里待上一分钟，害怕面对我似的。我陪她去了一个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她受到该委员会的传唤。我告诉她前一天晚上我得到的消息：赖希有望在一家非常重要的杂志社得到一个剧评家的新职位。我们走过萨多瓦娅大街。总的来说，我说得很少，她则兴奋地大谈她在儿童院与孩子们打交道的工作。我 12月15日

赖希起床后离开了一会儿，于是，我希望能单独迎接阿丝雅。可是，她根本没有来。下午，赖希得知她早上情况不好，却也不让我下午去看她。上午，我们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他给我翻译了卡梅涅夫在“共产国际”的演讲。——只有从尽可能多的角度体验了一个地方之后，才会熟悉这个地方。为了能对一个广场了然于心，之前就得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踏上这个广场，当然也要朝着各个方向离它而去。否则，它会三番五次出乎意料地跃入你的路途，而你还没有准备好碰上它。过了一个阶段，你会找寻这个广场，凭它来确定方位。熟悉房屋也是如此。只有在你试图一路沿着其他房屋找到某一幢特定的屋子后，你才会知道那些房子里都有什么。从拱形的大门后、从屋门的框架中，生活跃然而出；在大大小小黑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和红色的字母中，在画着靴子或刚熨好的衣服的箭头上，在踩坏了的台阶或坚固的楼梯上，生活沉默着、忍耐着、斗争着。必须坐着有轨电车在街上转悠过才会发现，这场战斗如何随着楼层而不断延伸，直至楼顶而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只有最强劲、最老牌的招牌标语才能坚挺于那个高度，也只有从飞机上俯瞰才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工业精英（这里指几个名字）。——上午去了圣巴西尔大教堂。教堂的外墙散发出温暖舒适的光芒，映照在雪地上。均匀的布局使得这一建筑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无法一目了然地看出其对称性。这幢建筑总让人感觉在躲躲闪闪，只有从飞机上往下看才能逮住其全貌，而它的建造者忘记了防御这一点。教堂里面不光是被清理了，而且像一头毙命的野兽一样被摘除了内脏，成了民众教育的“博物馆”。清除了那些部分，很可能是大部分——从留存下来的巴洛克风格的祭坛看来——没有艺术价值的内部装饰之后，那被当作壁画缀满过道和拱顶的鲜亮的植物藤蔓便暴露无遗。令人悲哀的是，这藤蔓将室内为数不多的、能让人想起彩色拱顶螺旋且无疑要古老得多的石壁绘画扭曲成了一种洛可可风格的戏耍。拱顶的过道很狭窄，到了祭坛室或圆形的祈祷室时却豁然开阔。从上面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祈祷室的光线很暗，因此，看不清摆放在那里的各种祈祷用品是什么样子。不过，有一间明亮的小室，铺着一道红地毯。里面陈列着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诸教派的圣像，此外还有几本很可能是无价之宝的福音书，壁毯上白色绿底地画着亚当和基督，赤身裸体，不过没画生殖器。这里由一个胖女人看管着，这人看起来像个农妇。我真想听听她给几个来看画的无产者所做的讲解。——此前，在被叫作“上贸易行”的拱廊街逛了逛。我想买一家玩具商店橱窗里的泥人，是些有趣的彩色骑士，却没买成。沿莫斯科河坐有轨电车去吃饭，途经“救世主大教堂”，穿过阿尔巴茨卡娅广场。傍晚，在夜色中再次回到那里，在一排排木屋间穿行，后又穿过伏龙芝大街，经过气派的“战事部”，最后迷了路。坐有轨电车回家。（赖希想一个人去阿丝雅那里。）晚上，走过刚结冰的路面去潘斯基家。在他家大楼门口我们碰上了，他正要和妻子去看戏。由于一次误会——到 12月17日

探望达佳。她看起来比我以前见到她时要好。儿童疗养院的纪律对她深有影响。她的眼神平静、克制，脸蛋儿饱满了许多，也没那么紧张了。与阿丝雅不再那么出奇地相像了。有人领着我参观这个机构。那些教室非常有趣，墙壁上东一块西一块地贴满了图画和纸板人物。就像一堵庙墙，孩子们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献给集体的礼物贴在墙上。在这些地方，红色是主色调，遍布着苏维埃红星和列宁头像。教室里，孩子们不是坐在课桌前，而是挨着桌子坐在长板凳上。有人进去时，他们说一声俄文的“您好”。儿童疗养院不为他们提供衣物，许多孩子看上去很穷。在这个疗养院附近，另有一些来自周边农庄的孩子在玩耍。去了一趟米蒂什廷，顶着大风坐雪橇返回。下午，在疗养院陪阿丝雅，心情很不好。六个人在游戏室玩了多米诺骨牌。晚饭时，和赖希在一家甜品店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蛋糕。早早地上了床。

