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板上的散步者_天花板上的散步者

一

这算是一种精神疾病吧，乡田三郎觉得在这个世上，不论玩什么游戏，或者从事什么职业都毫无意趣，做任何事情都无聊至极。

从学校毕业后——其实一年也去不了几天学校——他接二连三地尝试过多种自以为干得了的工作，却没有遇到一个让他甘愿奉献一生的职业，或许这世上根本不存在能让他感到充实的职业。他不断地跳槽，长则一年，短则一个月，最后，他终于对找工作失去了信心。眼下他已不再找工作，每天都无所事事地混日子。

在玩乐方面也是如此。从纸牌、台球、网球、游泳、登山、围棋、日本象棋乃至各种名目的赌博他全都玩过，种类繁多得这里都写不完。他甚至买来娱乐百科全书之类的书籍，按图索骥，一个不落地玩了个遍，然而和找工作一样，没有一种玩乐能引起他的兴趣，结果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不过，你可能会说，这世上不是有“女人”和“酒”这两样让人一辈子都不会厌倦的绝顶快乐的东西吗？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这位乡田三郎，对这两样也丝毫不感兴趣。他滴酒不沾，也许是不能喝酒的体质吧。至于女人，当然并非没有欲望，也没少去寻欢作乐，但仍旧无法让他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活在这个了无生趣的世上，还不如死了好。”

他常常冒出这样的念头。不过，即便是像他这样万念俱灰的人，似乎也具有留恋生命的本能，所以二十五岁之前，尽管他总是把“真想死，真想死”挂在嘴上，还是好歹活到了现在。

他每月能收到父母的少量汇款，所以即使不工作，生活也不成问题。也许是这种安全感，使他变成了这样没有定性的人。为了用这些钱使自己过得快活些，他绞尽了脑汁。例如，像更换工作和玩乐那样频繁地搬家，即是他的乐趣之一。夸张点说，东京的租房户，没有他没住过的。在一个地方住上一个月半个月的，就马上搬到另一家去。当然在这期间，他有时也像个放浪不羁的人那样到处旅行，或者学着遁世半仙那样隐居深山。但是，在都市住惯了的他，毕竟无法长久忍受寂寞的乡下生活，所以刚出门旅行没几天，他就仿佛不自觉地被都市的璀璨灯光和喧嚣吸引过来一般，又回到东京来了。当然了，每次回来后都会搬家。

这次他搬去的是名叫东荣馆的新建的房子，连墙壁都没有干透呢。然而，在这个新家里，他发现了一个极好玩的乐子。这篇故事讲的就是与他这个新发现密切相关的杀人事件。但是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必须先交代一件事，就是主人公乡田三郎，是如何同业余侦探明智小五郎——这个名字你大概也有所耳闻——成了朋友，并对从未注意过的“犯罪”产生兴趣的。

他们二人是在某咖啡厅偶然认识的。当时和乡田一起去喝咖啡的朋友认识明智，就介绍他俩认识了。当时，乡田被明智聪慧的气质、睿智的谈吐和独特的穿着深深吸引了。后来，乡田隔三岔五地去拜访明智，明智偶尔也会到三郎的住处做客，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朋友。明智说不定是对三郎的病态性格产生了兴趣（想将它作为一种研究材料吧），而三郎则是喜欢听明智讲花样翻新的犯罪故事。

譬如把同事杀害后，将尸体塞进实验室的炉子里烧成灰的韦伯斯特博士[1]的故事；还有通晓多国语</a>言，在语言学方面贡献卓著的尤金·阿拉姆[2]b的杀人事件；有身为优秀文艺评论家同时有“保险金恶魔”之称的温赖特[3]的故事；有为了给养父治麻风病，用小孩臀部的肉煎药的野口男三郎的故事；有娶了众多女人为妻，再把她们一个个杀死的所谓蓝胡子兰德鲁、阿姆斯特朗等人的残忍犯罪故事……这些血腥的杀人案件，不知给穷极无聊的乡田三郎带来多大的享受啊！听着明智口若悬河的讲述，三郎觉得，这些犯罪故事宛如色彩绚烂的画卷，以深不见底的魅力，生动地呈现在自己眼前。

认识明智后的两三个月里，三郎仿佛忘却了人间的乏味无趣。他买来各种描写犯罪的书籍，每天都沉迷其中。这些书籍中掺杂着爱伦·坡、霍夫曼或加博里欧等人的各色侦探小说。每当看完书，合上最后一页时，三郎都会叹口气，心想“啊，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样有意思的事”。他甚至大胆地幻想起来，如果有机会，自己也要像那些探案故事里的主角那样，搞出个引人注目的轰动玩法来炫耀一番。

即便是三郎，也不愿意做出触犯法律的事。他不具备不顾及父母、兄弟、亲戚和朋友的悲欢或侮辱，只沉溺于自己乐趣的勇气。看那些书上说，无论多么缜密的犯罪，必然会留下破绽，这些破绽会成为破案的线索，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罪犯终生都无法逃脱警察的追踪。三郎所担心的只是这一点。他的不幸在于他对世上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没有兴趣，唯独对犯罪特别着迷。更不幸的是，因为怕被人发现，他不敢真的去犯罪。

因此，他把买来的书籍全部看完之后，开始模仿犯罪。由于是模仿，自然无须担心受到任何惩罚。例如下面这些事。

他对已经无比厌倦的浅草重新产生了兴趣。犹如把玩具箱倾倒在地上，然后将五颜六色的颜料泼在所有玩具上一般，浅草游乐园对于嗜好犯罪的人来说，是个求之不得的舞台。三郎经常光顾这里，他在影院和影院之间只能通过一个人的狭窄而昏暗的胡同里，或是公共厕所后面的一块空地上——浅草竟然有这样一块开阔地——流连忘返。

