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胜利_你的战争

经过六个月的奋斗与努力，在非洲的美国人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当它真的到来时，仿佛是一场无法形容的雪崩。大批战俘堵塞了道路。缴获的物资占了好几英亩。

真的像过节一般，尽管每个人都继续工作。我们都突然感到内心自由了，心里的担忧已经解除了，就像小时候在农场，父母出人意料地说活干完了，要去州里的展会上玩一天。当我们整天盯着那么多德国人，这辈子都见不到那么多的德国人，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去了趟展会。

我们看到，有的德国人独自在公路上行走：有的德国人挤在我们的吉普车里，只有司机是美国人；几百个德国人像挤地铁一样，挤在他们自己的卡车里，司机也是德国人。在前线，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展会”上，德国人比美国人要多得多。到处都是德国人。站在人群中央，作为几十个德国士兵旁边唯一一个美国人，我感到有点晕眩。我不用害怕他们了，他们的88毫米大炮被遗弃在一旁。死去的德国人仍然躺在田野的草丛里。路边数十辆坦克和卡车仍在燃烧。垃圾堆也着了火，德军的指挥所一片狼藉。投降前，他们尽可能地破坏了一切。

但这些都是小意思，真正的大场面是，无数穿着奇怪制服的官兵，要么站在道路两旁，要么淹没了农家院落，要么黑漆漆一片站在田地里，等着我们告诉他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德国的高级军官们显然对战役的悲惨结局感到沮丧。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流泪。军官们为过去几天里死去的士兵而哭泣，他们在战场上没有做错什么，但此刻却只能沉默地站着。

而德国的普通士兵则不然。我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什么悲伤。跟兴高采烈投降的意大利人不同，他们只是接受了失败，尽管这场仗他们打得不错——为什么我这么肯定是这样的呢？因为他们很友善。非常友善。作为战俘，他们肯定要表现得友善，但他们的友善仿佛是真诚的。就像法国兵和美国兵 我的许多士兵朋友都拿到了津贴。1月份留起来的胡子大部分被剃掉了，机械师们过去穿的厚重的呢子大衣也换成了无袖上衣，他们晒得皮肤黝黑。小狗们也长大了。

这里有了许多新面孔。他们的到来，填补了牺牲的人和完成飞行任务并开始执行地面任务的人的空缺。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都比以前了解得多。我感觉他们更加自信了，无论是在地面上还是在空中，这种信心是因为他们长期做这件事，已经很熟练了。

突尼斯战役结束后不久，飞行员们被放了三天假，这是他们抵达北非以来的 战前，豪威尔上尉为美国铝业公司工作。他的岳父是美国铝业的区域经理。年轻的豪威尔本来用不着吃苦受累，虽然他的生活境遇很好，但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就志愿加入了加拿大陆军，并在两年多前去了英国。1942年秋天，他转到了美国陆军。

他一直在最前线，是地雷和诱杀装置方面的专家，手下有一个战地工程师团队。他和北非的所有人一样，对德国人那些更为凶残的爆炸物了如指掌。他有一卡车各式各样的地雷、诱杀装置、照明弹、火箭、手榴弹、恐吓口哨和其他装置，用来教人们该如何应对。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将军亲临前线，我看到他在给将军展示他这些本领。

豪威尔上尉已经有两年半没有见到他的小女儿和美丽的妻子了。他说要是能看到她们，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但他不想在下次战斗结束前回家，不管那是什么战斗。

他有许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远远超过了他应该承受的份额。他在持续不断的炮火下工作了一个小时，在一座桥上安装爆炸装置，桥被炸毁时，正在急冲锋的德国人离他只有400码（365.8米）远。他因此获得了银星勋章[3]。

他只是这里成千上万的人中的一个，他们做了你们在国内的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疲惫不堪，却仍然愿意继续做下去。

我最喜欢的轶事之一，是一个士兵在前线站夜岗，那是他的 这个特别的士兵就是二等兵沃尔特·沃尔夫森，家住在纽约西181街714号。他以前是咖啡经销商，喜欢演广播剧，战事兴起后，他当了兵。沃尔夫森的家族在纽约市有一家咖啡进口公司。实行定量配给后，报纸上刊登了人群在他家公司门口排队买咖啡的照片。他离开后，他的母亲和兄弟经营着这家公司。沃尔夫森的中士谈到他时说：“如果他卖咖啡时能像他拦停汽车一样出色，他的生意一定不错。”