12月18日

早上，阿丝雅来了。赖希已离开。我们去买布料，之前去国家银行换钱。在房里时，我就对阿丝雅说起了前一天的坏心情。这天早晨心情极好。布料很贵。返回途中，我们碰见有人在拍电影。阿丝雅对我说，这得描述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马上头脑不清，跟着跑上几个小时，然后稀里糊涂地去单位，也说不清自己去了哪儿。我觉得，这是很可能的，看看此地开会的情形便知。为了最终开成一次会，必须反复筹备多次。没有哪件事会像预设或预期地那样发生——这是描述生活之错综复杂的陈词滥调，这一点在此地的每一桩事情上都体现得那么强烈、那么牢不可破。因此，俄罗斯人的宿命论就很容易理解了。当文明的考量逐渐贯彻到集体生活中时，这在最初只会使个体的生存变得复杂。人们在一间只有蜡烛的屋子里生活，比起在那些装了电灯而发电厂却常常出故障的地方要好。这里也有人对话语不闻不顾，对周遭的事物坦然地听之任之，比如说那些在大街上溜冰的孩子。在这里坐电车是轻率的行为。永远无法透过冰封的车窗看清自己身在何处。等你搞清楚了，下车的道儿又被挨挨挤挤的人群阻断了。因为必须从后门上车而从前门下车，所以就得挤过人群。而至于什么时候挤得过去，就要凭运气且不顾一切地拼体力了。与此相反，这里也有一些西欧所没有的便利：国营食品商店营业至晚上十一点，公寓大楼的门一直开到午夜甚至更晚。房客和二房客太多，不可能人手一把大门钥匙。——我发现，人们“歪歪扭扭”地走在马路上。这无疑是由于人行道太窄而行人太多的缘故。只有在那不勒斯才能看到和这里一样狭窄的人行道。这些人行道使莫斯科带了点儿小城镇的乡下气，或者说显得像个临时急就而成、并且在一夜之间地位荣升的大城市。——我们买了一块上好的褐色布料。随后，我去了卡梅涅娃学院，要他们给我一张去迈耶霍尔德剧院的证件，在那里也碰到了罗特。饭后，我在“赫尔岑之家”和赖希下象棋。柯刚带着记者走了过来。我设想写一本书，谈专制下的艺术：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下的艺术及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艺术。此外，我还谈到了谢尔巴尔特和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著作。赖希对此次访谈极度不满意，认为我做了多余的理论分析，从而使自己陷于遭受抨击的危险处境。到目前为止，此次访谈尚未发表（我于21日写此日记），其影响如何，拭目以待。——阿丝雅的状况不好。一个得了颈项强直症而发了疯的女病人被安置在阿丝雅隔壁的房间，早先在医院时阿丝雅就认识她。就在这天夜里，阿丝雅和其他妇女一起造反成功，那个女病人被弄走了。赖希带我去了迈耶霍尔德剧院，我在那里与范妮·叶洛维娅会了面。但是，由于卡梅涅娃学院和迈耶霍尔德的关系不好，学院之前没有给剧院打电话，我们也就没有拿到票。在我的旅馆稍做逗留之后，我们坐车去克拉斯尼-威罗塔看一部电影。潘斯基曾对我说过，这部电影将超越《战舰波将金号》的成功。没有座位了。我们买了下一场的票，随后去叶洛维娅的寓所喝茶，就在附近。这间屋子也与我至今所见到的其他所有房间一样光秃秃的。灰色的墙壁上挂着大幅的列宁像，他正在读《真理报》。一个窄窄的壁架上放着几本书，门边靠着窄墙放着两个行李篮，一面纵墙前摆着一张床，另一面前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在这房里的逗留，就着一杯茶，配上一块面包，是这个晚上最美好的事情。因为，那部电影蹩脚透顶，叫人无法忍受，而且还放映得飞快，叫人既看不清楚又搞不明白。电影还没放完我们就离开了。坐着有轨电车回去的时候，感觉就像通货膨胀时期的一幕情景。我发现赖希还在我房里，他又在我这儿过夜了。

