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_快乐的死

一月，杏树开花了。三月，梨树、桃树和苹果树上开满了花朵。一个月后，溪流的水悄悄地越涨越多，之后又回到了正常水流。五月初，收割牧草，到了月底，收割燕麦和大麦。杏树已经胀满了夏意。六月，最早成熟的梨子已经随着收割期而出现。水源已经开始干涸，热气不断增长。大地的血液在这一头干涸，却在另一头把棉花催开了花，也为最早一批的葡萄注入了糖分。天空刮着很热的大风，把土地都吹干了，也几乎在各地引起火灾。然后，忽然间，一年过了大半。很快，葡萄收获结束了。九月到十一月，大雨横扫大地。雨就这么下着，夏天的播种才刚告一段落，各种播种工作紧接着展开，各条溪水猛然涨起，丰沛地奔涌。到了年底，有些土地上的小麦已经发芽，有些土地才刚犁完土。再过一段时间，杏树再度在冰蓝天空的映照下转为白色。新的一年在大地和天空里继续迈进。烟草已经种下，葡萄已经耕种且已经施肥，果树已经嫁接。同月，欧楂果已经成熟。又到了夏日干草收割和耕耘的时节。年中的时候，桌上多了很多多汁又粘手的硕大水果：无花果、桃子和梨子，人们趁着打麦子的间歇狼吞虎咽地吃着。接下来葡萄收成时，天空被覆盖了，来自北方的椋鸟和画眉黑压压地无声掠过。对它们来说，橄榄已经成熟，不久便是采摘的时候。湿黏的土地上，小麦再度发芽。同样来自北方的层层厚重云朵，从海上和陆地上飘过，如泡沫般扫过水面，让水晶般天空下的海面变得干净冰冷。几天之中，晚间远方还出现无声的闪电。最初的寒意来了。

大概是这个时候，梅尔索 （译有《责任的重负》、《开端：意图与方法》等。）

路上空无一人。这是一条微微上升的缓坡。梅尔索手里提着行李箱，走在尘世的晨光之中，他听着自己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行李箱把手发出的规律的嘎吱声，在这条寒冷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着。

那种扑面而来的酷，加缪式的酷，源于他笔下仿佛下意识地生成的一种标志性的矛盾结合—一方是感性的快乐体验；另一方是对人在冷漠宇宙之中的“存在性孤独”的认识。依靠着在阿尔及利亚的早年生活，加缪，这位“黑脚法国人”的后代，写出了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即小说《局外人》（1942年初版）和《鼠疫》（1946年初版），而《快乐的死》这个小作品的完成时间比《局外人》还要早三年多。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对个人风格的初探，看到一种《局外人》的“准备动作”。

一、健康的人

这个动作里有加缪真实生命的无数痕迹，像绝大多数初学写作的年轻人一样，他把自己生活过的不多的年月作为“启动资金”。比如，在书中你可以看到两个地名：贝尔库，里昂街。那条街的93号公寓，就是加缪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全家的居所。在这个区，阿拉伯人和黑脚法国人并肩生活，此外还有来自地中海周边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像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突尼斯人、希腊人、犹太人。“黑脚”（法语pied-noir）一词的来源，可能是地中海水手满是泥炭的脚，也可能是法国士兵的黑靴子，它指的是在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时期，在此地生活的一百万欧洲裔殖民者，其中绝大多数自然是法国人，其生活一般比较朴素，没有那种把阿尔及利亚原住民和穆斯林都踩在脚下的做派—至少加缪本人是这么个印象。

当《快乐的死》中贝尔库出现时，我们看到这里的人五方杂处，过着一种热汗蒸腾、身体气息十足的生活。可以参考加缪早期写的一则散文《运动》，其中记录了一场拳击赛的实况，对赛双方分别是一位法国海军士兵和一名奥兰当地的拳手，两人打得正酣，台下的观众是如此表现：

他们的嘘声里没有仇恨。观众们分成两边，似乎为了公平起见。但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是顺着精力透支后的漠不关心而作的。如果法国人浮步不稳，如果奥兰人忘了不该打脑袋瓜子，他便会受到嘘声，但是一会儿喝彩声又代之而起。[1]