在参军之前，沃尔夫森参加了“彩虹之家”项目。他背诵了很多诗歌和歌剧，经常在营地周围朗诵吟唱。

沃尔夫森的中士是查尔斯·哈林顿，战前是印 你们可能还记得我的朋友卡瓦诺。一战时，他才16岁，在法国打仗。二战中，他报效祖国的方式是，给我写许多有趣的信，讲述国内前线的情况，鼓舞我的士气。在其中一封信中，他说：“现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适合居住的国家。没有汽油，没有轮胎，没有推销员，没有小工具，还有足够的威士忌。钱变得一文不值，我很高兴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跟你说话的每个人，都怀揣着军事机密。我已经做好了战后的生活计划，里面没有你。祝你那虚弱的身体有个好运气，我的朋友，找个时间回英格尔伍德吧，给我带罐鲑鱼也不错。”

所以有一天，一等兵洛伦兹和我会脱掉鞋子，躺在卡瓦诺家后院的草地上，跟他讲述我们在428号山上死里逃生的经历，如果他试图插话，给我们讲他在凡尔登和维米岭作战时的情景，我们会做出根本不想听的样子。

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和机器都没法再混日子，至少在北非是这样。不能胜任工作的士兵基本上都被淘汰，被分配了别的工作。办公室里仍然有一些不称职的人，但在一线部队中，经验丰富的人让那些脆弱的人、古怪的人和不适应的人没有了立足之处。

设备和武器也是如此。事实证明，有些东西几乎毫无用处，有些东西则异常完美，要想改变设计，工程师们不得不绞尽脑汁。

在非洲战场的机械设备方面，有三种美国设备脱颖而出，那就是吉普车、GMC两吨半卡车和道格拉斯DC-3货机。DC-3货机在部队里被称为C-47，我想它是最能干的飞机。它不仅载重量令人难以置信，还承受了崎岖田野、野蛮搬运和过度使用的巨大打击。几乎所有的飞行员都会告诉你，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飞机。

GMC卡车在自己的领域也是如此。它可以运载大量货物，易于驾驶。在外面，卡车司机可以用它做任何事情。它很少卡住，即便卡住了，自己也能出来，再踉踉跄跄往前走。

还有吉普车，天哪，我觉得，没有吉普车我们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它什么活都干，到处奔波，像狗一样忠诚，像骡子一样强壮，像山羊一样敏捷。它承载的重量，总是两倍于设计的承载量，甚至更多。开习惯后，我甚至不觉得它开起来费劲了。我开着吉普车，行驶了好几千英里，如果有人要求我为新车型提建议，我可能只能想到一两件小事。一个是手刹，它根本没用。他们应该设计一个能用的手刹，或者干脆不要，还可以节约一点金属。

在噪声方面，我希望他们能改进一下，这样在一定的速度下，沉重的轮胎发出的声音听上去不会像飞机正在接近我们。这个声音不止一次吓得我魂不附体。除了这两个小问题，吉普车是战时的交通工具之神。

我开吉普车开了很长时间，体验都不错，只有一次出了问题。那天，传动装置坏掉了，卡在低速挡上，换不了别的挡位。那时我们还在马特尔附近战斗，所在的道路遭到了德国炮弹的猛烈袭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穿过乡村，在炮火肆虐的地方绕一圈。我们开车穿过齐肩高的麦田，沿着一英尺（0.3米）宽的羊肠小道，翻过小山，沿着陡峭的河岸走，穿过小溪，越过巨大的岩层。就在我们终于走上主干道，马上又能自由行驶的时候，传动装置坏了。

我们还有20英里（32.2米）的路要走，除了继续低速行驶，我们别无选择。幸运的是，开了一英里（1.6千米），我们就看到一个小标记，那是一个装甲部队的修理站。我们只是去碰碰运气，果然，他们说能修好我们的吉普车。他们不仅修好了车，还给在一旁等待的我们提供了晚餐。这一切，他们都做得心甘情愿。

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来自肯塔基州路易莎的乔治·P.卡特中尉。他本来打算当医生，甚至学完了医学预科课程，最后却成了重型机械的“医生”。他的团队给坦克做检查和维修，让装甲师里的重型设备运行得井然有序。对他们来说，修理吉普车，就像是锅炉工修理手表，但他们能修好。

给我们修传动装置的机械师是明尼苏达州瓦德纳的沃尔特·哈罗德中士。就在那天，他们小组已经被迫转移两次了。一次是他们进入了德国炮弹的射程，一次是遭到俯冲式轰炸。哈罗德中士一整天都在干活、转移、躲闪，那天晚上，他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他对我们的吉普车却兴致勃勃，就像那是他自己的车一样。你可以从内心信任机械师，即便是在战场上，或者我应该说，尤其是在战场上。

突尼斯战役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span style="white-space:pre"> [3] 银星勋章颁给战斗中表现英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