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_如果种子不死

我被自己的叙述所驱使，没有能够及时谈到安娜的去世。她是八四年五月份离开我们的。前十天，母亲和我送她去夏尔格兰街卫生院。她要在那里接受手术，切除一个肿瘤。相当长时间以来，这个肿瘤使她人都变了样，压迫着她。我把她留在一个干净、清冷的普通小病房里，此后就再也没见到她。手术做成功了，的确如此，不过使她变得太虚</a>弱了。安娜没能康复，以她卑微的方式告别了人生。她去世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只有在她去世之后才注意到。在她最后的时刻母亲和我都不在她身边，她没有能够与我们告别，她最后的目光所遇到的都是陌生面孔。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好多个星期，好几个月，我一直想象着她孤独忧伤的情态。我想象、听到那个多情灵魂绝望的呼唤。除了上帝，一切都抛弃了这个灵魂。正是这种呼唤的回声，回荡在我的《窄门》最后几页文字里。

我学完修辞课之后，阿尔贝·德马勒斯特立刻表示要给我画像。前面我说过，对这位表兄我抱着一种多情而热烈的仰慕；在我眼里，他是艺术、勇气、自由的化身。可是，尽管他对我表示出非常强烈的友爱，在他身边我总感到惴惴不安，焦躁地衡量着我在他心里和他思想上所占住的一点点空间，不停地琢磨着怎样才能使他对我更感兴趣。阿尔贝大概也在琢磨如何使我把感情看得淡一些，而我正相反，却考虑如何夸大这种感情。对他的持重我隐隐感到难过。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持重，给我提供更大的帮助，这一点如今我都无法相信。

他的表示令我感到意外。首先是要我给他当模特儿，画他打算去美术展览会展出的那幅小提琴手的画像。阿尔贝让我拿一把小提琴，一张琴弓。一次又一次，每次时间都很长，我的手指痉挛地按在琴弦上，竭力摆出一种姿势，既显示出小提琴的灵魂，也显示出我的灵魂。

“现出痛苦的样子，”他对我说。当然这对我来讲一点也不难，因为保持这种过度紧张的姿势，很快就觉得不堪忍受了。弯曲的胳膊发僵发硬，手指抓不住琴弓……

“得啦！休息一下吧。我看你都坚持不住了。”

可是我担心一旦放松，那姿势我就再也摆不出来了。

“我还行。继续画吧。”

不一会儿，琴弓掉到了地上。阿尔贝放下调色板和画笔，我们聊起来。阿尔贝对我讲起他的生活。舅父和舅妈对他的爱好长期持反对态度，所以他很迟才开始认真地绘画，直到四十岁还在摸索，不断失误，不断重来，一直在原地前进。人倒非常敏感，笔却又沉又笨，他所画的一切，都可悲地低于他本人。他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可是每画一幅新的画，由于过分激动，希望总是使他得意扬扬，兴奋不已。他声音发抖，眼里噙着泪水，向我讲述他的“主题”，但让我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阿尔贝的画作的主题，往往与绘画甚少有直接关系。他求助于线条和颜色，可是令他懊丧的是，线条和颜色也不听他使唤。他的犹疑和不安全都违背他的意志表现在画布上，具有一种哀怨的优雅，且非常逼真，而与他想表现的东西毫不相干。假如他稍许自信一点，稍许天真一点，这种种笨拙本来是可以为他所用的。可是，他出于良心，出于谦</a>虚，总是认认真真地想把它们纠正过来，结果把自己本来妙不可言的意图也搞得平庸了。我虽然还没有经验，但不得不承认，阿尔贝尽管内心世界丰富，但还无法在艺术界崭露头角；眼下我也只好相信激情是最灵验的东西，像他自己一样希望，他的某个主题会突然获得成功。

“我想把舒曼在他的乐曲《神秘的时刻》中表现的情感，你明白吗？通过绘画表现出来。那应该是傍晚时分，似乎在一座山丘上，一个躺卧的女人的形体，在夕照下的岚气中显得朦朦胧胧，向朝她飞下来的带翅膀的人伸开双臂。我想画那天使的翅膀微微抖动的情状——他用双手模仿翅膀抖动——那样轻柔又那样热烈。”他随即唱起来：

