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 致安娜·舒尔特斯[1]_德意志人

[1] 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瑞士教育家、教育和社会改革家，提出了教育心理化和要素教育的主张，倡导德育和实物教学，为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欧洲“平民教育之父”。本雅明选取的下面这封信，其收信人安娜·舒尔特斯（Anna Schulthess，1738—1815）于1769年在她父母的反对下嫁予裴斯泰洛齐为妻，之后她一直帮助丈夫管理其创办的儿童之家和孤儿院的经济并且负责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她的育儿方式给了裴斯泰洛齐不少启示。

导言

根据传闻，裴斯泰洛齐可能表达过一个愿望，即除了一块粗糙的荒野乱石外，在他的墓地上不应再设其他的墓碑，这块石头也只是一块粗糙的荒野乱石而已。裴斯泰洛齐并不愿使自然变得更好，而是以人类的名义要求它——就像这块荒野乱石一样——静止不动。而这也是下面这封信的原本意图：制止人类名义下的狂热。就像表面上看来完全出于本能的杰出成就常有的情况一样——而且下面这封信属于德意志文献中最出色的情书——这一杰出成就也是一场与榜样的争论。但对裴斯泰洛齐而言，典范性的是洛可可时期之美好灵魂与孩童的一半受虔诚主义鼓舞的、一半有田园牧歌派头的宗教信仰。他让田园—牧师书信（pastorale Briefe）的双重意义[1]在此竞赛，当然，他没有不与这种类型的经典尺牍——在这封信写就前六年出版的卢梭（Rousseau）的《新爱洛伊丝》（Nouvelle Héloise）[2]——划清界限。“卢梭出版的著作”，他于1826年还在自传中这样说，“是偏离正道——当时忠诚爱国思想的高贵上扬将我们优秀的年轻人带到这上面——的出色兴奋剂。”但是除了通过转而反对“危险的歧路引导者”而得到解决的文体问题外，私人问题也不能被忽视，它在此要化解爱情策略。这涉及在写信时赢得了昵称“你”（du）的使用权。这封信的后半部分登场的牧羊女多丽丝的理想形象为此服务。她必须暂时占据收信人的位置，因为裴斯泰洛齐 如果一位圣洁的修士在罗马教堂虔诚的椅子上向一位姑娘伸出他的手，而没有用他僧袍粗糙的料子遮住它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忏悔；如果一个小伙子同一位姑娘谈论亲吻，而没有给出或者接受一个吻的话，那么他也必须合理地忏悔。我的姑娘没有发怒，对此我同样忏悔。因为倘若看到小伙子配得上她爱着他的信念，姑娘虽然不会生气，但是倘若小伙子只是谈论亲吻，那么姑娘定然会有些生气。因为人们当然不会亲吻他们爱着的每个人，而姑娘们的亲吻显然只是留在她们女朋友们的嘴上。如果小伙子试图引诱姑娘接吻的话，这就是一个巨大而严重的罪过。如果他试图引诱一个特定的姑娘尤其是一个他爱着的姑娘如此的话，罪过是最大的。

小伙子也绝不应该想着同所爱的姑娘单独见面。纯洁无害之爱的所在之处是喧哗的聚会和不保险的旅馆房间，为了情人的短暂停留而保留着“茅草屋”的人完全是危险的歧路引导者，因为茅草屋周围是偏僻的道路、森林、田野、草地、成荫的树木和湖泊。空气在那里是如此纯净，呼吸着愉悦、幸福和爽朗：在那里姑娘要怎样能够抵挡她爱人的罪恶之吻？不，一位朴实的小伙子想要见他爱人的地点在城市的中心。一个炎热的夏季晚上，他就在发光的瓦片下，在一间空气污浊的房间里，等待着他的爱人，在那里城墙堡垒迎着微风簌簌作响的声音屹立着。暑气、水汽、人群和恐惧让他保持着正派而庄重的平静，在那里经常随之出现对最巨大的美德、一种在乡下闻所未闻的美德的证明：小伙子当着他心爱之人的面开始打瞌睡了。

为此我应该忏悔，因为我向往过单独的散步和亲吻。但是我是一个卑鄙无耻的罪人，我的姑娘知道我的忏悔大概只能称为虚伪的忏悔而且也许不希望再有其他。对此我不想忏悔，如果多丽丝生气的话，我也会生气，然后对她说：

裴斯泰洛齐夫妇在给孩子们上课

“我做了什么？你的确夺走了我的信并且未经许可读了它，它不是你的信。难道我不能给自己写信，如我所愿般书写和梦想着亲吻吗？你肯定知道，我没有给出一物，我没有偷走一物。你肯定知道，我并不勇敢。只有我的笔是勇敢的。当你的笔和我的笔起了争执时，那么就让你的笔写，让它用纸面上的谴责惩罚我笔墨上的勇敢。但是整场争论与我们毫不相干。如果你愿意，让你的笔对我的笔发火吧。但是不要再逼得你的脸长出生气的皱纹了，而且不要让我再像今天这样离你而去。”

我很荣幸，有礼仪地、最顺从地向您告别并且终身做

您最听话的奴仆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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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storale Briefe”既可作“田园诗”，又可作“牧师写给教区居民的公开信”。

[2] 这部小说主要用五位主人公彼此间的通信为基本描写手法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