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_最后一个夏天

白俄罗斯战役就要打响，剩下的钟点已经屈指可数了。

三个方面军将于明天，六月二十三日清晨发起进攻， 由于我方做了所有这些工作，德国人开始形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的主要打击地点不会在白俄罗斯，而是在它的南面，于是，他们就预先把自己的部分预备队由北往南调动。此时我们的游击队接到命令：在德军调动部队的沿火线的几条铁路线上暂时减少活动，一俟“巴格拉季昂”战役开始，德国人需要火速把自己的预备队由南往北调回来的时候，再对这几条铁路进行攻击，打响大规模的“破坏铁轨战”。

当然，如果认为我们处处都能把德国人引入迷途，那是不够慎重的。但是，整个细致而又耐心的迷惑对方的工作，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很久。这个工作是夺取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在进攻的准备阶段，是决不能掉以轻心的。

要求事先尽可能作好一切准备，以此来确保胜利，不达到这些要求决不罢休——这一点不仅是三年来我们的作战能力日益提高的结果，而且也证明了大家都有迫切的需要：力求真正做到少流血而夺取辉煌的战果。

现在已经进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了，举国上下都意识到最后胜利已近在眼前，但是，每作出一次新的努力都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这就是说，谁也无权去做徒劳无益的事情。既不能徒劳无益地去干，也不能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动手。这样干，就是对国家犯罪，因为我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已累得疲惫不堪了，但他们还是用劳累过度的双手，在后方生产出比三年前多三倍的坦克，比三年前多五倍的飞机。我军在这次白俄罗斯战役的准备工作中所表现的坚持不懈、一丝不苟的精神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意识的反映。这种意识既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军队里，它在某些最主要的方面决定了前线和后方的人们的行动。

死亡的威胁使每个参加战斗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尽量装备得好一些，防护得好一些。但在战争的第三个年头，前线的人们对战争初期他们苦苦地想望的东西想得越来越少了，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感到打德国人的武器不足了。他们领到了所有从前缺少的东西，领到了很多现在恰恰是德国人缺少的东西。

当然，即使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已占了毋庸争辩的优势，也并不是占这种优势的人每次都能打胜仗——过去德国人常有这种情况，现在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再说，跟过去一样，对每个处在枪林弹雨之中的人来说，被打死的危险性始终是存在的。不过，大家还是感觉到，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在四一年连想都不敢想的充足的军事装备，这种感觉，使人们在战场上的日子好过得多了。

“我们会打仗”，这个概念是指我们所有的人说的，而“他会打仗”，这个概念是指某个人说的，这两个概念在战争的进程中，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虽然人们还象以前一样，把自我牺牲的精神看得非常崇高，但与此同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认识也提高了。随着这种认识的提高，各级军人开始比从前加倍严肃地对待这样的问题：在战争中统称为损失的那些经常不断的牺牲究竟是必要的呢，还是不必要的呢？这种对自己日益严格的要求，现在，在“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前夜，也就成为托尔斯泰曾经描写过的军队士气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这次参加白俄罗斯大规模进攻的有二十个诸兵种联合集团军，谢尔皮林的集团军不过是其中一个，它的人数不多不少，恰恰是十万人。说得确切一些，连同所有配属给它的部队在内，根据昨天统计，列在名册中的是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二人。

“等于我们三个梁赞市的人数，”昨天谢尔皮林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想到这里，不禁微微一笑。那时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梁赞市是一个只有三万五千个居民的省城，他在那里的医士学校念书，快毕业了。

在谢尔皮林集团军的地区里，集中了大约三千门火炮和迫击炮，三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几乎所有这些装备都对准着那块十四公里宽的狭窄的突破地段，这是决定这次战役成败的地方。现在，这里每公里土地上有两百门火炮和迫击炮，每五公尺土地上有一门炮，假如平均分配的话，那么每五十公尺就有一辆坦克或一门自行火炮，当然，实际上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坦克将主要用来支援步兵，只有一个坦克旅除外，它的任务是在渡过第聂伯河之后，加入机动部队，绕过莫吉廖夫，切断敌军的退路。更大的坦克部队，最高统帅部没有给谢尔皮林的集团军，也没给它所属的方面军。显然，在主攻方向上将有几个友邻方面军在左右两翼进行活动。他们配有几个机械化军，可能还有几个坦克集团军。这些事情他这个集团军司令就不必知道了，但推测总是可以的。在现在这个当儿不推测才是怪事，现在，在主攻方向上没有坦克是没有办法打仗的。

一般说来，这些想法都是在看大地图时产生的所谓胡思乱想。不管全局的计划怎样，在这里，在他这个方面军里，主攻的任务是交给他了，所以，一回到集团军之后，他对所有其它的事情就无暇顾及了。任务规定，在战役打响之后的第五天解放莫吉廖大。要解放它，就必须一直攻打到那里，可是，一路上接连横着四条河，每条河都得强渡过去，而渡每条河又都很棘手，因为河滩都变成沼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