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制造业委员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
先生们,让我们以中庸</a>和友善的态度来说道说道。
你们是不希望政治经济学家信奉和教授自由贸易。
你们似乎在说:“我们不希望政治经济学家关心什么社会、贸易、价值、道德、法律、正义或财产。我们只承认两个原则:压迫和掠夺。”
在你们看起来,是不是存在着不关心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存在着没有交换的社会,而交换竟然也可以在用以交换其价值的两种东西或两种服务之间没有某些关系的时候存在?你们是不是觉得,在参与交换的当事人的自愿同意之外,也可以形成价值之间的这种交换关系?你们是不是觉得,即使一方当事人不是自愿的,也可以知道两种产品的价值?你们是不是觉得,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也可以达成自愿的同意?你们是不是以为,一方当事人即使被剥夺了自由,也算不上是被另一方压迫?你们是不是以为,即使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交换,也并没有破坏交换的等价原则,因而也没有践踏法律、公正和财产权?
那么,实话实说,你们的愿望是什么?
你们不希望交换是自由的。
然则,你们希望交换不是自由的?
那么,你们是否希望交换在压迫的环境中进行?因为,如果交换不是在压迫的环境中进行的,它就是在自由的状态中进行的,而这并不是你们想要的。
还是承认了吧,让你们难受的是公平,也即正义,让你们难受的是财产权——当然不是你们的,而是他人的。你们不愿意别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这是成为财产所有者的唯一途径);你们想支配你们的财产,——还有他人的财产。
于是,你们要求经济学家把这种种十足荒唐的东西炮制成系统的理论,为你们炮制出掠夺的理论。
然而,这正是他们永远不会干的事;因为在他们看来,掠夺是憎恨和混乱之源,而其最可恶的形态正是法律中的掠夺 * 。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达齐先生 [2] 。您是一位中庸、公正、慷慨的人士。您没有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财富;这些正是您不断宣称的。最近您在制造业委员会上说:“如果让人们致富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富人放弃自己的财产,那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要这么做了。”(是的,是的,这是真的。)昨天,您在国民公会上又说,“如果我觉得,给所有工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作岗位的重任都有必要由我来承担,那么,我会拿出我所有的财产来完成这一重任的;……不幸的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这一点。”
尽管您说无法作出牺牲让您如此痛苦,就像巴塞里说,“钱啊钱,我鄙视你,可是我多么想拥有你” [3] 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不过,没有人会怀疑这么完美的慷慨大度的,尽管这也是根本没有用处的。让自己看起来比较谦虚,也是一种美德,尤其是这种表态是完全含而不露和否定性的时候。就您自己而言,您从来都不放过在议会、在立法机构的讲坛上向全法国表现的机会。大家都看出了,您的行善的冲动是那么的情不自禁,尽管您觉得很遗憾,不得不抑制自己行善积德。
但是,毕竟,并没有人要求您放弃您的财富,我也同意,这样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您愿意慷慨解囊,您却不能了却这一心愿;那么,我就斗胆请您公正一点。您仍然拥有您的财富,但让我也继续拥有我的财富。我尊重您的财产权,也请您尊重我的财产权。这个要求或许不算太过分吧?
假设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实行交换自由的国家,人人都乐意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和财产。您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别担心,这只是个假设而已。
那么,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自由。事实上,在这里有一部完全合乎立法准则的法律。这部法律是完全公平、公正的,绝不会减少你的自由,而是保障你的自由。只有当我们试图压迫别人,你压迫我,或者我压迫你的时候,这部法律才发挥效力。也有一群政府官员——即官僚或政客——获得授权使用暴力,但他们仅仅是执行法律而已。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假没,你是个铁加工厂主,而我是个帽商。我自己或者我的商店需要铁。很自然地,我会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如何用最少的代价换得我所需要的铁?”考虑过我的处境和相关的资料后,我发现,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制造帽子,将其卖给比利时人,作为交换,他们将会卖给我铁。
但是,你是个铁厂厂长啊。你对自己说:“我当然可以让这个流氓(这是你对我的称呼)光顾我的店铺。”
于是,你浑身披挂着马刀、手枪,并把你的几位仆人全副武装起来,然后跑到边界线上。这时,我正准备完做交易,你对我大喊一声:“住手!要不然我打爆你的头”。
“但是,先生,我需要铁啊。”
“我会卖给你的。”
“但是,你的铁价太高了啊。”
“我这样不是无缘无故的。”
“但是先生,我也有理由希望低价买到铁啊。”
“哈,那好吧,我们就在这里决定是你有理还是我有理。伙计们,揍这家伙。”
简而言之,你阻止了比利时铁进入法国,同时,你也阻止了我的帽子出口到比利时。
根据我们现在的假设,即在自由贸易制度下,你不能否认,你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公然的压迫和掠夺行径。
于是,我们就赶紧求助于法律、官员和公共警察力量。他们介入,你被审判,遭到谴责,也很公平地受到惩罚。
然而,这却让你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你对自己说:“我可真蠢,自己给自己招来这么大的麻烦。这是什么事嘛,我竟然要冒险杀人或者被人干掉!我自己大老远跑过来,还带着自己的仆人,花了那么大的成本,让自己成了掠夺者,活该受到国家法庭的审判,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一个可怜的帽商到我的店铺里以我开的价码买铁!要是我让法律、官员、公共警察力量站在我一边多好!要是我能让这些政府力量出面干我自己在边界线上干的那些事多好!”