比赛进行到最后也难分胜负，于是按惯例进行抽签，法国人最终获胜，观众显然以本地人居多为由，认为裁判作弊。于是抗议之声四起，然而这时，“那水兵走上前去拥抱他的擂台对手，吮吸着他兄弟的汗水。这足以改变观众的看法，使他们又爆出喝彩。我的邻座不错，他叫道：他们不是蛮子”[2]。

这是个寓意深刻的情节，它表现出社区的某种和谐，人各有各的欲望和好胜心，却又能以一种古希腊式的身体审美去公平地欣赏别人的力量和长处。加缪一向特别强调身体健康这一点，在《快乐的死》中，主人公帕特里斯·梅尔索之所以能同时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和它的冷漠、残酷，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个健康的人：因为健康，他才不需要乞求岁月温柔相待，也才会不惮于想象和思考死亡，也才能够在贝尔库的码头上，以一种轻松的心情“观赏”一个惨遭重伤的工人：

他们已经把伤者抬出来了，他躺在木板上，周身弥漫着粉尘，嘴唇由于痛苦而发白，手肘上方断了的手臂就这么了无生气地任人处置。一截碎骨从皮肉中穿出，可怕的伤口淌着血。鲜血沿着手臂滚滚流下，一滴一滴落在发烫的石板上，发出细微的噼啪声，一阵青烟升腾起来。梅尔索怔怔地看着这血，一动不动……

他凝视着那个伤者，直到被一个同伴拉走，两人快跑了一段路后，又搭上了一辆卡车，随着路面的颠簸，他俩被震得晕乎乎的，却又笑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健康年轻人的特权，所有的痛苦都可以是自找的，是对自己雄厚的本钱的认可。受伤的工人的样子越凄惨，能够快跑、能够扒车的梅尔索就越是强大。

在 夏天的港口充满了喧嚣和阳光。十一点半，太阳仿佛从中间开裂成了两半，沉沉的暑气压迫着码头堤岸。阿尔及尔商会的货棚前，一艘艘黑色船身、红色烟囱的货船正在装载一袋袋麦子。细密粉尘的芬芳与太阳炙烤出来的厚重沥青味交融在一起。在一艘散发着油漆味和茴香酒清香的小船前，有些人在喝酒，一些穿着红色紧身衣的阿拉伯杂耍艺人在发烫的地面上不断转动着身体，阳光也在他们身后的海面上跃动着。

我们看到了烈日炎炎的夏天—一个加缪式的季节；我们看到了靠身体吃饭的杂耍人，看到了显得精力充沛的阳光，在海浪上炫耀着自己的灵活；我们还看到了茴香酒—阿尔及尔的标志性饮品，在十年后发表的《鼠疫》中，加缪就用城里重新飘起了茴香酒的香味作为鼠疫过去、社会恢复正常的写照……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在加缪写来都是“慷慨”的，正是这些激发他去猎取、去品尝活着的幸福和快乐。除此之外，玛尔特的肉体和容貌对梅尔索来说也是一种盛大的供应：“她走在他前面，笑靥如花，美得摄人心魄。”

二、被丰盈覆盖的贫穷的人

加缪以一场枪杀来为这篇小说开头：腿脚灵活有力的梅尔索，开枪打死了一个双腿被截的男人罗朗·扎格尔斯。你若事先读过《局外人》，必然会想到默尔索的杀人，然后感到两个杀人事件之间似同似异：同样是晴好的天气，同样是在一种整体算是悠闲的气氛下做出的一个极端“冷酷”的行为，默尔索很快就要受审，而梅尔索只是舌头发干，脑袋嗡嗡作响，身体有些发冷，并无其他的惩罚在等着他。

要到后来，我们才能逐渐得知这次杀人的缘由（这就明显区别于《局外人》中完全无因的杀人）。他好像是应被杀者的邀请杀死他的，这个人让梅尔索夺走他的性命，并拿走他的钱。残疾人扎格尔斯对梅尔索说的一番话，不像是加缪的典型风格：

