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_如果种子不死

《手册》出版之后，我紧接着进入了一生中最捉摸不定、最沉闷阴暗的时期，直到我与保罗·洛朗一块儿出发去非洲，才得以摆脱。一个分心、不安的时期……如果这个时期的阴影之临近，能使后来的一切变得明朗，如果我为写《手册》一书而一直处于的紧张状态，能为这种分心找到某种解释和理由，那么我情愿并拢双脚跳过这个时期。如果我既已无法肯定我心里会产生相反的要求，那么对这样一本书的夸张渲染，什么样的反应不会引起呢？我在这本书里所描写的不安，似乎因为描写了也就消除了。在一段时期之内，我的思想不会再纠缠无聊的小事，而仅仅受最世俗、最荒唐的虚荣心引导。

我不知道爱玛妞对我这本书有什么想法。她让我知道的事情，就是她拒绝我随后提出的求婚。我宣称我并不认为她的拒绝是最终的，我可以等待，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不过，有一段时间我不再给她写信，就是写她也不回信。这种沉默令我心里空落落的，感到不知所措。但在这期间，友谊填补了爱情让出的时间和位置。

我几乎每天仍去看望彼埃尔·路易。那时他与他的兄弟住在维洛兹街尽头一座矮房子的三层；那座房子位于街道拐角处，俯瞰着小小的富兰克林广场。站在他工作室的窗口，可以望见特罗卡德罗广场，甚至广场那边。但我们很少想到去望外边，而是专心致志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计划和幻想。彼埃尔·路易在阳松修哲学课那一年期间，与同班的三个同学结下了友情，其中两个即德鲁安和齐约很快成了我们的密友（与 去马拉美家、埃尔迪亚家、博尼埃尔家、尤迪斯·戈迪埃家、勒孔特·德·李勒家去得最勤的人之一，无疑是埃洛德。我呢，最后两个人家里根本没去过，博尼埃尔家去得很少。我所说的只是传闻。不过我充分了解的，是我到处都遇到费迪南·埃洛德。他就是有新的约会，也不会离开你。令我赞叹的是，他居然还剩下时间写作和读书。事实上他写得很多，什么书都读过。凡是那时我们所热衷的问题，他都能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料。例如被称为“双角铁砧”的十四行诗或乐队使用萨克斯问题，他能谈论着这些问题陪你走几公里路。在马拉美家一次聚会或者一个节目不管什么时候结束出来，他都会陪你走，而且是步行。我母亲就因为这一点很喜欢他，因为她知道我一个人过了半夜还在街上走很担心，指望埃洛德会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他靠一部大胡子，尽量使自己那张温厚的娃娃脸显示出阳刚之气。他是最好的同伴，最忠实的朋友。每回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出现在你面前，甚至更经常。简直可以说他是专为等待别人而存在的。费迪南·埃洛德自从发表了一篇关于或者毋宁说反对尊重的文章，就将头往后多仰了几厘米，而将胡子往前多翘了几厘米。这篇文章论证，与所罗门所说的相反，《智慧书》起始之处，刚刚是上帝的担心终止之处。每种尊重，对父母，对习俗，对权威以及其他——我说每种尊重，都包含着一种盲目，人只有摆脱盲目，才有可能迈向光明。齐亚尔、拉扎尔、埃洛德和其他几个人的反军国主义，甚至到了厌恶军服的程度。他们认为军服令人联想到仆人的号衣，会伤害个人的尊严。我不想谈论他们的国际主义而开罪他们，因为回过头来揣度他们这方面的观点，可能对他们毕竟是一种侮辱。实际上这些观点我也有，我想我肯定是赞同他们的。甚至我无法想象，智慧和所受教育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人，会持别的观点。大家想必可以理解，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服兵役是一种不可忍受的灾难，如果可以逃避又不构成叛逆，就应该设法逃避。

埃洛德有时由他的表兄伴随身旁。那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比利时人，名叫封泰纳，也许是最好的一个人，非常温柔多情，而且从他的沉默寡言判断我想并不笨。他似乎发现，绝不说蠢话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开口说话。

关于罗贝尔·德·博尼埃尔男爵我能说什么呢？他年轻的妻子以美貌著称，在他到处受到的欢迎中并非毫无作用的。我也相信他搞过新闻工作。他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小说，题为《小马日蒙》，我没有读，但埃尔迪亚沙龙里那些常客从中看出法兰西传统的种种优点，都挺高兴。这时他又完成了一本八音部诗歌体的小小的童话集子，乐于朗诵给别人听。他相当善良，但我觉得（我说的是其人）性格易怒，当他在埃尔迪亚家朗诵完他最新写出的一篇故事时，我差点引起一场风暴。记得故事所写的是一位骄傲的美人儿掉了或扔掉了一只手套，献殷勤而遭到拒绝的骑士赶忙跑过去，尽管有危险（我不记得是什么危险），还是把手套捡了起来（席勒的作品中不是已有这类东西吗？）。而后，当终于被征服的美人儿俯下身子时，骑士却倨傲地说：