12月19日

我记不清上午是怎么度过的了。我想，我见到了阿丝雅，后来，在我把她送回疗养院之后，我打算去特列恰科夫美术馆。可是，没找到。在刺骨的寒冷中，我徘徊在莫斯科河左岸的建筑工地、练兵场和教堂之间。我看见红军士兵正在操练，孩子们穿梭其间踢着足球。女孩们从一所学校走出来。在我最后乘电车回去的那个车站对面有一座亮堂堂的红色教堂，临街是一道长长的红色围墙，还有塔楼和圆顶。这一番到处游荡使我越发疲惫，因为我还提着一个不太便携的小包裹，里面装着三个彩色纸房子。这可是我在莫斯科河左岸的一条主街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每个三十戈比的大价钱从一家杂货铺弄到手的。下午在阿丝雅那里。我出去给她买蛋糕。我站在门口准备走时，发现赖希的举止很奇怪，我说“再见”，他没有回应。我将此归结为他心情不好。因为，他之前离开了房间几分钟，我对阿丝雅说，他去买蛋糕了；而当他回来时，却令她失望了。几分钟后，我买了蛋糕回去时，赖希躺在床上。他心脏病犯了。阿丝雅情绪激动。我发觉，在赖希这会儿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阿丝雅的表现就像我以前对待生病的朵拉[1]一样。她数落着，试图提供帮助，却以不明智的、咄咄逼人的方式，好像要使他意识到，他生病是多么不应该似的。赖希慢慢地恢复了过来。不过，由于这次突发事件，我只得独自一人前往迈耶霍尔德剧院了。后来，阿丝雅把赖希送到了我房里。他睡我的床过夜，我则睡在由阿丝雅铺好的沙发上。《钦差大臣》一剧尽管比首演时缩短了一个小时，但还是从七点三刻演到了十二点过后。该剧有三部分共十六景（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赖希的许多叙述使我多少对该剧的整体情况有了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惊讶于该剧的大肆铺张，而且在我看来，最显眼的并非那些富贵的服饰，而是舞台布景。除了极少的例外，一幕幕剧情都在一个斜面的小小的空间内展开。每换一幕，舞台上就会换上另一种具有“帝国风格”的红木布景，摆上不同的陈设。由此便形成了许多迷人的风俗画，这符合该剧的宗旨，即进行非戏剧的、社会学的分析。作为服务于革命戏剧的一部经典之作的改编，该剧在此地被赋予了重大意义。然而，与此同时，这一尝试又被视为失败。连党也发令反对该剧的上演，由《真理报》的戏剧评论员所撰写的态度温和的评论也遭到了编辑部的拒绝。剧院里掌声寥落，这也许更多是因为官方的口令，而不是由观众最初的印象造成。因为，毫无疑问，这出戏令人大饱眼福。只是，这种情况与此地普遍存在的对待公共言论的谨慎态度有关。假如你问一个不怎么熟悉的人对于随便哪出戏或哪部电影的印象，你得到的回答只是：“据这里的人们所说，这是怎样怎样的”或者“人们大都认为是怎样怎样的”。《钦差大臣》一剧的导演原则——将情节场景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使得所有的戏剧元素极度奢侈地聚集在一起，尤其是演员班子。这在一幕堪称导演之杰作的节庆场景中达到了高潮。小小的场地上，在纸做的、只是象征性的壁柱之间，拥挤地聚集了将近十五个人。（赖希谈到了线性布局的取消。）总体而言，产生了一种类似圆形大蛋糕结构的效果（一个非常莫斯科化的比喻——只有这里的圆形大蛋糕才能说明这一比喻），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八音钟上跳舞的小木偶，而果戈理的文本就是伴舞的音乐。此外，这出戏中有许多真正的音乐。临近尾声时出现的一小段夸德里尔舞曲，想必在每一出市民阶级的戏剧中都是动人的音乐，而在一部无产阶级的戏剧中，人们并不期待这样的音乐。后者的形式在如下一幕场景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一道长长的栏杆将舞台一分为二，栏杆前站着钦差大臣，栏杆后是人群；人们关注着钦差大臣的每一个动作并拿他的大衣做着极富表现力的游戏——一会儿由六只或八只手捧着它，一会儿又把它披在倚着栏杆的钦差大臣身上。——睡在硬床上，一夜过得很好。

