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结论_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Ⅰ．上文分析的几点含义

竞争领导地位的理论已经证明是对民主过程一些事实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以我们自然用它来阐明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制度间的关系。如同上文业已说到，社会主义者不但断言两者可以和谐共存，他们还断言民主政治意味着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在另一方面，读者不会不熟悉美国前几年出版的无数小册子中的至少某几本，它们证明，计划经济——更不必说完完整整的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全然不能共存。这两种观点从竞争的心理背景来看是容易理解的，从双方为争取绝大多数热情信仰民主政治的人民的支持这个自然愿望看也是容易理解的。但假定我们发问：真理在哪一方呢？

本书这一篇和前几篇中的分析很容易得出对这个发问的回答。在我们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界说的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存在。同时，两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在适当的社会环境状况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

但请注意，这种简单的陈述</a>以我们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民主政治的看法为基础。因此，我们陈述的含义比争论任何一方所想的不但比较简单，而且有所不同。由于这个原因，还由于在单纯相容问题后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深一层的问题，即民主方法在社会主义政权下运用比在资本主义政权下运用效率较高还是较低，所以我们还有大量解释工作要做。特别是，我们必须努力确定可望民主方法产生令人满意结果的诸条件。这个问题将在本章 在所有这些说法中，对真理成分的承认也会被对片面事实的承认所冲淡。特别是在二者取一的考虑中，认为民主政治有理由占有优势：在任何社会环境中没有一种选举制度——也许竞争性的资本主义除外——能完全测试得出候选人的实践才能，能像驯马家挑选赛马那样进行挑选。所有选举制度，虽然程度不同，都重视候选人的其他品质，包括常常有害于实践才能的品质。但我们也许还可以这样说，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在政治上的成功并不证明他有什么才能，而政治家只是业余玩政治的人。虽然这样说不十分正确，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他十分内行地知道怎样操纵人。作为一般规律来讲，能赢得政治领导地位的才能至少具有一定的个人力量以及其他才能，这些对制造总理是十分有用的。在把政治家带上国家首脑地位的溪流中毕竟处处布有礁石，它们对于阻止白痴和牛皮客宦途上进，不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在这类问题中，这样或那样的一般性争论不会导致明确的结论，这应在我们意料之中。更奇怪和更有意义的是，事实证据至少在乍见之下不具有更多的结论性。再也没有比罗列一份给人印象深刻的民主方法的失败事例的清单更容易的事了，尤其是如果我们不但把实际挫折或国家失败包括在内，而且还把国家生活虽然健康繁荣但政治方面的表现显然差于其他方面表现的事例包括进去的话，情况更加如此。可是，要排列对政治家有利的同样给人印象深刻的证据也同样容易。让我们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古代战争中的技术性没有后来战争那样重要，这是实在的。可是人们还是认为，在战争中取得成功的能力，即使在当时与一个人能被选入领导地位的能力毫不相干。但共和时代的全部罗马将军都是政治家，他们全都是直接通过他们担任的或凭曾担任的由选举产生的官位而当上军队统帅的。因为这个事实产生过最可怕的灾难。但从整体上看来，这些政治家将军干得十分出色。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

Ⅱ．民主方法成</a>功的条件

如果一个物理学家观察到，同一个装置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运行得不一样，他的结论是这个装置的运行取决于装置以外的诸条件。我们也只能作出同样的结论。要知道可以期望古典民主学说在可以接受程度上适合现实的条件是什么是不难的，就像了解这个学说过去适合现实的条件是什么一样容易。

这个结论明确地表明，我们持有我们一向表明的严格的相对论的观点。正如没有不问时间不问地点的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一样，也不存在赞成或反对民主方法的绝对普遍的理由。正如对社会主义一样，对民主方法也很难使用“其他条件相同”这一条来论证，因为在民主政体是可行的或者是唯一可行制度的局势与民主政体是不可行的制度的局势之间“其他条件”不可能完全相同。民主政体在显示出某种特征的社会模式中盛行，去查问在不具备那些特征的其他社会模式中民主政体的进展如何，或者在那些别种社会模式中人民怎样运用民主这些问题有没有意义是大可怀疑的。我认为民主方法在有可能运行的社会中，它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可归纳为四个 (5) ——我要说的只限于现代类型的大工业国家。

特别是，议会里的政治家一定要克制自己，不要在看来做得到的时候就不能抗拒颠覆政府、破坏政府的诱惑。要是他们反其道而行，那就不会有行之有效的政策。就是说，政府的支持者务必接受它的领导，允许它制订政纲和执行政纲，反对党应该接受在它上面的“影子内阁”的领导，允许它把政治斗争约束在某些规则之内。满足这个要求，可以看做提倡恰如其分、不太多也不太少的传统主义，习惯性地破坏这个必要条件，就是民主政治结束的开始。保护这个传统主义，事实上就是议会程序和成规存在的目的之一。