人没有钱不可能快乐。就是这样。……我发现某些精英分子身上有一种自命清高，他们总以为金钱不是快乐的基础。这很蠢，显然也是错误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懦弱的。……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我们耗费生命去赚钱，但明明应该用钱来换取时间。这就是一直以来唯一让我感兴趣的问题。它很明确，很具体。

这些关于钱、幸福和时间的关系的论说固然有着哲理色彩，其中的焦虑却是简单浅白的：对一个拥有健康、相貌的年轻男人来说，要实现个人自由只剩最后一道障碍：贫穷。日后在加缪的其他作品里，贫穷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强调，在《鼠疫》中，贫穷甚至是圣徒一样的人物塔鲁用来自我历练的选择，塔鲁告诉里厄医生，他因为不满检察官父亲判人死刑而离开了富裕的家，去过穷苦日子。

实际上，加缪是真正体会过穷苦的滋味的，在里昂大街，加缪一家人的住房条件差到了极点：在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他和妈妈以及哥哥吕西安、他们的舅爷艾蒂安、外祖母和清洁工凯瑟琳·海伦共用三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楼里没有电，没有管道系统。加缪和哥哥、妈妈共住的房间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穷是无法掩饰的。我们还可以从加缪的散文中推知一些真实的信息：他喜欢在一家阿拉伯人开的咖啡馆里坐很久，那里长时间空无一人，他会尽量坐得晚一些，等到必须回家睡觉时，他不用开灯就能摸着黑上楼，他把每一步都抬得很高，避免绊倒，他的手从来不敢碰栏杆，以免摸到过路的蟑螂。

《快乐的死》中写到一个箍桶匠卡多纳，也很像从加缪自己的生活里抽取出来的，他是“一个不喜欢待在家里的穷人”，因此总是选择咖啡馆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那是个“出入方便、华丽敞亮且随时欢迎他光临的家”，几家生机勃勃的咖啡店，有人群的热气蒸腾，“是对抗孤独的恐惧及其朦胧愿景的最后庇护所”。

加缪在他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 一扇朝着院子的窗户紧闭着，另一扇窗也才开了一条缝。悬吊着的煤油灯周围围绕着一圈小型纸牌，平行的圆形光线投射在桌面、梅尔索和卡多纳的脚上，以及墙边一张面对着他们的椅子上。这时，卡多纳把照片握在手中凝视着，亲吻着，用沙哑的声音说着：“可怜的妈妈。”但他其实也在顾影自怜。她被葬在城市另一端的可怖墓地，梅尔索很熟悉那里。

卡多纳很穷，但他的问题不是穷，不是母亲去世，也不是母亲葬在“可怖”的公墓里，而是儿子无法给她一个更好的归宿—在梅尔索眼里，卡多纳代表了一个真实人生的典型样子：人因为经济限制而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进而只能依恋他已有的东西（一门可以糊口的手艺）和人（感情深厚的母亲），以及一条狗。而这些拥有又注定是要失去的。丧母后的卡多纳十分忧伤，自己也一下子衰微下去：

回到家里，他又拿出这张照片，对着照片，消逝的往事又袅袅浮现。他又见到了他曾经深爱又嘲弄的母亲。在这个丑陋的房间里，独自面对着自己一无是处的人生，汇聚起最后的一些力量，他意识到那段过去正是他的快乐所在。

梅尔索虽然对这种“牲口一样的人”不无敬意，却从心眼里相信，这样的生活也会在未来等待着自己。悬浮在时间之中的生命必定毫无意义，一想到幸福只能保存在事后的追忆之中，梅尔索就心生恐惧。在和卡多纳无言抽烟的时刻，梅尔索做出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的打算。

而在这片卑微生活的光谱的另一端，坐着扎格尔斯。扎格尔斯是玛尔特的众多前任情人之一，他也享受过生活的美好，更何况他还（自称是以诈骗手段）赚到了很多钱。然而现在，他只能整日坐在家里，连大小便都需要人服侍。通过他和梅尔索的对话，加缪写出了另一种荒谬的隔阂：明明是被邀请来做对话的朋友，梅尔索却无法从扎格尔斯那里感觉到友情。他发现，扎格尔斯企图把自己从残缺的生命中得到的羞辱转嫁到他身上，用“别人看到我这双残腿所露出来的同情总是让我抓狂”这样的话来虐待他，梅尔索激于血气，就以暗想“一个废物”来抵御。他告诫自己不要滥施同情，无情才是对真实的一种捍卫态度。