他还用白粉笔在墙上四处画箭头，假装是某罪犯与同伙进行联络的暗号；他看到有钱人走过，就装成小偷，执拗地跟踪人家不放；他有时把写有奇怪暗语的纸条——他总是在纸条上面写一些恐怖的杀人事件——塞进公园长椅的木板缝隙中，然后躲在树后，看谁会发现纸条……他自得其乐地玩着诸如此类的各种“犯罪游戏”。

三郎还经常改变装束，漫无目的地从一条街漫步到另一条街。他有时扮成工人，有时扮成乞丐，有时扮成学生，在这些扮相中，男扮女装最能满足他的病态嗜好。为此，他还把自己的和服和手表卖了，搜罗各种昂贵的假发和女人的旧衣服。他会花很长时间把自己打扮成自己喜好的女装扮相，然后披上有帽子的斗篷，三更半夜走出公寓，走到合适的地方便脱掉外套，以妖娆的女子之姿在寂静无人的公园中游荡，或是钻进快要散场的电影院，故意坐在男子席[4]里，甚至发展到跟那些男人打情骂俏。三郎因异装癖好造成了心理错乱，恍惚觉得自己变成了妲己阿百，或是蛇精阿由那样的毒妇，只要一想到随心所欲捉弄各种男人的情景，他就特别快活。

虽说这种模仿犯罪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三郎的欲望，也引起过让人啼笑皆非的事端，让他从中收获了极大的乐趣，可是，模仿终归是模仿，毕竟没有危险，而从某种角度来看，犯罪的魅力就在于有危险——这种缺乏刺激的方式不能让三郎一直乐在其中。约三个多月后，三郎就对该玩法渐渐失去了兴趣。而且与那般吸引他的明智的交往也慢慢地减少了。

二

通过上面的铺垫，想必各位读者对乡田三郎和明智小五郎的交往，以及三郎的犯罪癖好等有所了解了吧。那么下面就言归正传，说说乡田三郎在东荣馆这栋新盖的公寓里，发现了什么新乐趣。

东荣馆刚一建成，三郎就迫不及待地 三郎像个快要哭出来的孩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眼前因眼泪变得模糊，脑子里梦幻般浮现出上小学</a>时的那些久远的往事。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他们一直以同样的姿态，在三郎的房间里对峙着。

“谢谢你，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最后，还是明智打破了沉默，“我绝不会向警方告发你的，我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你也知道，我的兴趣只在于‘了解真相’，其他事情，我并不关心。再说了，这起案件里一个证据都没有嘛！说到衬衫的扣子，哈哈……那不过是我给你下的一个圈套！我想，没有证据的话，你肯定不会承认的。上次我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你衬衫的第二颗扣子掉了，我就利用了这一点。其实，这颗扣子是我从商店买来的。一般来说，人不会特别留意什么时候掉了扣子，再说你作案时很紧张，所以我想用扣子来诱导，会顺利达到目的。

“正如你也想到的那样，我对远藤的自杀产生怀疑是因为那个闹钟。此后，我还去拜访了这个辖区的警察署长，从到过现场的一个警察那里，打听到了当时的详细情况。据他说，吗啡瓶掉在了卷烟盒中，里面的毒药还洒在了卷烟上。警察似乎对此并没有加以注意，这不是有些奇怪吗？我听说，远藤是个非常严谨的人，既然能够做到躺在床铺上死去，怎么会把药瓶扔到卷烟盒中，还把毒药洒出来呢？这不是很不合理吗？

“这就更加深了我对远藤死因的怀疑，加上又偶然发现你从远藤死的那天开始就不吸烟了。若说这两件事仅是巧合的话，那也太巧了吧。于是，我又想起你以前曾对模仿犯罪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你有嗜好犯罪的怪癖。

“从那以后，我就频频来这栋公寓，背着你暗中查看远藤的房间。结果我发现，凶手除了天花板没有别的通路，于是我就像你一样，在‘天花板上散步’，偷窥住户的房间。特别是在你的房间上面，偷窥你很长时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你坐立不安的样子。

“随着调查的深入，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你。不过，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所以我就想到了刚才那一出。哈哈哈哈……那么，我就此别过了。也许以后就不再和你见面了，要问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已经下决心去自首了。”

面对这位明智的计谋，三郎内心已毫无波澜，连明智已经走了都没有察觉，只是茫然地思索着一件事：

“被执行死刑时，到底是怎样的心情呢？”

把毒药瓶从孔里扔下去时，三郎以为没看到药瓶掉在哪里了。其实，他清楚地看到药瓶掉进了卷烟盒里，这个画面被烙印在潜意识里，才使他从心理上开始厌恶卷烟了。

[1]　约翰·怀特·韦伯斯特（1793—1850）：美国著名罪犯、大学教授。1842年杀害了同事乔治·帕克曼，最终被判绞刑。他在临死前才认罪，承认杀害帕克曼后将他的尸体烧毁。

[2]　尤金·阿拉姆（1704—1759）：英国语言学家，他在杀死好友14年后被逮捕处死。

[3]　格里菲斯·温赖特（1794—1847）：英国作家、艺术家，也是诈骗犯和投毒犯。〈/AnnotatioArea〉

[4]　大正时期，电影院里的座位是男女分开的。——原文注

[5]　富士额：指前额的发际形似富士山的额头，被当成美人的特征之一。

[6]　出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大意为：谋杀无法被掩盖，他的儿子也许暂时躲了过去，但真相终将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