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马上得加以解释的对资本主义的敌视气氛,使人们对它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形成合理的意见比没有这种气氛要困难得多。现在公众心理对它变得如此彻底的心情恶劣,以致使谴责资本主义及其全部工作成为预定的结论——几乎成为符合论述规则的需要了。不论他的政治倾向如何,每一个作者和演说者都急于遵守这个规则,强调他的批判态度,表明他没有“满足情绪”,他相信资本主义成就的不足,他厌恶资本主义和对反对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同情。任何其他态度不但被看成愚蠢无知,而且被看成是反社会和不道德的奴隶心理的表现。这种情形当然是完全自然的。新的社会宗教总有这种效果。只是使分析者完成其任务更加困难了:公元300年时,向热情的基督教信徒详细讲解古代文明的成就在当时也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最明显的真理从一开始就被置之不理, (1) 另一方面,最明显的错误意见得到宽容或者得到喝彩。
经济成就的 争取社会立法斗争的技巧和气氛模糊了否则十分清楚的事实:一方面,部分立法是先前资本主义成功(换言之,即资本主义企业先前创造的财富)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社会立法产生和普及的许多东西是很早就由资本家阶层本身行动首先提出的。当然,这两件事必须加到资本主义总成就里去。现在,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像它在1928年以前60年中那样,还有另一个60年,真正达到了人均 1300美元的生产总值,那就容易看出,任何社会改革家迄今支持的所有迫切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毫无例外,甚至包括大部分幻想在内——或者会自动地得到满足,或者毋需重大地干预资本主义过程 便能得到满足。特别是给予失业者的丰盈供应,到那时不但是可以容忍的负担,而且是很轻的负担。不负责任地制造失业和资助失业者,当然在任何时候都会形成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寻常谨慎态度进行管理,对连同家属在内平均数 为1600万的失业者(占人口10%),提供平均 每年160亿美元开支,在可用国民收入达到数字级2000亿美元(1928年购买力)情况下,本身不会是严重的问题。
我可否提请读者注意,为什么每个人都同意必定是讨论资本主义时最重要问题之一的失业——有些批评家甚至把它作为控诉资本主义的唯一根据——在我的论证里却扮演比较次要的角色?我不认为失业是一种像贫穷那样资本主义发展本身能够消灭的罪恶。我也不认为从长期看来存在失业百分比上升的趋势。包括一段相当长时间间距的唯一数列——大致是 (4) 参见W.M.珀森斯,《经济周期预测》, (5) 事实上这个余地留得过大了。参见F.C.米尔教授的估计数:1901—1913年期间为3.1%,1922—1929年期间为3.8%(不包括建筑业;《美国的经济趋势》,1932年)。
(6) “消费”包括购买诸如汽车、冰箱和住宅那样的耐久消费品。我们不把易耗消费品和有时称作“消费资本”的东西区分开来。
(7) 这就是说,人均实际收入将按 %复利率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世纪中,英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全国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几乎正是按这个速度增加的(参见洛德·斯坦普《财富和纳税能力》)。对这种巧合不能给予很大的信任。但我认为这一点有助于表明我们的计算并不过分荒谬。在《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研究丛书》第241号第6页和第7页表1中,我们发现,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调整的“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和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的生活费用指数在1929年的数字为1829年的数字4倍还略多一些——这是个类似的结果,虽然其可靠性仍值得认真怀疑。
(8) 见斯坦普前书。如果我们去掉后一段时间内各种资料所证明的不同长短周期的干扰性影响,在所有国家内都可见到同一现象,有足够统计资料表明这一点。维尔弗里多·帕累托设计的收入分配测度法(或收入不平等测度法),有多处可以反驳。但事实本身和这个方法的缺点无关。
(9) 这些叫“长波”,在有关经济周期的作品中,这个名称最早是由N.D.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
(10) 这当然也适用于农产品,大量廉价的农产品完全是资本主义大企业(铁路、航运、农业机械、化肥)的杰作。
(11) 这个数列常常被制成图表并加以分析。例如,见A.C.庇古的《工业波动》或我的《经济周期》。在每个国家里似乎都有一个不能减少的最小数额,加在这个数额上面是周期性的运动,运动的最强烈部分大约有9到1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