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_金融资本

1 霍布斯对这种努力作了如下概括：人类的普遍倾向是“得其一思其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利维坦》，商务印书馆版， 28 销售代理人同时也是矿山所有者和他所代表的公司的共同所有者，这是波希米亚的褐煤贸易组织的特征。两个煤炭代理商J.佩特舍克和E.J.魏因曼都在奥辛建立了组织，“它们为大波希米亚公司负责褐煤销售……两个煤炭商行原先只是中间商。90年代初，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布吕克斯矿山公司的强大发展开始的。过去一直是魏因曼商行为这个公司从事零售。布吕克斯公司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获得了被水淹没的奥塞格煤层，以此上升为波希米亚褐煤工业中的首要企业。这时，布吕克斯股票的所有权出现了变化，多数股票转到佩特舍克商行领导下的辛迪加。作为权力关系变化的表现，煤炭零售商转归这个商行。因此，一种新的关系建立起来了。煤炭代理商也成为这个企业的大股东。它好像是与自己签定销售合同，并在经营和生产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竞争的商行也不得不走上同样的道路。它们也懂得通过占有股票对它们所代表的企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和长久的利害关系。”(1906年2月25日《新自由报》)

29 例如，《新自由报》(1805年6月18日)把信用银行对布拉格的一个大糖业商行的接管描述为具有典型意义，然后继续写道：

“糖业贸易几乎完全成为这些努力的牺牲品，早在90年代初，绝大多数波希米亚的糖厂的销售就已经是布拉格富有的糖业商人的势力范围。他们通过靠生产者承担责任进行销售中介，取得显著利益。他们常常也靠自己承担责任进行交易，而他们的大规模交易和与国外市场的联系在当地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银行的糖业交易限于以代理的方式为自己的糖厂进行销售，限于银行正常活动范围内的信用提供。在最近10年间，这样一些私人糖业商行完全销声匿迹，或被转归银行，其他的糖业商行则被迫大大缩减了自己的业务。在以前的糖业贸易巨头中，仅仅剩下布拉格唯一的一家大商行，它现在也还代表13家糖厂，每年销售数十万公担的白糖。生产扩大到帝国两半部分的一些最大的私人糖厂，在进行销售时根本不需要中介，而是自己组织批发销售。中等的和较小的企业与银行结成程度不同的紧密的联系，银行向它们提供必要的信用，代它们为出口和国内零售贸易销售产品，但也常常自己承担糖销售中的全部风险。这样，以前大规模的和利润丰厚的中间贸易便被完全排除了，波希米亚糖厂销售的三分之二由布拉格一些银行(大部分都只不过是维也纳银行的分行)的糖业部承担。

糖业贸易改组的起点是信用的提供和新糖厂的建立。80年代和90年代，波希米亚和摩那维亚地区建立了大量新糖厂，其中包括易北河岸的一些大的供出口的制糖厂。它们大部分是用外国资本兴建的，而提供必要资金的一些银行则要求这些新厂将产品的代理销售权转归自己。自卡特尔出现以来，小型粗糖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它们常常是用不足的资本建立起来的，因而完全依赖它们的信用提供者。即使是现有企业，为使自己现代化和扩大规模，也需要大量资金，并与资金提供者结成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常常导致整个销售的转移。例如，一些维也纳银行的布拉格分行以及一些地方银行，在糖业贸易中站稳了脚跟，并把自己活动重点移到这方面来。农业银行代表15个糖厂……英国银行承担11家粗糖厂的代理销售。信用银行集中了5个大企业的商业事务。齐弗罗斯泰因什卡银行是许多地方糖厂的销售所。银行购买粗糖厂的产品，把它们转运到精炼厂；它们又从精炼厂收购白糖，投入国内外的销售市场。当几年内出口对于奥地利工厂具有越来越大意义时，银行活动也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出口要求在各种国外市场上继续开展业务活动，有限的代理贸易佣金与获自套汇和投机交易的大量利润相比日益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靠自己承担责任的贸易与国际贸易紧密相联，因为只有极少的国内生产者能承担这种常常必须延展很长时间的业务活动。因此，作为糖业贸易的最后环节，糖便被银行稳稳地控制了。工厂把它们的产品卖给与自己有联系的银行，而银行又试图通过利用国内外市场上的最有利的条件来谋利。当然，依靠自己承担责任的贸易还不是一般原则，一些谨慎的银行还从根本上对它持有保留态度。但是，除了代理销售外，它也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能否认，事情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那些与卡特尔有密切联系、并且承担它们所控制的产业的销售的银行，还有更大的商品交易。例如，农业银行承担火柴厂、糖浆厂、搪瓷器厂、包装纸厂、淀粉厂以及一些化工行业的卡特尔的销售。银行联合会与纸板厂有类似的关系，信用银行也承担联合黄铜厂的销售。这些都不过是代理关系，并不包括任何严格意义上的贸易，即不包括通过中央销售部中销售的卡特尔化和集中化把中间贸易排挤出去。由于银行之间的竞争，商品代理贸易的利润减少了，仅仅达到以前很大的代理佣金的较少部分。一般银行业务获利额的下降，在一些具有商品部的银行中引起更强烈的靠自己经营商品交易的想法，而且显示出沿这个方向扩大营业的新的尝试的一些征兆。”

