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_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统治世界的是很少的一点儿智慧

上节谈了战争对我们时代社会结构和对正统（即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的地位和前途的影响，现在（1946年7月）还能再说上一些。到1942年7月，事情已很清楚，不论各社会主义团体 命运如何，总会出现另一次向社会主义制度 的大踏步迈进，这一次的迈进也出现在美国。同样清楚的是，现存社会主义团体的命运决定于战争的持续时间和结果。最后还提到，如果战争以英美俄联盟彻底胜利告终（意指敌人无条件投降），正统社会主义遭遇的结果将根据斯大林是否以真正胜利者出现还是全部荣誉归英美而有所不同。要是发生后一个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型的正统社会主义或英国型的劳工政党将有极好机会改善它们在欧洲大陆的地位。

斯大林是东欧已经出现的主人。英国和美国争取在中欧和西欧保持其势力。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命运反映了这些事件。但还有极大地影响全世界社会局势的另一个要素，那就是可以断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经济发展。因此，本章首先论述正统社会主义和劳工主义的地位，特别论述英国的形势；其次论述美国引人瞩目的工业成功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论述俄罗斯政治成功的可能影响。所以我们的议论自然地分作三个部分，即

Ⅰ．英国和正统社会主义

Ⅱ．美国的经济可能性

Ⅲ．俄国的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Ⅰ．英国和正统社会主义

许多事实表明，不计俄国因素， 这种形势必定会表现出来。事实上它已经在内阁的面貌和在采取或预示的措施中表现出来。请读者重读一下本书上文《立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中的内容（ 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体制，只使用诸如税收和工资政策这种非激烈革命手段就有可能征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结构。战时税制和战时控制肯定不能完全保留。但从那些措施上后退，可能会在能自动完成某些最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政纲项目的那一条线上停顿下来。纳税后收入的平均化已经实行到损害俄国人说的诸如医师或工程师那样的“专家”的效率的程度。这肯定是由臃肿而浪费的机关做出来的，人们不久就会看到，较好的办法是限制交纳直接税后的收入，而不是支付以后又得收回的收入。但无论如何，要榨汁的橘子连同许多激进的辞令，总是容易变成干巴巴的。

30年代的产量没有达到这个增长率，可是反对意见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只证明反对者没有能力掌握它。无论如何，就可能的生产量而言，这个制度战时实际表现所提供的标志肯定有更大的说服力：要是战时统计数字可以用作依据的话，1943年国民生产总值按1928年的物价水平调整后，其数量远远不止达到1950年2千亿的目标。

现在假定 这个可能性实际上实现了。 (5) 同时让我们留出充分的400亿用作替代旧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包括住房建筑），这个数字是2000亿的20％，百分率相等于库兹涅茨教授所说的1879—1929年50年的平均数。 (6) 其余1600亿的重要意义如何，要根据两个事实而定。(14) 另一方面，相对微小地增加法律保护——也许可用恰当制订工业法规做到这点——有可能去掉实业家工作日中遭受专横干预造成烦恼的毒刺或威胁，而管理机构不断增加的经验和工作人员的更好训练可能做好其余的一切。 (15) 此外，不久以前，有一定证据证明美国愿意接受像国家复兴法案那样的立法。至于劳工形势，也许从下面事实可以得到一些慰藉，那就是根据深思熟虑路线所制订的政策，不但不需放弃大多数人认为是新政中社会改革重大成就的任何一个项目，而且为进一步前进提供经济基础。特别应注意的是，年工资制度 只有以做最大坏事的方式来引进、管理和供给资金时，它才威胁我们达到目标的机会。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完全可能的命题。 (16)

即使如此，要期望这些必要的调整都能实现——或者甚至期望国家的政治条件能够产生承担如此严肃而无私、为口号丑化的、充满细节困难的、显然无人感谢的工作的意志——是要有充分乐观精神的。许许多多人会喜欢从这个任务中浮现而出的美国，但他们憎恨承担这个任务的人。