* * *

[1] 本雅明的妻子。

12月20日

我于23日写此日记，已记不清当天上午的事了，就不做记录了，取而代之，写一些关于阿丝雅以及我俩关系的话，尽管赖希就坐在我旁边。我面对着一座几乎无法攻占的堡垒。然而，我对自己说，我在这座堡垒前——莫斯科——出现，就已经意味着初战告捷。只是，若要取得进一步的、决定性的胜利似乎有无法克服的困难。赖希的地位强而有力，他的成功显而易见，这是他在此地异常艰苦的半年里——语言不通，受了冻，也许还挨了饿——逐一获得的。今天早上他告诉我，经过这半年，他希望在这里拥有一席之地。他比阿丝雅少了些激情，但比她容易融入莫斯科的工作环境。当初，阿丝雅刚从里加到莫斯科的时候，她恨不得立刻返回欧洲，因为，要在这里找份工作、实现自我，希望渺茫。而当她后来找到了工作，在儿童院干了几个星期之后，又因为生病被打发走了。要不是她之前一两天登记成为了某一工会的成员，她现在也许就躺在那里，没人照料，也许已经死了也未可知。可以肯定的是，就是现在她还向往西欧。这不仅仅是对旅行、对外国城市、对花花世界放荡不羁的舒适生活的向往，而且还归因于其自身的思想在西欧，主要通过与赖希和我的交往，受到来自自由观念的深刻影响。至于阿丝雅究竟怎么可能在俄国形成了尖锐的观点，她又如何在前往西欧时就已带上了这些观点的问题，事实上，正如赖希最近说过的那样，是一个谜。对我而言，莫斯科现在是座堡垒。恶劣的气候使我大吃苦头，尽管这于我是健康的。语言不通、赖希的在场、阿丝雅的备受制约的生活方式，这一切形成了一座又一座堡垒。挺进彻底无望。阿丝雅的病，至少是她的虚弱，令一切与其有关的私人话题退居次要位置，也使得我没有被这一切完全打倒。至于能否达到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即避开圣诞节要命的忧郁气氛，还不得而知。我之所以仍充满了力量，还因为，尽管有重重阻挠，我依然能感到阿丝雅对我的亲近。看起来，我俩已习惯于称呼彼此为“你”。她那久久凝视我的目光——我想不起来，还曾有哪一个女人给过我如此长久的凝视和亲吻——对我产生的力量分毫未减。今天我告诉她，现在我想跟她生个孩子。听闻此言，阿丝雅有一些不同寻常，但却是自发的动作。鉴于眼下她对男女之事的克制，这些动作并非毫无意义，而是说明她喜欢我。比如说昨天，我为了避免和她争执而打算离开她的房间时，她使劲把我拦住了，并抚摸了我的头发。她还经常叫我的名字。就在这几天，她有一次对我说，我们现在没有生活在一座“荒岛”上，也没有生下两个孩子，这全是我一人的过错。她的话是有点儿道理的。曾有过三四次，我或直接或间接地避免与她共度未来：在卡普里时我没有同她“逃跑”——可又怎么逃呢？我拒绝陪她从罗马出发，前往阿西西和奥尔维耶托；1925年夏天我没跟她去拉脱维亚；同年冬天我又不愿允诺在柏林等她。这一切并非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更不是全然因为我有狂热的旅行嗜好——况且，近两年来我的旅行兴致已减——，而是因为我害怕她身上的敌意，而对此，我直到今天才感到有能力应对。这几天我也对她说过，要是当初我们结合了，我不知道我俩现在是否早已一刀两断。现在，在我身外和内心所发生的一切使我觉得和阿丝雅分开生活的这个想法不再像以前那样难以忍受了。当然，在这件事上，最主要的还是我担心，当阿丝雅日后恢复了健康并和赖希关系固定地在这里生活时，我只能承受巨大的痛苦而无法逾越我俩关系的界限。而至于将来我是否能摆脱这一关系，我还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理由能使自己完完全全地与她分开，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要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最希望有个孩子能成为我和她之间的纽带。然而，即便在今天，我仍不知道是否能够与她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千辛万苦，在她甜蜜可爱时，在她冷淡无情时。这里，冬天的生活多了一个维度：空间因其冷热不同而千差万别。人们生活在马路上就像置身于冷冰冰的玻璃大厅，每做一次停留和考虑都困难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寄一封信就得花半天的时间做决定；冒着严寒走进商店买东西也需要强大的意志力。除了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的一家大型食品商店外（那里摆放着色泽鲜亮的成品菜肴，我只在我母亲的烹饪书上见识过如此的美味，在沙皇时代不可能有比这更丰盛的菜肴了），其他商店都不适合驻足停留。再者，它们都很土气。很少看见像在西方城市的主街上常见的、大老远就能看清上面的公司名字的招牌；这里的招牌上往往只是写着商品种类，有时则画着钟表、箱子、靴子、毛皮等。在这里，皮革店的铁皮招牌上也画着那么一张传统的、摊开的毛皮。衬衫常常画在一块黑板上，黑板上方写着俄文“中国洗衣坊”。能看见许多乞丐。他们喋喋不休地恳求着过往的行人。其中一个乞丐，每当他觉得能从某个经过他跟前的行人身上有所收获的时候，他都会发出一声低吼。我还看见一个乞丐，其姿势与圣马丁为之拔剑割袍的不幸者一模一样，双膝跪地，伸出一条胳膊。临近圣诞节，在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有两个孩子总是坐在革命博物馆墙边同一个地方的雪地里，破衣烂衫，呻吟哭泣。在所有莫斯科的机制中，唯独这些乞丐是可靠的，他们不做改变，坚守其位，这似乎成了他们亘古不变的悲惨命运的写照，或者也可能是某种高明组织的结果。因为，这里的其他所有东西都处于“维修”之中。在那些光秃秃的房间里，每个星期都要把家具重新摆放一遍——这是人们由这些家具获得的唯一的奢侈，然而，这同时也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它把“舒适”和作为其代价的“忧郁”一起逐出了屋门。各种政府部门、博物馆和机构不断地变换地点，街头小贩们也是天天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哪儿都有他们的地盘。所有的东西：鞋油、连环画、文具、蛋糕和面包，甚至毛巾等等都在露天的街头售卖，好像此时不是莫斯科零下二十五度[1]的冬天，而是那不勒斯的夏天似的。——下午，在阿丝雅那里我说过，我打算在《文学世界》上写论戏剧的文章。我们发生了短暂的争执。不过，我随后请求她和我一起玩多米诺骨牌。她最终同意了：“如果你请求的话。我很软弱。我无法拒绝他人的请求。”可是，后来赖希来了，阿丝雅又说到了那个话题，导致了异常激烈的争吵。只是，当我从窗边起身离开，要去街上追赖希的时候，阿丝雅却抓住了我的手说：“没那么糟。”晚上又在我房里继续争论了一会儿。他后来回去了。

