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拓荒者_走出非洲

伯克利·科尔和丹尼斯·芬奇-哈顿把我的房子完全当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机构，这里所有的东西也都属于他们，他们甚至还以这里为傲。如果他们觉得这里缺少什么，就会带过来一些。这里的烟酒都颇为高档，他们还从欧洲带过来很多书和黑胶唱片。伯克利的农场在肯尼亚山上。每次他从那儿开车过来，总会给我带来很多火鸡、鸡蛋和橘子。他们两个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野心勃勃地想把我调教成像他们那样的品酒师。他们特别喜欢我的中国瓷器和丹麦玻璃杯，总是在餐桌上把这些杯子一个一个摞起来，堆成高高的、亮闪闪的金字塔，很享受地看着它。

伯克利习惯在上午十一点带上一瓶香槟酒到屋外的林中去享用。有一次，他在马上就要离开农场的时候感谢我对他的款待，却又加了一句话，意思是这幅美好的农场之画上还有一点儿瑕疵。他说，每次去林中品酒的时候，用的都是粗糙劣质的酒杯。我说：“伯克利，我也知道。但我现在没有几个漂亮杯子了，如果仆人拿着它们从屋里跑那么远到林子里，肯定会打碎它们的。”但他握着我的手，严肃而庄重地说：“但是亲爱的，我还是很难过。”从那之后，每次他到林中饮酒，我都会给他拿我最好的杯子。

伯克利和丹尼斯刚从英国来非洲时，他们的朋友都感觉很遗憾，都很舍不得他们离开。到了殖民地后，他们也颇受大家的欢迎和尊重。但奇怪的是，他们好像总是无家可归，总是在到处流浪。所以我说，社会没有遗弃他们，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没有遗弃他们，是时代遗弃了他们。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只有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才会有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是人类返祖现象的有力证明，应该出生在一个更早的时代，一个以后不可能再有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他们没有家，只能四处游逛，然后偶尔来到我的农场待上一段时间。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心里反而因为自己抛弃了英国而颇感内疚，因为他们的离开意味着要让朋友们担负起他们本应承担的责任，而他们离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自己无法忍受那儿的生活。丹尼斯在给我聊起他年轻时的生活、前途和英国朋友们给他的建议时，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杰奎斯的一句话：“倘有痴愚之徒，忽然变成蠢驴，趁着心性癫狂，撇却财富安康。”但他对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伯克利也是，甚至连杰奎斯也可能是错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逃兵，早晚要为自己的任性和倔强买单。但他们充其量也就是几个流亡者，以颇为优雅的姿态忍受着流亡的生活。

如果伯克利的那颗小脑袋戴上丝质的假长卷发，他就可以在查尔斯二世的法院里进进出出了。这个聪慧的英国年轻人，也许还曾坐在老达达尼昂，就是《二十年后》（Vingt Ans Après）中的那个达达尼昂的脚边，聆听他的智慧，用心铭记他的话语。晚上我们坐在壁炉前聊天的时候，他好像随时都能从烟囱中冲出去，所以我总是觉得万有引力在他身上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他拥有着极强大的识人断物的能力，不会高估也不会贬低别人。好像故意要恶作剧一样，他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反而展示出最有魅力的一面。如果他真心要抹白鞋子扮个小丑，他真的就能成为一个个性十足、无人能模仿的小丑。但是，如果他想要成为康格里夫和威彻利式的智者，那就要比这两位作家拥有更为强烈、更为远大且更为狂放的信念。当然，如果戏谑过分，不知道收敛，就会让人觉得乏味和可悲。伯克利一旦兴奋过头，就会和他的酒一起变得透明。每当此时，他就幻想着自己正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傲慢地向前小跑，好像他正骑的是一匹血统高贵的马，马的祖先是堂·吉诃德的那匹老瘦马。马儿的影子在他身后的墙上慢慢地移动，逐渐地放大。而伯克利一定是最后那个看到阴影，然后害怕这个阴影的人。他这个优秀的小丑在非洲其实是很孤单的，而且他的心脏也不好，几乎就是半个残废人。而他那心爱的农场也正在一天一天地掉入银行的手掌中。

