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民主的另一个理论_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Ⅰ．竞争政治领导权

我想大多数政治学学者现在终于接受上一章中针对古典民主学说的批评了。我还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同意或者不久将会同意接受另一个理论，它更忠实于生活，同时它拯救了民主方法的倡导者使用这个名词时真正所指的许多意义。这个理论像古典理论一样，可以被纳入一个定义之中。

读者能够回忆起，关于古典理论，我们的主要困难集中于这样的命题，即“人民”对每一个问题持有明确而合理的主张，在民主政体中，人民以挑选能保证他们意见得以贯彻的“代表”来实现这个主张。这样，选举代表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标而言是 (14) 如果像法国的情况那样，总理没有这种权力，议会里的小党派就有很大的独立性，那么由议会接受一个人当总理和由选民接受同一个人当总理之间的这种并行性就会被削弱或破坏。这是议会政治的客厅比赛出现极度混乱的形势。从我们的立场看来，这是对民主政府这架机器原来设计的偏离。雷蒙·普安卡雷持有相同的看法。

当然这样的形势也出现在英国。因为首相解散议会的权力——严格地说，他“进言”国王解散下院的权力——在他的党的核心层如果坚决反对他这么做，或者没有机会运用选举来加强他控制议会的力量的时候，就不起作用。就是说，他在议会中的力量也许比他在全国的力量更强（虽然也可能更弱）。一届政府当权数年后，往往有规律地出现这样的事态。但在英国政治制度中，这种偏离设计的情形不会持续很久。

(15) 我的意思不是说，俄土战争引起的问题的暂时解决，以及获得完全无用的塞浦路斯岛这两件事本身是政治家才能的杰作。我的意思是，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它们正是那种显眼的成功，通常能满足一般公民的虚荣心，并将在沙文爱国主义气氛中大大加强政府的胜利前景。事实上，普遍认为，如果迪斯累里从柏林一回来立刻解散议会，他本来会取得胜利。

(16) 这是英国人办事方法的特征，对首相职位存在的正式承认一直拖延到1907年，当时允许这个职位出现在宫廷正式排名的前列。但它和民主政府一样早已存在。不过，由于从来没有以明确的行动介绍民主政府，它是作为全面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缓慢形成的，甚至要指出它大致上诞生的日期或时期都不容易。在一段很长时间内出现过萌芽形态的事例。把这个职位出现的日期定为从威廉三世统治开始是有诱惑力的，威廉三世的地位远比本地出生的国王弱，他似乎有很大可能产生这个主意。对这个说法的反对意见，并不怎么强调当时英国还不存在“民主政体”——读者可以回忆起，我们并未以选举权的程度作为民主政体的定义——它强调的是，一方面，丹比的萌芽状态事例出现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另一方面，威廉三世从不向制度安排妥协，他成功地把某些事情抓在自己手里。当然，我们必不可将首相与单纯的顾问相混淆，不管后者在国王面前有多大权力，不管他们如何牢固地盘据在国家权力的中心——这样的人，如黎塞留、马扎林或斯特拉福德，安妮女王治下的戈多尔芬和哈利显然都是转瞬即逝的事例。受当时普遍公认并得到政治史学家承认的第一个人是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但他和纽卡斯尔公爵（或他们兄弟亨利·佩勒姆或二人加在一起），事实上直至谢尔本勋爵的全部领导人物（包括老皮特，虽然他是外交大臣，实质上 十分接近于符合我们的条件）都缺乏三个要素中这一个或那一个。最具备条件的标本是小皮特。

注意到这个情况是有趣的，即在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事例中（和以后在卡特雷勋爵，即格兰维尔伯爵的事例中），当时社会并不承认存在一个正在穿透萎缩组织而出现的与民主政府关系极大的职位。正相反，当时舆论认为它是十分可怕的肿瘤，它的生长是对国民福利和民主政体的威胁——“唯一部长”或“第一部长”是沃波尔的敌人向他投来的咒骂的名词。这个事实意味深长。不但指出新制度通常遇到的阻力，还指出人们感到这个制度与古典的民主学说不相容，事实上这个学说中没有我们设想的政治领导的地位，因而没有地方容纳首相这个职位的实际存在。