这诱人前景让你激动,你想办法让自己成了立法者,你投票支持一部包括下列条款的法律:
“Moniteurindustriel)说:
请读者原谅我们,我们可能要当一会儿诡辩家。我们的对手迫使我们不得不戴上博学之士的方帽长袍,而由于他提到我们时总爱说“博士”,那么我们这么做就更有正当性了。
一桩不合法的行动总是不道德的,就因为它违反了法律;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本身是不道德的。如果一位泥瓦匠(我们请求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对这样的小事予以关注)在辛苦劳作了一天后,用他的收入去交换一件比利时衣服,他并不算干下了本质上不道德的事。这桩行动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但它却是违法的。证据就在于,如果有机会被修改,就没有人会认为这种交换有什么不对。在瑞士,它就绝不是不道德的。因此,本身不道德的事情,在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都应该是不道德的。《工业观察报》难道会主张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要取决于时间、地点?
由于存在着不合乎道德的非法行动,因而也存在非法的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如果我们的朋友们篡改我们的话,要从中找出本身并不具有的含义;如果某些人,私下宣称自己热爱自由,写文章和投票表决时却反对它;如果一个奴隶主鞭打奴隶让他干活;这种种行径可能没有触犯法律条文,但每个人的良心都难以接受。我们对贸易施加限制,正是属于这类行为的范畴,也是最声名狼藉的。假设某位法国人对另一个法国人说:“我禁止你购买比利时布料,因为我想要强迫你到我的店铺。这可能让你觉得难受,但我却很受用;你可能会损失4法郎,但我却可以得到两法郎,而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们会说,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他是利用自己的暴力冒险这么干,即是诉诸法律手段,都不能改变这种行为的性质。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不道德的,从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万年前它就是不道德的,在南极、北极它也是不道德的,在月球上它同样是不道德的,因为不管《工业观察报》怎么说,法律不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尽管法律可以一直干这种坏事。
事实上,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说:法律的共谋只能增加这种事情的不道德性。如果法律没有搀和,如果,举个例子,制造商自己雇人去实施他所构想的贸易限制,那么,《工业观察报》自己也会为这种不道德行为震惊。但是现在,看看发生了什么。由于这位制造商找到了不给自己增添麻烦的捷径,也即让公共警察力量为我所用,把压迫的一部分成本转嫁给被压迫者,不道德的事情摇身一变成了善事了!
确实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因此而受压迫的人们设想,这样的法律也可以为我所用,也有可能这种压迫正是来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犯的同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将赋予他们的目的以正当性,使那些本来被认为可恶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会批准这样的法律。我们只能遵从它,我们不会跟其唱对台戏。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对多数说:在我们看来,这是错误的。——法文版编者注。
* * *
[1] 1850年4月27日,在经过一番非常有趣的讨论之后(发表在the Moniteur上),制造业、农业和商业总委员会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由政府支薪的教授不应当仅仅根据自由贸易的理论观点教授政治经济学。他也应该,并且尤其要从法国工业的实情和管理法国工业之法律的立场上教授政治经济学。”
针对这一决议,巴斯夏写了本文, 最初发表在1850年5月15日的the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法文版编者注
[2] Denis Benoi?t d''Azy(1796—1880),法国政客,路易·菲力普时代的议员,1849年任立法公会副主席。他是一位顽固的保守分子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作为一位金融家和铁路管理人,他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英译者注
[3] 巴斯夏本文所引的几句话中有一句出自Beaumarchais的《塞维利的理发师》。此处,很显然是他根据记忆大致引用的,因为这些话出自护卫Bartolo之口,而不是乐师说的。——英译者注
[4]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Introd., pp. 17and 24.
[5] Charles Dupin,法国著名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客。参见本书 [13] 这篇回应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文章,是作者离开兰德斯省时所写,简明地阐述了自己对于立法问题的看法,写完之后,他觉得有必要更全面地予以论述,于是,几天后,在Mugren短暂停留的几天中,他撰写了《法律》(本书第二章)——法文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