他又瘦又矮，手脚很长，头上顶着一头红发。不管走到哪里，他总是站得直挺挺的，脑袋却像达达尼昂一样，缓缓地左转右转，带着一种决斗者的不可战胜感。走起路来像只猫，总是无声无息的。在任何一个房间，他都会像猫一样，把每个角落变成他舒适温暖的休憩地，好像他自己本身就能够释放热量，释放乐趣一样。即使是你家的房子被烧成一堆废墟，还在冒着白烟，只要伯克利走过来和你坐在上面，他就会像一只猫一样，让你感觉你们正坐在一个经过精心挑选过的角落里。每当他放松下来，你就会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很像年老的猫发出的声音。他一旦生病，就不可能仅仅是“难过”或“痛苦”这么简单，而是像猫生病一样，特别吓人，特别让人担心。他做事极没有原则，脑袋里却有很多偏见，这一点和猫也非常相似。

如果伯克利是斯图亚特王朝的骑士，那丹尼斯就是一个生活在更早时代的英国人，比如伊丽莎白女王时期。他会和菲利普先生[1]或弗兰西斯·德雷克[2]一起手挽着手散步。那时的人们一定会很友善很亲切地对待他，因为他总是让他们想起那个古老的城市——雅典，这是他们梦中向往的地方，他们常常在文学作品中描绘它。在19世纪以前的任何文明时代里，他都能够自在随意地生活，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再加上他不仅是运动健将和冒险家，也是音乐家，而且对艺术还有着狂热的喜爱，他一定能在所有时代里崭露头角、引人瞩目。但在我们的时代里，虽然他表现出色，出尽风头，但总感觉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与那儿格格不入。留在英国的朋友们一直都想让他回国，甚至还为他制定了在英国的职业发展计划，但最后他还是留在了非洲。

土著人本能地喜欢他——伯克利，以及类似的白人，而且对他们也很忠诚。看到他们，我就会想，与我们这些生活在工业时代的人相比，或许古代的白人能够更加理解和同情有色人种。其实，在 因为我的农场毗邻马赛保留区，所以伯克利请求我和他一起，在我的房子里为马赛人发奖章。他有点紧张，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马赛人对他抱着什么样的期待。一个周末，我和他一起开车去马赛人的村里。我们想和那儿的人谈谈，召集一下他们的酋长，告诉他们颁布奖章的日期。伯克利年轻的时候曾是 马赛酋长们来了，后面跟着随从或儿子。他们在草地上坐下来，时不时地谈论一下正在草地上吃草的牛，心里可能会抱着小小的期待——政府会把这些牛当作礼物回报他们的劳动。伯克利让他们等了很久，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程序。就在他们等待的时候，伯克利从屋里搬出来一把椅子，放在了草地上。过一会儿，他就要坐在这把椅子上为他们颁发奖章。最后，他由土著人陪着，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在土著人的映衬下，他的皮肤显得更加白皙，一头红发也更红了，而眼珠的颜色越发地淡了。他又成了一位年轻干练的军官，举止轻快，表情愉悦。我这才意识到，即使平时表情多么地千变万化，在需要的时候，他也会面无表情。贾马跟在他后面，穿着一件非常精致的阿拉伯马夹，上面布满了黄色和银色的刺绣，手里托着一个盒子，里面放着奖章。这件马夹是伯克利吩咐他专门为此时准备的。

伯克利站在椅子前面开始讲话了。他挺得笔直的瘦小身板影响到老酋长们，他们一个个地从草地上站起来，和伯克利面对面地站着，表情庄重地盯着他的眼睛。我完全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因为他说的是马赛语。听起来他说得很简单，好像只是通知他们，有一项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荣誉要降临在他们身上，而政府之所以会给他们这个荣誉，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非常值得赞扬。我是大致判断出这个意思的。再看马赛人，就什么都看不出了。他们的表情里或许含有其他什么不同的东西，但具体是什么，我真的看不出来。伯克利说完之后，立刻让贾马把盒子拿过来，取出里面的奖章，然后一边庄重严肃地念着老酋长的名字，一边伸长手臂，把奖章递给他们。马赛酋长们也伸长了手臂，把奖章安静地接了过去。我心里在想，如果仪式双方没有高贵的血统和优秀的家庭传统，这项仪式绝对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当然，我这么说并没有冒犯民主制的意思。