* * *

[1] 列氏温标。——编者注

12月21日

我走过整条阿尔巴特街，来到了斯摩棱斯克大道旁的市场上。这一天很冷。我边走边吃着在路上买的巧克力。市场上，沿街 * * *

[1] 此词的德语原文为Einfühlung，字面直译为：感觉进去。

12月25日

我已放弃凑合着说我那有限的、结结巴巴的俄语，并且暂时不打算继续学它，因为我在此地急需时间做别的事情：翻译、写文章。要是下次再来俄国，我得带上一些事先学会的语言知识，否则肯定是行不通的。不过，既然我眼下并不想为将来制订积极的计划，所以，我并不确定这一点：说不定将来情况有变，也许比现在的情况更不利，那时学俄语对我来说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至少，我的 12月28日

我想，没有哪座城市会像莫斯科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钟表匠了。由于此地的人们并不十分关注时间，这就愈加显得不同寻常了。不过，也许有什么历史的原因。留意一下当地人在街上走路的样子，很少看见他们行色匆匆，除非天气非常寒冷。人们漫不经心，走得歪歪扭扭。（有桩很典型的事情：赖希曾经告诉我，在某一家俱乐部酒馆的墙上挂着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列宁说过：‘时间就是金钱。’”在这里，为了说出这么一句陈词滥调，得把最高权威搬出来。）这一天，我去取了修好的手表。——早晨下了雪，白天也常常飘雪。后来，天气有所转暖。我能理解阿丝雅在柏林时为何思念雪，赤裸裸的柏油马路为何令她感到痛苦。这里的冬天一如身着白色羊毛的农民，裹着厚厚的雪袄前行。——早晨，我们醒来晚了，后来去了赖希的住处。无法想象还有比这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住所更可怕的屋子了。满眼的罩子、壁架、软垫、窗帘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空气里弥漫着厚尘。窗边的角落里有棵高高的圣诞树。就连这树也很丑，树枝干瘦，顶上有个奇形怪状的雪人。从有轨电车站一路走来使我感到很累，再加上这屋子给我造成的惊吓使我没来得及看清屋子的整体环境就仓促应允了赖希的建议，一月份搬来这里与他同住。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房间俨然战场，商品资本肆意进攻，凯歌高奏，而人本的东西却再也无法在此生根开花。不过，我喜欢穴居，我也许将在这间屋子里不错地完成我的工作。只是还要考虑一下，我是否应该放弃目前住处的极好的战略位置，或者就为了房钱的缘故而保留它，但因此会减少每天与赖希的接触，而他对我的信息来源至关重要。后来，我们在郊外的街道上走了很久，赖希要带我去参观一家主要生产圣诞树饰品的工厂。在这些街道上，莫斯科这片被赖希称为“建筑艺术的草原”显得比市中心更具野性。在宽阔的大道两旁，农家风格的乡村木屋、“青春艺术风格”的别墅以及一幢外表普普通通的六层楼房交替出现。雪积得厚厚的，突然一片寂静，叫人觉得仿佛置身于俄罗斯腹地的一个越冬的村庄似的。在一排树的后面有一座教堂，蓝色和金色的圆顶，临街的墙上照例安着有栅栏的窗户。此外，这里的教堂外墙上常常还有圣徒的画像，就像在意大利只有在最古老的教堂才能见到的那样（比如，卢卡的圣弗瑞吉阿诺教堂［实为：圣弗瑞迪阿诺教堂］）。不巧的是，那名女工正好不在，我们没能参观那家工厂。我和赖希很快分了手。我走过库斯涅茨基大桥去逛书店。莫斯科最大的书店（从外表判断）就在这条街上。我在橱窗里也看到了外国文学书籍，不过贵得离谱。俄文书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平装出售。这里的纸张价格是德国的三倍，大都是进口纸，因此，在我看来，他们就在书籍的装帧上节省成本。我去银行换了钱后，在路上买了一个热腾腾的馅儿饼，这种饼满大街都有得卖。没走几步，一个小男孩朝我冲来。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他不是要钱而是要吃的，于是，我就掰了一块饼给他。——中午下棋，我赢了赖希。下午在阿丝雅那里，和前几天一样平淡乏味。由于恐惧症，阿丝雅有些迟钝。我犯了个大错，居然帮着赖希反驳她的那些十分愚蠢的指责。于是， 12月29日