《西西弗神话》的正文开篇已成名言：“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在《快乐的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考的酝酿过程：扎格尔斯确信自己不值得生存了，只是，他在截肢之后需要花二十年的时间才做出这个判断，而二十年后，他遇到了血气方刚、四肢健全的梅尔索：

二十年来，我无法体验某种快乐。我已经被我自己的人生所吞噬，而我却无法完全参透它。而死亡最让我恐惧的，是它会让我非常确定——我的人生耗尽时，我将从未参与其中。我被迫成了我自己人生的旁观者，您明白吗？

他并没有明确地指示什么，但两人在沉默中达成了一致。枪响之后，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发生，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法律，也不在于道德伦理，而在于哲学。梅尔索轻松地远走高飞，去实践死者对他的忠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乐地活着。

扎格尔斯和卡多纳，前者缺少健康，后者则主要缺钱。两人都无法得到幸福，而幸福看来又是生活的唯一意义，是人存在、生活的目标和理由。在阿尔及尔大学</a>接受的哲学教育，使加缪尤为关注真实问题，他主张真实，但真实又使人无法去行动，正如真实的大自然不会做出任何有意志的行动那样，因为一条条道路，如果真实地去展望、去描述，都无非是通往衰退、乏味和死亡之路而已，那又何来的生活意义呢？

梅尔索对他的残疾朋友说，他觉得无论是结婚、自杀，还是订阅《画报》，都是“绝望的行动”—这种过分的清醒似乎是加缪给自己设定的写作伦理。然而，扎格尔斯一语道破了他这么认为的原因，并为了维持整个故事的哲理水平加上一句解释：

梅尔索，您很穷。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解释了您的厌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您荒谬地同意了自己的贫穷。

四、布瓦维尔的白日杀手和布拉格的夜游人

193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奥兰以西的布瓦维尔海滩，加缪的一个熟人与两个阿拉伯人发生了冲突，那个人认为阿拉伯人侮辱了他的女朋友，于是去找了自己的弟兄回来与阿拉伯人争吵。在争吵之中，他被其中一个持刀的阿拉伯人打伤，他们遂回别墅拿来一把小口径手枪，要找阿拉伯人算账，不过后来并没有开枪，伤人者就被逮捕了。

关于这件事的细节，各种说法出入很大，但总之，这件事被加缪用来写出了决定他命运的小说《局外人》，它是一曲存在主义的颂歌，开头几页，一个怪异的、情感疏离的反英雄默尔索，送走了他去世的母亲，同时不忘和女友玛丽看电影。他的母亲，大概像卡多纳的母亲一样，也是被葬到一个俗不可耐的乡村公墓里的。而默尔索也像梅尔索一样，时刻不忘了身体感知。“天空的强光让人无法忍受，”他说，“我可以感觉到血液在我的太阳穴里跳动。”

在默尔索的世界里，阳光从《快乐的死》中的“纯真无辜”变成了一种邪恶的力量，变成了暴力的诱发剂。在一个很像布瓦维尔的海滩上，默尔索遇到了一个拿着刀的阿拉伯人，他开枪打死了他，除了令人不安的亮度和热量，没有其他明显的原因。杀人后，他仍然在感知太阳，觉得它“是和我埋葬母亲那天一样的太阳”。

《局外人》里的默尔索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立住了的，但随着这本书被经典化，默尔索也固化为一个套路型的文学形象，被人模仿。对比之下，《快乐的死》中的梅尔索，并没有受到加缪充分的信任，他为梅尔索设计了这一场伪装成自杀的杀人行为。1938年4月完稿后，他接受了朋友的建议修改了一番，最终还是匿而不发，直到他去世十年后，这部作品才被印刷出版。