（4）我们尚未提到过渡的问题 。这些问题事实上只有下述这方面和我们的主题有关：过渡困难所产生的局势和导致采取的手段很可能半永久性地阻止产量的扩大并使我们对“可能性的估计”全部落空。最严重、也是最明显的情况是通货膨胀的危险。1920年批发价格指数大约是1914年的2.3倍。价格上升发生在一场战争努力之后，而那次战争努力不但在商品和劳务消耗上远比最近这次战争努力数量少、时间短，而且每单位商品和劳务支出也比较谨慎负责。现在需求量之大是当时不能比拟的。而税收优惠为投资者永远保持大量战时公债提供充分动机。目前的情况是，调整后的存款总数 （不包括银行相互间存款、美国政府存款和在途未收存款）和银行外通货总数在本年4月份达到1740亿（1929年6月为551.7亿，1939年6月为609亿），还没有说到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券有多少会变为现金用于还债以外的其他用途 。任何明白事理的人应能对这些在特定环境下意味着什么形成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鉴于政府鼓励或默许任意而普遍地要求较高的货币工资率——因为通货膨胀通过工资清单到来。 (17) 这位明白事理者在宣扬“不存在通货膨胀”的作家 (18) 和看到猖獗通货膨胀迫在眉睫的作家之间会发觉不难作出判断。为了提出与我们的论证有关的一个论点，并在面对不可能在这里令人满意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情况下，让我仅仅为了使事情明确起见，提出我的见解：在我看来有可能把1950年的价格水平定为大约高过1928年数字的50％（这段时间中间有几次突破这个水平）；在我看来，在这个范围内使价格水平运动作为调整的工具是合理的 ；在我看来，人们对一般价格的这种程度的增加的恐惧和对以后几年价格从这个水平下降的恐惧是被大大夸张了。但为了使价格不可避免的增加保持在那个限度之内，必须实施几个措施，这些措施全都极不受欢迎，为使它们产生预期效果，需要具有我尚未遇见过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其中有几个措施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产量扩大的速度；任何人知道如果不干预生产，就不能阻止威胁人的通货膨胀。现在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什么都不做，只设立另一个价格管理局，甚至根据激进派所持的理论，向未受通货膨胀威胁的收入课重税，同时不顾后果地提高工资率，那么极可能出现一种局势，此时，华盛顿政府可能不顾一切地依靠笨拙而蛮横的手段，如采取货币贬值、“冻结”存款、实行“直接控制”、惩罚“投机暴利者”和“垄断者”或其他替罪羊，同时小心地不侵犯农民的利益。这一切会破坏原来计划，以至于把我们带到（不是2000亿目标）某种半生不熟社会主义的边缘。有这种可能 。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可能。

（5）还要注意对许多经济学家说来是战后典型的问题：怎样保证有充分的消费。迄今，我们的确看到许多理由，使我们怀疑规定的目标——1928年美元价格水准的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到1950年能否实际达到。但所有理由都建立在对经济过程以外 的障碍可能阻塞实现目标途径的可能性上。无论如何，经济过程本身能完成那个目标的力量已经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全部）写过关于政治信念和科学信念的文章。我们想用一个相当流行的名词称呼他们：停滞主义者。 (19)

停滞主义理论适宜的典型是由已故凯恩斯勋爵提出来的。读者只要研究一二项最近几年出现的对战后需求的估计，就能使自己十分熟悉这个理论应用于当前事例的情形。 (20) 作这些估计的作者在估计1950年潜在 生产量的数字上与我们是一致的，也就是与我们同样巨大，以致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继续主张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他们甚至比我们更乐观，因为他们不坚持一定需要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成功的环境条件， (21) 理由是他们心照不宣地假定，当前的政治、行政和劳工的实际状况是不会改变的。此外，我不坚持反对他们提出的失业必然减到最小的估计或对他们统计方法有效性表示异议，我还接受他们作出国民净收入 和可支配收入 （个人支付税和强制性非税支出后的收入总数）数字可以达到的种种假设。为了明确起见，让我们假定这笔可支配收入合计大约为1500亿，而公司未分配的利润数约为60亿。 (22)

