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生为近代欧洲文化之子，在研究世界史时，必然且应当提出如下的问题，即在——且仅在——西方世界，曾出现朝着（至少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意义及价值的方向发展的某些文化现象，这到底该归诸怎样的因果关系呢？

只有在西方，“科学”才发展到一个我们今日视为“普遍有效”的程度。其他的文明，特别是印度、中国、巴比伦与埃及，也有经验的知识、对世界及生命问题的反省、极深奥的哲学及神学智能（虽然只有基督教——在大希腊化思想的影响下——才圆熟地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神学，至于伊斯兰教与某些印度的宗派则仅有些许迹象）以及极端精微的学识与观察。然而巴比伦的天文学，就像其他文明一样，缺少了希腊人首次发展出来的数学基础：质实言之，此一事实更突显出巴比伦星象学的惊人发展。印度的几何学则欠缺理性的“证明”——这又是希腊精神的产物，而这精神也创造出力学与物理学。印度的自然科学，就经验观察的角度而言，确有高度发展，然而并没有理性的实验（虽已出现于西洋古代世界，基本上仍为文艺复兴的产物）。同样的，近代的实验室并不存在于印度，所以，印度的医学，尽管在经验—技术层面有高度发展，但缺乏生物学尤其是生化学的基础。至于理性的化学，除了西方外，一概未曾出现于其他文化地区。中国的史学，虽有高度发展，却缺乏修昔底德[1]式就事论事</a>的研究方法。马基雅维利[2]确有其印度的先行者，但是从亚洲的国家理论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类似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分类与理性的概念。理性的法律学说所必备的严谨的法学架构与思考形式，为罗马法的特色（西方法律亦源自此），却不见于他处。尽管印度的弥曼差学派[3]、范围极广的法典编纂——特别是近东，无数印度以及其他地区的律法书——稍有迹象可寻。教会法[4]的建构亦仅见之于西方。

同样的现象亦可见之于艺术。在历史上，其他民族对音乐的敏感似乎比我们有更高度的发展，至少是不比我们差。各种形式的多声乐存在于世界许多地区；多种乐器的合奏及和声伴唱，可见之于其他文明。我们音乐中所具有音符间合理的节拍，其他民族亦曾计算出来并熟用之。但某些特色则仅见之于西方音乐：例如理性的和声音乐，亦即基于三度和弦的三重泛音来组织音符的对位法与和音和声法；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还有取代间隔休止而以理性形式做和声诠释的半音阶法与异名同音法；我们的管弦乐，乃是以弦乐四重奏为其核心加上管乐器的整体组织；我们的通奏低音、记谱法（这才使近代音乐的创作、演出以及其持续存在成为可能）；我们的奏鸣曲、交响乐与歌剧（虽然标题音乐、韵诗、和音变化及半音阶法原本也作为表现手段而运用于极为不同的各种音乐中）；以及最后，所有演奏这些的必要工具，我们基本的乐器——管风琴、钢琴及小提琴。所有这些，唯独西方才有。

作为装饰之用的尖形拱门亦见之于西方古代世界与亚洲各地；据说尖形拱门及十字型拱形圆顶的结构亦曾出现于东方。但在其他地区，我们找不到像西方中世纪所创造出来的，理性运用哥特式拱形圆顶以分散张力，并利用弓形跨越任何形式的空间；尤其是，哥特式拱形圆顶成为宏伟纪念建筑物的结构原则，并延伸成为某种雕刻与绘画风格的基础。同样的，虽然此一技术基础来自东方，然而除了西方外，我们从其他地区找不到用以解决半球形圆顶问题的办法，同时，也见不到那种整体艺术的“古典的”理性化——在绘画来说，就是通过线与空间的透视法的理性运用——这是我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印刷术的成品曾见之于中国，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单只设想成为印刷品，而且也只有通过印刷才有可能存活的文书，亦即“刊物”，尤其是“报纸”。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与我们大学</a>或学院表面上极类似者，皆曾见于其他地方（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理性的、有系统的专业科学研究，亦即由一群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所经营的学术，他们现今已居有一种近乎文化支配的重要地位。尤其是专业性的官员，他们乃西方近代国家与近代经济的基石。尽管此一群体在其他地区亦见萌芽，但对于社会秩序，却从未构成如其在西方那样本质必要的角色。当然，“官吏”，包括专业分工的官僚，是极其不同的各种文化中可见的一种古老现象。但是，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有如近代西方那样，让生活上的政治、技术与经济等基础条件，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生存，如此绝对而无可避免地落入受过训练的专家所构成的官僚组织的罗网下：技术性的、工商业的，尤其是法律上具有专业训练的国家公务员，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常机能的担纲者。