梅尔索并非默尔索那样一个疏离的、缺乏感情表露的人，他和玛尔特的关系，也并非默尔索和玛丽的关系那样，只是因为无聊才待在一起；梅尔索对自己的男性魅力、体力、健康都有更强的感知，因此合群或离群、和谁在一起度日都是他的主动选择。在第二部中，他凭着本有的优越感（和对自己可能丧失先天的优越条件的焦虑），加上从扎格尔斯那里得来的钱，到欧洲做了一个自由旅行者，他到了布拉格，又从布拉格出发，不断换目的地，从未决定在任何地方停留。在车上，他有如下的思绪：

在这块回归天真的绝望大地上，他身为迷失在原始世界的旅人，找回了自己的联系。他握着拳放在胸口，脸紧贴着车窗玻璃，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生命力，冲向自身及其体内沉睡着的伟大。

行动自由的第三人称主角梅尔索，比起陷入罗网的第一人称主角默尔索来，更难获得读者的认同；可是他更像加缪本人。默尔索是现代主义小说里典型的反英雄，梅尔索却是二十多岁的加缪把从自己能量十足的青春履历里外溢的那些内容收罗起来，进行加工的产物。

《快乐的死》的第二部中，梅尔索渡过地中海来到马赛，然后去里昂，又从那里去往布拉格，这正是1936年加缪旅行的路径。那次旅行，他是和妻子西蒙娜，外带友人布尔乔瓦一起出发的，但前往布拉格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人了。那时，肺结核已经在年方二十三岁的他身上多次发作，在异国他乡，任何一种不熟悉的气味都会触发他的心神不宁。奥利维埃·托德在《加缪传》中说</a>，加缪在布拉格“害怕病倒在没有同情心的外国人之中”，而在《快乐的死》中，如下的一段话正是加缪当时的真实状况：

他突然停下脚步。一股奇特的味道在夜色中朝他飘来，这种气味有点儿呛鼻，有点儿发酸，唤醒了梅尔索内心全部的忧虑。他感觉舌头上、鼻腔深处和眼睛里都充斥着这种味道。它起初遥远，接着飘到街角，现在又融入了漆黑的夜空，嵌入了油腻的人行道之间，恍然间便蹿到眼前，宛如布拉格暗夜的邪魅巫术。他朝着这种味道走去，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它变得更加真实，裹挟了他整个人，呛得他流下眼泪，让他毫无招架之力。走到街角，他明白了：一位老妇人正在卖醋腌小黄瓜，正是这味道俘获了梅尔索。

加缪恐惧那气味，他把一个路人大口咬着黄瓜的画面也写入了这篇小说中，目睹此景的梅尔索“找了根柱子靠在上面，久久地呼吸着此时此刻世界所呈现给他的奇异与孤独……”他这里使用的修辞，又会让我们想起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句描写：“梅尔索手里提着行李箱，走在尘世的晨光之中，他听着自己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行李箱把手发出的规律的嘎吱声，在这条寒冷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着。”

五、死于荒谬与石化的人

梅尔索思念着他熟悉的故地，那里有阳光，有海水，有女人。当他在这趟旅途的最后阶段穿越意大利北部，来到热那亚时，他的下一站就是阿尔及尔，因为热那亚已经有太多香艳的、酷似他家乡那般的景物，强烈刺激了他的性欲和归心。回到故里，他一度和三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也是加缪本人的情况：他的女人缘出奇得好，哪怕他本人一直是拮据度日，也能吸引来某些大资产阶级家的闺秀，变成围着自己打转、一起脱光衣服晒太阳的伴侣，就像书中那位卡特琳娜骄傲地说的：“我刚刚赤裸在世界面前。”

加缪是在1937年动手写《快乐的死》的。在他长租的那座滨海的房子里，他不缺女人，不缺宜人的气候，也不缺时间，身为一个既善于勾引又懂得蔑视女性的头号唐璜，他把自己身边的女人改动名姓后，写入了小说的第二部之中，我们读起来，会感觉到它的情节略为零散，只见梅尔索自己的内心戏不断地出现：

就像按压一块热乎乎的面包直到它失去弹性，他只想把自己的人生握在手中。就像在火车上的那两个漫漫长夜，他和自己说着话，然后准备迎接新生活。把人生当作麦芽糖一般舔舐，塑造它，打磨它，最后去爱上它，这就是他最为热衷的事情。像这样地存在于自己面前，他今后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份存在呈现在人生中的所有面孔前面，即便是以一种他现在已经知道难以承受的孤独为代价。

