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本人性的词典[1]_德意志人

莫默尔·布罗德森 范丁梁 译

据说，当卓有声望的《新德国期刊》（Neue deutsche Hefte）之主编约阿希姆·君特（Joachim Günther）于1955年受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g）之托，作为“真正的行家里手”对刚刚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的《文集》加以点评时，他对首先从作者的姓名入手知之甚少。看来，他完全不想把这位作者与那位他曾经（而且恰好是在一本德意志帝国的杂志上！）用盛赞的语调夸奖过其《德意志人》[2]的德特勒夫·霍尔兹联系起来。

这则逸事不仅表明在德语区重新引入本雅明的困难，而且也说明，人们极少想要把他的名字与“编纂性”的作品联想在一起。当这样的“选集”几乎就不值一提时，在本雅明去世后对其著述的出版和接受中，人们曾与之相应地、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冷淡地对待他的“选集工作”[3]。关于本雅明本人赋予最高意义并且因此献出不少精力的一个创作视角的透彻研究，屈指可数。而倘若只有这一本选集的话，那么全部的工作就都是专门献给《德意志人》的。但他留下了一批绝对数量可观的其他的短小和庞大的选集。只有《德意志人》看来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这又再次与其出版史上的一些特点联系在一起。

《德意志人》在1945年后被多次出版。这些发行物——从最早的《启迪》（Illuminationen）一书框架下的（部分）付印版（1961），到《文集》的校勘评注版（1972），再到插图版——却提供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这幅图景从书籍外面的封套开始，延伸越过扉页，甚至涉及书的内容。至少，用“对来自资产阶级世纪之信件的评注”[4]来给一本不断重新闪现其现实意义的文集加上标题，是十分不幸的。因为这本选集并非简单地把某一个逝去的时代编成目录并加以解释，而是表明了对当代的主题与问题的态度。本雅明也并未像众多新版本的副标题所诱导的那样，把选集视为一个整体，为其“作序”[5]或者对其加以“评论”[6]。相反，他没有将详尽阐释的要求与之相连，而是对每封单独的信件都用一段导言——它以一两个但不会更多的独特视角来进一步阐明——来理解。对于原来的文本而言，首版的大多数排字错误（甚至是文字遗漏）仍然未加修改地保留在作者去世后那些《德意志人》的版本中。最后，正如一个上光照相纸制的“图示”版[7]——它对确实存在于外部形象中的有意地不吸人眼球还一个劲儿地冷嘲热讽——那样对这部作品之布局[8]的非法入侵，为这幅图景补足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在剩余的漫长时间中不允许任何对这部作品之复杂产生史和对其起源的真正审视。因为读者首先逐渐——分别在《文集》逐卷出版的节奏中——接触到所有其他已完成的和有时只是通盘构思了的选集以及大量与其相关的记录与材料。因为在Presse）委托他编辑一本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论文选集。这册书属于一套丛书，大学</a>生们应该凭借这套丛书在情绪和思想上对使用大部头的完全版有所准备。[15]然而，出于至今无从解释的理由，这本已经完成初稿的选集[16]后来没有出版。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本雅明成功地出版了其他大多数更为短小的选集，其中包括《文化奇谈》（Kulturkuriosa）[17]和《安东尼·维尔茨：一位被敲开头脑之人的思想与面容》（Antoine Wiertz：Gedanken und Gesichte eines Gek?pften，1929）[18]以及若干《康德不为人知的逸事》（Unbekannte Anekdoten von Kant，1931）[19]。在本雅明看来，尤其是抓住维尔茨（Wiertz）同名三连画《隐蔽》（Die Verborgenheit）之几乎不知名的“文字说明”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幅画通过“出色的着装”和“布局的力量”博得了好评。[20]与之相反，他认为，一些出自“失传的文学年鉴、杂志等”的康德故事含有“对一种态度”的充满价值的提示，“根据这种态度，康德学说于哲学上完全获得成功并且被掌握之前，它首先作为一种全新的生存力量被感知到，人们不能摆脱这种力量”[21]。

几乎与《法兰克福报》上的《书信》系列之完结同一时间，还有一本内容丰富的、与维利·哈斯（Willy Haas）共同负责的、题为《从世界公民到富裕市民》（Vom Weltbürger zum Groβbürger）的德国历史文集作为本雅明被驱逐出德国前的最后一本选集出版。[22]依据编者们的看法，这不是一本涉及任何传统的、通向“长满各种鲜花之草地”的选集，而是一本将读者置于一间“精神的武器大厅”中的选集：那间“战斗着的资产阶级”的武器大厅。取振奋人心之效果而代之的对洞察力之促进是他们的目的，因此他们提供这种对“意见与经验”加以澄清、加以证实或者也可能对其存疑的文本来代替文艺的、“可用的”文本。再者，读者在这种将整体“就像在一幅字谜画中那样”压缩进去的、“对资产阶级之文化图景速写式的勾勒”中，发现“现实之……足够戏剧化且真实的特征扭曲了”[23]。