天空紧紧拥抱大地

在爱的一吻之中。

随后他让我看了几幅草稿，上面乌云密布，把天使和女人的形体，即画的缺点，尽可能地遮住了。

“当然，”他以表示歉意同时发表评论的口气说道，“当然，我也许应该参照模特儿。”说罢他又忧心忡忡地补充道，“你想象不到干这一行多么令人烦恼，譬如这模特儿问题，首先是非常贵……”

这里要补充一句：阿尔贝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他那份财产之后，其境况本来几乎可以称得上富有了的，如果他不承担那些秘密负担的话。这些负担下面必须谈一谈。怕钱不够花的担心时时折磨着他，纠缠着他。再说，为开销而担心属于他的天性，他向来有这种担心。

“你想怎样呢？”他说道，“我是力不从心啊。我一向花钱是锱铢计较的。这是一个缺点，我为之感到羞愧，但始终没能改掉。二十年前我去阿尔及利亚时，带了我为这次旅行而积攒的一小笔钱，由于我担心花钱太多，所以那笔钱几乎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在那里我愚蠢地克制自己，什么都不敢玩。”

当然这根本不是吝啬。相反，这类人都非常慷慨，因此对他们而言，这是朴实的一种表现形式。凡是绘画方面的开销，他都责备自己（因为他从来不能肯定这些画能卖掉）。他可怜兮兮地斤斤计较，生怕浪费画布，又怕多用了颜料，尤其请模特儿的次数计较得厉害。

“再说，”他接着说，“我从来没有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模特儿。确切地讲从来没有，而且这些人根本不明白我对他们的要求。你简直想象不到他们有多蠢。他们在你面前摆出的姿势，总是与你所希望的相差很远！我知道有些画家善于理解，有些画家不把情感放在眼里。而我呢，总觉得所看到的东西令我不舒服。另一方面，我又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可以不要模特儿……总之，这挺可笑，可是在模特儿摆姿势的整个时间，我总是担心模特儿会感到累，时时控制住自己不请他休息一会儿。”

但是，主要障碍阿尔贝一向讳莫如深，我也是两年后才弄明白的。阿尔贝从十五岁起，瞒着家里人，甚至瞒着哥哥，与一个女友同居。那女友爱他，但嫉妒心重，看见他与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像《神秘的时刻》里所表现的那样脱得精光的女人，成小时关在房间里，她就无法忍受。

可爱又可怜的阿尔贝！在他向我吐露他的双重生活秘密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我们两个谁最激动。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比他的爱情更纯洁、更高贵、更忠贞，也没有任何东西更让他担惊受怕，更要求他专注。他把他已称为妻子、日后将与之结婚的那个女人，安顿在当费尔街一套小房间里。他想方设法让她生活在舒适氛围中；她呢，也设法通过精细的缝纫和针织活儿，增加他们微薄的家庭收入。当他把我带到她身边时，这位表嫂玛丽非常高贵的仪容令我大为惊讶。她那张秀气的脸，既安详又端庄，沉思地俯在暗影之中；她说话细声细气，声音和强烈的光线一样，似乎会使她受到惊吓。我想她是出于谦卑而没有要求阿尔贝使她的地位合法化，其实这种地位因为一个小女孩的出生早该得到认可了。阿尔贝虽然外表孔武，实际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人。一想到母亲肯定会把这看成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并且因此而忧愁时，他就后退了。他害怕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意见，尤其害怕他嫂子的意见，或者更确切地说，害怕这些卑视的意见可能给他们的同居生活蒙上阴影。他是那样真诚、坦率的一个人，却宁愿暗中使一些手段，这正是这种虚假地位逼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小心谨慎，尤其是他认为自己该着母亲的，就小心翼翼地一点也不敢怠慢，以母亲的心愿为心愿，时间安排也听从母亲支配，可谓言听计从。舅妈呢，自从舅父过世，其他几个表兄成家立业之后，就把阿尔贝视为唯一的伙伴，把他当做不懂事的大孩子对待，相信没有她他就寸步难行。阿尔贝每两天有一天与母亲一块儿吃晚饭，每天晚上回母亲家睡觉。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他借助于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在他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的确几乎与他的爱情一样重要。这种友谊得到认可和接受，甚至母亲还相当看好。每当阿尔贝不与母亲一块吃饭，母亲就以为他是与朋友西蒙一块儿吃饭，也以为他是与西蒙在一起而经常迟迟不归。西蒙是单身汉，这样两个大龄青年经常厮混，最容易让人起疑心。夏天舅妈去拉洛克或居韦维尔时，这种友谊的外衣，也为阿尔贝长久不在她身边而与情人外出度假打掩护。