政治团体与社会团体的身份组织，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只有在西方，才出现西方意味下的“王与王国”[5]那样的身份国家（St?ndestaat）。同样的，由定期选举“人民代表”所组成的国会、在野的群众领袖，以及由政党领袖担任“部会首长”向国会负责的支配形态，也是西方特有的制度——固然，为了获取或影响政治权力而组织“党派”，世界各地亦所在多有。一般而言，“国家”，也就是基本上具有合理制定的“宪法”、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以合理制定的规则——“法规”——为取向而由专门官吏来管理的行政等特征的政治机构（Anstalt），尽管他处已有萌芽，但将以上这些决定性的特征作为本质要素而结合为一体来形成这种机构的，仅见于西方。

同样情形亦可见之于我们近代生活里决定命运的最关键力量：资本主义。

“营利”、“追求利得”、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钱财，就其本身而言，与资本主义完全无涉。这种汲汲营营，无论过去或现在，皆可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娼妓、贪官、军人、盗匪、十字军士兵、赌徒以及乞丐——或者可以说：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苟有客观机会可以牟利，则此一现象即可见诸“各式各样的人士之间”。因此，在文化史的初步课程里，我们就该断然放弃此种幼稚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推断。无止境的营利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反之，资本主义恰倒可以等同于此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或至少是加以理性的调节。总之，资本主义不外乎以持续不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Betrieb）来追求利得，追求一再增新的利得，也就是追求“收益性”。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整个经济已完全资本主义秩序化的情境里，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以利得机会的确保为其行动方针，则注定要失败。现在且让我们先下一个较通常所用者更为精确的定义。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首先应该是指：基于利用交易机会而追求利得的行为，亦即基于（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诉诸（形式上及实际上之）暴力的营利，有其独特的法则，将其与（最终）目的在从交易中获取利润的行为归诸同一范畴，是不确当的，虽然我们很难禁止其他人这么做[6]。其次，在理性地追求资本主义营利之处，相应的行为是以资本计算（Kapitalrechnung）为取向。换言之，行为的进行次 若就民族志的研究在当今所占的地位而言，特别是想要对亚洲的宗教意识做出真正彻底的论述时，那些相关的研究当然是不可不加引用的佐证；然而，以下的论文为顾及其所追求的目的，几乎不太加以利用，这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说明的。原因倒并不仅止于个人的工作精力有其限度，主要的缘故毋宁是，此处所必须处理的问题端在于，各地区的“文化担纲者”阶层的特定宗教伦理所触及的各种关联，因此或可容许我们这么做。的确，我们真正在意的是，这个阶层的生活样式所发挥的影响。诚然，唯有将民族志—民俗学的事实拿来作对比时，才能真正确实掌握那种影响的特质，这是一点也没错的。因此，我们必须明白承认并且强调，在此有一缺陷，那是民族志研究者很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指摘的。我很希望能用有系统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成果来稍微填补一下这个缺陷[14]。但这样的企划显然将逾越目的有限的这番研究的界限。是故，以下诸论文必须满足于如此企图，亦即尽可能揭露出与我们西方的诸文化宗教相对照的比较点。

最后，也应该考虑到问题的人类学层面。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特定种类的理性化——甚至在各个相互间（看似）独自发展的生活样式领域里——在西方，而且唯独在西方发展出来；那么，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设想：其中的决定性关键是在遗传的素质。作者本身倒不吝予承认，在个人主观见解上，赞成生物学的遗传素质具有重大的意义。只是，尽管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眼下我却看不到任何方法足以正确掌握，甚或只是大致推断出，遗传素质在何种程度上，尤其是以何种方式、什么连接点，对我们此处所探讨的发展产生影响。社会学与史学的课题之一（应该）就在于，首先尽可能揭露出，借由对命运与环境的反应，便能得到充分解说的一切影响与因果锁链。达到这点，并且当比较人种神经学与比较人种心理学长足进展到远超过其于现今，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前途无量的初步阶段时，我们或许才能期望，甚至也对那样的问题有令人满意的解答[15]。目前，对我来说，那样的条件似乎并不存在，若诉诸“遗传素质”，则形同轻率放弃现在或许可能追寻得到的知识，并且是把问题推给（当下仍然）未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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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修昔底德（Thucyides，前460—前404?），古希腊史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详见附录13。——译注