1932年1月，当本雅明有机会在电台略微透露一点儿他所评论的《书信》之合集的隐秘细节时，他曾说，在这一出版系列之初，有的“几乎实在不比一个”纯粹“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更多”，有的是——如果人们愿意这样想的话——“一种情绪”[24]。究竟是什么给了他对这些旧日文献的指示，他仍然以何种意图追寻着它们，这些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逐渐领悟出来的。这听起来简直像是说《书信》完全是毫无前提地形成的。然而无论如何，之后的《德意志人》有它的历史：尤其像此处尚未提及的1939年的选集《一七八九年的德意志人》（Allemands de quatre-vingt-neuf）证明的那样[25]，有一段甚至回溯至深远的前史，也有一段后史。

令本雅明最终能够信心十足地着手从事一个广阔得无法预估的题材的，是十分不同的事物：他在求学期间已经体验到创造性的冲击。沿着书信往来的红线策划的主要是选集、书信出版物和生平描绘类的读物、与朋友们的讨论、关于“选集”样式的纲领性思考、对“信件”种类的历史性的翻新以及特别是——就像人们可能出于简单而允许称呼它的那样——“选集练习曲”，就是所有先于《德意志人》的短小和大型的选集。

只要努力一下亲自去追查那些在《书信》或者《德意志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最不显眼的痕迹，就首先会遇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库尔特·布赖西希（Kurt Breysig）的若干大学课程。 同样，有为数众多甚至为数更多的肯定性的释义支援这些否定性的释义。当编纂者不想一下子用太多东西打扰他的读者时，他只会逐渐透露，这种“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义”是什么意思，它如何让自己抽象地、概念性地、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并且特别是：它在何处能被拾取。在此，一开始存在的是对一个资产阶级之英雄时代确切说来不显眼的提示，在那个时代中，思想与行动、言语与作为仍然彼此有一定的协调一致，换言之，在那个时代中仍然充满着伦理与道德等物。在哪里能找到这些价值呢？接下来，对原本收集的 接着，随后的24封信详细地说明了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立场，同样带着对“人性的条件与界限”的提示：在对约翰·海因里希·康德写给其兄伊曼努尔一信的评论中，这样写道，“在谈论人性的时候，不应忘记这间启蒙运动将其光明投射其中的中产阶级房间的狭小”[73]。那么，出于赋予“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义”一幅轮廓图这一目的，本雅明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张概念和释义的图谱，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本手册、一本人性的词典。从A到Z读来，它包含的关键词有正直、交谈、修养、对话、忠诚、洞察力、放弃、阅历、探索精神、自由、坦率、友谊、关怀、善良、力量、文化、狂热、爱情、同情、勇气、冷静、风格、兴趣、宽容、透明、可靠、独立、信念、清廉、不屈不挠、无瑕、理智、学识、刚正不阿和克制等。

这些就是本雅明之思想和创作终生担负义务的价值与概念。但它们主要是这位1936年的“德意志人”能够——并且应该——将其自身的生活现实、其日常的观察和经验与之相比较的价值与概念。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被驱逐者，而且还是——甚至首先是——希特勒帝国的德意志人。在他本人看来，选集的某些暗示和图景被保留了，例如当在对裴斯泰洛齐一信的评论中谈及其本身决定了“忠诚爱国思想的高贵上扬”的“危险的歧路引导者”和“偏离正道”时，[74]或者当戈特弗里德·克勒尔在其写给狄奥多·施笃姆的信中提到某些宣布德意志令人崇敬的民族叙事诗——“古老而独特的《尼伯龙根之歌》”——“已经消亡从而将他时髦的怪婴推到前者的位置上”的“无赖”时。[75]最后，当为了克服“局势的强迫”[76]而把谋杀暴君作为手段加以考虑时：本雅明这样引证坚定不移、无可厚非并且“在一切危机中”毫不动摇的索伊默，“出于令人气愤的忠诚”，人们甚至能够变成强盗“并且从对付大臣”开始。[77]

《德意志人》的信函“从起首语到落款”几乎都是这种或者相似类型的“源源不断的倾吐”[78]。这一点适用于全部传统——假定，人们知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因为对本雅明而言，还存在对“错误财富”的“追求”，即一种无区分的追求，一种无差别地力求合并每段历史的追求。这种追求不追问，鉴于“人类前进着的解放”或者说鉴于自身的当下，从那些总是成问题的证明那里，究竟是否能够获得“暗示”并且必要时能够从它们那里获得哪些“暗示”？在此，作为令人警醒的例子，本雅明对18世纪记忆犹新，它的探索精神首先针对“模仿”。不想普遍地否认，这样的“行动被置于其他历史关联中时”，能够有更为幸运的、也有可能“更为重要”的结果，然而本雅明深信，这样一种“对所有来自逝去的民族圈和世界纪元的作品之获取”没有开启和开辟历史性的视角。情况完全相反！当“对过去之财富的贪欲……越过所有限度”时，它可能要冒危险抛弃理智的历史讨论与经验的立足点，那么它就成为了浮现在法西斯主义者眼前之物：一种“强占传奇”的企图。[79]与此相对地，本雅明赞同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Carl Gustav Jochmann）的一句格言，它比别的都更适于充当所有他收集并评论的著述的座右铭：“‘并非所有逝去之物都已失去。’（我们不需要重新制作它们。）‘并非所有失去之物都未被取替。’（很多有了更加高级的形式。）‘并非所有未被取替之物都无法弥补。’（很多从前有用之物如今已无用武之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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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译自莫默尔·布罗德森为其主编的《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人》（Momme Brodersen ［Hg.］， Walter Benjamin.Deutsche Menschen，Frankfurt/M 2008，以下简称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所撰写的后记，参见该书474～488页。下文注释均为作者原注，但出于阅读需要，形式上从文中注改为脚注，且对缩写部分做了详解。

