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人的因素_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一个警告

许多社会主义反对者很可能接受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但他们的同意多半会采取下面的形式：“哦，好呀，当然，如果你们有神人指导社会主义机器，有天使长为它配置人员，一切可能会这样。但问题在于你没有神人和天使长的帮助，而人性如此，因此资本主义替代物连同它的动机模式以及它的责任和报酬的分配方式，毕竟提供了虽然不是最好的合乎想象的安排，但不失是最好的合乎实际的安排。”

回答这席话，是有一些可说的。一方面，现在我们必须防止的不但是藏在任何企图把某种现实去与一种思想 作比较的后面的危险，而且也要防止任何把某种现实与一种理想 作比较所固有的错误或诡计。 (1) 另一方面，我想我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就事物的本性说，绝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全面状况，只有有关一定社会条件和一定历史阶段的状况，这种相对性现在比我们只讨论两种蓝图时重要得多。

Ⅰ．论据的历史相对性

用比拟来说明这一点。在封建社会中，我们所有人（包括私有财产的最坚决支持者）现在认为是纯属政府机关领域的许多事务，都以这样的一种办法来管理，即在我们看来这些政府职能变作了私人所有的东西和私人收入的来源；在君臣关系的等级制度中的每一个骑士和领主，他为利润而持有采邑，不把它看做他管理采邑 付出劳务的报酬。与它有关的现在所称的政府职能，当时不过是为某个上级长官服务的奖赏。甚至这样说还没有完全阐明这个问题：他持有他的采邑，因为他是一位骑士或领主，因为他有权利持有一个采邑，不管他干了什么或者没干什么，这种事物状况，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对此容易看做是“种种积弊”的混合物。但这是胡说。在它自己时代的环境下——和每一种制度结构一样，封建主义活得比真正是“它的”时代还长——这种制度是唯一合适的制度，它体现了能够履行那些公共职能的唯一方法。如果卡尔·马克思出现在（譬如说）14世纪，他如果竟愚蠢到鼓吹另一种政府行政方法，那么他定会遭到这样的回答：这样的制度是一种值得钦赞的制度，它能做成没有它便根本做不成的事情，特别是“人性依然如此”，利润动机对行使政府管理是不可缺少的；消灭这种政府机构事实上将招致混乱，从而可以很适当地说这是不现实的梦想。

同样，在英国棉纺织业是资本主义经济高峰的时候——1850年以前那个时代——社会主义不是实际的命题，没有一个明智的社会主义者在当时或现在会认为它是实际可行的命题。使牛变肥、使沙成金的术士的眼睛，和生金蛋的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家常空话，当时只是思想简单、智力愚钝者说的或者说给他们听的不可否定的真理的表示。我向社会主义朋友提出，在遇到这种空话时有比嘲笑更好的办法——他们之所以嘲笑，是希望对方（像他们自己一样的虚荣而敏感的知识分子）在觉察到他要遭到取笑时立刻停止争论——那就是承认那些鹅在它们恰当的历史背景中的正当权利要求，把对它们的否定限于其他历史背景。这样，我们至少可以面对中肯的问题——即那些鹅现在有多少权利——同时依旧为我们的异议保留大量发挥的余地。

如果比较资本主义现实与社会主义成功的机会有任何意义，我们必须设想出一个明确的资本主义模式，让我们选择我们自己时代的资本主义，也就是选择受束缚的 大企业资本主义。让我们说， 至于实际收入的优待，首先应该看到，这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对待现有社会人才问题，与刺激积极性完全是两码事。正如赛跑的马和角斗的牛都得到人们衷心感激的注意，如果把这种感情给予每一匹马和每一头牛，那是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要使经济合理性的规则普遍施行的话，必须对作出非凡成绩者给予优待。当然可以不这样做，社会可以选择实施排除这种做法并拒绝像他们看待机器一样地看待人的理想。经济学家对此有权利说的只是：社会不应该一意孤行而不顾这样的事实，即这些理想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相当重要。许多高得足以引起非难的收入给予收受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包括社会身份和免受小麻烦侵扰——并没有超过让他们保持适合于干他们在干的工作的程度。

只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就能同时解决（至少部分解决）提供纯经济刺激问题。但是我想，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大大超过由赛跑的马和机器强加的界限，取得巨大的收益，这又是推理力问题。这样做的理由又一次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对行为的观察，另一方面来自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明。资本主义未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社会可以从优待人才上获益的主张是资本主义条件的产物。这个主张是社会上进行有价值努力的推进器。倘若这个主张被否定，那么所有的满足机会和效果就要比它们原来可以达到的小了，虽然不可能说出小了多少。虽然当社会主义接管后，经济过程越稳定，这个要素的重要性就越小。

这样说并非意指，为了对这种刺激作用的可能性作公正的评价，名义收入必须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在目前，收入包括税收、储蓄等等。这些项目的消失本身就足以剧烈降低名义收入的数字，这点是我们时代小资产阶级心理很不愿意的。此外，我们已经知道，高收入阶层的人们越来越受到较简朴思想的熏陶，事实上他们正失去大部分（声望动机以外的）希望保持过去支持他们过豪华生活那种开支的收入水平的动机；到可以预期社会主义即将成功时，他们的思想将更加谦虚。