30 在个别情况下，按各个领域中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不同比例，价格会发生变化。假定在一个部门中，例如在机器制造业中，生产资本等于1 000，商业资本为200。在平均利润率为20％的条件下，则商业利润为40。对消费者的总价格等于1 000+200(产业资本家按这样的价格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商人)+240(它补偿商人的资本加利润)，即整个等于1 440。但是在纺织工业中，商业资本400分摊在生产资本1 000上面。于是产品价格是1 680。现在假定卡特尔在两种情况下成功地消除了商业资本，并把商业非生产性费用压缩到一半，那么，机器制造业者靠1 100资本获得340利润，而纺织业者靠他们1 200资本获得480利润。利润率不等会导致平均化过程，这又通过价格的变化反映出来。但是，纺织品消费者所得即是机器购买者所失。而一般说来，由于卡特尔化，这种平均化将是非常困难的和不完全的过程。

如果独立商业被消费合作社、批量购买协会、农业购买合作社等所取代，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这仅仅意味着被组织起来的消费者的活动代替商业资本家的活动，因此商业利润也归于这些消费者。同时，集中的加强也意味着流通费用的节约。

31 批发商人恩格尔说得很对：“辛迪加所追求的是实际垄断和直接消除批发商业。当然，购买者并不因此而能更便宜地进行购买。对工厂和辛迪加来说，如果目的不是取得与批发商业同样的利润，那么，整个活动将是盲目的。”(《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Ⅳ期114页。)

煤炭辛迪加也是这样。它“也利用运输业和批发商业的垄断，以便在不通过抬高运费而造成煤炭价格显著提高的条件下，加重小消费者的负担；或者设法使消费者必须支付的较高价格，不像以前那样归于商业，而是归于生产者。”(利夫曼：《卡特尔和托拉斯》第98页)

32 《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Ⅰ册第236页。

33 同上书，第235页。

34 同上书，第228页以下。

35 同上书，第230页。

36 同上书，第229页。

37 同上书，第230页。

38 同上书，第Ⅱ册第455页。

39 同上书，第Ⅱ册第380页。

40 勇敢的辛迪加代理人的伪善言辞真是妙不可言：“作为商行，我们也认为这是正当的，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促进和保护国内商业。”掠夺本国，通过人为制造煤炭、焦炭和铁的短缺而阻碍加工业，通过向国外倾销而维持国内的高价——这就是利润欲的国民信念。

41 商业厅秘书格施泰因(哈根)的陈述。见《纠纷案》第六次会议，半成品协会，第444页。

42 格施泰因的陈述。同上书，第445页。

43 同上书，第447页。格施泰因的陈述也表明(同上书，第556页)，另一方面，大工厂对待它们较小的供应者有时是多么严厉：“一家拥有矿山的大冶炼厂为订购自己的工具材料制定了苛刻的条件，其中包括报价，并进一步规定：在数量方面，我们根据1904年的需要，没有义务购买任何特定的数量。按我们的要求交货。”

44 《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Ⅳ册，经理罗伊特的陈述，第110页以下。

45 “因此，辛迪加的任务是消除印刷纸贸易中的这种批发商。在成功地通过缔结辛迪加排除在其他纸张之外也经营印刷纸的大量代理商以后，却仍然存在大量的经营印刷纸的商人。因此，辛迪加的任务就不仅是拒绝向从事投机的商行提供印刷纸，而且也防止新的在印刷业范围内出现商人。于是，在许多情况下，辛迪加拒绝向那些在辛迪加存在时刚刚想把自己的商业扩大到印刷纸上的纸张商行出售印刷纸。”(同上书，第111页。)

46 《纠纷案》第1册，第94页以下。1899年秋天，德国焦炭辛迪加迫使它的主顾购满1900和1901两年的需要量。顺便指出，辛迪加这时利用它的权力，把在1899年2月就已经确定为14马克的1900年的价格提高到17马克，作为上述两年的价格。在不如此就得不到焦炭的威胁下，各冶炼厂不得不同意缔约。