爱德华·西蒙是犹太人。他那个种族的特性，也许除了他的面部轮廓，我觉得在他身上表现得并不太明显。也可能我年纪太小不善于辨别吧。爱德华·西蒙生活很简朴，尽管他并非没有财产。他的兴趣和需要都是帮助和救助别人。他当过工程师，但长期以来除了做慈善家，没有从事别的职业。为了与寻找工作的工人和寻找工人的老板都保持关系，他在自己家里开了一间无偿的职业介绍所。他每天除了访贫问苦，就是东奔西走，进行活动。我想促使他这样做的，主要不是对个别的每个人的热爱，而是对整个人类的热爱，更抽象地说，是对正义的热爱。他赋予自己的慈善事业一种社会责任的性质，从这一点的表现看，他还是很像犹太人的。

面对一种如此充满活力又讲究实际的品质，面对这种品质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可怜的阿尔贝感到自惭形秽。他的朋友对他那一套一窍不通，但又不得不表示对他充满信心。

“我需要鼓励，需要支持，”阿尔贝闷闷不乐地对我说，“爱德华假装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感兴趣。那是出于对我的友爱，实际上他只理解有用的事物。啊！你看，我必须创造出一幅杰作，向我自己证明我不是一个废物。”

说着他举起青筋暴突、多毛的大手，摸一把已经光秃的脑门。不一会儿我看见他浓眉倒竖，和善的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起初我可能对绘画不很敏感，肯定不如对雕塑那么敏感。但是，在如此强烈的欲望激励下，加之如此渴求理解，我的感觉很快变得锐敏了。”有时阿尔贝随手将一张照片往台子上一撂，凭经验他挺高兴，因为我 这个精美但印数很少的版本算是初版，我准备印制一种更普通的版本，以满足大众的需要，我想印数应该很可观。然而杜穆林一直犹豫不决，与那位殷勤的同行的谈判又拖拖拉拉，尽管我小心谨慎，也无法使普通版本起步印制。

书中错排颇多，令我大为沮丧，而另一方面我不得不信服，销售预计等于零，所以当小版本准备就绪时，我立即毁掉了另一个版本。是我自己扛去毁掉的，几乎全部是从装订商那里拿来的（我想大概不到七十本，都是用于赠送新闻单位的）。这些书居然还换回几个钱，令我十分高兴，是按纸的重量付的钱……所有这些书只有珍本收藏者感兴趣。

是的，成绩为零。我的性格天生是这样，从沮丧中得到乐趣。对于头脑清醒的人来讲，一切挫折中都蕴含着一句话：“这会让你得到教训。”我听到了这句话，立即放弃了原来的希望，不再想取得自己无法取得的成功，或者至少我所希冀的已开始有所不同，相信掌声的质量比掌声的数量重要得多。

这时我与阿尔贝交谈了几次。这几次谈话使我更快地下了决心，以满足自己天生的兴趣；同时这几次谈话也对我所采取的态度起了决定作用，这种后来受到很多批评的态度，就是我应该避开人家的赞扬。关于这一点，现在大概该解释一下了。

我不想把自己描写得比实际上更具美德，因为我强烈渴求过荣誉，但很快发现，赞扬，一如人们平常所给予的，只不过是一种不真诚的造作。我希望获得有充分理由的爱，而赞扬，如果我感到它是不该给予而给予了我，会让我心里难受。装模作样的关照也不能使我满意。试问，按预订向你提供的东西，或者在利益、关系甚或友谊的考虑支配下向你提供的东西，能使你得到什么乐趣？一想到人家为了表示感激，或为了平息我的批评，抑或为了让我拿出诚意，而对我加以赞扬，这赞扬就立刻失去了任何价值，我就不领情了。对我来讲，首要的是知道我的作品的真正价值，我不需要做一个可能会立即枯萎的桂冠。

