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摄影师是用相机而不是枪作战的士兵。他们通常在通信营里,工作通常有着双重目的:一是拍下可以在国内影院放映的新闻短片,二是留下影像,记录战争。这样的人很多,陆军和海军里都有,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军队中,已经做了许多历史性的工作。战争还没结束,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牺牲在相机之后。
遇到二等兵内德·莫迪卡和诺曼·哈灵顿中士时,我已经在非洲待了几天了。他们都是军队摄影师。内德35岁,一头黑发,有丝丝灰白。即便穿着战斗服,他的外形和谈吐都像个军官。他年轻时就读于纽约美术学院,然后在巴黎学习了两年。战前,内德在时尚的麦迪逊大街上有自己的工作室。
内德的队友在马里兰州伊斯顿的老家当过市民领袖,这对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16岁男孩来说有些奇怪。17岁时,他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扶轮社员[1]。19岁时,他开了一家自己的工作室。诺曼懒得佩戴肩章。他在部队唯一的兴趣,就是做他当平民时所做的事情。内德说诺曼是部队里最好的新闻片制作人。
11月8日凌晨,在阿尔及利亚海岸附近一艘军舰上,哈灵顿中士和莫迪卡二等兵站在黑漆漆的甲板上。他们被照相机正在拍摄的场景迷住了——沿着海岸疯狂搜索的追踪弹,天空中炽热飞溅的彩色照明弹,我们的装甲快艇留下的烟幕。
接着,就在黎明时分,他们的船驶近海岸。它一抛锚,一枚法国迫击炮弹就绕了过来。还差3英尺(0.9米)就会击中两个摄影师。过了一会儿, 奥兰是个大城市。它让我想起了里斯本。这里有现代化的办公楼和漂亮的六层和八层公寓楼。我们到达时,雷诺汽车展厅里摆满了全新的汽车。没过几天,军队就把所有的汽车都买下了。又过了几天,红十字会便接管了展厅,改造成了军队的俱乐部,士兵们站在钢琴旁唱着《多佛白崖》[3]。
我们有一些士兵会说法语,但不多。奥兰所有法语词典都被抢购一空,但小孩子们在语言上毫无障碍,他们能用蹩脚的法语以及大声叫喊与人沟通。
美国军队一到,各个商店就开始在窗户上粘胶带,因为人们知道德国的轰炸可能会接踵而至。有趣的是,法国和英国人在粘胶带这件事上也体现出不同的气质。在英国,粘胶带走的是传统路线,但在这里,它是一门艺术。设计往往非常复杂,就像是显微镜下的雪花。有家商店把自己的店名融入设计之中;另外一家把胶带粘在窗户框上,把十几张图片挂在上面。
最开始那几天,德国的飞机的确飞过来好几次。地面上也有大量枪击,但没有任何炸弹或炮弹造成破坏。奥兰甚至没有实行宵禁,只是变暗了,其实也不是很暗。不过,敌机飞来时,人们把所有的灯都熄灭。军队还在城里布置了许多烟雾点,一旦投放烟雾,城市便藏在厚厚的烟雾之中,很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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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奥兰其实不是个糟糕的地方。但是,那里的大多数美国人会照着美国最差的城市的样子更改布局,却只投入少得可怜的资金去启动改造。美国人就是这样,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多数人在战前根本没听说过奥兰这个地方,但其实它比埃尔帕索[4]大。这里有棕榈树林立的街道、宽阔的人行道、户外咖啡馆、美丽的港口、灯光柔和的餐馆和带电梯的公寓楼。而另外,这里也有裹着破烂床单的阿拉伯人、臭水沟里的垃圾、瘦骨嶙峋的狗,马车也比汽车多。
大多数美国人都说奥兰有多脏。这正好说明他们没怎么来过这里。奥兰比我们这个半球一些较贫穷的拉丁城市更干净。在那个季节,它的气味甚至都不是很难闻。
海外旅行经验丰富的人们曾告诉我,奥兰有一种东方气息,但我没有察觉到。与其说它是一座东方城市,不如说它更像拉丁城市。如果不考虑港口的话,它可以在很多方面与埃尔帕索相比。它们的气候大致相同,都在半干旱地区。它们的春天都是尘土飞扬的,夏天非常炎热。周围都是肥沃的、灌溉良好的土地,盛产水果、蔬菜和谷物。
实际上,奥兰的人口主要是法国人、西班牙人和犹太人。阿拉伯人在这里是少数,下至令人厌恶的乞丐,上至表情严肃、穿着白色长袍戴着鲜艳头巾、坐在最昂贵的咖啡馆里啜饮烈酒的男人,什么样的都有。不过,这里的欧洲人比阿拉伯人要多得多。
起初,我们的部队在奥兰感到相当迷失,军官和士兵都是如此。这里没有在家乡和英国时那些常见的娱乐活动。除了葡萄酒,没有什么可以喝的,而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学会细品葡萄酒。这里的电影很少,而且不好看。没有舞会。男女之间仿佛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奥兰的好女孩的父母非常挑剔,不让女孩子们出来玩。
