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工资_论财富的分配

因为劳动是财富的一种原始源泉，是唯一取决于人的原始源泉。而至今劳动者又是社会上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他们人数和状况的变化对利润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从探讨决定工资率的原因来着手论述“分配”问题，看来是可取的。

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即实际报酬是，他的劳动使他能够支配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数量。如前所述，在社会的早期，资本尚未积累在特定阶级的人们手里，全部劳动产品完全属于劳动者。在那个时期，事实上没有初次分配，因为财富的源泉只掌握在一个阶级的人的手里。但是，当拥有足够数量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另外一批人一出现，雇佣劳动者就成了他们的常事。现在，劳动者不再完全为他们自己，而是也为他们的雇主而工作了。如果在一个生产阶段尚未结束之前，劳动者靠他们自己的基金来生活的话，显然产品必将在他们与固定资本的所有者之间按照某种事先的安排来进行分配。如果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们没有必要的钱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么，在他们完全放弃领取一份制成品的条件下，资本家可以供给他们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给他们的这部分食物等等应该相当于工人应得的份额。如果有什么扣除的话，那么也只能是在垫支上打一点折扣。显然，这种垫支可能是以谷物、被服、家具等等付给，也可能是以可用来取得这些东西的货币来付给的。这是工业和财富已相当发达的一切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劳动者总是在工作完成之前领取报酬，而且通常是用货币来支付的。

但是，由于有各种原因影响着贵金属或其他商品的生产，在不同的时期里货币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名义工资即货币工资的升降，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实际报酬的相应变化。诚然，工人得到的货币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实际工资率，所以现在我首先来解释调节实际工资率的各种原因。

决定工资率的直接 原因是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的比例。

但是这种比例本身，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产业部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取决于气候条件所要求的或社会舆论认为劳动人民生存所必要的生活方式。所以上述产业部门的生产力、气候条件和社会舆论的状况是调节工资率的根本原因。

在考虑决定工资率的直接原因时，我将首先研究需求的性质以及这种需求的变化对劳动报酬所产生的影响。

要构成对劳动的需求，像构成对任何商品的需求一样，光是凭想要得到它是不够的，而是必须拿出一个等价物。一方面要给工人提供一个等价物，以补偿他对安逸所作的牺牲；另一方面也要给货物的所有者提供一个等价物，因为他放弃了占有的权利。但是，可作为前者的唯一等价物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费。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留做雇佣劳动之用的基金愈多，对劳动的需求就愈大。如前所述，实际用于或者打算用在生产上的那部分国民财富称为资本。然而，资本有两种，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前者是原材料、工具、机器、建筑物以及其他各种已列举过的组成部分，后者是劳动者需要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对劳动的需求显然只取决于后一种资本的数量。所有构成固定资本的各种物品的数量不管有多大，都不能直接影响到另一种资本所能维持的人数。我们已经说过，原材料、工具、机器等在消耗的时候，它们并不给人带来利益。因此资本家为了获得预期的利润，无论如何总得承受国民财富的纯粹损失，或者说牺牲。对资本家来说，假如他能获得相同的利润，那么以何种形式来垫付他的资本，是固定在耐用的机器上还是用来维持很多人的衣食，确实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对国家，至少对劳动阶级来说，这件事决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们从一种资本的增加中得不到任何直接利益，而另一种资本的每一增加都立刻会引起对他们劳务的需求。

由此看来，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对劳动的需求正好与该国的流动资本的数量成正比。如果劳动的供给保持不变，那么由于资本的所有者都不愿留着他们的资本不用而引起他们之间竞争的加剧，就使这些基金的每一次增加都有着提高工资率的趋势。当这种基金减少时，由于每个劳动者都害怕失业，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起来。如果劳动的供给一直保持不变，那么流动资本的最后数额必将是：通过支付给每个工人的工资的相应变化，在原来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上加上全部增加额或减去全部缩减额。这个问题看来已够明白了，无需详加论述。

我必须要坚持的一个论点是：一般说来，虽然对劳动的需求是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的，但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说，它们是以相同的比例增加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用在生产上的大部分资金是投放在机器和固定资本的其他组成部分上的。在财富和工业发展的早期，固定资本在整个国民资本中只占比较小的一个部分。但是随着私人资本的增加和劳动分工的日趋完善，为了提高商品的质量或降低生产成本，就逐渐采取了各种改进措施。总的说来，这些改进就在于用机器来代替体力劳动。在每一次发生这类变化时，有关国家总是靠牺牲流动资本来增加固定资本的。现在，雇主兼资本家不再有必要把这么大的一部分资金保存在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形式上。既然已一劳永逸地雇用许多劳动者来制造机器，从此原先在劳动期间垫付给工人的流动资本的价值就变成了固定资本的价值。其中大部分不能用来满足劳动者的消费，也不能每隔一个短时期被他们再生产出来。恰恰相反，它们可以持续好几年，只需要稍加维修就行了。现在小得多的年产值足以给雇主兼资本家提供通常的利润，这才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因为每年只消耗掉他一部分资本，如果他把这一部分资本的价值收回并能获得全部资本相应的利润，那么也就足够了。其余的资本价值则是由机器来体现的，而机器差不多还是像它原来的样子。但由于机器不能使任何人温饱，因此十分明显，维持劳动的基金暂时会绝对地减少。由此可见，机器的采用虽然可以增加净产值，却有着减少总产值的趋势。 [3]

