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夏天_克拉丽莎

哥哥在维也纳火车站等待着克拉丽莎。她还没有好好地和哥哥拥抱，就迫不及待地问道：“爸爸怎么了？”埃杜阿尔特迟疑了一会儿，“他还没有和我谈过话，我想，他是在等你回来再说，但是我其实已经可以想象是什么事。我怕他已收到了蓝色公文。”“什么蓝色公文？”克拉丽莎凝望着哥哥，不明白他说些什么。“是啊，我们在部队里这样说，就是让一个人退伍。我早就听见这样一种流言，国防部里或者参谋总部里有人觉得老爸碍手碍脚。话说回来，自从军队的报纸对他那本书发出攻击以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个攻击无疑是上面授意的，早在今年春天他们就打算把他调走，让他到波斯尼亚去当国防军的总监，可是他拒不接受这一调令，所以他们干脆就把他连根拔掉。在我们部队里，直言不讳的人都不招人喜欢，不论这人是谁，或者有什么能耐，他们都不在意。你得会趴下当狗或者会搞阴谋诡计，否则大家就会对你使坏。”在埃杜阿尔特平时坦然开朗的男孩脸上不由自主地出现一股严酷的神情，突然一下子他看上去和他父亲酷似。“咱们现在别聊得时间太长，他在等我们呢。他现在心里一定并不轻松，走吧！”

他从妹妹一直在哆嗦的手里接过她的箱子，两个人一声不吭走过火车站的大厅。克拉丽莎还没法整理自己的思想，她想象中的父亲总是与权力和铮亮的军装连在一起的。她简直难以设想，突然有人能拿掉她父亲身上的这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曾经有过从父亲身上散发出来的这样的光辉；这个光辉照亮了克拉丽莎的童年时代，尽管她还认不清父亲的脸。父亲曾是她的骄傲。克拉丽莎无法理解，父亲会像一个平常人那样的走路，身穿灰色的外套，身上没有这样色彩和光亮的彩霞，没有这金色的衣领，谁也不认识他。等到马车驰向斯彼格尔街的时候，克拉丽莎再一次犹犹豫豫地问道：“你有把握吗，埃杜阿尔特？”“几乎可以确定，”埃杜阿尔特答道，一面用眼睛眺望窗户，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确定的是，我们得竭尽我们所能，做到他所希望的，或者他所要求的。我们不能使他心情更加沉重。”

舒迈斯特尽管地位很高，可是生活总是像斯巴达人一样俭朴。在五层楼的一套简单的三居室住宅里，勤务兵给他们开了门。勤务兵也明显地显得情绪非常压抑，他告诉他们，中校先生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他们。兄妹俩走进房间，父亲从书桌旁站起来，急忙把夹鼻眼镜摘下——最近几年由于远视的度数加深，他被迫戴上夹鼻眼镜——向克拉丽莎走去。他像平素一样亲吻一下女儿的前额，可是克拉丽莎觉得这一次父亲的拥抱似乎更有柔情，也把她抱得更紧。父亲简短地问道：“你过得好吗？”克拉丽莎急忙回答：“很好，爸爸。”在说最后一个音节时，她几乎透不过气来。父亲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坐吧！”说着指了指两把靠椅，他自己也回到书桌边，更加亲切地对儿子说：“你可以抽支烟，不必拘束。”屋里一片寂静，可以通过敞开的窗户听见米夏埃尔教堂钟敲十一下；他们三个人都像军人一样的准时。

中校又重新戴上夹鼻眼镜，有点神经质地把他面前放着的几张写过的纸摞在一起。他意识到自己随口讲话不大有把握，便事先为这次和他孩子们的谈话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式的稿子。在他说话停顿的时候，不时低头看看草稿，找个支撑，好接着往下说。只有开场白他显然背了下来，安排得很妥当；显然他想谈话时直视他女儿的眼睛，可是他办不到。他的目光通过磨光的镜片，只能很不稳定地看到孩子们颇为拘谨的目光。他很快就低下头去，使劲看他的草稿，避开孩子们的目光。

准备讲话之前，他先清清嗓子，“我把你们两个，今天叫到这里来，”父亲开始说道，他的嗓子发干，有点沙哑，仿佛有人卡着他的脖子，“是想告诉你们几件有关你们和我的事情。你们两个都已长大成人，我知道，我现在要和你们诉说的一切，都严格保留在我们三个人之间，不得外传。现在，首先，”——他看了一眼 他又迟疑片刻，接着继续往下念：“我作为军人在皇家军队里服役了将近四十年，所以我知道，军人的 舒迈斯特看了他儿子一眼。这是他这一天 舒迈斯特走到他的书桌跟前，寻找他封好的一个卷宗，上面写着：“我死之后不必打开，就此销毁。”他把这个卷宗交给埃杜阿尔特，看了看表，不等儿子开口，“好吧，现在别再说什么了，一句话也不要再说了。”他拥抱了儿子和女儿，两个孩子顺从地不敢再说一句话。舒迈斯特回到书桌旁，笔直地等在那里，和他两个儿女一样；两兄妹低着头走出房间，也不回头看上一眼。他们感觉到，等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父亲一定就会昏倒。勤务兵帮埃杜阿尔特穿上外套，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下楼梯。当他们走出大门，米夏哀尔教堂钟楼上的钟正好敲出十二下清脆洪亮的金属钟声。他们一分不差地正好在父亲那里待了一小时，但是在这一小时里，他们对自己父亲的了解，甚于他们以往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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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皇太子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爵（1863—1914），1896年定为奥匈帝国储君，1914年6月28日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