很自然，经济上的法利赛人还会因神圣的恐怖而举起双手。为了他们的利益，我请求指出，慰抚他们顾虑的办法早就准备停当。这些办法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但在俄国有巨大的发展。它本质上等于是支付实物结合大方地供给现金，总起来被认为是适当履行某项任务的代价。在大多数国家里，高级官员的薪给是很微薄的，常常低到不合理程度，重要的政治职位大多数只领取装饰性的极少的现金薪给。但至少在很多事例中，微薄的薪金部分地（在某些事例中充分地）得到种种补偿，不但有荣誉上的补偿，而且还有配备由政府支付工资人员的官邸，“官方”招待客人的津贴，使用旗舰和游艇，担任国际任务或在军队司令部供职的特别供应等补偿。

Ⅳ．节约和纪律

最后，资产阶级现在交卸的，必然由社会主义政权从它那里接收过去的职能将怎么样？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讨论节约和纪律。

关于前者，它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它的上层履行的职能。我不打算争辩说，节约是不必要的或反社会的。我也不打算要求读者信赖各个同志的节约习性。用不着忽视同志们的贡献，但是除非把社会主义经济想象成半静止的，否则这些贡献是不够的。如我们看到，中央当局可以通过直接配置部分国家资源用于建造新工厂和新设备，能够做到现在由私人节约所做的一切，而且效率更高。俄国的经验可能在许多问题上不是结论性的，但在这点上却是结论性的。俄国强制实行艰苦和“禁欲”，这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实行过的。在经济发展比较进步阶段，为了取得资本主义速度的进步，没有必要强制实行类似的严格手段。要是资本主义先辈达到了半静止阶段，甚至自愿的节约也足够了。这个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但它又一次表明，不同的形势需要不同的社会主义，而田园式社会主义只有经济进步被认为无关紧要，在那种情况下经济标准不再受重视，或者经济进步在先前虽受重视，现在则认为早已过时，到将来更毫无价值，此时才能成功。

至于纪律：在经济机器的效率和统驭雇员的权力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商业社会利用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使雇员隶属于资产阶级雇主。这个关系不光是为了富人能够剥削穷人而授予他们的特权。在直接有关的私人利益背后，在生产设备的顺利运行中还存在社会利益。在特定形势下，私人利益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社会利益，以及把社会利益信托给雇主个人利益过去造成雇员无报酬劳苦的程度有多大，人们的意见可以有很大分歧。但在历史上，无论是对于那种社会利益的存在，还是关于在未受损伤的资本主义时期显然是唯一可行的那种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不可能有意见分歧。因此，我们有两个问题要提出来。那种社会利益在社会主义环境中还继续存在吗？如果回答肯定，社会主义计划能提供所需要数量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威吗？

使用权威的补足语“权威性纪律”来代替权威这个词是方便的，前者可用来指不是由接受纪律者本人而是由代理人反复灌输而形成的服从命令、接受监督和批评的习惯。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把纪律区分为自我纪律——注意，它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以前，甚至上代接受过权威训练的影响——和集体纪律，集体纪律是集体意志对集体中每一个成员施加压力的结果，同时还部分由于过去受过权威性训练。

现在可以期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有两件事有助于建立更严格的自我纪律和集体纪律。像许多别的情况一样，这个情况几乎会被愚蠢的理想化所破坏，譬如说，工人们作愉快的游戏后回来休息，大概通过充满智慧的讨论作出决定，画出一幅荒谬的图画，然后提出来在快乐的竞赛中执行。不过这类事情不该使我们看不到事实和根据事实的推论，事实和推论支持具有较合理性质的更美好的预期。

(4) 如在 (6) 在俄国，作这样的声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令人头痛的事情变</a>成了替罪羊，所有领导，尤其是托洛茨基知道怎样利用它。他们正是相信国内外公众缺少考虑，就把俄国不受人称赞的任何事情推到“官僚政治”身上。

(7) 见下文 (8) 如果能够证明，赞成某种类型社会主义模式是合理的期望，那么这点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说也不会是夸张的。纪律不但能改进劳动质量，如有需要也能增加劳动小时。除此之外，纪律是头等重要的节约因素。它滑润经济机器的轮子，大大减少浪费和每工作单位的总劳力。计划的效率，尤其是现有经理部门的效率可以提高到远远超过在现行条件下可达到的水平。

(9) 见 (10) 对等于鼓励像建立工人纠察线那种行动的容忍，在不是沿笔直路线的行进中可以当作有用的界标。在美国，立法，尤其是行政措施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在提出有关问题时，有时强调，有时轻描淡写，这是由于变化经长期延迟后，在极短时间内一齐来到了。在它对劳工问题的态度中，除关心工人阶级短期利益外，一点也不知道政府也许有其他社会利益需要照顾，这和它半心半意但意味深长地采取阶级斗争的策略一样，都是政府的特色。这样做的大部分原因，可以用特殊政治结构来解释，也可以用美国特别不可能使用任何其他办法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有效组织来解释。但美国劳工形势作为例证的价值，不因此而受到实质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