这一事例之所以使人感兴趣，是因为它表明，辛迪加对危机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小。这些协定是在1899年即大约27个月之前签订的，1900年中期行情低落，1901年是一个危机年头，但焦炭的最高价格却得到保证。因此，危机对加工工业的影响异常严重。(《纠纷案》，第三次会议，第638、655、664页)

47 工业委员会：《关于托拉斯和产业联合的初步报告》，第223页。

48 同上书，第63页。“我毫不关心你们的伦理观”。他补充说，为排除竞争而制定低廉的价格，这是正确的商业原则。因为像他后来所认为的那样，托拉斯不是为竞争者的健康而设置的事业(第223页)。

49 请听听对农场主联盟比较亲近的《德国农业通信》(1899年第8号)所报道的惩罚威胁：

“拒绝加入协会的德国酿造业者，丧失了要求受到职业尊重的权利。这帮先生们应被打上永久的烙印。如果后来他们的钱包被洗劫一空，对这些正人君子的惩罚也不会比他们理应受到的唾弃更严重。”

50 《纠纷案》。总书记克普克的陈述。

51 《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Ⅰ卷第464页。贴现公司总经理鲁塞尔的话。

52 《社会科学词典》第181页以下。

53 《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151页。范·居尔彭的陈述。但是，不仅仅是这种时候。V.瓜伊塔先克断言：“如果他们使他(地方银行家)的生计发生困难，那么，他就不得不经营比以前可能经营更多的纯投机证券。”(同上书，第759页)

54 《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169页。

55 美国糖业托拉斯是哈韦迈尔在1887年通过15个小公司的合并组建的，这些小公司申报它们的总资本为650万美元。托拉斯的股份资本被确定为5000万美元。托拉斯立即提高精糖的价格而降低粗糖的价格。1888年进行的调查表明，托拉斯在一吨精糖中约赚14美元，这可使它支付对全部股份资本10％的股息，即公司创立时实际付进的实际资本的70％左右。另外，托拉斯有时还能支付额外股息，并留存大量的准备金。现在，托拉斯拥有9 000万美元的股份资本，其中一半是有权获得7％的累积股息的优先股，另一半是现在同样挣得7％的普通股。(1909年7月1日《柏林日报》)在《产业调查委员会关于托拉斯和工业联合制企业的报告》中，也有大量事例。

56 这里所说的“资本价格”，等于资本化的利润。

57 实际上，“高利贷，即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收入转入高利贷者手中，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或多或少同土地所有者携手共同反对资本的这种古旧的形式”(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Ⅰ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95页)。

58 同时，卡特尔利润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是由无偿劳动、剩余价值构成的，但其中一部分是由其他资本家雇佣的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构成的。

59 这里不是指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而仅仅是指非卡特尔化产业中的平均有机构成。

60 在下述情况下，卡特尔的超额利润采取了一种有趣的形式。19世纪90年代以前，德国工业中制鞋机器的供应差不多全掌握在美国之手。向德国供货的美国制鞋机器制造厂联合成为“德国联合制鞋机器公司”(DVSG)。机器并不出卖，而是根据一定的租金出租。如果制鞋厂主希望获得机器，那就要签定5—20年的一份合同。”合同规定，供货公司有义务安装机器、免费修理、供应所有新的设备以及以廉价提供零部件。相反地，制鞋厂主支付大约相当于机器制造价格的一次性基本费，此外还继续支付机器每运转1 000次的一定付费。……这种付费……意味着，制鞋厂主向DVSG支付每双长靴15—25芬尼。这是一笔贡金，其大小在我们获悉下述情况时才能理解：例如，在1907年，埃尔富特的三个总共拥有885个工人和主要利用这种机器的制鞋厂，为这种利用一年支付61 300马克。”(卡尔·雷埃：《德国制鞋大工业》第32页)饶有兴趣的是：这些机器的利用给德国制鞋厂主提供了超额利润，因为它以此赋予他们以压倒其竞争者的优势。美国托拉斯强迫他们把这种超额利润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否则使用这种机器的动机就不存在了)转让给托拉斯。每年支付租金的契约，使购买机器比较容易，也加强了制鞋厂主对托拉斯的依赖，因为他们被束缚于这种机器上。这种机器的一切改良被立即加以应用，提高了超额利润，从而增加了制鞋厂主的销售额，也增加了向托拉斯的付费。这样，托拉斯便把别人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超额利润。因此，改良技术所获得的利益，最大部分归于托拉斯，较小部分归于机器的使用者，最小的部分归于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