(17) 格拉德斯通本人强烈主张这个理论。1874年当时他竞选失败，他仍旧竭力要求召开议会，因为通过罢免政府的决定应由议会作出。当然，这一点意义也没有。他以同样的方式认真地声称无限尊重王权。一本又一本的传记作者都对这位伟大的民主领袖的这种谦恭态度感到惊讶。但可以肯定，如果我们根据维多利亚女王1879年后对格拉德斯通的强烈不满（传记作家都把它归因为迪斯累里的反面影响）来判断，女王表现出比那些传记作家有更好的识别力。真的有必要指出对国王表明尊重可以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含义吗？以故意的谦恭对待他妻子的男人一般说来不是接受两性间平等同志关系的人。实际上，谦虚态度显然是规避这种关系的方法。

(18) 比首相职位的演化更加微妙，内阁的演化被遮盖一个制度性质变化的历史连续性弄得模糊不清。直到今天，英国的内阁从法律上说是枢密院的执行部分，而枢密院当然是前民主时期管理国事的工具。但在这个表层底下，一个全然不同的机构演化而出。一旦我们理解这个事实，我们发觉确定内阁出现日期的任务要比发现首相出现日期的相似任务稍为容易。虽然萌芽状态的内阁存在于查理二世时期（“阴谋”部（“cabal”ministry）是一个，与坦普尔实验有关系的四人委员会是另一个），威廉三世治下的辉格党的“小集团”是最高职位的公平的候选人。从安妮统治时代起，意见不一致的只剩下阁员资格和内阁职能等少数问题了。

(19) 有时候，政治家从言辞的迷雾中露出真相。举一个没有人能说它轻薄的事例：伟大的政治家罗伯特·皮尔就辉格党政府对牙买加政策在议会辩论中战胜对方后说，“牙买加是一匹出发上路的好马”。充分表明了他政治手腕性质的特征。读者应好好体味这句话的含义。

(20) 当然，这点适用于维希政府以前的法国和法西斯以前意大利的做法，正像它适用于英国的做法。但在美国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在美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的失败不会带来总统的辞职。可是，美国的做法完全由于这样的事实，即体现不同政治理论的美国宪法不允许议会的做法根据它的逻辑发展。事实上，这个逻辑并非完全不能起作用。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的失败，虽然国会不能把总统赶下台，但一般说来会严重削弱他的威信，使他难于领导。因为失败将在短时间内造成一种不正常的局面。但不管总统在以后的选举中取胜或失败，那时冲突会得到解决，解决的方式基本上与英国首相解散议会应付同样局面时的方式相同。

(21)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英国技巧略述如下。如果一项重大议案在二读时只得到微弱的多数，这个议案以前和现在一般就不继续审议下去。首先这种惯例承认多数原则在实际运用于实施良好的民主政体中的重大限制：说少数在民主政治里总是被迫投降是不正确的。但还有第二点，虽然少数不一定总是在争论的特定问题上被迫向多数投降，但在实际上少数总是——甚至这点也有例外——在内阁是否继续掌权的问题上被迫屈服，一个重大的政府议案在二读中遭到这样的投票表决，可以说既是信任投票又是搁置议案投票。如果成问题的是议案的内容，要是目的不在于将它列入法令全书，为这个议案而投票表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如果议会关心的主要是使内阁继续掌权，那么这样的策略马上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22) 一个最有启发性能说明上面问题的例子是19世纪80年代约瑟夫·张伯伦在有关爱尔兰问题上采取的路线。他最终出奇制胜地挫败了格拉德斯通，他在开始竞选时他还是后者正式的热情支持者，但这件事特殊之处只在于此人的力量和智慧。正如每个政治首脑都知道，只有平庸的人才能被指望忠诚。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政治首领中的最伟大的人物（如迪斯累里）的周围只有全属第二流的人物。

(23) 从未曾加以试验的问题是典型的第一类例子。为什么政府和反对党的影子内阁尽管理解这个问题的潜在重要性，却策略地同意不去理会它，典型理由是处理它的技术上困难和害怕它会引起局部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