对老百姓而言，俄罗斯已开始成形。一部大型的宣传影片《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即将上映。摊贩们把苏联地图堆放在街上的雪地里售卖。迈耶霍尔德在《我们的欧洲》一剧中使用了这张地图。在这张地图上，西方是一个由诸多小俄罗斯半岛构成的复杂体系。这张地图就和列宁的肖像一样几乎成为新的俄罗斯偶像崇拜的一大中心。与此同此，旧的偶像崇拜在教堂中延续。这一天，我在闲逛时走进了卡赞圣母教堂。阿丝雅曾告诉过我，她喜欢这座教堂。教堂坐落在红场一角。首先步入一个宽敞的前厅，里面是寥寥几幅圣徒像。这前厅似乎主要供那位看守教堂的妇女使用。里面阴沉沉的，昏暗的光线倒挺适合策划阴谋。在这样的屋子里可以密谋最可疑的勾当，甚至大屠杀，假如凑巧的话。紧邻前厅的是真正的祈祷室。登上后面的几级小台阶便是一个狭窄、低矮的台子，在台上可以走过一幅幅圣徒画像。祭坛与祭坛的间距很小，每一个上面都有一盏红色小灯闪烁着微光。祈祷室的侧墙上是大幅的圣徒像。墙上没有被画像遮住的地方都涂着闪亮的金色。天花板上的画俗不可耐，从上面垂下一盏水晶枝形吊灯。我坐在祈祷室入口处的一把椅子上观看仪式。这是最古老的圣像崇拜仪式。祈祷者或忏悔者一边画着十字一边问候大幅圣像，然后下跪，额必触地，接着又在胸前画十字，走向下一幅圣像。在用玻璃罩着的、或单独或成排放在斜桌面上的小幅圣像前，跪拜的仪式没有了，人们俯身在画像上，亲吻玻璃。我走过去，发现在同一张斜桌面上除了珍贵的古代画像外还有许多不值钱的油印画。莫斯科的教堂比预料的要多。西欧人是通过空中耸立的尖塔来寻找教堂的。一开始，得习惯于将长长的围墙和许多低矮的圆顶归于由一座座修道院或小教堂形成的开阔的建筑群落。随后，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莫斯科在许多地方看起来像座密不透风的堡垒：低矮的塔顶在西方是世俗住宅建筑的特征。我从邮局发了电报出来，又去综合技术博物馆转了很久，没有找到精神病人绘画展。为了补偿自己，我就沿着“中国城”的城墙一路逛小摊。这里是旧书交易的中心。在这里搜寻有意思的非俄语的文学书籍一无所获。旧版的俄语书（从装帧判断）也没有。然而，在最近这几年，肯定关闭了许多图书馆。不过，也许只是列宁格勒的图书馆少了，而莫斯科的没少？在一个小摊上，我给斯特凡买了一只口琴。——再说说街头的买卖。所有圣诞用品（包括银丝条、蜡烛、烛台、圣诞树装饰品以及圣诞树）在12月24日后还在卖。我想会卖到第二个教会圣诞节为止。——比较一下小摊上的价格和国营商店里的价格。在12月8日买了11月20日的《柏林日报》。在库斯涅茨基桥上有个男孩，依次敲打着一个个陶罐和小碟子、小碗，向人表明它们有多么结实。在奥霍特尼街上有个奇怪的现象：女人们摊着手站在那里，手上铺层稻草，上面要么放块生肉，要么摆只鸡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向过往的路人兜售。她们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小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为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去排队。要是民警来了，她们拿着东西就跑。——下午的事不记得了。晚上和赖希一起在我住的旅馆附近看了场糟糕的电影（伊林斯基演的）。