我态度的转变来得突然。这中间肯定有恼怒的因素，但这恼怒是短暂的，它能够使我最初采取某种态度，都无法使之保持下去。这种态度人家可能认为是装腔作势，但我自己立刻明白，它完全符合我的天性，我感到心安理得，不想再改变。

我的头一本书狠心印了一定数量。以后的书只印到刚好够就打住，甚至少印一点。我声称今后要选择读者，而且在阿尔贝的怂恿下，声称不要人家为我吹嘘，还声称……不过我想，我的情况主要还是寻开心和满足好奇心，所以声称自己正在冒其他任何人还没冒过的风险。谢天谢地，我生活有着落，可以不把利润放在眼里。我想：“我的作品如果有某种价值，就能够存在下去。”我将等待。

一种天生的忧郁使我抱定决心让批评家甚至让读者反感。这种脾气的变化无常，使我刚从一本书里解脱出来，又跳到自己的另一极端（也是出于平衡的需要），写一些恰恰让我前一本书所获得的读者最不喜欢的东西。

“你真让我无法想象，”我的老堂姐弗歇尔男爵夫人（怎么搞的！我还没有介绍过她……）嚷道，“你真让我无法想象，你在一种体裁成功之后，居然不坚持下去。”

不错，我宁愿不取得成功，也不愿固定于一种体裁。即使它给我带来荣誉，我也不愿意走一条现成的路。我喜欢打赌，喜欢未知，喜欢冒险，喜欢不在人家以为我在的地方，也就是在我喜欢在的地方，不让人家来打搅我。对我来讲比一切都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思考。

《手册》出版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受到阿多尔夫·列特笨拙的恭维，忍不住打断他（应该看到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决心远远少于本能，我不可能按另外的方式行事），突然不告而别。这事儿发生在瓦舍特咖啡馆或清泉咖啡馆，是路易拉我去的。

“你这样对待人家的恭维，以后人家可不会经常恭维你了。”路易再见到我时对我说道。

然而我喜欢听恭维话，只不过笨拙的恭维话令我气恼。拍马屁拍得不是地方让我反感。与其接受人家不痛不痒的恭维，宁愿不要恭维。我轻易地相信人家是夸大其词；不可救药的谦虚马上暴露出我的缺点。我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止步，缺点始于何处。我所担心的莫过于听凭人家蒙骗，而且认为要阐述思想时自命不凡乃致命的错误，所以不断让自我评价不超过限度，以贬抑自己为自豪。但愿人们不把我所说的这些话过分地视为矫揉造作。我做这些剖析的行为是自发的。如果动机是复杂的，我有什么办法？并非我硬要搞得这么复杂；复杂存在于我心里。一举一动都会流露我的真情，但我从中根本看不出自己内心的种种矛盾。

我反复读自己，但甚少感到满意。我本来可以把对劳累的极度担心，作为自己不爱交际、深居简出的理由。任何交际，只要我不能充分表现自己的天性，都会使我感到疲惫不堪。

我前面刚提到的那位堂姐出身于纪德家族，是弗歇尔将军的遗孀，尼姆有条街是以这位将军的姓氏命名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位堂姐住在拜尔夏斯街一座漂亮的私宅的三层。入口处有条走廊，你穿过院子向走廊走去时，门房按两下一个看不见的铃通报上面，所以你一上去就会见到半掩的门背后有一个高大的仆人，准备领你进去。这个铃发出的声音，完全与我家一个漂亮的干酪罩被轻撞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清脆；那个干酪罩只在“有客人”来赴晚宴时，我父母才使用。这就是说，大凡与我这位堂姐有关的东西，让人只会想起豪华与排场。我年幼的时候，堂姐经常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接待母亲和我。室内家具都是桃花心木做的。我特别记得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我的目光无法离开它，因为我知道，到一定的时候，堂姐就会从抽屉里拿出一盒果脯来，就像在戏院里剧间休息时掏出糖块或橘子给我们一样。这会使我觉得没完没了的拜访，有一个令人愉快的间隙。堂姐总是利用母亲不知厌倦的耐心，向她倾诉对女儿、银行家、公证人或牧师一大堆令人厌烦的不满。她对所有人和每个人都不满。所以她总是谨慎地不过早把果脯拿出来招待客人，而要等到她觉得客人要丧失耐心的时候。于是她撩起长袍，从塔夫绸裙子里拿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打开她身旁一张叠橱小写字台的抽屉，在里面找出另一把钥匙去开大写字台的抽屉，从里面拿出那盒果脯，还拿出一沓书信，准备念给我母亲听。那个果脯盒几乎总是空的，所以我只敢有节制地吃一点；母亲则根本不吃。一天我问她为什么？

