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问题的背景_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Ⅰ．无产阶级专政

任何事情都没有这件明显事情这样的具有欺诈性。过去20或25年间发生的事情教我们看到隐藏在本篇标题背后的问题。在大约1916年以前，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似乎对大多数人都十分清楚，尤其是对受信任的社会主义正统派的拥护者更加清楚。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否定社会主义者加入民主俱乐部的权利。当然社会主义者本人——除了少数工团主义团体外——甚至声称是唯一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绝不可以与资产阶级假民主混淆的真正民主的独家卖主。

他们不但努力以民主价值来提高社会主义价值；而且还提出一个证明使他们满意的理论，即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根据这个理论，私人控制生产资料是资产阶级能够剥削劳动和资产阶级能够把符合它阶级利益的命令强加在全社会管理政治事务的部门头上的根源；因此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权力看来只是它经济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结论是，一方面，只要存在私人控制生产资料的权力，就不可能有民主——那种单纯政治民主的说法必然是欺人之谈——另一方面，消灭那个权力将同时结束“人剥削人”的现象，并带来“人民的统治”。

当然这番理论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正是因为它逻辑上来自——事实上重复了——马克思理论的词语定义，它必然与马克思理论同命运，特别是与“人剥削人”的理论同命运。 (1) 我将很快提出在我看来是对社会主义团体与民主信条之间关系的更现实的分析。但我们还需要可能存在于社会主义本身和民主本身之间关系的更现实的理论，也就是可能存在于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具体做法之间独立于愿望和口号之外的关系的更现实的理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究民主的本性。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立即予以澄清。

现存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理想。但社会主义者在实现社会主义时，并不总是那么讲究方法。革命 和专政 这些字眼出现在圣书中使我们感到刺目，许多现代社会主义者更直言不讳地声明，他们不反对使用暴力和恐怖来打开社会主义天</a>堂的大门，暴力和恐怖对于较民主地号召群众改信社会主义的手段是一种帮助。马克思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无疑能够作出足以使他在民主主义者眼中是清白的解释。在本书 我不打算为了他们表现出来的责任感或甚至为了他们安坐在衙门里舒适的安乐椅上那种自鸣得意的样子去责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人类共有的缺点，前者如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篇说明的那样，完全是他们的荣誉。但把他们提出来作为社会主义者对民主程序的毫不动摇的忠诚的证据，未免有点乐观了。我也想不出任何更好的考验事例——除非我们真的同意接受俄国和匈牙利的事例，这两个事例都表明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与以民主手段夺取政权的不可能性的严酷结合。奥地利的事例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困难，奥地利事例的重要性由于领导集团（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出名望而扩大，大大超过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1918年和1919年时的确坚持民主政治，当时形势尚未像以后那样很快变成为自卫问题。但在权力的垄断似乎还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几个月里，他们中许多人的立场并不是很明确的。那时弗里茨·阿德勒把多数决定的原则称作“算术上的偶然”（Zufall der Arithmetik ）的拜物教，其他许多人对民主程序规则耸耸肩膀地爱理不理。可是这些人乃正规的党员并非共产主义者。当布尔什维克主义统治匈牙利之时，选择路线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任何人只要注视到那个时代的争论，都不会不理解当时党的思想受以下准则的指导：“我们不特别喜欢必须向左转的前景（等于采取苏维埃方法）。但是，要是我们必须如此，那么我们就全体向左转”。 (6) 这种对国家总的形势和对党的危机的估计有极充分的理由，根据估计的推理也很合理。可是不论是估计还是推论都缺乏显著的对民主原则的热烈忠诚。他们最后改变了信念。但信念的改变并非由于认识的悔悟，而是由匈牙利反革命的后果造成的。

请别认为我在斥责社会主义者的不忠实，或者我希望让他们受到蔑视，把他们看成恶劣的民主主义者或无原则性的权谋家和机会主义者。我完全相信，尽管他们中某些预言家沉迷于幼稚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他们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总是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忠于他们的信念。此外，我不相信在社会斗争中有何不忠实可言，因为人们总要去想他们要想的事情，总要去想他们不停地宣称信奉的道理。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大概不比任何其他政党有更多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只不过在民主主义符合他们的理想与利益而不是相反的时候拥护民主主义。为了免得读者吃惊，免得读者认为这样卑鄙的观念只有最冷漠无情的政客才具有，我们想立刻做一次心理实验，它将同时为我们探究民主的性质提供出发点。

Ⅲ．一次心理实验

假设有一个社会按照使读者满意的民主标准，作出镇压异教徒的决定。这个假设的事例并非纯属幻想。我们大多数人乐意承认，被认为民主政体的社会曾用火刑柱烧死异端——如日内瓦共和国在加尔文时代所做的——或者以我们道德标准所不容的方式迫害异教徒——殖民时代的马萨诸塞人的作为可以为例。这种类型的事例如果发生在非民主政体国家，对我们的实验也不失为适当的事例。因为相信在一个专制政体里民主过程完全不发生作用，或者相信一个专制君主绝不希望根据人民意志办事或完全服从人民的意志办事都是幼稚天真的。不论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这种事情在民主模式的政治制度里也同样会出现。例如，至少对基督徒迫害的早期肯定得到罗马舆论的赞同，如果罗马是一个纯民主政体，恐怕也不会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7)