战后需求指的是预期私人家庭花费在消费品上（不计新住宅）的总数，它当时是这样得到的：根据战前时期（譬如说1923—1940年）的数据，计算每人在这些消费品上的支出和每人的可支配收入（二者均按生活费用指数调整），算出二者之间的平均关系，再把这个关系应用到1500亿的可支配收入上去。 (23) 如果这个计算方法得到的总数为1300亿，那么剩余200亿的数量是储蓄，或者，如果我们在此数上面加上公司未分配利润，储蓄就是260亿。这个论点通常继续去探查这笔储蓄总数可能的出路即投资机会（新住宅建设、存货、工厂和设备的增加、国外投资），并作出结论或者提出意见认为，这些投资机会不可能吸收1950年充分就业水平下国民收入中人们想要储蓄的那么多的数字，至少没有政府帮助不可能完全吸收。因此，政府的国内支出或政府强制“国外投资”的行动是必要的。但后来另一个建议为人们所喜爱。因为在当前条件下，主张政府赤字开支的任何人显然有被人取笑的危险，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已经转变方向推荐平衡预算了，他们要求在极高水平税收上平衡的预算，税收采用高累进率，用以消灭高收入，而这正是威胁储蓄的主要原因。因为高收入获得者才有储蓄。所以这样做符合“在现代社会里，失业的最终原因是收入不平等”的口号。

由此可见，我们期待能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高水平的国民收入，其本身反而成为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因为高收入意味着高储蓄，又因为这些储蓄不能被投资支出完全抵消，经济就不可能保持在收入和就业的高水平上——除非财政政策硬把水平保持在那里——如果真的能达到这个高水平的话。应该看到，这种理论能得到（至少部分）舆论的支持，特别是实业界舆论的支持。没有比下面这个观点更普通了，那就是只要我们能够引导人们“全部用光他们的收入”，或者只要我们能够“得到足够的消费者需求”，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一切都能顺利。为什么与任何政治纲领（包括政府支出或收入平均化）肯定没有利害关系的明智之士对这一点仍感到关心，这是一个有兴趣的问题。这个国家的推销员心理加上战前20年的经验，就是我为这个在讨论的理论没有被一笑置之的惊人事实所能提供的全部解释。

那些反对这个理论的人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争辩说，国民生产总值和由此产生的国民收入要比估计者假定的数字小，而投资机会实际上比估计者设想的数字大，估计者估计前者时是这么的乐观，而在估计后者时却是这么的悲观。这些议论以及类似的议论可能包含不少真理。特别是，可以着重指出，1830年时没有人预见到或者能够预见铁路时代的资本需要或者50年后电气时代的资本需要。但决定性论点比所有这些简单得多。这个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按照不变的心理学规律， (24) 个人储蓄与有没有投资机会无关。显然这不是正常的情况。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储蓄希望得到金钱的回报或某种“投资利益”的服务。不但是大量的个人储蓄，而且实际上所有的工商业储蓄——形成总储蓄的大部分——都是怀有特定投资目的去储蓄的。投资的决定一般总是先于储蓄决定，投资的行动常常先于储蓄决定。甚至在一个人不怀有特定投资目的而进行储蓄的那种情况下，在他作出投资决定前的时间延误，使他受到延误时间内报酬损失的惩罚。看来可以由此推定，(34)

再说一次，本书目的不是引导读者达到明确而实际的结论，而是提出使读者取得自己实际结论有用的一个分析见解。此外，在由机会决定的问题和易受新的意想不到的要素侵入的问题中，预测不可能比先知预言更有意义，因此不可能有科学根据。相信读者能彻底理解这一点，我现在仍然要以总结我们这部分论点的方式，采用一个看来合理的结论，但我的目的只是确定我们的看法。换言之，我们准备要做的恰恰就是本书一般地关于伟大社会主义主题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正在推断一些观察得到的趋势。

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事实说明，除非斯大林犯了他一生中的(39) 甚至可以想象，俄国力量的进一步扩展可能最终证明是朝大多数人在说社会主义这个词时想到和感到的方向发展的障碍。