由于无法与当地人交谈,每个人都有种奇怪的愤怒感。士兵们努力学习法语,又觉得没多大意思。驻扎在这里的军官们被束缚在办公桌前,渴望挣脱。而驻扎在偏远乡村的大部队,却比在城里的人们对奥兰的生活更加满意。
来自巴尔的摩的纳特·肯尼中尉开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在郊外到处跑。有一天,他动身去离营地大约20英里(32.2千米)的阿尔祖。他看到人行道上躺着一只吓人的大蜥蜴,连忙停车折返回去。
这只蜥蜴大约有一英尺(0.3米)长,加上6英寸(0.15米)的尾巴。它一直在变换颜色,两个眼球可以单独朝任意方向转动,的确是个面目狰狞的东西。纳特小心翼翼地用鞋戳了戳它,但它没有攻击他。他又用戴着手套的手捅了捅,它还是没有咬他。然后他把手伸到了它的鼻子前面,蜥蜴爬上了他的手,就好像一直在等纳特一样。
于是,纳特一动不动,蜥蜴继续爬上他的胳膊,绕过他的肩膀,缠着他的脖子,最后爬到头顶。就这样,它蜷缩在他的头顶,躺在他的帽子上,像蛇一样看着前方。纳特顶着这条“龙”,骑上他的摩托车去了阿尔祖。
他把摩托车停好,沿街走去。一路上,许多认识他的士兵向他敬礼。他们惊讶地张大嘴,笑着说:“中尉,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这样!”
纳特与这只蜥蜴共进晚餐,它依然舒舒服服地趴在他头上。他们愉快地在镇上逛了一个小时,吓吓他的朋友们,然后又骑上摩托车,踏上归途。快到奥兰的时候,他在一家野战医院停了下来。他认识那里一些医生,因此把他的朋友留在那里,让他们做实验用。
这只蜥蜴在纳特头顶待了三个多小时,跟他一起骑了30多英里[5]。部队开始考虑把肯尼中尉调去冰岛,因为担心他接下来会在摩托车上驮个骆驼骑去镇上。
美国士兵与同伴的情谊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有许多障碍,但我们的士兵还是能够与人和睦相处,能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尽管他们一句法语或阿拉伯语都不会说。我看到有个士兵和两个法国女孩及其父亲坐在咖啡桌旁,显然整个晚上都在微笑、打手势。我还看到美国人和外国部队里的法国人手挽手散步。他们在说些什么,或者在试图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还有一个非常滑稽的场景是,我们的一个士兵站在街上,手里拿着一本英法词典和一个女孩说话,一边说一边挨个查单词。
一天晚上,在遥远的乡间,我路过一处篝火,两个美国士兵和两个裹着头巾、留着胡须的阿拉伯人像老朋友一样亲密地蹲在一起,那场面真是感人。
我们的士兵非常富有,因为这里没什么可买的。香水和唇膏倒是有许多,他们也买了许多,香水寄给在美国的女孩们,口红寄给在英国的女孩们。
当地的手工艺品主要是银器、地毯和皮革。有些阿尔及利亚地毯与我们的纳瓦霍印 我们中的有些人可以听到伦敦的BBC晚9点新闻。有些营地有短波无线电,可以收听美国的每小时新闻播报。讽刺的是,在离我们200英里(321.9千米)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要先发到美国去,再发送回来,我们才能听到。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事情只能这样。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span style="white-space:pre"> [1] 1905 年 2 月 23 日,保罗·哈里斯在美国芝加哥创立扶轮社,宗旨是增进职业交流、提供社会服务。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span style="white-space:pre"> [2] 美国喜剧演员、主持人。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span style="white-space:pre"> [3] 乘船前往英国多佛的人首先会看见附近海岸上高耸的白色悬崖,代表他们快到家了。同名歌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受欢迎。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span style="white-space:pre"> [4]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span style="white-space:pre"> [5] 30 英里约为 48.3 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