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1]_财产·法律与政府

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

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这种区别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于是，事情经常就是，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

当然，无论在卫生和道德领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通常，一种当时让人觉得舒坦的好习惯，后来总是带来痛苦，比如，生活放荡、懒惰、挥霍浪费。一个人如果仅仅注意到一种习惯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洞悉那些当时看不到的后果，他就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天生的嗜好，也自以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说明了人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他还在摇篮中时，处于无知之中，他就根据行动的当下的后果调整自己的行动，在他年幼时，也只能看到这种后果。只有在经过较长时间后，他才知道还应该考虑其他后果 [2]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导师教会他认识到这一点：经验和远见。经验有效而残酷地教育了他。我们的深切感受教导我们了解一个行动的所有后果：火如果烧到我们自己，从这一感受中，我们最终必然认识到，火在燃烧。不过，我还是想尽可能地用一个更温和的导师即远见替代这位过于粗暴的导师。为此，我将研究几个经济现象的各种后果，把看得见的后果与看不见的后果进行一番对比。

1. 破窗理论

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好人”先生 [3] 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围观者，哪怕有三五十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我们将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我们会发现，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

假定这块玻璃值6法郎，你就会说，这个事故给玻璃工带来了6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6个法郎的生意——这我承认，我绝不会说这不对。你的话很有道理。这位玻璃工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拿到6个法郎，在手里掂量掂量，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莽撞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据此推论，得出结论——人们确实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那就容我大喝一声：绝不会有这种好事！你的理论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6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6法郎办别的事了。你没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换掉自己的旧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a>。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

下面让我们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看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的生意增加了6个法郎，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6个法郎的营业额，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也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不管窗户是打破还是完好，对整个工业，乃至全国的就业，都没有好处。

现在，让我们站在詹姆斯·好人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 那么，谁获取了这部分满足人们需求的超额的东西？

是的，首先是资本家获取了它，是发明家、是最早成功地使用这台机器的人获取了它，这是对他们的天才和勇气的奖赏。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实现了生产成本的节约，节省下来的钱，不管他怎么花（反正他总要花出去），总是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其数量就等于机器节约出来的就业岗位。

但是很快，竞争就会迫使他降低他的产品的售价，直到不再能够占有节约的那些成本为止。

这时候，发明家就不再能够占有发明创造的好处了；占有这些好处的将是这种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公众，其中也包括工人——一句话，是整个人类。

这就是看不见的：节约下来的那部分钱，会由所有消费者获取，从而形成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可以转化为工资，用来雇佣那些被机器淘汰的工人。

最初（回到前面的例子），詹姆斯·好人先生要支付两个工人的工资才能得到一件产品。由于他的发明创造，现在他只需要为体力劳动支出一个法郎。

如果他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这件产品，那么，在制造这件产品的过程中就要少雇佣一个工人，这是看得见的；但是，詹姆斯·好人先生节省下来的那个法郎又可以多雇佣一个工人，这是人们看不见的。

随着整个事态的自然演变，詹姆斯·好人先生渐渐就得把这件产品的价格降低一法郎，直到他不再能够比别人省钱；这时候，他就不再能够腾出一个法郎为整个国家创造生产新产品的工作岗位。但是总有某个人，或者是整个人类取代了他，得到了这笔节省下来的钱。不管是谁购买这件产品，都可以少花一个法郎，节省一个法郎，他必然把节省下来的一个法郎转变为工资基金。这同样也是看不见的。

人们还提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另一条思路，好像蛮有道理。

有人说：“机器压缩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价格。价格降低必然会刺激消费增加，而这必然又会促进生产增加，最后，就会使用跟发明创造之前同样数量的工人——或者更多工人。”为了支持这种论点，他们引用印刷术、纺纱机、印刷机的例子。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从这种说法中，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正在探讨的这种产品的消费保持平稳或基本上保持不变，那么，机器就会对就业造成损害。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假定在某个国家，所有人都戴帽子。如果使用了机器，使帽子的价格下降了一半，这未必会使帽子的销售量也增加一倍。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全国劳动力中就有一部分人无事可做？如果根据无知的推理过程，我们的回答就是：是；但如果根据我的理论，回答就是：否。因为，即使在这个国家，不会有人去多买一顶帽子，但整个国家用作工资的资金总量却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看到，所有消费者所节省下来的钱如果不是都流入帽子加工业，那就会转变为由于机器的出现而多余出来的整个劳动力的工资，从而推动所有工业取得新发展。

