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的论证似乎会招来对我显然不利的答复。1928年前的60年中获得的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我把它设想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这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发展的重大意义的一种方法,这样做没有什么能动摇统计学的良心。可是当我意指今后50年实际上可能出现同样年均增长速度时,我显然犯了统计学上的罪行;当然,很清楚,过去任何一段时期的历史产量记录,其本身根本不证明外推法是正确的, (1) 更不用说半个世纪之久的外推法了。因此,很有必要再次强调,我的外推法并非打算预测未来实际产量。除了说明过去成就的意义外,它仅仅想告诉我们一个数量概念:如果资本主义机器在今后半个世纪里重复它过去的成就,可想象它将达到怎样的成就,而今后实际表现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至于能不能期望它做到这一点,回答与外推法本身完全无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现在就必须作一番漫长而困难的研究。
在我们能够讨论资本主义有无可能重复它过去的成就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观察到的产量增长率在什么意义上真正测定了它过去的成就。毫无疑问,提供数据的时期是比较自由的资本主义时期。但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充分说明过去成就与资本主义机器之间必然存在联系。为了使人们相信这不只是巧合,我们必须证明:(1)资本主义制度和观察到的产量增长率之间存在一种可以理解的联系;(2)有了这样一种联系,增长率确实是由于这种联系而不是由于和资本主义无关的某些特殊的有利条件产生的。
必须先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提出能否有“重复成就”的问题。然后 1.这个原理——只要它最后能被证明——适用于静态均衡状况。但资本主义现实始终是一个变化过程。因之在对参与竞争企业成就的估价中,探讨企业在经济过程完全均衡静止条件下会不会倾向于使产量达到最大限度这个问题,几乎是无的放矢。
2.如威克赛尔所说,这个原理是一个更具雄心的命题遗留下来的东西——后者虽具有较纯净的形式,但在马歇尔的著作中仍能找到——那就是竞争行业趋向于产生最大地满足欲望的状态的原理。即使我们不坚持认真反对的态度,不谈看不见的心理重要性,这个原理也很容易被看做陈词滥调,不管资料怎么样,尤其是不管社会制度如何,人的行动(只要是有理性的)总是努力做到最好地利用任何一定条件。事实上这个原理变成理性行动的定义,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相类似的原理能与它并行不悖。但最大产量的原理也能做到这一点。两者都不能提出私营竞争性企业的特有优点。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样的优点。但它的确意指,这些优点并非完全是竞争逻辑 所固有的。
(6) 斯密甚至以对现时人们态度有惊人启发性的方式强调每一行业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不一致,他谈到反对公众利益的阴谋,他认为这些阴谋可能是在实业家宴会上发起的。
(7) 奥古斯丹·古诺,1938年。
(8)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完全可以追溯到他的原因,虽然他并未对它详加论述,他对这个现象的看法比大多数研究这个现象的人更正确,特别是他没有夸张它的重要性。
(9) 特别见E.S.钱伯林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