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文化_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离开纯经济研究领域，现在我们转而谈谈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方面——如果我们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它就是社会心理的上层建筑 ——谈谈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特征的精神状态。我们用最简略的语言，把它的突出表现叙述如下。

“史前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种学专家都同意，5万年前人类面对他周围的危险和机会的态度与现代原始人的态度约略相同。 (1) 这个态度的两个要素对我们特别重要：原始人心理过程的“集体的”和“情感的”性质以及与这种性质部分一致的我这里不十分正确地称之为巫术的这个东西的作用。就 资本主义文明是理性主义的和“反英雄主义的”。这两种主义当然是联在一起的。工商业的成功需要大量精力，而工商业活动本质上不是骑士心目中的英雄主义——用不着挥舞刀剑，不需要体力上的英勇，没有机会跨上披盔甲的马冲入敌阵，毋宁说这些是一种异端或野蛮行为——赞美为打仗而打仗、为胜利而胜利那种观念的意识形态，可以理解地会在写字间里、在所有数字栏目中渐渐消亡。因此，拥有吸引盗贼和税吏的资产，不沾有、甚至讨厌与其“理性”功利主义相冲突的骑士意识，工商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和平主义者，倾向于坚持把私人生活的道德观念应用在国际关系中。确实，和平主义和国际道德——不像大多数资本主义文明特色，而像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其他特色——也得到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支持，也受前资本主义机构的支持，例如在中世纪受罗马教会的支持。现代和平主义与现代国际道德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鉴于马克思学说——尤其是新马克思学说，甚至许多非社会主义思想——如我们在本书第1篇中所见，与这个见解严重相悖。 (9) 有必要指出，这个见解并不想否认很多资产阶级分子曾为他们的家园作过出色的战斗，也不想否认几乎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看来有利时常常表现出侵略性——如雅典和威尼斯共和国——或者否认任何资产阶级分子都喜欢战争利润和由征服产生的贸易优势，他们不会拒绝封建领主或首领对他们施加的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宣传的好战民族主义训练。我的全部主张是：第一，这种资产阶级分子好战的例子不能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经常造成资本主义征服战争的阶级利益或阶级地位来解释；第二，做你以为是你生活中正常的事业，你为它一年到头进行锻炼，你根据它决定你的成功与失败，和做不是你本行的工作，你的正常事业和你的精神状态使你不适合做这种工作，它的成功将增加大部分非资产阶级职业的威望，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第三，这种区别坚定地表明——在国内事务中和国际事务中都一样——即使衡量金钱利益显然对进行战争有利的地方（在现代环境下一般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应反对使用武力，赞成和平安排。我们清楚地看到，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结构和态度资本主义化越完全，这个国家越是主张和平——越倾向于计算战争的代价。由于每个个别事例的复杂性质，这个结论只有细密的历史分析才能证实其正确性。但资产阶级对军事（常备军）的态度，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战争的精神和方法，以及在任何长期战争严重情况下他们愿意屈服于非资产阶级统治的事实，本身就足以作出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后阶段的理论，即使完全不顾其纯经济学上的缺陷，也是站不住脚的。

可是我不打算遵照读者可能希望我做的那样进行总结。就是说，我不打算在读者决定信任未经考验的人所倡导的未经试验的另一种主张之前，就邀请他去再次看看资本主义秩序的令人难忘的经济成就和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成就，以及这两种成就所显示的巨大希望。我不打算争论说，这种成就和这个希望其本身足以支持这样的论点：让资本主义过程继续运行——容易地再加上一句——让它甩掉人类肩上的贫穷。

