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_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由我来写一部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是不适合的。不论是铺叙它们兴衰的背景，还是描绘它们解决问题的方式，需要有比我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有力的手笔才行。而且，要做这项工作的时机尚未来到：虽然过去20年间已经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让我们知道某些特殊形势下和特殊方面需要了解的知识，但还要做大量研究工作，才能写出符合学术条件的现代社会主义活动史。为了补充本书以上诸篇中所说的许多见解，并把它们放置在恰当的位置上，提出某些史实是需要的。我在研究中或亲身观察中发现的另外一些要点， (1) 我希望把它们提出来，因为它们本身看来使人感兴趣。由于以上双重原因，我收集了如下的一些片断，即使一鳞半爪，希望它们能指明整体的轮廓。

不是每一位读者——甚至不是每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读者——赞成我收集的片断给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位。我乐于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个人的偏见。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政策的魅力所在——使政策特别值得注意，并使它具有自身知识上和道德上的尊严的东西——就是它与学说基础有清楚而密切的关系。至少在原则上，它是由行动或无行动来执行的理论，而有无行动取决于对历史必然性认识的正确与错误（见 社会主义学说中某些根源大概和最早言之成理的思想一样古老。只要这些学说没有办法使任何人信服社会发展过程必然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话，它们是美丽的或可怕的幻梦，是由接触社会现实产生的无力的渴望。只要它与现存的或潜在的社会力量源泉没有确定的接触，社会主义者的努力等于对着荒野说教——柏拉图式的说教，没有一个政治家需要为之操心，没有一个社会过程的观察家需要把它列入能起作用的要素。

这就是马克思批评先于他的或与他同时的提出竞争性教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要旨，和他为什么称他们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由。理由不全在他们的许多计划是显然的怪念头或者都在知识上低于一般水平，而是因为这些计划根本上没有执行过也不能执行。有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而不需要翻阅大量文献。这些例子还足以表明，马克思判断的错误达到多大程度。

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年）的《乌托邦》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一直被广泛阅读、称赞甚至抄录。它表明卡贝和贝拉米的成功。向人们展示一幅朴素、高尚和平等社会的图画。那个社会恰恰和莫尔时代的英国社会相反。书中的理想只能是一种批判社会的文学形式。也许我们不必把它看做莫尔想望的实际社会计划目标的表现。但是，如果它真的被人们这样理解——过去是这样理解的——困难不在于它的不能实行。在某些方面它并不比现时田园诗式</a>的社会主义更少实际可行性。例如，它正视权威问题，它坦率地接受较低的生活标准的前景，无疑还把低标准称道为美德。真正的困难在于书里不想指出，社会怎样逐渐趋向那个理想境地（除非可能通过信仰上的改变），或者什么是产生理想境地所依靠的真正要素。我们可以喜欢或憎恶这个理想，可是我们对它不可能做出有影响的事情。把实际问题的解决寄托在空洞的理想上，是难以据此建立政党和制订政纲的。

另一种类型可以以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的社会主义为例。欧文是一位制造商和实际改革家，他不满足于想象——或采取——小型自给自足社会的思想，在那种社会里人们根据共产主义原则（按此词的最大胆意义）生产和消费自己的生活资料。他实际上着手去实现他的想法。首先他希望政府有所行动，然后他试图建立一个典型来实施他的计划。所以看来他的计划比莫尔更能实行；它不仅有理想，它还有通向理想的桥梁。可是实际上，这种桥梁只有助于更明确地说明乌托邦主义的性质。因为不论是政府行动还是个人努力都作为天外飞来的救星引入——这件事之所以必须要做，只是因为某个人认为它值得做。指不出或无法指出有任何社会力量为这个目标努力。没有土壤供给玫瑰花生长。让它们饱餐人们对它们美丽的称赞吧。 (1)

这番话同样适用于蒲鲁东（1809—1865年）的无政府主义，只是他学说中确切的经济学错误要比轻视经济学论证的其他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著作明显得多，不论是强调自由的和无政府的个人合作，还是强调为个人合作开辟道路就要完成破坏的任务，他之所以能避免推理错误主要在于他避免推理。像“诗人、精神病人和爱好幻想者一伙人”那样，他们在本质上做不了任何事情，除非捣乱社会主义计划和在革命激动形势中增加混乱。马克思对M．巴枯宁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有时还掺杂着绝望，是容易得到同情的。

但无政府主义是带有复仇心理的乌托邦思想。我们提到这种病态的乌托邦思想，只是为了把事情说清楚，即这种14世纪心理状态的复活，不应该与真正乌托邦社会主义相混淆，后者在圣西门（1760—1825年）著作中有最精辟的阐述。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发现理智与责任心结合成强大的分析力。设想的目标并不荒唐也不虚幻。欠缺的是方法。他建议的唯一方法又是政府行动——在当时，由政府采取行动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点子。

如果人们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么结束社会主义未成年期的巨大转折，事实上必然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及著作联在一起。倘若这种转折有可能确定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定在《共产党宣言》的出版（1848年），或者定在 还有非常重要一点要提出来，我希望它不会是一个障碍。我曾经说过，断言存在朝向社会主义的趋势 (3) 和它与现存的或潜在的社会力量源泉有永久性的接触——建立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的严肃的政治要素——的学说肯定是在19世纪中叶的逻辑上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和大多数同时代人坚持认为，工人阶级是积极与这种趋势有关的唯一阶级，因而它是社会主义者可以开发的唯一力量源泉，正是这种观点使他们的学说带有一种特殊的倾向性。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主要意味着把工人从剥削中解放出来，而“工人的解放必定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任务”。

现在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人利益的获得，作为一个实际命题，较之任何其他事业更能吸引马克思，为什么他的学说根据工人利益为中心而形成的原因了。但这个思想甚至在非社会主义者的心中也植根甚深，以致完全抹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释清楚的某些事实，即工人运动虽然经常和社会主义联结在一起，但直到今天仍与社会主义有区别。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者要在工人世界建立势力范围，尽管在他们信条中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还是绝不容易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解释这些事实：应该清楚的是，工人运动在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的，正如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工人的或无产阶级的。这并不令人惊异，因为我们在 (4) 见。正如我们将马上见到，有道理这样发问，没有政治上的同情者，哪里会有社会主义？可以肯定，没有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有别于工会型的劳工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