[2] 参见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468～469页。

[3] 参见克里斯多夫·格德/亨利·洛尼茨受汉堡科学与文化促进基金会委托、与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合作主编：《瓦尔特·本雅明：著作与遗稿（校勘评注完整版）》（Walter Benjamin，Werke und Nacβ.Kritische Gesamtausgabe.Im Auftrag der Hamburger Stiftung zur F?rder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hrsg.von Christoph G?dde und Henri Lonitz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Walter Benjamin Archiv，以下简称《著作与遗稿》）21卷本，法兰克福2008年起，第13卷（罗尔夫·蒂德曼/赫尔曼·施韦彭豪泽尔在特奥多尔·W·阿多诺/格斯霍姆·朔勒姆协助下主编：《瓦尔特·本雅明文集》［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Unter Mitwirkung von Theodor W.Adorno und Gershom Scholem hrsg.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user，以下简称《文集》］卷Ⅲ，405页）。

[4] 参见《启迪》（Illuminationen），282页。

[5] 参见《德意志人》独立单行本第2版，本雅明1965。

[6] 参见《德意志人》独立单行本第3版。

[7] 参见本雅明1989。

[8] 参见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228页。

[9] 参见布罗德森（Brodersen）2006，448～449页。

[10]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520/1—2；Ts 2302—2303）。

[11]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792～796页）。

[12] 克里斯多夫·格德/亨利·洛尼茨［编］：《瓦尔特·本雅明书信集》（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Briefe.Hrsg.von Christoph G?dde und Henri Lonitz，以下简称《书信集》）6卷本，法兰克福1995～2000年，此处卷Ⅲ，61页。

[1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792页）。

[14] 《书信集》卷Ⅲ，61～62页。

[15] 参见《书信集》卷Ⅲ，71页。

[16]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Ⅱ（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519；5—12；Ms 564—572）。

[17]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5页）。

[18]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5～808页）。

[19]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8～815页）。

[20]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6页）。

[21]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8页）。

[22]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15～862页）。

[2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15～816页）。

[24]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25]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63～880页）。

[26] 《编年史》（Chronik）1915，65页。

[27] 《编年史》（Chronik）1915，53页。

[28]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7页）。

[29]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5页）。

[30] 《书信集》卷Ⅰ，257页。

[31] 参见《书信集》卷Ⅰ，120页。

[32] 参见费斯佩尔（Vesper）1906和费斯佩尔1910。

[33] 参见《书信集》卷Ⅰ，14页。

[34] 参见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1912。

[35] 参见霍夫曼斯塔尔1922～1923和霍夫曼斯塔尔1926。

[36]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78～79页）。

[37]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167页）。

[38]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4～407页）。

[39] 参见博尔夏特（Borchardt）1927。

[40]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1～94页）。

[41]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3～804页）。

[42]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120页。

[4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78页；亦见《文集》卷Ⅲ，167页）。

[44]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1～92页）。

[45]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167页）。

[46] 博尔夏特（Borchardt）1927，500页。

[47]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2～93页）。

[48] 博尔夏特1927，500页。

[49]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3页）。

[50] 参见本书中《约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尔·康德》一信的导言。

[51]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52] 参见本书中《约翰·威廉·里特尔致弗兰茨·冯·巴德尔》一信的导言。

[53]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386页。

[54] 参见本书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致安东·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55]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56]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57] 贡尔多夫（Gundolf）1916，9页。

[58]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59] 参见本书中《约瑟夫·格雷斯致阿劳城主理牧师阿洛伊斯·沃克》一信的导言。

[60]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20页。

[61]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8页。

[62]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63] 《书信集》卷Ⅱ，47～48页。

[64]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65] 《书信集》卷Ⅳ，442～443页。

[66]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07页。

[67]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386页。

[68]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

[69] 参见本书中《尤斯图斯·李比希致格拉夫·奥古斯特·冯·普拉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70] 参见本书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致安东·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71] 朔勒姆（Scholem）1980，234页。

[72]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致G.H.阿梅隆》一信的导言。

[73] 参见本书中《约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尔·康德》一信的导言。

[74] 参见本书中《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致安娜·舒尔特斯》一信的导言。

[75] 参见本书中《戈特弗里德·克勒尔致狄奥多·施笃姆》一信。

[76]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77] 参见本书中《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致他前未婚妻的丈夫》一信的导言。

[78]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79] 《著作与遗稿》卷Ⅱ（《文集》卷Ⅱ·2，581～582页）。

[80] 《著作与遗稿》卷Ⅱ（《文集》卷Ⅱ·2，5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