捕杀女巫提供了另一个事例。它出于群众的灵魂，绝不是教士和君主凶暴的创造，相反，后者一旦觉得有能力时就立刻制止这种行动。天主教会惩罚巫术，这是确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教会实际采取的手段与罗马当作职责进行的反对异端采取的手段相比较，我们立刻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在巫术问题上，教皇屈从于舆论而不是由他煽动舆论。耶稣会教士反对捕杀女巫在开始时没有成功。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也就是说，到欧洲大陆确立君主专制制度时——终于普遍出现政府禁止此种行动。像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那样强大统治者开始禁止此种行动时采取出奇的小心翼翼方式，清楚地表明她知道她正在反对人民的意志。

最后，选择与现代问题有一定关系的例子，反犹太主义一直是犹太人在总人口中占相当比例的大多数国家中最根深蒂固的公众态度之一。在现代，这种态度在资本主义理性影响下已有部分消融，但余留下的还足以保证有意利用它的政客大得人望。我们时代除率直的社会主义外的大多数反资本主义运动，事实上从那里学到教训。但在中世纪，说犹太人能生存下来是由于教会和君主的保护并不过分，他们在反犹群众面前庇护了犹太人，最后又解放了他们。 (8)

为了我们的实验，现在让我们设想，我们处身于假设的国家，那里以民主的方式迫害基督徒，焚死女巫和屠杀犹太人。我们当然不会因为这些行为是通过民主程序的规则决定的，因而赞成这种做法。然而关键性的问题是：我们是赞成可以避免这种做法的不民主政体呢？还是更愿意要产生这种后果的民主政体？如果我们不要后者，那么我们的行为恰如狂热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对于他们来说，资本主义比猎杀女巫更坏，所以他们准备接受不民主的方法来扼杀资本主义。只要这个推论是对的，我们与他们可以说是在同一条船上。大多数热忱的民主主义者把最终理想和利益看得比民主政治更重要，如果他声称毫不动摇地忠诚于民主政治，他的意思就是，他深信民主政治能保证这些理想与利益，如信仰和言论的自由、正义、廉洁政治等。

为什么是这样的理由是容易找到的。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 ，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因之其本身不能是目的，不管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什么决定都是一样。任何人要为民主下定义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不论民主的方法具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色，我们刚才见到的历史事例告诉我们关于它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极为重要，有必要再加以清楚地说明。

关于与民主政体概念不可分的的原因。

但没有一种制度、实践或信仰与任何时候向它提供支持的理论共存亡。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实际上，创立一个重视集体行动现实和公众思想现实的民主过程的理论是可能的。这个理论将在 ————————————————————

(1) 个人和集团的权力不可能用纯经济术语来界定这个事实——如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所界定的——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这个论点的更根本的理由。

(2) 在 (3) 我不懂俄文。上引文字是忠实地从德文报纸翻译过来的，这份德文报过去在莫斯科出版，它接受对它俄文翻译的不正确处的批评，虽然这份报纸当然不可能出版未经当局完全同意的任何东西。

(4) 本书 (11) 见伏尔泰在他的《关于英吉利民族的信札》（英语版，1733年出版；第一版于1926年由彼得·戴维斯书店重印，第49页）中所下的定义：“人类中人数最多、最有用、甚至最有德行的、因之也是最可尊敬的那部分人，包括学法律和科学的那些人，包括商人和工匠，一句话包括不是暴君的所有人；那就是称为人民的那些人”。目前“人民”好像指的是“群众”，但伏尔泰的观念更接近与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相一致。

(12) 就这样，美国剥夺东方人，德国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在美国南部，黑人也常常被剥夺选举权。

(13) 在布尔什维克看来，任何非布尔什维克均属同一范畴。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本身，不足以使我们有权称苏维埃共和国是不民主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受不民主方式的管理——显然它是这样——我们才有权说它不民主。

(14) 人数少和人居住的地域集中，是主要原因。文明的原始和结构的简单不是主要原因，但大大便利民主政治的施行。

(15) 罗伯特·菲尔默爵士的《君权论》（1680年出版），可以看做英国政治哲学中君权神授理论的最后一个重要论述。

(16) 这些契约是纯粹法律上的虚构。但现实中存在与它们相似的情况，即6到12世纪盛行的自由业主自愿地或通过契约隶属于中世纪领主。自由业主接受领主的管辖权，并负担某些经济上的义务。他放弃作为完全自由人的身份。作为交换，他得到领主的保护和其他好处。

(17) 同样，把公诉案说成是“人民对××人”的案件也是没有法律意义的。提起公诉的法人是国家。

(18) 这点在英国尤其在约翰·洛克案件中特别明显。作为政治哲学家，他以一般辩论的姿态，直截了当地反驳詹姆斯二世，为领导“荣誉”革命的他的辉格党朋友辩护。这件事说明推理方法的成功，如果没有实践上的涵义，这种方法本来是毫不足取的。政府的目的在于人民的幸福，幸福在于它保护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人们“进入社会”的原因。人们为了这个目的走到一起，制订一份服从共同权威的“原始契约 ”。坦率地说，当时属于辉格党的贵族和伦敦商人，他们认为这份契约被破坏了，财产和自由受到危险，他们起来抵抗是正当的。

(19) 要知道这个学派总的倾向，特别应参见肯特的《哲学激进派》；格雷厄姆·沃拉斯的《弗兰西斯·普莱斯传》；莱斯利·斯蒂芬的《英国功利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