“你看得很清楚，孩子，”母亲答道，“你堂姐并没有坚持请我吃啊！”

我拿了果脯之后，堂姐就把果脯放回写字台里。于是访问的第二幕开始了。她出示的那些书信，过了没几年，我的耳朵变得相当老成时，也不得不听她念了。那些书信不仅仅是她所收到的信和她的回信的复件，里面也有她与别人谈话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并非把别人的话和她的话一样记载下来，所记载的她自己的话都非常有贵族气质，语言简洁而意蕴无穷。我怀疑她像蒂托-李维(10)一样，所记载的并非她说过的话，而是她想说的话。甚至她就是为此而做记录的。

“听吧，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她用夸张的口气说道，接着念信念了很长时间。

“啊！今天他总算懂道理了，长大了。”一天，当我们告辞时她这样说道，“他没有像过去一样问：‘咱们什么时候走？’他也开始对这一切有兴趣啦。”

我终于到了被认为不必再陪伴母亲的年龄。吃果脯那种事再也谈不上了。我已经成熟，人家可以对我说知心话了。当堂姐头一回为我掏出那些书信时，我感到相当得意。

那是在昂坦街一套豪华的住宅里（堂姐已搬家），但她基本只住一间，因为她吩咐将饭送到卧室里吃。去她的卧室途中，可瞥见两间陈设奢华、护窗板总关着的大客厅。一天，她陪我去客厅里，让我看一幅米尼亚尔(11)的著名画像，她想把这幅画遗赠给卢浮宫。她处心积虑要尽可能剥夺她女儿布朗泽伯爵夫人的继承权。我觉得某些人巴不得能从中推波助澜。她所讲述的事情并不乏味，可是造孽，全是胡言乱语。我特别记得她所讲述的与贝西埃牧师的一次会见，她向牧师讲述了一次企图毒死她的事件，指控是她女儿干的。

“这可是个悲剧事件。”牧师大声说。

“不，先生，这得上重罪法庭。”

她复述这两句话时用的是悲怆的语调，坐在她很少离开的扶手椅里，把腰也挺直了。我现在还看见她坐在那里的神情。苍白的面颊两边是乌黑发亮的鬈曲的假发，上面戴一顶有花边的软帽。身着一件棕褐色罗缎长袍，人一动就窸窣作响。一双修长的手戴着黑色露指手套，很少伸出打褶的宽袖口。她喜欢将两腿交叉，露出一只小脚，所穿的袜子与长袍颜色一样，几乎与长裤的花边贴在一起。她面前放着一个皮里暖脚套，另一只脚总是舒舒服服伸在里面。

她将近一百岁才去世，给我讲这些事情时已经九十岁出头了。

* * *

(1)　弗拉戈纳尔（Fragonard，1732—1806），法国画家，主要作品有《一个老人的头像》、《洗衣妇》、《爱之泉》等。

(2)　马拉美（Stéphane Marmé，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理论家。

(3)　德拉克洛瓦（Dcroix，1798—1863），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是印象主义和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驱。

(4)　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十七世纪的唯理性主义者，哲学史上最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的创建人。

(5)　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

(6)　高更（Gauguin，1848—1903），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醉心于“原始主义”，用平淡表现带装饰性的真实场景和原始趣味。

(7)　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十九世纪法国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

(8)　格拉特利（Gratry，1805—1872），法国神甫和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9)　阿拉丁（din），《一千零一夜》里《神灯》中的主角。

(10)　蒂托-李维（Tite-Live，前59—17），拉丁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

(11)　米尼亚尔（Nics Mignard d''Avignon，1606—1668），法国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