议会外边的投票人必须尊重他们本身与他们所选政治家之间的劳动分工。他们必不要在两次选举之间过早地收回对当选人的信任，他们必须理解，一旦他们选出一个人，政治行动是这个人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必不可教导他应该怎么干，这是爱德蒙·伯克时代以来历来宪法和政治理论所公认的原则。可是这个道理不是大家都懂得的，一方面，很少人知道这个原则与古典民主学说有冲突，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古典学说。因为，如果人们准备以事事亲躬那种方式进行统治，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比对他们的代表发布指令，像1789年和此前法国议会选举人那种做法更加自然的呢？另一方面，人们更少认识到的是，如果这个原则得到承认，不但像法国选民请愿书那种正式的指示，就连比较非正式的限制议员行动自由的一切言行——例如不断地写信和打电话给他们——必然在同样禁止之列。

我们不能讨论种种微妙的问题，因为人们关心的是我们确定的民主政治的真实性质。这里与我们有关的只是，在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里，成功的民主做法无不仇视在后面指手划脚的人——甚至因此采取秘密外交和用谎话隐瞒意图和许诺——公民方面要约束自己不这么干，需要很大的自制力。

最后，有效地竞争领导权需要对意见分歧有高度的容忍心。上文业已指出，这种容忍绝不是、也绝不能是绝对的。但是，必须使每一个竞争领导权的人，只要他未被法律剥夺权利，都有可能提出他的主见而不会出现混乱。这一点的意思是，当有人攻击你最宝贵的利益或冒犯你最珍爱的理想时，你得耐心地站在一旁聆听——或者反过来说，持有这种观点的竞争领导权的人也应相应地克制自己。若不能真正尊重其他公民的意见，达到愿意使自己意见处于从属地位的程度，以上两点都不可能做到。

每一种制度都能经得起一定程度上脱离常规的实践。但是，即使最小程度的必要的民主自制，显然需要某种类型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性，而这二者不是任何地方有机会逐渐形成的，也不是依靠民主方法本身能产生的，而那种自制力在任何地方都经不起超过某种程度的严格考验。事实上，读者只要回顾一下我们提到过的几个条件，便能充分了解，即只有所有起作用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不但一致地忠于国家，而且一致地忠于现存社会的结构原则的时候，民主政府才能充分发挥其有利条件。无论何时，这些原则受到怀疑，引起了使国家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争论，民主政治就在不利条件下运行。一旦涉及的各项利益与理想是人民拒绝与之妥协的利益与理想，民主政治可能根本运行不了。

这些情况可以概括为如下一句话：在困难时期，民主方法将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一切类型的民主政治一致承认存在某种形势，在那种形势下，放弃由竞争产生领导，采取垄断性的领导是合理的。在古代罗马，宪法规定在紧急时期授予一个非选举产生的职位以这样的垄断领导权。这个职位的任职者称作magister populi或独裁者。我们知道，实际上所有宪法都有同样规定，美国自己的宪法规定：美国总统在某种情况下将取得一种权力，使他实质上成为古罗马那种独裁者，不管二者在法律意义上和具体细节上的差异有多大。如果垄断受到有效的限制，或者限于一个明确的时间（如古罗马最早实施的那样），或者限于明确的短期紧急状态的时限，那么竞争领导权的民主原则只是短期中断。如果垄断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没有时间的限制——倘若没有时间的限制，当然往往就成为没有任何其他限制——民主原则荡然无存，我们就处于现代意义的独裁统治之下了。 (7)

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

1．在提出我们的结论时，我们最好从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间的关系开始。

由舌典学说反映的民主的意识形态，以人的行为和生命价值的理性主义图式为基础。根据上文 民主政治是不是将随资本主义一起死亡的那些产物之一，当然是另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运用由它形成的民主方法，运用得怎么好还是怎么坏又是另一个问题。

说到后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方面运用得很好，这是很清楚的。资产阶级有一套特别适用于怎样把政治决定领域缩减到可以用竞争领导权的方法加以处理那种程度的解决办法，资产阶级处理事物的方案用限制国家权力的领域来限制政治领域；它的解决办法在于实行理想的极度节约的国家，这种国家的存在，主要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并为所有领域内自主的个人努力提供坚实的精神构架。此外，如果考虑到和平的——无论如何至少是反军国主义的——和自由贸易的种种趋势（我们发觉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就能看清资产阶级国家中政治决定作用的重要性至少在原则上能够降低到无能的政治部门所需要的任何程度。

现在这种国家无疑对我们不再有吸引力。资产阶级民主肯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情况，代表它提出的任何要求显然要依据是否接受不再是我们的标准而定。可是要说我们不喜欢的解决办法不是解决办法，资产阶级民主不是民主，那是荒谬的。相反，由于它的色彩消退，认识它在充满活力时如何鲜艳；它为家族（如果不说为个人）提供的机会是如何广泛而平等 ；它给予通过它考验的人们（或者给予他们的孩子）的个人自由是如何充分，就更加重要了。还有，认识至少在数十年间它应付不适宜条件的严峻考验是多么巧妙，当它面对不符合和仇视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时它发挥的功能是多么确当，也是很重要的。