被这样大段的自表决心弄到困惑实属正常，因为加缪自己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思路，他还无法把一个人身为智慧生物的宏大自恋，同他简单、本能的基本存在之间的矛盾揭示出来；我们看到，梅尔索的大量动作都被饰以超越性的意义，“世界”“人间”像一些召之即来的小小神明，频频地出现和回响，往往显得浮夸、过分；加缪尚未形成一种讨论荒谬的语言，从《快乐的死》来看，一个总在享受生命的馈赠的人，又为生命中没有可识别的目的、为大自然的永恒冷漠而感到孤独—这种痛苦着实称得上是奢侈的。

这种种不妥帖之处，加缪的好友雅克·厄尔贡当初已经指出过，加缪本人还需要数年时间搞明白自己真正想要说什么，以及怎样去说，并且真正沉入人的处境之中。卡多纳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最适合他寄托悲天悯人之心的落脚点（比如他在《鼠疫》中塑造了一位日子越过越消沉、最后又赶上鼠疫的格朗）；而若读他晚期的短篇小说如《不贞的妻子》，我们也将一上来就被一种沉郁的力量准确击中：

冬天的早晨，阳光微弱，汽车走得很慢，颠得厉害，车皮和车轴叮当乱响。雅妮娜望了望她的丈夫。马塞尔的头发已经灰白了……眼神依旧是呆滞的，麻木的，茫然的，只有他那双汗毛稀少的大手好像还在活动。……它紧紧地抓住夹在两腿间的一口小帆布箱子……

沧桑易老是人间的常道，自我优越的生命感只是个别人在个别年龄上具有的特权。那么，那位听着“行李箱把手发出的规律的嘎吱声”、步履轻健地踏上杀人之路的梅尔索，又该如何肩负起活在荒谬之中的职分？

箭已上弦，不得不发。当小说进入一系列及时行乐的节奏中的时候，加缪考虑如何安排主角的结局：梅尔索必须死，若非如此，加缪将不能兑现他自期的“酷”的潜质，也将无从通过戳破凡间幸福的虚幻面目而将哲思推进到一定的深度。死因也不妨是肺结核，这一险恶的病症，能使患者充分感觉到活着的不光彩—加缪本人对此深有体会，他十七岁时就曾同肺结核首度结缘，若非如此，他怕是还不会有那么强的意愿，去活出别人两辈子都活不出的内容。

“我太热爱人生了，不能只靠自然景色来满足。”梅尔索说，于是他宿命般地受罚—被病击倒。只是由于他一直持有对抗荒谬的意愿，这病才显得对他还是一种成全：在小说的末尾，他聚集起了平生所有的优势—阳光、海水、面带微笑的美丽女人，甚至还要加上依然蓬勃的情欲—来体会在肺结核面前败北的最后时光。

他弥留之际的身体感受也被描写得极美：有石头在他胸中上拱，等他咽气时，他变成了一块石头，落入荒石之中。那道荒谬之墙被突破了，人加入冷漠的自然景物之中，在那里变冷。

这时，我们会想起被他杀死的残疾人扎格尔斯：他的只有大半截身体的遗体变成了什么？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如愿以偿的死也是快乐的吗？加缪相信这篇小说不值得发表。他是对的，接着他就突破了自己：默尔索在临刑前夜感叹的“我第一次对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心扉”，就像一根灵巧的撬棒，拨开了那块名叫帕特里斯·梅尔索的、与冷漠世界合为一体的大石。

图文解读 和加缪对话：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不会热爱生活

“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感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在这荒谬的世界，加缪以西西弗上山那样沉重而均匀的步伐朝着荒诞走去，他知道恶不能根除，但唯其如此，才更应该怀疑、挑战和反抗，为捍卫人的尊严和幸福而斗争。加缪以他热切的哲学思考，以他的勇气和富有远见的意志，以他充满关怀的文学之笔，为我们进行着关于一个荒诞无意义的世界中人存在的意义的永恒探索。