Passe aussi son chemin，ma chère.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平时我像封泰纳一样沉默寡言的，这时不知怎么竟斗胆问道：

“你不担心这‘sse aussi son’吗？”(7)

大家面面相觑。救了我的是一开始大家都没反应过来。而后当每个人都情不自禁狂笑起来时，博尼埃尔又能怎样呢？我想这之后他修改了最后这行诗。

博尼埃尔以很有头脑著称。这种声誉使他非常自信，不管对什么事情，他的看法都是不可动摇的，一味地固执己见。天哪！他那不容置辩的口气真让我气恼，当我听见他断言：

“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应该可以用一句格言加以概括。越是容易概括，作品流传下去的机会就越大。凡是概括不了的东西都是陈腐的。”

在他诚恳的一再邀请下，有一天我下决心去他家时，他问我是否找到了自己的格言，我何以对？他抓住我上衣的一粒纽扣，像他所习惯的那样，脸几乎贴近我的脸。我吓坏了。起初是往后退，现出莫名其妙的样子，而他紧紧抓住我不放：

“总之，”他接着说，“你愿不愿意事先把将来的作品概括为一句话，一个句子？这句话是什么？你自己知道吗？”

“当然！”我不耐烦地大声说。

“好啊，一句什么话？好！说出来。一切全在这句话。”

最可笑的是，我这句格言我知道，只是出于害羞，犹豫着不愿告诉这个滑稽的家伙，仿佛这是我一生纯粹的秘密。最后实在顶不住了，我真的气得直发抖，用失真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表演。”

他惊愕地看着我，终于松开了我的纽扣。

“好啊，成啦！孩子。”他嚷道（他比我大得多），“表演吧。”

我对这句“格言”如果不稍做解释，我的确就显得太蠢了。尤其当时它专横地支配着我的思想，简直成了新的主宰。直到这时我据以生活的道德观，近来让位给了我还没弄得太明白的某种更绚丽多彩的人生观。我开始觉得，义务对每个人来讲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上帝本人很可能对这种千篇一律也感到厌恶；造化就反对千篇一律，但基督教的理想却似乎力求千篇一律而压抑天性。我现在只接受具体的道德，这种道德有时会提出相互对立的绝对必要的要求。我深信每个人，或者至少上帝的每个选民，都要在世间扮演某种角色，确切地讲就是他自己的角色，与其他任何人的角色是不相同的。因此任何让自己服从于某种共同准则的努力，在我看来都是叛逆，不错，是叛逆，我将之视为反对圣灵的这样一种“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因而使个人丧失了自己确切的、不可代替的意义，丧失了他那不可复得的“味道”。我在我当时所记的那本日记的题词中，写了不知从哪儿拈来的这句拉丁话：

人类特有的使命，就是完全承诺始终给予可能的智力以充分的动力。

的确，我被开始呈现于我眼前的生活的多姿多彩陶醉了，也被自己的变化陶醉了……不过我决意在这一章只谈他人。现在再回头来谈吧。

贝尔纳·拉扎尔真名为拉扎尔·贝尔纳，是出生于尼姆的犹太人，个子倒不算矮小，但看起来又粗又短，其不讨人喜欢难以言喻，一张脸只看见腮帮子，整个上半身只看见肚子，两条腿只看见大腿；透过单片眼镜，他对人对事都投以尖酸刻薄的目光，仿佛他对所有人和事都不欣赏，都极端蔑视。他心里充满最高贵的情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对同时代人的粗俗野蛮和荒淫无耻感到义愤填膺。可是，他似乎又需要粗俗野蛮，只是通过强烈的反衬才意识到自我，义愤填膺一旦减弱，就只剩下反光了。他正在写《传说的殷鉴》。

拉扎尔和格里芬将他们好斗的性格结合在《政治和文学对话》之中。这本封面为深红色的小刊物，说真的编写得倒是挺不错的。我那篇《论纳喀索斯》发表在上面，令我欣喜异常。我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地缺乏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在许多情形下是胆大的基础，亦即是对自己在别人思想上的信誉的直觉。我所追求的总是低于我应得的份额，不仅什么也不懂得索取，而且对人家给予一点点东西感到荣幸，掩饰不住自己的惊喜。到了知天命之年，这无疑是个弱点，可是我才刚刚开始弃旧图新。

贝尔纳·拉扎尔令我感到担心。我本能地感到，他身上存在着可能误入歧途而又与艺术毫不相干的因素。这种感觉大概不止我一个人有吧。它不致使齐亚尔和埃洛德与拉扎尔保持距离，因为他们都持同类的意见，免不了要走到一起去，但至少使雷尼埃、路易和我与他保持距离。

