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
18世纪的民主哲学可以用下面的定义来表达:民主方法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个定义的涵义。
那时人们认为存在着一种共同福利 ,它是政策的指路明灯,它一直是容易解释清楚的,每一个正常人通过合理争论都能了解它。因此没有任何借口说不了解它,事实上没有理由说还有不了解它的人,除非是无知——这是可以改变的——愚笨和反社会利益集团。此外,这个共同福利可以回答所有问题,因而每一桩社会事实,每一种采取或准备采取的措施都可以被它来毫不含糊地划分为“好”或“坏”。由此,所有人必须同意,至少在原则上同意:存在人民的共同意志 (即全体有理智个人的意志),它完全与共同福利、共同利益、共同福祉或共同幸福是一回事。除了愚笨和罪恶的利益集团外,有可能产生意见分歧和可能出现反对派的唯一一件事,即几乎全体人民的共同目标究竟应以何种速度达到它这个意见的分歧。因此,意识到这个目标,知道他或她内心思想,分辨得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积极负责地促进好的和反对坏的,把全体成员团结在一起,管理他们的公共事务。
管理某些事务需要专门的才能和技术,这是实在的,因而不得不委托具有才能和技术的专家。但这点不影响那个原则,因为这些专家完全为了执行人民意志而行动,正如医生为了执行病人要求治愈的意志而行动。在一个任何规模的社会里,特别是在表现出劳动分工现象的社会里,要每个公民为了行使统治或管理的职责,必须在每一个问题上与其他全体公民接触,一定极不方便,这也是真实的。较方便的办法是,只保留最重要的决定由每个公民表态——譬如用公民投票的办法——其余事情让由他们任命的委员会来办理——代表大会或议会将通过普选选出。如同我们业已了解,这个委员会或代表机构在法律意义上不代表人民,但在较小的技术意义上它代表人民。它将表达、反映或代表选民的意志。这个委员会的规模如果很大,它可以按照公共事务的不同部门分解为较小的委员会,这也是为了方便起见。最后,在这些较小委员会之间将有一个总事务委员会,主要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称为内阁或政府,在它头上可能有一个总书记或替罪羊,他就是所谓的总理。 (1)
一旦我们接受这个政治机体理论提出的——或它暗示的——全部假设,民主确实获得一个完全不含糊的意义,除了怎样付诸实行外,对它不再有什么问题。此外,我们只需要忘掉几个逻辑上的疑虑,就能够补上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不但是所有可以想象的制度中最好的制度,而且不再有多少人愿意去考虑任何别的制度。可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假设是那么多事实的陈述</a>,如果我们要作出上面的那个结论,每一个陈述的事实必须得到证实,而实际上反驳这些事实却要容易得多。
首先,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这点主要不是因为某些人可能需要不同于共同福利的东西,而是由于更根本的事实,即对不同的个人和集团而言,共同福利必然意指不同的东西。功利主义者由于他们对人的价值标准看法的狭隘而看不到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将使一些原则问题产生隙裂,它不是合理的论证所能弥合的,因为最终价值——我们认为生活和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观念——不是纯逻辑推理所能解决的。隙裂可能用妥协方法在一些事例中得以弥合,但在另外一些事例中就做不到。有些美国人说,“我们要这个国家武装到牙齿,然后为全世界争取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另一些美国人说,“我们要这个国家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这个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的唯一途径。”二者面临对最终价值的不能缩小的分歧,妥协只能使事情更糟。
其次,即使有一种充分明确的共同福利——譬如功利主义者提出的最大经济满足 (2) ——证明能为所有人接受,这并不意味着对各个问题都能有同等明确的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分歧可能重大到足以产生关于目的本身“根本性”争论的大部分后果。例如,以眼前满足对今后满足的估价为中心的问题,甚至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估价为中心的问题,即使在每个公民都相信功利主义之后,还是解决不了。“健康”也许是所有人都想望的,可是人们对种痘和切除输精管仍旧意见不一。诸如此类的情况不止一端。
提出民主学说的功利主义先驱们之所以看不到这件事情的全部重要性,完全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习惯的本质性改变。他们看不到18世纪五金商以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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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作为同质单位的人的个性的观念和作为行动主要动力的明确意志的观念,甚至在泰奥迪勒·里博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时代之前已逐渐趋于湮没。特别是,这两个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不受重视,而人类行为的超理性和无理性要素在那个领域却越来越得到重视,这点有帕累托的《心理与社会》为证。在累积许多反对理性假设证据的众多学说中,我只提下面两个。
其中一个依旧是——尽管后来有远为精细的著作——与群集心理学(psychology of crowds )的创始者或无论如何是 (17) 这种爆发的重要性不容怀疑。但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是可能的。在许多事例中分析的结论表明,这类爆发是被某个集团的行动诱导出来的,而不是人民自发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属于(第二)级现象,对此我们将加以讨论。我个人相信,真实的例子是存在的。但我不能确知,更彻底的分析会不会揭出在它们底下有过某种心理技术的努力。
(18) 经过选择的信息,即使本身是正确的,也是一种以说真理方式来欺骗大家的企图。
(19) 如果重大问题频繁地用公民投票来决定,就有可能更清楚地表明这种限度。政客们大概知道,为何他们几乎一致地仇视那个制度。
(20) 注意它与社会主义信仰的类似,后者对有些人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替代品,对另一些人也是基督教信仰的补充物。
(21) 人们可能反对说,为平等 这个词加上一个普遍性 的含义无论怎么困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不是所有情况)从它的上下文可以演绎出这样的含义。例如,可以容许从葛底斯堡发表演说的环境,推断出林肯“所有人生来自由和平等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法律地位平等与承认奴隶制所暗示的那种不平等正好相对。这个意义足够明确。但是,如果我们发问,为什么这个主张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具有约束力,同时如果我们拒绝回答:“因为每个人生下来就和别人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只能求助于基督教信仰提供的神的旨意。这个解答可以想象地包含在“上帝创造的”一词的含义中。
(22) 有人可能认为,对于建立公开专制政权的反对派应该看做例外。但作为历史事实,甚至大多数专制政权也以民主方式崛起,它们的统治也以得到人民的赞同为基础。恺撒不是被平民杀死的。但杀死恺撒的贵族寡头们也使用民主的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