我们将通过“孤独的反抗者”“不屈的石头骑士”“一个真正的人”“加缪和他的朋友们”“阅读加缪”这五个方向，选择现在生存中可能遇见的种种问题，用问答方式来和加缪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话，去走近一个亲切的、热情的、真诚的、充满生命光辉与精神魅力的加缪。

孤独的反抗者：置身阳光和苦难之间

1913年11月7日，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小镇蒙多维。他还不到一岁，父亲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战役中重伤而亡。加缪一家迁往阿尔及尔，住进一个贫民区。母亲在一家弹药厂做工，还得兼职帮别人做家务。一起生活的还有外祖母和残疾的、当箍桶匠的舅舅，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贫困。

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加缪获得了奖学金，进了阿尔及尔中学，又靠勤工俭学，进了阿尔及尔大学，渐渐走上了以文字为生的道路。对于所经历的贫穷，加缪从未怨恨，而是用反抗的方式对抗现实的命运，不顾一切地为人的尊严和幸福、为世界的团结和正义辩护，并把这呼喊传向四方。

童年加缪

（内容整理改编自《快乐的死》《鼠疫》《加缪手记》《反与正》等）

不屈的石头骑士：为了真理和自由

无论是1938年作为记者为阿尔及利亚少数民族撰写长篇报道，呼吁法国改变其政策，还是担任《战斗报》编辑期间用手中的纸和笔与纳粹进行长期的抗争；无论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为和平与正义呼吁奔走，还是写下《西西弗神话》《反抗者》这样主张以反抗对抗荒诞的作品，在这个充满着不公、苦难与荒诞的世界，加缪像个不屈的石头骑士，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精神，勇敢地扛起时代的道德重负，以理想主义的沉着激情，以明察热切的哲学思考，为我们进行着自由与真理的永恒追索。

（内容整理改编自《快乐的死》《西西弗神话》《孤独、团结与反抗》等）

一个真正的人：义无反顾地爱与生活

深读加缪的文字，总能看到在他目光所及之处，对广泛的人的关切、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追求、对正义的坚持、对道德的努力，仿佛他就站在你我中间，体验着同样的快乐和痛苦、光明和黑暗，意识到世界的荒诞之后，依然热烈地、义无反顾地拥抱生活，去以反抗来赋予人生以意义。“他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他为自己的生命写作，也为我们的生命写作。

1957年的加缪

（内容整理改编自《快乐的死》《反与正》《西西弗神话》《加缪手记》）

加缪和他的朋友们：“请走在我的身边”

贯穿加缪一生的，除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反抗与孤独，还有他在“众人”之中收获的很多珍贵的友谊和情感。正如他的女儿所说：“我的父亲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每天都兢兢业业地做着他们该做的事。不知其名。”

●“你永远是我的‘小加缪’”——加缪与童年导师热尔曼先生

加缪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小学</a>老师路易斯·热尔曼却像父亲一样一直关注他，在老师的说服下，加缪的外祖母最终同意让加缪继续学习，没有让他像他的舅舅们那样去当学徒挣钱。经过热尔曼老师的帮助，加缪获得了奖学金，进了阿尔及尔中学，也因为这样，加缪的人生就此彻底改变。

1957年，加缪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写信给热尔曼先生：“……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除了我母亲外，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您。没有您，没有您伸给当时的我—那个贫穷小男孩的温存的手，没有您的教诲，没有您的榜样，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这个荣誉的世界并非我个人所求。但这至少是一个机会，可向您表白，您曾经，并将永远占据我的心灵……”

热尔曼先生在回信中写道：“……如有可能，我愿意紧紧拥抱你这个大男孩，对我来说，你永远是我的‘小加缪’……加缪是谁？我感觉想要探究你个性的人们并不十分成功。你在表露你的特性、你的感情时总会现出本能的腼腆。你的特性就在于你的淳朴、你的率真。此外，再加上善良。这些印象是你在课堂上留给我的。”

●“我们彼此肯定，直到永远”——加缪与友人勒内·夏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勒内·夏尔在爱国抵抗运动中与加缪成为挚友，此后两人始终坚定地站在彼此身边。

