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马克思面对的形势_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1．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在1847年喜欢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胜过“社会主义”这个词，因为社会主义这时候带有资产阶级体面社会地位的气味。不管这是否事实，如果这是事实，不管我们喜欢怎样去解释它——不止一次我们发现有充分理由将社会主义解释为资产阶级智力的产物——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会有错的。资产阶级出身和传统的背叛者——这个定义确切地说明了马克思的思想和他提出的政策与策略。令人震惊的是他思想流行的广大范围。

首先，这位被赶出家园的知识分子，带着1848年永远烙印在他整个灵魂里的形成他性格的经历，抛弃了他自己的阶级，也被他自己阶级所抛弃。从此他能接近的和能信任的只有同样被赶出家园的知识分子和稍为疏远一点的无产阶级群众。这段话解释了我们在上一章见到的急需解释的理论，即工人能够“解放他们自己”的理论。

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所属的类型，他们绝不会想到挺身而出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去组织工业无产阶级或这个阶级中的任何特殊集团。他们所希望的只是接触工会领袖和工会官僚机构。一方面他们看到“可尊敬的”工人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当时）大城市无法组织的群氓的态度 (4) ——对于后者他们几乎不想去组织——他们面对令人厌烦的两难境地。他们不会不认识工会运动的重要性，这个运动将逐步地完成把工人群众组织成为像一个有发言权阶级那样的巨大任务，就是说，去解决他们自身认为最最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完全处于工会运动之外，并了解这个阶级有可能持资产阶级立场和采取资产阶级态度的危险，他们必然不喜欢和不信任工会，其程度就像工会不欢喜和不信任他们——只要他们能注意到——一样。就这样，他们被赶回具有经典社会主义特征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到今日在重要性上虽已大大降低，仍表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根本性对抗（在一些重要事例中，约略相等于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之间的对抗）。对于他们来说，工会运动应该改宗阶级斗争的教义；每当劳工纠纷使群众变得激进，并足以使工会官员忧虑和激动得去诱导群众听取福音的时候，作为使运动改宗的手段，就他们的信仰来说偶尔与工会运动合作是正确的。但是，只要改宗尚未完成，特别是只要工会的意见在原则上仍旧反对革命行动，甚至反对采取政治行动，工会运动就不会蒙受天恩，相反它是走上错路，认错了它自己真正的目标，以比无所作为更坏的浅薄无聊来欺骗自己；因而，除非为了要从内部进行破坏，信徒们务必远远地离开它。

这种形势甚至在马克思生前已起了变化，在恩格斯生前变化更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最终使它在欧洲大陆也成为一支力量，加上那个时期经济萧条引起的失业，增加了他们对劳工领袖的影响，虽然他们从未对群众有过直接影响。但归根到底为群众提供工作材料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可是，尽管他们在那个领域的成功相当可观，而知识分子给予他们的麻烦远远多于工人对他们的冷淡有时称得上敌视的态度。存在那么一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既不反对参加工会，也不反对参预资产阶级激进型甚至保守型的社会改良。这些人当然执行一种全然不同的社会主义，他们强调眼前利益，是危险的竞争者。此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是拉萨尔，他在群众中拥有一定地位，具有更直接的竞争性。最后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就革命热情而言，他们更为高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正确地把他们看做是严肃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像布朗基那样的“盲动主义者”、梦想家、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不论出于策略上考虑还是理论上考虑，用毫不动摇地喝一声“不”来对付这些所有形形色色的人群是绝对必要的。

3．那种理论背景和那种策略形势使马克思非常困难回答下面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每个追随者或未来追随者肯定会提出来的。那就是对待资产阶级政党政策的态度问题和当前实行的政纲问题。

关于 (2) 1848年产生的热情态度也使他不可能懂得（更不用说公正对待）驱逐他的非民主政权。冷静的分析就不会不看到那个政权的成就与成功的可能性。但在这种情况下要作这样的分析是他做不到的。

(3) 我所知道的语言都未正式承认这个词是名词。可是要使它成为名词是一桩非常方便的词语改动。

(4) 应记住，马克思主义者很欢喜提到无产阶级群氓（Lumpen protriat）一词。

(5) 他甚至担任过国际总委员会主席。这有许多理由，因为他原是最杰出的工会联合和团结的推动者之一，又是一个伦敦工会评议会的组织者，还是城市工人选举权改革联盟的一个领导人。

(6) 例如，见贝内代蒂诺·克罗齐，《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C．M．梅雷迪思译，19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