12月30日

那棵圣诞树还在我房里摆着。我渐渐掌握了周围那些声音的结构体系。序曲始于清晨，引入了全部的主导动机：先是踩踏楼梯的声音，楼梯在我房间的对面，通往地下室。大概是工作人员从那里走上来开始上班。接着，走廊里开始打电话，一直打到夜里一两点，几乎没有间断。在莫斯科打电话真不错，比在柏林和巴黎要好。所有电话只需三四秒钟就能接通。我听到特别多的是一个孩子扯着嗓子对着电话讲话。耳朵里听了那么多的数字，也就慢慢听得懂俄文数字了。随后，九点左右会有一个男人前来挨个敲门，问房里的那扇小窗是否已经关上。这个时候开始供暖。赖希猜想，会有少量的煤气透过那扇小窗——即使它是关着的——渗进我的房间。晚上，房间里常常闷得透不过气来，可见赖希的话是有可能的。另外，地板也往外冒热气，就像火山地带，有的地方热得发烫。要是这时还没有起床，一阵有节奏的敲打声就会把睡梦震醒，好像在捶打巨大的牛排似的。这是有人在院子里劈柴。伴随着所有这些声响，我的房间宁静地呼吸着。我很少住过比这一间更容易让人工作的屋子。——记录一下俄罗斯的形势。在与赖希的交谈中，我详述了我的观点，认为目前俄罗斯的形势很矛盾。政府对外寻求和平，以便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贸易合同。不过，其主要还是力图（在内政方面）搁置军事共产主义，寻求暂时的阶级和平，尽可能使公民的生活去政治化。而另一方面，年轻人却在先锋组织，在共青团接受“革命的”教育。这意味着，革命的事物并非作为经验，而是作为口号为其所接受。人们试图在国家生活中切断革命进程的动力——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都已进入修复期，而人们却无视于此，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储备革命的能量，就像电池储存电力一样。这么做行不通。必须由此在大多数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第一代年轻人中培养共产主义者的自豪，这在俄国已有了一个专门的词汇。修复期的特别的困难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教育问题上。针对灾难性的受教育程度低下的状况，俄国人提出口号，要传播俄国及西欧的经典。（而正是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迈耶霍尔德将《钦差大臣》搬上舞台以及该剧没有获得成功才被赋予了如此重大的意义。）至于这一口号是多么必要，听了不久前在一场辩论中列别丁斯基对赖希所说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话就能够衡量得出：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尚未发明印刷术。另一方面，这些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本身已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衰亡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这些价值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形成与发展，如今，它们将无法被剥夺，要是不能同时令其丧失其最后的，即便还是成问题的、糟糕的重要性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价值就像昂贵的玻璃一样必须经受住长途运输的考验，而假如没有包装，它们是无法免于破碎的。然而，包装就意味着使其变得看不见，这就与官方，即党所要求的对这些价值进行普及相对立了。如今，在苏维埃俄国的情形是，这些价值恰恰就是以被扭曲了的、无望的形态被普及着，而这样的形态最终须归功于帝国主义。像瓦尔策尔（奥斯卡·瓦尔策尔）这样的人被任命为科学院院士。科学院院长柯刚在《莫斯科晚报》上撰文谈论西方文学，完全无知地随意关联（居然把普鲁斯特和布罗恩扯在一起！），并企图凭几个名字来提供关于外国的“信息”。不过，也许美国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唯一能令俄罗斯生动理解并值得其去研究的文化。文化上的民族谅解本身，也就是说不以具体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是帝国主义之和平主义变种的兴趣所在，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是修复期的现象。此外，由于俄罗斯掐断了与国外的联系，信息的获取就越发困难了。更准确地说：与国外的联系基本上都经由党，且主要涉及政治问题。大资产阶级已被毁灭；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无法在与外国的关系中牵线搭桥。现在，如果不是受国家或党的委派前往国外的话，办理一张出国签证得花两百卢布。毫无疑问，俄罗斯对外国的了解远远少于外国对俄罗斯的了解（也许要将罗曼语族的国家排除在外）。在这里，人们主要致力于在广袤的领土上建立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可以说，俄罗斯人关于外国文化的极其有限的了解就好比十卢布的钞票：在俄国本土很值钱，但在国外却不是流通货币。极有意思的是：有个叫伊林斯基的普普通通的俄国电影演员是个恬不知耻的、粗俗的卓别林模仿者，却在此地享有喜剧名家的盛誉，只因为卓别林的电影太贵，这里的人们看不到罢了。总体而言，俄罗斯政府在外国电影方面的投资是很少的。那些相互竞争的电影业都对占领俄国市场怀有兴趣，俄罗斯吃准了这一点，就能廉价购买外国电影，一些片子几乎被当作广告样片或宣传样本而白送予它。俄国电影本身的平均水准——佳作除外——却并不太高。俄罗斯电影要为题材而奋斗，因为俄国的电影审查是很严的；与戏剧审查完全不同的是，电影审查——也许是考虑到国外的情况——限制了俄国电影的题材范围。在电影中对苏维埃领袖进行严肃的批评是不可能的，这与戏剧中的情况不同。不过，表现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美式荒诞喜剧在这里同样缺乏生存空间。这样的戏立足于毫无约束的技巧游戏。然而，一切技巧的东西在此地都是神圣的，没有什么比技巧更被当回事了。不过，俄罗斯电影对性爱最是无知。众所周知，对爱情与性生活的鄙夷属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在电影或戏剧中表现悲剧的爱情纠葛会被视为反革命宣传。如果说社会讽刺喜剧尚有存在的可能，那么其讽刺的对象基本上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至于在这样的基础上，电影作为帝国主义统治民众的首当其冲的机器之一是否会被剥夺，这很成问题。——上午工作，后来和赖希一起去了国家电影局。潘斯基却不在。我们一同坐车去了综合技术博物馆。精神病人绘画展的入口在一条支路上。展览本身令人兴味索然；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缺乏艺术趣味，不过布局倒是不错，无疑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参观时，有人为我们做简短的解说。不过，我们所听到的无非是展品旁的小纸片上已经写明了的内容。离开博物馆，赖希先坐车去了“赫尔岑之家”，我后来也去了。在此之前，我先去了卡梅涅娃学院要了晚上的由塔伊洛夫执导的演出戏票。下午在阿丝雅那里，还是很无聊。赖希在疗养院（从那个乌克兰人那里）给自己借了一件第二天穿的毛皮大衣。我们及时赶到了剧院。上演的是奥尼尔的剧作《榆树下的爱情》。演出非常糟糕，女演员珂楠饰演的角色尤其令人失望，没意思透了。有意思的倒是通过落幕和灯光变化把该剧分割成一幕幕单独的场景（电影化）——不过，赖希正确地指出，这种处理方式是不恰当的。该剧的节奏比此地一般的戏快了许多，而布景的动态又使节奏变得更快。布景同时展现了三个房间的横截面：底层是个大房间，看得到室外和出口。从一定的位置看过去，这房间的墙壁呈一百八十度角“竖立”着，于是，室外就从四面八方照进了室内。另外两个房间在第二层，由一道楼梯通达。楼梯被隔板挡住了，观众看不到。看演员们横穿隔板上下楼梯颇有意思。石棉幕布上分六栏预告了随后数日的节目。（该剧院周一休演。）赖希请求我在沙发上过夜，我同意了，并答应第二天早上叫醒他。