于是上述变化的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一个体格健全的单身汉养活自己，一般没有多大困难（我说一般，因为在工业区易于发生急剧的变化，它常常使很多人暂时失去工作）。只是在子女增加、疾病缠身的时候，才会受到贫困重压下的痛苦。

但是我们应该记得，虽然欧洲很多地方的工资不大可能上升得很多，但是，即使并不受到人民的节俭所阻止，也没有下降的迹象。爱尔兰的劳动价格比附近岛屿的低廉就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据。如果那里农民的习惯变得同蒙斯特的农民一样，就没有理由认为其结果也不应当是相同的。

这些论点为我们更明确地解决一个已经触及的问题作了准备，这个问题就是：健壮劳动者的迁移出境，或劳动时数的限制均可导致工资的提高。在这一类收入已经吞去了大部分总产量的国家里，如果认为通过移民的办法工资也许能大大提高，那是徒劳的。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不容许有这样一种提高。根据同一理由，在相同情况下，缩短通常的劳动时间对工资的提高也不可能有多大效果。但是如果因劳动供给的减少而阻止了工资的下降，那么它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利益仍将是很大的，大概这就是全部好处了。确实，如果移居外国的人离开他们本国是因为他们不能得到充分就业，那么，十分明显，他们的离去必定有益地减轻了祖国尤其是贫困阶级的负担，因为这些阶级免除了许多有害的竞争。很明显，在工资很低的地区，移民产生的效果可能更大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增加应当有更多的余地。但是如果没有同时实行更普遍的预防性限制，这种利益只能是暂时的。

在国家发展的初期，在只需要耕种最肥沃的土地的时候，一个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他必要的消费量，因此劳动者通过对国民资本付出更多劳动所获得的东西很可能多于因竞争而失去的东西。但是在古老的欧洲诸国，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由于已有必要耕种劣等土地而使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总产量大大下降，结果雇用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占去了这么大的比例，以致剩余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从而，每个人对社会公共储备的增加只能作出微小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相互之间的竞争所损失的东西超过了他们对国民资本付出更多劳动所取得的东西。因此，一部分劳动者迁移到别国，对其余的人来说应该是有利的。看来这样确实解决了以前提到的那种困难。

但我们必须看到，导致移民给那些留下来的人带来利益的这一原因本身，即农业收益的减少，同样也限制着这种利益。这一原因阻碍着工资的显著增长，因此移民主要起着阻止工资下降的作用。

在不同的国家中，对人口的不同限制所起的作用取决于特殊的自然环境，或者取决于特殊的心理状态。我们现在就来解释这两个条件。

我在前面说过，作为决定工资率的直接原因的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比例，一方面受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那些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调节，另一方面也为气候条件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为舆论所认可的劳动者生存必需的条件所调节。所以上述生产部门的生产力、气候条件和社会舆论的状况是决定工资率的最终原因。 虽然在粮食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方面的偶然波动也许不致立即引起货币工资率方面的变化，但可以肯定，决不可能在一方面发生了持久的变动之后，而不引起另一方面或迟或早地发生相同的变化。任何一种变化的最初影响往往与它的最终结果有很大的差别。可是，没有比混淆这两者更为常见的错误了，因为很少人能够超越对所有人都很清楚的最初影响而注意到最终的但并非遥远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只能借助于哲学才能探索到。 [15]

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得提一下几位著名作者所采纳的有关工资率方面的一种见解，不过这种见解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劳动像商品一样有一个自然价格，或者说必要价格。李嘉图先生说，“劳动正像其他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可以在数量上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样，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 [16] 后来，他又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论能和其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施托尔希先生在他很有价值也很全面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同样推测劳动有它的“必要价格”，劳动价格一刻也不能降低到这种价格以下。他把所有超过这一价格的部分称之为“超额工资”。

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没有实际基础。在劳动与商品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任何商品跌到补偿生产成本和提供利润所必需的价格以下，如果价格降低到不能继续生产商品，那么这种商品就会很快完全停止上市。但劳动却不是这种情况。为了证实两者之间完全相同，我们必须准备坚决主张：如果劳动者不能得到按上述定义规定的所谓自然工资率，他就会马上完全停止工作。但这根本不是事实。如果他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那么不管多么微薄的收入都将可以诱使他去干苦活。他不会静静地坐着挨饿的。尽管他的报酬不足以维持其家庭的生活，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它仍然可以使他自己免除饥饿的折磨和必然要立即毁灭的命运。所以不管他的报酬多么低，只要他的体力允许的话，他就会一直苦干下去。