把俄国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混淆在一起——除非是为了效劳俄国所做的诡计——就是误解了世界的社会形势。俄国问题只在两个方面和社会主义问题有关系。 (4) 不同国家间的比较当然困难，也许绝不会有很大说服力，但俄国1940年4月4日关于所得税的法令显露，低到年收入为1812卢布的收入就要征收所得税。这项法令还显露存在每年超过30万卢布的收入，当时征税率为50％。现在，让我们完全不顾最低收入的征税，把收入1812—2400卢布这一组的众数定为2千卢布；再让我们把最高一组众多纳税后收入定为不高于15万卢布（虽然那些纳税前30万卢布收入是较低的限额）。那么我们发现，这些较高众数是较低众数的75倍。即使我们把1940年美国的最低众数（当然不是指购买力，而是指收入等级的相应位置）定为1000美元，我们显然不会找到美国税后 收入的分配（即使不提由于战时财政需要特别提出的折扣）中有很多东西（以俄国范例作标准）足以支持当前流行的说法，如万恶的不平等，以收入集中衡量的“权力集中”等是有根据的。宾斯托克、施瓦茨和尤戈夫合著的关于俄国《工业管理》名著中提出的证据倾向于支持这个观点。许多指向同一方向的其他细节，例如在美国那些过去雇得起而现在雇不起家庭仆人的这类职业，在俄国的确还能享受这个特权，这要值一吨家用电器设备。所有这一切还没有考虑到不通过收入账的优越条件。俄国企业经理的权力和社会地位——这是估价高收入的主要理由之一——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党地方党委的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是美国工业家远远不能比拟的。

有趣的现象——这种观念的落后！美国许多好心的人们，现在 对社会不平等表示害怕或愤怒，这种不平等在50年前确实存在，但现在不再存在。事物变了，口号依旧。

(5) 人们设想，这个可能性的实现必须做到每周工作40小时，加上紧要关头的超时工作。可是人们没有设想充分就业。充分就业的定义和能满足任何给定定义的就业量变化很大，不但牵涉统计问题，而且牵涉到某些相当微妙的理论问题。我必须满足于作这样的说明：在美国劳动市场条件下，并假设1950年的劳动力总数约为6100万（包括军队二、三百万），我看不到统计表上 失业男女的人数在那一年有可能低于五、六百万人。在这个数字中除了真正非自愿失业（即在任何 定义中都是非自愿的失业）外，包含大量属于半非自愿失业和纯属统计上的失业。这个数字不包含“隐蔽的”失业。我相信这个失业数字符合那一年2000万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这与特别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邪恶没有什么关系，反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给予工人的自由有很大关系。甚之在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论充分就业一书中，也有指导就业和强制就业的隐约暗示。但还应指出，我把1950年设想为周期繁荣的一年。倘若不是这样，那么应该理解，我们讨论所指的是这一年之后的繁荣的一年。把好年份与坏年份平均一下（统计的平均数），失业数应在500万人到600万人以上——也许达700万人到800万人。这毋需害怕，如下文还要解释，因为能给予失业者适当的生活供应。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造成过多地超过“正常”失业的主要原因。

(6) 10％到12％的折旧率对于进行高水平生产的经济制度并不是过分的高。8％到10％的“新”投资当然是充裕的，根据大多数预测者的看法是太多了。见下文 (10) 与此针锋相对的理论将在下文 (19) 关于停滞主义理论的某些一般方面，见 (20) 最重要战后需求的估计已由A．G．哈特著文批判地分析，文章标题为“模型制作和财政政策”，载1945年9月《美国经济评论》。所以没有进一步提出参考书目的必要。

(21) 我承认，我有时弄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这种说法所暗示的对私人企业的极大赞赏。

(22) 这些数字接近于一个战后需求估计者提出的数字。这些数字不是我的，它们与我们在 (38) 这是因为误用而失去全部明确意义的另一个词语。美国人通常说话中，这个词的用法事实上暗示了这样的定义：法西斯是使用这个词的说话者或写作者所不喜欢的任何政策、集团或国家。但在本书的正文中，根据本书 (39) 读者将高兴地注意到，上边论证中所作的或暗示的事实陈述</a>，如有需要可以从俄国官方资料得到证实。事实上，对我们论证，尤其对我们所说俄国政权性质的判断十分重要的一切材料，可以不需求助于任何受怀疑的事实陈述而确立。我有意不提那些——不管它们在进一步说明这个政权的性质上如何有价值——可以引起对事实怀疑的任何事实，诸如在征服或控制国家里的屠杀，格鲁吉亚用铁链锁在一起的囚犯队和集中营。即使能称为暴行的事情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们的论证丝毫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