酋长们都是浑身赤裸，奖章没有办法固定在身上，所以给他们颁发奖章还是比较麻烦的。他们只能手握奖章站着。过了一会儿，一位非常老的酋长走过来，伸着握奖章的手，问我上面印了什么东西。我尽我所能解释给他听。奖章是银质的，很像一枚硬币，一面刻着不列塔尼亚[3]的头像，一面印着这几个字：世界文明之战。

后来，我跟一些英国朋友聊到这件事，他们就问我：“奖章上为什么不是国王的头像？这完全就是一个大错误。”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很合适的，因为这些奖章不能做得过于吸引人。当我们进入天堂，能够得到丰厚的赏赐时，我们得到的应该也是类似的东西吧。

有一次，我要回欧洲度假，伯克利却病倒了。当时，他还是殖民地立法委员会的委员。我给他发电报：“等待立法会开幕时不打算来恩贡待一段时间吗？带上酒来。”他回电报说：“你的电报是从天堂发来的。将会携酒到达。”他果然来农场了，而且带了满满一车酒，至于喝不喝，他倒是不在乎了。他脸色苍白，有时候会非常安静。此时，他的心脏就已经衰竭，身边必须要有贾马照顾。贾马之前已经学会了注射。但他心里放不下的事情还有很多，他最害怕的事就是失去自己的农场。尽管如此，他在农场的时候，我的房间仍然是像经过精挑细选过的，是这个世界上最舒服的角落。

“塔妮娅[4]，既然我已经登上了生命的舞台，”他认真地跟我说，“我就要开最好的车，抽最好的雪茄，喝最精致最高档的葡萄酒。”他在某天晚上告诉我，医生曾叮嘱他要卧床休息一个月。我说，如果他能遵照医生的嘱托，在恩贡山农场上休息一个月，我就不去欧洲，留在农场照顾他，然后下一年再去。他思考了一会儿，才说：“亲爱的，我不能这么做。如果这次为了让你放心，我这么做了，那下一次为了让你放心，我又得做什么事呢？”

于是我就怀着沉重的心情跟他道别了。回欧洲的船要路过拉穆岛和塔卡普纳岛，那是我和伯克利的阿拉伯帆船要去的地方。到达这两座岛的时候，我想起了伯克利。到达巴黎之后，我听到了他的死讯。他从车里走出来，一头栽在了房子前面，就那么去世了。生前，他希望死后能埋在自己的农场上，死后他如愿以偿。

伯克利死后，肯尼亚发生了巨变。殖民地历史上的一个时代随着他的去世而结束。那段时间是肯尼亚的一个转折点，很多事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人们总是会说“伯克利·科尔活着时”或“自从伯克利去世之后”。他去世之前，整个肯尼亚是狩猎者的天堂；他去世之后，肯尼亚逐渐开始变化，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在很多事情上的标准也降低了。比如对于智慧标准的降低，人们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殖民地国家而言，这是颇为令人伤心的；再比如绅士风度标准的降低，他死后不久，人们就开始不断地谈起自己的烦心事。还有，人道主义标准的降低等。伯克利去世了，一个残忍冷酷的女人就从历史舞台的另外一侧爬了上来。她就是“困境”。是人和神共有的情妇。也真是奇怪，如此瘦小的一个男人，竟然在有生之年能够把她在门外挡了那么长时间。伯克利去世了，这片大地上的面包就没了酵母；伯克利去世了，一个优雅、快乐和自由的化身就消失了，一家发电厂倒闭了；一只猫站起身，离开了房间。

[1]即 Philip Sidney，菲利普·锡德尼，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作家、诗人，同时也是英国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

[2]1540-1596年，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和海盗，是麦哲伦后第二位完成环球航海的人。

[3]Britannia，大英帝国或大不列颠的拟人化象征，是一位手持三叉戟、头戴钢盔的女战士。

[4]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会称呼作者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