况且，这种状况也许要持续很长的时间。难道我们不知道有些国家的人口长期以来一直在减少吗？例如，据说在西班牙的情况就是如此。自罗马帝国覆亡以来，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北非的居民人数无疑大大地减少了。如果这些国家中的一般工资不仅足够养活劳动者自己，而且能够永远繁衍他们的子孙而不致减少，那么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因此，跟施托尔希先生一起侈谈什么劳动有一个必要价格 而且一刻也不能降低到这一价格以下是完全徒劳的。如果人类总是这样的活，那倒真是幸运了。

我想，纠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倒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我们被工资绝不能长期低于维持劳动者本身及其家庭生活所必要的水平的说法所说服，那么我们对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利益就不会倾往这么强烈的同情，因而在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方面也将消极起来，更不会注意到社会状况日趋衰落的每一征兆了。还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处在毁灭中的民族，它的痛苦挣扎不会在一天之内就过去的。

十分奇怪的是，所谓劳动的自然价格是非常罕见的。也许没有几个国家的人口能长期保持完全稳定。一般说来，它不是减少就是增加。毫无疑问，一国的人口可能长期不断增加。好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人口一直在逐步增长。那么整个这段时期内，工资率都高于那种被看做是自然工资率或者说必要工资率了。最后，让我们作出结论：自然价格这一概念，对各种商品来说是正确的，但对劳动来说则纯粹是臆造。 [17]

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调节劳动价格的原因与调节商品价格的原因非常相似。前者的价格至少同后者一样直接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比例。其次，有某些商品，由于它们的供给不能任意增加，因而其价值可按需求的强度上涨到任一数额。对这类商品的需求强度取决于两个条件： [2] 我一点也不想使人认为，我上面所说的意思是在为反对农业机械辩护。因为总的看来，好的东西总是以部分的弊病换取的，这是一条自然规律，因此我们应该尽量减轻我们不能防止的灾难。反对使用农业机械确实是一种奇特的论点，如果遵照它去做，那么人类将注定只能永远使用铲子和钉耙。在那个时代，犁和耙是最伟大的革新了，并且至今还是最有用的机械。想必在从前也像今天反对更为复杂的发明一样曾经反对过这些犁耙吧。如果抱着同样的态度，那么纺锤的支持者也许早就用武装暴动来反对手纺车了。

[3] 这一点也许能说明棉纺厂里我已说到过的那种情况，即几乎所有的人都很年轻。就我所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到中年以后，他们不再适于干这种工作了。因为这种工作据说是很苦的。到那时就得打发他们离开，并用新的一批人来替代他们。在我问到这些不幸的人此后的命运时，我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他们说不知道。在下院最近一次辩论中，布拉泽斯顿先生自己是个制造业主，他说：如果某些企业主能劝诱他们的人每天只要多工作 1小时，那么他们的利润每周就会增加 100镑。

[4] 这一部分写在最近的一个工厂法案通过之前。可是在我看来，该法案对于工厂的现状是讳莫如深的。由于医生证明童工已超过了所规定的年龄，因此就免除了制造业主的罪责。而医生则为家长们所困扰，这些家长急于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劳动，而且发誓说，他们已超过了 9周岁。自从上面所说的那个法案通过以来，我就亲眼看到过棉纺厂雇用的许多童工，他们肯定还不到法定的年龄。

[5] “The Positive Check”传统上译为“积极限制”，我认为这种译法与原义不符，故改译为“强制性限制”。——译者

[6] 根据最近的人口调查，爱尔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得慢了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这种情况是爱尔兰人在习惯上有什么改进的结果，所以这一事实有助于确证上述的结论。

[7] 意大利的俗话说：“谁走得稳，谁就走得快。”

[8] 事实上，利润率还低于 5％。

[9] 自从写了上面这些之后，我从政府文件中看到，最近 20年以来，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非常快，已经增加了 1/6以上——这种速度确实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要快得多。它的人口总数已高达 600万。如果考虑到它有限的领土，多山的自然条件以及居民很低的勤劳程度，那么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从1815年到 1835年的 20年时间内，还发生过一次时疫，据称这次时疫除了正常的死亡之外，还夺去了 15万人的生命。

[10] 但再没有什么更胜于守住宁静的高原，

自身为圣贤的教训所武装，

从那里你能瞭望下面别的人们，

看他们四处漂泊，全都迷途。

他们彼此较量人才，争取名位，

日以继夜地用最大的卖命苦干，

企图攫取高高的权位和对世事的支配。

卢克莱修《物性论》 [14]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15] 李嘉图更要走得远一些，他说：“工资虽有与其自然率趋于一致的倾向，但在日趋进步的社会里，市场工资率却可能无限期地经常高于它的自然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