12月31日

这天，赖希坐车去看达佳。十点左右，阿丝雅来了（我还没有收拾好），我们去了她的裁缝那里。这次外出从头到尾都很沉闷、乏味。一开始就是一通指责：说我把赖希拽到东拽到西，把他累坏了。后来，她对我承认说，这些天她生我的气是因为那件我送给她的丝绸衬衫的缘故。她第一次穿就把它扯破了，因为她把它当罩衫穿了。我还愚蠢地说了一句，这衬衫是我在柏林维特海姆百货公司买的。（扯了个小谎——这终究是愚蠢的。）不过，我也没法多说什么，因为我一直在等待柏林的消息，真叫个磨人，我又感到心烦意乱了。最后，我们去一家咖啡馆打算坐上几分钟。可是，这咖啡馆就像白去了一样。阿丝雅只想着一件事：准时回疗养院。我不知道，为何最近几天，当我俩共处时，当我们的目光注视彼此时，那所有的生机全都消失不见了。然而，我所感到的不安令我无法掩饰这一事实。阿丝雅所希求的那种山盟海誓般的专一恰是我所无法给予的，因为我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她的鼓励与友善。她自己正因为达佳的缘故而心情糟糕，赖希带回来的消息至少不能令她满意。我正在考虑下午少去看她，因为就连那个小房间也令我感到压抑。现在，那里很少只有三个人，经常是四个，而要是阿丝雅的同屋有客人的话，那人就更多了。我听着那么多的俄语，什么也听不懂，不是打瞌睡就是看书。下午，我给阿丝雅带去了蛋糕。她却只是一味地责备，心情糟糕透顶。赖希已经在我之前半个小时去了她那里——我要把给黑塞尔（弗朗茨·黑塞尔）的一封信写完——，他讲的关于达佳的情况令阿丝雅的情绪非常激动。气氛始终阴沉沉的。我早早离开，去迈耶霍尔德剧院为我们取当晚上演的《我们的欧洲》的戏票。之前还回了一趟旅馆，告诉赖希演出于七点三刻开始。我顺便看了看有没有邮件：什么都没有。中午，赖希帮我联系上了迈耶霍尔德，他同意给我戏票。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第二经理，在那里取了票。令人吃惊的是，阿丝雅按时来了。她又围着她的黄围巾。这几天，她的脸泛着一种可怕的光泽。演出还没开始，我们站在布告前，我说：“其实，赖希是个了不起的家伙。”“？”“要是今晚我不得不独自坐在什么地方的话，我会忧郁得上吊。”不过，即便我说了这些话也没有使我们的交谈变得活跃。那出歌舞剧非常有意思，有那么一会儿——我已不记得是看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俩又觉得彼此很亲近。我想起来了，是《里西咖啡馆》那幕，伴着音乐和印第安舞。“十五年来，”我对阿丝雅说道，“这种印第安浪漫风情风靡全欧洲，其所到之处，人们无不为之倾倒。”幕间休息时我们和迈耶霍尔德交谈。第二次休息时他让一位女士带我们去“博物馆”，那里保存着他的舞台布景的模型。在那里，我看到了《可笑的男人》一剧的精美的场景布置，《布布斯》一剧有名的用竹子围起来的布景（在演员上台与下台时以及剧中所有重要之处，都会由竹管发出或响或轻的击打声），还有《咆哮吧，中国！》一剧中的船头和舞台前方的水以及其他东西。我在一本书里签了名。最后一幕中的枪击令阿丝雅感到烦扰。第一次休息时，我们去找迈耶霍尔德（直到休息快结束时我们才找到他）。有片刻时间，我在阿丝雅前面走着台阶。这时，我感到阿丝雅的手碰到了我的脖子。我的衣领翻翘着，她把它又翻服帖了。这一触碰使我意识到我已有很久没有被哪只手亲切地触摸过了。十一点半，我们又来到了大街上。阿丝雅责备我什么都没有买，她说，否则她还会去我那儿庆祝除夕的。我请她再去咖啡馆坐坐，却是徒劳。她也不认为赖希可能会买了吃的。我很伤心，一声不吭地陪她回去。这一晚的雪泛着星光。（还有一次，我在她的大衣上看到了水晶般的雪花，在德国也许永远不会有这样的雪花。）到了她的住所前，我几乎是有意违逆，并且是为了试探她而非出于真情地请求她给我一个吻，就在岁末。她没有吻我。我转过身，此刻，在新年来临之际，固然落寞，却并不悲伤。因为我知道阿丝雅也是孤独的。我刚走到旅馆前，一阵微弱的钟声恰好响起。我驻足聆听了一会儿。赖希开了门，大失所望。他买了很多东西：波尔图葡萄酒、哈尔瓦、鲑鱼、香肠。这时，我又为阿丝雅没来我这里而感到不愉快了。不过，我们很快就谈笑风生地度过了快活的时光。我躺在床上吃了许多东西，美美地喝了不少波尔图葡萄酒，以至于最后只能既费劲又机械地进行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