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即使人类像生意人有自由从两部机器中间作选择那样有自由作出选择，也不一定能根据我上文试图说明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作出决定性的价值判断。就经济成就而言，不能说在今天工业社会里的人比中世纪采邑或村落中的人们生活得“更快乐”甚至“较舒适”。就文化成就而言，即使人们同意我所写的每一句话，他们还是会从心底憎恨它——功利主义和由功利主义造成的人生意义 的全部毁灭。此外，在我们讨论社会主义候补者时我还必须再次强调指出，人们可能较少地注意资本主义过程在生产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中的效率，较多地注意由资本主义过程产生而后由他们各行其是并漫不经心地把他们的生活弄成一团糟的那种人。有一类激进分子，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否定完全出于愚蠢、无知或不负责任，他们不能或不愿正视最明显的事实，更不用说理解这些事实的广泛含义了。但完全的否定判断也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

可是，对于资本主义成就的价值判断，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类没有选择的自由。这不但是因为人民群众不是处于可以理性地比较各种可供选择途径的地位，他们总是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东西。还有一个更深刻得多的理由。经济的和社会的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动能运动，由此而产生的形势迫使个人和团体以某种方式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强迫的方式不一定破坏他们选择的自由，而是塑造他们选择的心理状态和缩小他们选择可能性的范围。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那么我们所有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了。结果是资本主义成就甚至不适合作预测了。大多数文化在它们有时间完成它们全部许诺之前就消失了。因此我不打算以那种成就为依据来争辩说：资本主义插曲可能会延长下去。事实上，我现在正准备作出截然相反的推论。

————————————————————

(1) 这方面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我相信，吕西安·莱维—布吕尔的著作必然开创了一个新阶段。特别参看他的著作《低级社会中的心理机能》（1909年）和《原始人心理中的超自然和自然》（1931年）。第一本著作所持的观点和第二本著作所持的观点区别很大。从《原始人的心理》（1921年）和《原始人的心灵》两书中可以辨认出他观点转变的原因。对于我们，莱维—布吕尔是特别有用的权威，因为他持有与我们一样的论点，事实上他的著作就是从这个论点出发，即思维的“执行”功能和人的心理结构（至少部分地）由它们在其中发展的社会结构决定。就莱维—布吕尔来说，这个原理并非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康德，但这点无关紧要。

(2) 对上段文字的一位友好批评者劝告我说，这段话不可能是我真正的意思，因为照这样说，我将不得不把物理学家的“力”叫作巫术手段了。很明显，那确实是我的意思，除非人们同意“力”这个词仅仅是指常数乘位移的第二次导数的名字。见本文中的下一句话。

(3) 选择这句康德派的词句是为了防止一个明显的反对意见。

(4) 桑巴特曾经强调，而且突出地过分强调这个要素。复式簿记是漫长而曲折道路上的最后一步。在它之前的做法是随时盘点存货，计算出赢利还是亏本；见A．萨波里在《托斯卡纳历史丛书》1932年第7卷中所说的话。吕卡·帕乔利论簿记的论文（1494年）发表时间很早，可算是重要的里程碑。就美国的历史和社会学而言，注意到下列事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8世纪以前国家基金管理尚未使用合理的簿记，甚至到18世纪，簿记还很不完善，仍处于“官房”账册的原始形式。

(5) 我们太容易把中世纪社会结构看成是静止而僵硬的。事实上，用帕累托话说，当时存在不停息的“贵族政治循环”。900年左右组成最高阶层的成分，到1500年实际上已经不见了。

(6) 梅迪契家族不是真正的例外。因为，虽然他们的财富使他们能控制佛罗伦</a>萨共和国，可是，是这个统治权而不是财富本身使这个家族扮演统治者的角色。无论如何，他们是上升到与封建社会最高阶层平等地位的唯一商人家族。我们只有在资本主义进展创造一个新的环境或完全打碎封建阶层的地方——例如在威尼斯和荷兰——才能找到真正的例外。

(7) 因为前面几页的分析对其他目的也极有用处，所以直接 目标事实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重大主题的认真讨论是至为重要的。

(8) 这类控诉在马克思时代还不像今天看来这么荒谬，甚至马克思也显然认为，详细论述即使在当时也已成过去或明显地正在成为过去的一些条件，对于加强他的地位是有利的。

(9) 见我们对马克思有关帝国主义理论的讨论，第1篇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