在另一方面，全盛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能承担使民主政治获得成功的任务。一个让它不受干扰去实行民主自制最能符合它利益的阶级，要比自然地试图依赖国家而生存的阶级，能比较容易地完成这个任务。主要专心致志从事他私人事业的资产阶级人士，一般说来只要这些事业不受严重威胁，他非常可能比其他任何阶层人士，表示出对不同政见的容忍和尊重与己不同的意见。此外，只要资产阶级标准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传布给其他阶级。英国土地利益阶级以相对优雅的姿态接受1845年的失败。英国劳工为摆脱本身的无力地位而斗争，但直到本世纪初，得到所要求权利的过程十分缓慢。在其他国家，这样的自制的确还很不明显。这些对原则的偏离并非一直都很严重，或者一直只与资本主义利益有关联。但是，在某些事例中，政治生活几乎全归结为压力集团的斗争，在许多情况下，不符合民主方法精神的做法变得十分重要足以扭曲民主生活。可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显然是一种过火的说法。 (8)

但是，不论在哪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失去它素来持有的优势。与国家理想结合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作起来越来越不灵活已有一段时间了。如我们已经知道，这部分由于：当国家在根本性社会结构问题上有巨大分歧的时候，民主方法决不能有最好的运用。这个困难转过来又被证明是特别严重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显然不能满足使民主方法发挥作用的另一个条件：资产阶级产生能进入由非资产阶级组成的政治阶级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上取得成功的个人，但它并未产生它自己的成功的政治阶层，虽然人们会想，工业资产阶级的 (3) 这样的观点有时会被责备为轻薄或嘲讽。相反，我认为，空口白话地赞美口号反倒是轻薄或嘲讽，因为这种赞美说穿了只是占卜者的微笑而已。但是。指出正在讨论的观点并不像从表面看来那样贬低政治家是对头的。它并不排除理想或责任感。说政治家类似实业家将使这点更加清楚。正如我在别处说过，任何了解工商业现实的经济学家绝不会认为，对服务和效率的责任感和理想在形成实业家行为中不起丝毫作用。而且这同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他以利润动机为根据的图式作为解释实业家行为的基础，那完全在他的权利范围之内。

(4) 举一个不详的例子：研究1914—1918年世界大战起源的学者，无不对英国政府面对从大公被刺到宣布参战这段时间所表现的消极忍受的态度感到震惊，并非因为未作努力来避免战争的爆发，而是这些努力全然无效和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可以做到的程序。当然可以把这种情况解释为阿斯奎斯政府不是真正希望避免战争。但如果如我所想的那样，这个解释不为人们所满意，那么我们不得不选择另一个解释：完全有可能，议会中的政府大臣们正全神贯注于政治比赛，以致警觉不到国际形势的危险，等到惊醒过来为时已晚。

(5) 这里所说的“成功”，我的意思只是指，民主过程能稳定地保持下去，不会出现被迫依赖非民主手段的局势；它还能以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利益集团从长期观点看来能接受的方法处理日常问题。我的意思不包括使每个观察者根据他们各自观点都得称赞民主过程的后果。

(6) 参看 (7) 在古罗马（我们习惯误用那个时代的术语），一个独裁出现并有所发展，在几个世纪里表现出与现代独裁制度相似的某些特色，虽则不应把它们说成完全一样，但除了G．J．恺撒那个事例外，那时的独裁政权不使用共和政府独裁官的头衔。苏拉的独裁只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宪法改革）而设立的临时行政长官。此外全是十分“正规”的事例。

(8) 应该说，存在某些偏离民主原则的情况，这些情况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出现有关。这样纠正后，不论从古典民主理论观点还是从我们自己理论的观点来看都是正确的。从古典观点得到的结论是，私人利益集团使用的手段常被用来挫败人民的意志。从我们的观点得到的结论是，那些私人手段常被用来干扰争取领导权这种机制的正常运作。

(9) 工业民主或经济民主是出现在许多准空想社会主义者口中的词语，它保留极少的精确含义。我认为，它主要指两件事：第一，由工会统辖工业关系；第二，由工人在管理委员会或其他机构里的代表实施集权制工厂的民主化，以保证工人在工艺技术改良、一般经营政策、当然特别在维护工厂纪律（包括雇用和解雇的方法）方面的势力。分享利润是方案中的一个万灵秘方。有把握地说，在社会主义政权下，这种经济民主势将消失得一干二净。而且这个方案并不像它听起来那么咄咄逼人。因为这种民主所想保卫的许多利益，那时将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