“你注意到雷尼埃善于掌握分寸吗？”路易对我说，“那天他差点儿情不自禁把拉扎尔完全当作伙伴了。可是正要去拍拉扎尔的膝盖时，他控制住了。你没看见他的手停在空中？”

德雷福斯事件(8)发生时，拉扎尔准备投入战斗，担当了众所周知的重要角色。我们顿时明白了，他找到了自己的路线。而直到此时，在文学上他只是在候见室里等待接见，正如其他许多人终生所做的一样。

阿尔贝·莫凯尔我还没有提到过，他领导着一个小小的但重要的法语比利时语刊物《拉瓦洛尼》。在一个流派之中（我们的确形成了一个流派），由于相互切磋琢磨，每个人的审美观都有所克制，变得高雅，因此我们之中很难有一个人会犯判断错误，要么至少这个错误会是整个流派犯的。除了这种集体的审美观，莫凯尔还有着非常精辟的艺术见解，甚至精到纤毫必究。与他这种精细的思想比较起来，你的思想就未免显得鲁钝粗俗了(9)。他的谈吐之精妙十分罕见，而且充满精细的暗示，你非得踮起脚趾尖跑才能跟得上。交谈因为过分诚实，一丝不苟，所以通常是一种令人晕头转向的说明，谈到一刻钟，你就忍受不住了。他此时正在写他那本《略显天真的弹词(10)》。

以上这些人我每周要在埃尔迪亚家、马拉美家或别的地方会见好几次。除了他们之外，我经常交往的人之中，还有一个可怜的小伙子，我不敢明确地称为朋友，但对他充满一种特殊的情谊。这个小伙子就是安德烈·瓦克纳埃，一位博学的文人的孙子</a>。多亏这位文人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出色的《拉封丹传》。小伙子体弱多病，禀赋聪颖，当然了解他无法获得的东西之可贵，但造化只给了他一副悦耳的嗓子，即仅够他抱怨所必需的东西。他在巴黎文献学校毕业后，即在马扎利纳当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他与我的德马勒斯特舅妈有相当近的亲戚关系。在舅妈的安排下，我在一次晚宴上遇见了他。那时我还没写完《安德烈·瓦尔特手册》，即还差一点才满二十岁。安德烈·瓦克纳埃大我几个月。他的殷勤和对我的关注立刻博得了我的喜欢。为了不欠情，我想象在他身上发现了与我模模糊糊计划写的一本书的主人公，有非常相似之处。那本书的题目拟为《情感教育》。不错，已经有一本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但我这本书更切近题旨。当然，瓦克纳埃很兴奋，爱上了我打算描绘他的这本书。我问他是否愿意来给我摆姿势，就像给画家摆姿势一样。我们约定了日期。这样三年间，凡是我在巴黎的时候，每周三下午两点到五点钟，安德烈·瓦克纳埃都来我家里给我当模特儿，除非我去他家。有时我们把时间延长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不知疲倦地、滔滔不绝地闲聊。普鲁斯特著作的文本最能使我想起我们山南海北的闲扯。我们无聊地议论一切，大钻世事的牛角尖。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我不这样想，因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精辟的思想和精妙的文笔，不经过吹毛求疵是不可能得到的。我说了可怜的小伙子身体很不好，他脆弱的体质不患哮喘，就会全身生满湿疹。看见他那样形容憔悴或听见他喘息不止、哼哼唧唧，真叫人可怜。他也因为写作的欲望而悲叹，可是他什么也做不来，只有在思想上可怕地折磨自己。我听他倾诉自己所遭受的挫折和自己微弱的希望，显然没法安慰他，只不过表现出有兴趣听他诉说自己的痛苦，而让他感到有理由生活在这世界上。