这才是社会的现实。我以前看的报纸都要卖80法郎，现在却只卖48法郎。节省下来的那32法郎归了订户。我们不能肯定，至少不敢说这32法郎必然会继续流入新闻行业；但我们可以肯定，事情也必然是，这些钱如果不流向这个地方，就要流向另一个地方。一个法郎可能用来买更多的报纸，另一个法郎可能买更多的食品， [2] 参见《和谐经济论》 [3] 在法语中Jacques Bonhomme就像英语中的“约翰牛”一样，用来指讲究实际的、负责任的、傲慢不逊的普通人。——英译者注

[4] 当时法国贸易保护主义组织——国内工业保卫委员会办的一份报纸。——英译者注

[5] Auguste，Vtede Saint-Chamans（1777—1861），复辟时期的议员和国务委员，贸易保护主义者，贸易平衡的鼓吹者。巴斯夏所引的他对“壁垒”的著名的立场见他的Nouvel essai surrichesse de snations（1824），后收入他的Traité d''é conomie politique（1852）。——英译者注

[6] 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18] 圣西门（ude Henride Rouvroy, Comtede Saint-Simon, 1760—1825）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法朗吉即公共建筑，是傅立叶（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832年在其报纸《法朗吉》（Le Phnstère）中提出的，每个法朗吉有600人，是其社会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伊加里亚旅行记》（Voyageto Icaria ），是卡贝（étienne Cabet，1788—1856）写的一本乌托邦著作。——英译者注

法朗吉是傅立叶所幻想的理想社会（即“和谐制度”）的基层组织。他本人曾多次进行试验，均告失败。他的门徒也曾在美国进行试验，也没有成功。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曾在欧文支持下，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伊加利亚社会组织，很快就宣告失败。他的《伊加里亚旅行记》描绘了建立在平等、博爱、统一和民主基础上的理想社会。——中译者注。

[19] 在法语中，M.Prohibant这一讽刺性单词是指贸易保护主义者，诚如巴斯夏所说，是由迪潘最早使用的，大致可以翻译为“贸易限制论先生”（Mr.Restrainer-of-Trade）或“贸易保护主义先生”（Mr.Protectionist）。——英译者注

[20] 比利时境内有东、西佛兰德斯省。——中译者注

[21] Jacques Bénigne Bossuet（1627—1704），Condom和Meaux主教，是当时著名的布道者，他在皇室成员葬礼上的演说辞是法国古典风格和力量的杰出典范。他曾担任路易十六的王位继承人的导师，写作了《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是法国几代学生捧读的经典。他最坚定地反对新教，也领导了限制宗教权力的运动，这使他独立于法国天主教会，因而成为教会史上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英译者注

[22] 参见法文版Vol.V，本书。——法文版编者注

[23] Lancaster，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城市。——中译者注

[24] 参见《和谐经济论》 [25] 1848年2月22日抗议首相基佐（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著名历史学家）的群众示威活动，结果导致他被国王路易·菲力浦撤职。然而，这场谨慎的运动却没有让国王吸取教训，相反，次日，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愤怒的巴黎民众发动了武装起义，于24日冲进杜伊勒里宫，国王逃跑，以拉马丁为实际首脑的十一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2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即法兰西本书。——法文版编者注

[29] 二月革命时成立的新政权发起创建国立工厂，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也把间接税率提高了45分。而事实证明，这种工厂并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办法，简直是一场闹剧，作用很小，甚至根本就无法运转。但当政府决定取消国立工厂，把失业者安排进军队、公共工程或私人工业企业时，巴黎的劳动阶层对政府背叛“就业权利”义愤填膺，在1849年发动了革命，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才被镇压下去。——英译者注

[30] 如果一项行动的所有后果都有益于该行动者，那么，我们就该马上修正我们的理论。然而，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有时，看得见的好的效应都让我们赶上了，而看不见的坏效应却由别人承担，因而就使那些坏效应更不为我们所知了。因此，我们必须等候那些承受了行动的坏后果的人们作出反应才能观察清楚。这经常需要较长时间，而这会延长错误流行的时间。一个人做了某些事，给自己带来了相当于10法郎的利润，给大家带来了相当于15法郎的损失，但却在30个人中间分摊，那么，每个人所承受的损失就只有半法郎。从总体上说，出现了亏损，因而他们必然会作出反应。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反应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看到，因为坏效应广泛地分摊在大量人口中，而好效应却集中被一个人获得了。——出自作者未出版的散篇

[31] Vte Franc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先驱，出身贵族，在政治上属于忠实的保王党人，坚定地拥护波旁王室。曾参</a>加反对革命的军事斗争，也曾反对过拿破仑的统治，多次流亡国外。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为贵族院议员，出任外交大臣。1830年七月革命后专事写作，主要著作有《革命史论》、《基督教的真谛》、《关于罗马帝国崩溃的历史研究》，最著名的则是其积40年之功力写就的回忆录《墓外回忆录》（中文节译本译为《墓中回忆录》，三联书店，1997），被奉为法国散文的典范。——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