[2]马基雅维利（N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君王论》的作者。详见附录13。——译注

[3]弥曼差（Mimāmsā），古印度六派哲学之一。详见附录16。——译注

[4]教会法（canonw），在某些基督教会中，由合法的教会权威为管理整个教会或其一部分所制定的法律汇编。详见附录8。——译注

[5]王与王国（rex et regnum），早期日耳曼民族的政治理论认为：国家的权力是基于“国王”（rex）及“身份”（regnum）的二元化结构，regnum即指包含“等级”（estate）在内的人民，故此处译为“王国”。详见附录17。——译注

[6]就此一问题而言（其他问题也一样），我的意见是与我们所钦佩的老师布伦塔诺（《近代资本主义之萌芽》）相左的。此一差异主要是在用语上，不过内容方面亦有所不同。依我看来，将劫掠之利得与经营工厂之利得这两种异质的事物归入同一范畴，是没有意义的。将所有追求金钱的努力通通称为（与其他营利方式对立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更是没有意义。因为就我看来，在后一情况下，将失去所有概念的精确性；而在前一情况，则将失去所有可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相较之下——特殊本质的机会。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一书里，“货币经济”与“资本主义”也被过分地混为一谈，以致妨害到他对事实的讨论。桑巴特的著作，特别是他最新一版有关资本主义的大作《近代资本主义》，至少就我的问题的观点而言，理性的劳动组织——西方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过分被忽略，而强调了世界各处普遍皆具的发展因素。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德国经济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和新康德派哲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经济史学家。详见附录13。——译注

[7]康曼达menda），欧洲中古时期海外贸易经</a>营方式之一，详见附录17。——译注

[8]海外贸易贷款（societas maris），欧洲中古时期海外贸易经营方式。——译注

[9]佣兵统帅（condottieri），指十四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参加意大利各国间频繁战争的雇佣兵的统帅，详见附录17。——译注

[10]其间的对比当然并非完全绝对的。从古代地中海世界、近东、中国与印度的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包税制）中，产生了合理的、持续经营的企业，它们的簿记（我们所知仅为一些断简残篇）或许也有某种“理性的”性格。再说，在现代银行的早期发展史中（甚至英格兰银行），政治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与理性的经营资本主义之间，亦曾有过密切的接触，最初多半是来自遂行战争的动机所致的政治交易。在这方面，有意义的是，例如佩特森此一典型“创始人”的人物与英格兰银行理事之间的差异，这些理事负责制定长期发展方针，而且很快就被视为“格罗斯大殿的清教放贷者”。同样的，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可靠的”银行在“南海公司”成立时离谱的政策。以此，两种角色逐渐合而为一；不过，其间还是有区别的。理性的劳动组织之创立极少是大企业发起人及金融业者的成就，亦非金融、政治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者——犹太人——的成就。这一成就（若可就类型上来说的话！）乃属于另一种十分不同的人。当然，这也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个别的例外还是有的。

格罗斯大殿（Grocers’ Hall），1697—1734年间英格兰银行所在建筑物名称。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1658—1719），英格兰银行创始人，该银行设立于1694年。“南海公司（泡沫）”一案发生于十八世纪初，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诈欺案。有关英格兰银行之成立及其与“南海公司”的关系，参见周宪文编译，《William Paterson的历史与事业——英格兰银行的创办》《英格兰银行与南海公司》，《西洋经济史论集（I）》（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82）。南海泡沫案（South Sea Bubble），详见附录17。——译注

[11]庄宅（Oikos），古代的大型家计。罗伯图斯（Karl Rodbertus，1805—1875），普鲁士经济学家。详见附录13、17。——译注

[12]还有我的仅剩的那点希伯来知识也是十分不足的。

[13]不用说也知道，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像雅斯贝尔斯（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1919）或另一方面像克拉格斯（Charakterologie）及其他类似研究所尝试做到的。这些研究是在出发点上和我们此处的试论有所区别。但在此无暇对其提出反论。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哲学家。克拉格斯（Ludwig ges，1872—1956），德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详见附录13。——译注

[14]此处指的是《经济与社会》 [15]数年前，有个非常杰出的精神科医师就向我表达过同样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