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来访_走出非洲

在农场上，能有朋友来访是我生活中特别开心的事情，农场上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因此，每当丹尼斯·芬奇-哈顿要结束他漫长的游猎，我就能在某天早上看到某个马赛族年轻人站在我的房子外面对我宣布：“贝达先生就在回来的路上，两三天就到了。”他的双腿又细又长，站在那儿的时候，喜欢倾斜着身子，把重心落在某条腿上。

到了下午，就会有住在农场边非法棚民的小托托跑过来，坐在草地上等我。一看到我出来，他就跟我说：“小河拐弯的地方有珍珠鸡在飞呢。如果你想打一只给贝达先生吃的话，我傍晚就带你过去找它们。”

我的朋友们中有很多杰出的旅行家，他们觉得农庄有着独特的魅力。这大概是因为它总是固定不变的，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来，它都是原来的样子。他们在广袤的异域土地上游荡，帐篷在许多地方搭起来，又在许多地方损坏。他们会开心地开着车绕着农场的车道飞奔，车道像是恒星的轨道一样永远不变；他们喜欢看到熟悉的面孔，而我在非洲时从来就没有换过仆人；我在农场上渴望着远方，而他们却渴望回到这里，或拿起某本书阅读，或躺在我的床上，或进到某间被百叶窗遮蔽的房子里，感受里面的凉爽。他们会坐在野外的篝火旁，畅想农场的美好生活。一旦回到这里，他们就急切地问我：“你教会厨师做猎人做的那种煎蛋卷了吗？上次邮差把《彼得鲁什卡》（Petrouchka）的黑胶唱片带来了吗？”我不在农场的时候，他们也会来到这儿，在我的房子里住下。我在欧洲的时候，丹尼斯就曾经在这里住过。伯克利·科尔把我的房子叫作“森林里的休憩地”。

文明世界赠给旅行家这么多东西，作为回报，他们会送给我很多打猎过程中的战利品。比如花豹和猎豹的皮，在巴黎可以做成裘皮大衣；蛇和蜥蜴的皮，可以做成鞋子；还有秃鹳等。

为了让他们开心，他们不在农场的时候，我会翻看一些老烹饪书，找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食谱，尝试做一些好吃的。我还在花园里种了很多欧洲的花儿。

有一次我在丹麦，一位老妇人给了我十二个芍药球茎，我把它们带到了非洲，中间还因为非洲严格的植物入境法规，遇到了很多麻烦事情。我把它们种下后，它们就开始生长，几乎是瞬间就长出了很多暗红色的弯曲嫩枝，然后是很多嫩嫩的叶子，最后圆圆的花骨朵长出来了。 俱乐部里有一位老先生，叫布尔佩特，大家都叫他查尔斯大叔。他常常会到农场和我一起用餐，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男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只有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很随意，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他曾经横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也是第一批登上阿尔卑斯山马特洪峰的人。他年轻的时候还做过一阵拉贝勒·奥特罗[2]的爱人，那应该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他说，这个女人彻底毁了他之后，就让他滚蛋了。听了他的故事，我有了一种与阿曼德·杜瓦尔或格里厄骑士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他还珍藏着很多奥特罗的漂亮照片，常常跟我谈起她。

有一次，我在和他共餐的时候问他：“奥特罗的自传出版了，里面有你吗？”

“有呀，”他说，“有我，只是名字不是我的，但确实有我。”

“那她是怎么描述你的？”我问。“她说我是一个为了她，不惜在六个月里花掉十万法郎的年轻人。不过，我倒觉得这笔钱花得值。”

我笑了，又问他：“你真的觉得这些钱花得值得吗？”他稍微思考了一下，说：“是的，值得。”

他七十七岁生日那天，丹尼斯·芬奇-哈顿和我一起到恩贡山顶为他庆生。我们坐在地上，聊到这个话题：如果有人赐予我们一双永远都不会掉的翅膀，我们是接受还是拒绝。

布尔佩特眺望着我们脚下辽阔的肯尼亚国土——恩贡山上的绿色土地、西边的东非大裂谷，随时准备着在它的上空翱翔。他说：“我会接受，我当然会接受。这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做的事情。”但他又思考了一会儿，接着说：“但如果我是女人，就会再考虑考虑。”

[1]1895-1952年，挪威著名作家，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饥饿》《大地的成长》等。他信奉尼采哲学，大力赞扬希特勒的侵略行为。后被挪威判处叛国罪，软禁在一家老人院，并最终在这里逝世。

[2]1868-1965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黎的三大交际花之一，以“美人奥特罗”的名字流传于世。出生于西班牙，传说中至少是六位君主的情人，包括英格兰的爱德华七世和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另外还有很多男人为她自杀或决斗。甚至还有传闻说，法国戛纳卡尔顿酒店上方的那两个圆顶的设计灵感正是来源于她的胸部。1954年根据她的传记拍摄的音乐电影上演。1965年，97岁的她死于贫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