他让我认识了一个比他自己还可怜的人。这个人的名字我不会说的，就叫他X吧。他那身体非常单薄，只能在各家沙龙里展示他那身剪裁得无可挑剔的衣服。你与他一起去上流社会，会惊异没有看到他，连衣带人整个儿给挂到衣帽架上。在家家沙龙里，他那部琥珀色柔软光滑的长胡子后面，发出幽灵般的、非常悦耳的声音，柔声柔气地说一些乏味得不能再乏味的平凡琐事。他每天饮茶的时候才外出活动，奔走于上流社会，在那里充当小广播、传声筒、和事佬、旁听者。他不断把我带到瓦克纳埃也经常出入的这样一些地方。幸好，我身上没有任何特点，会使我在上流社会非常引人注目。我误入歧途地迈进一些沙龙，在那里显得像只夜鸟。不错，我所穿的剪裁相当好的礼服、我长长的头发、竖得高高的衣领、欠身的姿势，都引人注目，但我一说话就令人失望。我的头脑很迟钝，至少是根本不会推销自己，所以我不得不保持沉默。每当要开玩笑时，无论是在波雷夫人家、拜涅尔夫人家（这位夫人一点也不蠢），抑或在J子爵夫人家（——啊，X先生，她大声说，给我们朗诵苏利·普吕多姆的《摔碎的花盆》吧。她经常说错别人的称谓和姓名，例如谈到她对英国大画家约翰·伯恩斯的仰慕时，可能说成伯恩·约翰斯。）总之每当要开玩笑时，我总是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在乌卢索夫王妃府上，大家兴致更高，至少都挺开心，谈话无拘无束，最疯狂的人受到最热情的接待。王妃有着丰满的美，一身东方式的打扮，态度和蔼可亲，说话滔滔不绝，看上去对一切都感到开心，能立即使每个人都不感到拘束。交谈疯疯癫癫，有时显得荒诞不经，人们不免怀疑，某些非常粗鲁的话，女主人是否真的听不明白而上当。不过，她总是保持着一种天真、真诚的态度，使人家不好意思一味地冷嘲热讽。在一次盛大的晚宴上，当穿号衣的仆人端上美味佳肴时，大家突然听见她用次女低音冲他喊道：

“你那个肿块怎么样啦，卡西米尔？”

不知什么鬼促使我，有时我单独与她待在一块，会突然揭开她的钢琴，开始弹奏舒曼E调《新事曲》。这时我无法弹出应该弹的节奏。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她对动作的批评非常准确，和颜悦色地排出几个错误，显示出她对这首曲子完全熟悉和理解。而后她说：

“你觉得我这架钢琴好，就来这里练吧。你会使我感到愉快，又不会打扰任何人。”

那时王妃刚认识我，这个建议令我感到窘迫，而不是让我感到适意。因此我没有接受。我作为例子提及这件事，是为了说明王妃不假思索的可爱的处事方式。但大家经常悄悄议论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所以我在她身边待的时间长点儿，就担心她的异想天开会变成真正的精神错乱。

有天晚上我带王尔德(11)去她家，出席亨利·德·雷尼埃在什么地方描述过的那次晚宴。席间，王妃突然大叫一声，宣称她刚才看到这个爱尔兰人的脸四周有一个光环。

也是在她家的另一次晚宴上，我认识了雅克-艾弥尔·布朗什——在这一章里我唯一点出姓名的仍在交往的人。但关于他有那么多事情要说……关于梅特林克(12)、马塞尔·施沃布和巴雷斯(13)，我也留到后面去描述。我一脱离童年，就迷失在这片黝黯的热带雨林里。也许我已经使它的氛围，也使我游移不决的憧憬和我对热忱的寻觅，太过沉重了吧。

我将这本回忆录给罗杰·马丁·杜·加尔(14)看，他责备作品总是说得不够，让读者无法感到满足。然而我的意愿一直是什么都说。不过，吐露隐情要有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显得做作、勉强了。我追求的主要是自然。我思想上大概希望使整个描述更加清纯，所以写得过分简洁。描述不能不有所选择，最棘手的是，乱糟糟同时发生的情况，却要写得似乎是相继发生的。我是一个爱自言自语的人。我内心的一切都在相互争吵，相互辩论。回忆录永远只能做到半真诚，不管你多么关心真实，因为一切总是比你说出来的更复杂。也许在小说里更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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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十九世纪后期德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戏剧家。

(2)　盖兹·德·巴尔扎克（Jean-Louis Guez de Balzac，1597—1654），法国文学家、批评家，法兰西学院元老之一。对法国古典散文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3)　埃尔迪亚（José-Maria de Herdia，1842—1905），出生于古巴的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

(4)　惠斯勒（Whistler，1834—1903），美国画家，长期侨居英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以夜景画、肖像画和版画闻名。

(5)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的诗歌流派，又称高蹈派，强调韵律。技艺完美和描写准确。

(6)　孟戴斯（Catulle Mendès，1841—1909），法国作家，其诗歌创作受巴纳斯派美学影响很深。

(7)　前面这行法语诗歌的意思是：“走你的路吧，亲爱的。”但诗句中sse aussi son读起来像绕口令，挺拗口。

(8)　德雷福斯（Dreyfus，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人，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引发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即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后经重审，德雷福斯被平反昭雪。

(9)　马拉美谈到一位非常高雅的夫人时说：“我对她说‘你好’时，总感到是在对她说‘他妈的’。”

(10)　弹词是中世纪一种半诗半散文体作品。

(11)　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戏剧家，十九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

(12)　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和剧作家，一九一一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13)　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作家、政治家，以其狂热的民族主义倾向给同时代人很大影响。

(14)　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1881—1958），法国小说家、剧作家，一九三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为长篇小说《蒂博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