加缪（左）与勒内·夏尔（右）

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发觉人只能和使我们自由的人共同生活，这些人所给予我们的感情很轻盈，使人易于承受，同时也足够强烈，使我们不至于感受不到……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是您的朋友，我爱您的幸福、您的自由、您的冒险。总而言之，我希望作为您的伙伴，对于这一点，我们彼此肯定，直到永远。

——加缪于1957年9月17日写给勒内·夏尔的信

同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终止了对话，但这并不是沉默。他又怎么啦？我们知道，我们自以为知道，但只有当意味深长的过去敞开为他让路之时。他就在那里正视我们，很远很远，在前面……

——勒内·夏尔的诗《在卢马林永生》，写于加缪去世后

●从惺惺相惜到分道扬镳——加缪与友人、敌手萨特

1943年，加缪在《苍蝇》彩排时与萨特初次见面，双方立即引为知己好友，加缪曾在报刊上挥洒自如地评价过萨特的《恶心》和《墙》，而萨特也早就评价过加缪的《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他们互相欣赏，都从对方身上看出了非凡的创造性和惊人的才华，被并称为“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双子星座”。但最终，两人的友谊因为哲学思想的差异而结束。

加缪（右）与萨特（左）

使我们接近的事情多，使我们分离的事情少。但是，这少仍嫌太多。友谊也是，有趋向专制的倾向。要么完全一致，要么反目成仇，而无党派者如想象中的党派斗士那样行事。

——萨特给加缪的信

●“深厚的友情”——加缪与妻子弗朗西娜·福尔

1937年夏末，加缪认识了文静优雅、内向传统的少女弗朗西娜·福尔，她能弹一手好钢琴，喜欢巴赫，有着猫一样优雅的面容和舞蹈家一般修长的双腿，令加缪十分着迷。1940年，两人结婚，毕生互相照顾。加缪认为两人的关系是“深厚的友情”，但同时也认为自己的责任感就像他渴望逃离这种责任感的感觉一样强烈。

家庭和孩子并没有使加缪停下追求爱情和自由的脚步，与弗朗西娜·福尔的婚姻期间，加缪仍然与多名女性保持公开的情人关系，导致弗朗西娜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一度企图跳楼自杀。加缪反思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把它界定为“深厚的友情”，同时也认为自己的责任感就像他渴望逃离这种责任感的感觉一样强烈。

加缪、弗朗西娜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儿女

●“你会永远留在我的生命里”——加缪与情人玛丽亚·卡萨雷斯

“二战”期间加缪被困巴黎，在这里，他遇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情人——西班牙裔女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1944年，根据加缪创作的剧本《误解》所改编的戏剧在巴黎首演，玛丽亚·卡萨雷斯扮演女主角，加缪写到电影首映之夜的感受：“这是剧本作者可以获得的最快乐的时刻，可以听到他的语言获得了声音，被一位令人惊艳的女演员的灵魂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应该只会在梦中出现吧。”

玛丽亚·卡萨雷斯美丽浪漫、热情洋溢、充满活力。加缪和卡萨雷斯彼此相似，在灵魂方面十分契合，此后的十六年里，他们写了近九百封信，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内心，一直到1960年加缪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

加缪与卡萨雷斯

就像是一个奇迹，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我的期望呢？因为连我自己也常常无法看清自己，无法认清这些心情。你给我的，是我不配拥有的，而我怀着尊重和感激之情接受了，这份美好的爱情，让我重生。

——加缪给卡萨雷斯的信

因为我们之间这些不同寻常的复杂情愫，我不再是1950年的我了，也不再是我自己塑造的我，而是我们共同塑造了我们自己。

——卡萨雷斯给加缪的信

阅读加缪：加缪的不安，让我们心安

每当感到迷茫焦虑或者生存的阴霾与沉重时，阅读加缪一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如同他本人对生活始终如一的纯朴的爱与激情，他的作品也以深情的关切展现了对人类命运和幸福的思考：明知世界的荒诞，仍要去热烈地拥抱它，去义无反顾地生活，去尽其所能地为所当为，去创造我们自身的价值，因为，攀登峰顶、反抗命运的本身足以照亮心灵。这样的加缪，让我们心安。

[1] 出自加缪散文选</a>《荒谬的人》，张汉良译。

[2] 出自加缪散文选《荒谬的人》，张汉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