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通论引起的几点思考的概述_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略论经济周期

在以往的各章中，由于我们宣称，我们已说明了决定任何时期的就业量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理论必须能解释经济周期的现象。

如果我们详细考察任何一次实际的经济周期的过程，那么，我们会发现，它非常复杂，而且，为了对它作出完整的解释，我们所论述过的每一因素都是必要的；特别是，我们将会发现，消费倾向的波动、流动性偏好状态的波动以及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都起着各自的作用。但我认为：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特别是能使我们称它为周期 的时间过程和时间长短的规律性，主要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我相信，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做系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的变动所造成；当然，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变为更加复杂和严重。详尽说明这一观点需要一整本著作，而不是其中的一章，同时也要求对事实加以详尽的考察。但下面的简短论述足以表明我们过去所提出的理论所意味着的研究经济周期的途径。

Ⅰ

周期性 的变动是指，当一个经济制度发展到，譬如说，上升的方向时，促使其上升的各种因素最初积聚力量并且相互推动一直到某一点；在该点，它们趋于为作用相反的因素所代替，而这些相反方向的因素又在一段时期中积聚力量并且相互推动一直到它们也抵达它们的最大发展之处，然后，趋于衰落并且让位于作用相反的因素。这里所说的周期性的 变动并不仅仅指上升或下降的趋向；它们一旦得以开始，并不永远按照同一方向行进，而是最终把方向逆转回来。此外，它还指变动的时间的序列以及上升与下降的期间都具有某种可以被识别的程度的规律性。

然而，要想使我们的说明符合要求，被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另一特点必须加以解释，即解释危机 的现象——下降的倾向代替上升倾向的过程总是以突然和剧烈的形式出现；而另一方面，当上升的倾向代替下降的倾向时，一般说来，总是没有一个类似的急剧的转折之点。

当然，如果没有相应的消费倾向的改变与之抵消，那么，任何 一次投资的波动都会造成一次就业的波动。由于投资量是一个受到高度复杂的影响的变量，所以影响投资量本身或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一切因素不大可能全都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具体的特殊事例是：有关农业波动引起的经济周期。关于这一特例将在本章的后一节中单独加以考察。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以发生于19世纪环境中的典型的工业经济周期而论，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应该具有周期性的特点。这里的原因无论就其本身而言，还是就其作为解释经济周期的因素而言都不是陌生的。我在这里的唯一目的仅在于把它们和过去论述的理论结合起来。

Ⅱ

我进行论述的最好方式是从繁荣阶段的最后时期和“危机”的到来时期开始。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资本边际效率 [1] 不仅取决于现有的资本品数量的多寡和生产它现在所需要的成本，而且也取决于对资本品将来收益的现行的预期。因此，对耐久性的资产而言，对将来的预期在决定新投资的最优规模上自然、而且是理所当然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预期的依据是非常捉摸不定的。由于预期的依据捉摸不定，所以它会发生突然和剧烈的变动。

对于“危机”的解释，我们一向习惯于强调利息率上升的倾向，而利息率的上升倾向又是由于来自交易和投机动机的对货币需求的增长。有时，这一利息率上升的因素确实可以起着使事态严重化的作用，偶然也许起着导火线的作用。但我认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息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

繁荣阶段的后期特点是：对资本品的将来收益的乐观预期强大到足以补偿资本品数量的日益充沛、它们的生产成本的上涨以及可能出现的利息率的上升。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有价证券交易所和其他类似的市场)中，购买者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所购买的东西认识得并不清楚，而投机者则更加关心于预期下一次市场心理的变动，而不是对资本资产的将来收益作出合理估计。在这种影响之下，有组织的投资市场的性质是：当过度乐观和过度购买的幻想破灭时，市场价格会以突然和灾难性的巨大力量下降。 [2] 此外，伴随着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而到来的对将来的惶恐和不肯定性很自然地促使流动性偏好急剧增长——由此而导致利息率的上升。可以看到，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利息率的上升这一事实会严重加剧投资的下降。虽然如此，但造成该情况的实质性的因素还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特别就促成一次繁荣阶段的新投资重点的那些资本品而言，它们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作用更大。除了受到交易量增加和投机动机的增长的影响而增加的部分以外，流动性偏好会保持不变，一直到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以后 才开始扩大。

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所以萧条状态才如此难于治理。在萧条状态延续一段时间以后，利息率的下降固然会成为有助于复苏的重大因素，很可能也是必要的因素；但在目前，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致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如果利息率的下降能够单独构成治疗萧条的有效手段，那么，就有可能很快造成经济复苏而不需要一段拖延的时间，同时，造成复苏的手段大致也都是那些能由货币当局加以控制的手段。然而，事实表明，通常的情况并不如此。要想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和不听控制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的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作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经济萧条的这一方面的特点为银行和工商业界人士正确地加以强调，而又为那些对“纯粹货币”的治疗方案具有信心的经济学者们加以低估。

这便使我到达了我论述的目的。要想解释经济周期的时间因素 ，即解释为什么在经济复苏之前，通常需要一段比较固定的期间，必须向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恢复的因素上寻找原因。为什么经济活动下降的阶段所呈现出的时间长短并不具有偶然性，譬如说，在一次经济周期中为1年、然后在下一次中变为10年，而却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规律性，譬如说，在3年和5年之间。其中的原因有二。 [3] 在我的《货币论》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Ⅰ

大致在200年以来，经济理论家和现实主义者都不怀疑，对一个国家来说，外贸顺差具有一种奇特的好处，而外贸逆差则代表严重的危险信号；特别是，如果外贸逆差引起贵金属的外流，那么，更是如此。但在过去的100年中，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意见分歧。大多数国家的多数政治家和现实主义者仍然相信那个古老的学说；甚至在相反意见发源地的英国，也有约为一半的政治家和现实主义者仍然相信它。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家都继续坚持，除了照顾到短暂的事态以外，害怕外贸逆差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其原因在于：外贸机制可以自行调节，而任何对自我调节机构进行干扰的企图不仅是无用的，而且，会使干扰国受到经济损失；因为，干扰国会失去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利益。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可以按照传统，把那个较古老的意见称之为重商主义 ，而把较新的观点称之为自由贸易论 。然而，由于两个名词都具有广泛和狭隘的意义，我们对它们的解释要看使用的场合而定。

一般来说，目前的经济学者坚持认为，普遍存在的从国际分工而带来的利益会大于重商主义者所声称的实行该主义所应得到的那些有利之处。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重商主义的论点系来自彻头彻尾的思维上的混乱不清。

例如，虽然当马歇尔 [6] 论及重商主义时，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但对它的基本理论本身，他却没有好感，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该主义含有的真理部分。对此，我将在下面加以考察。 [7] 同样的态度也存在于现在的自由贸易论者。当他们进行争辩时，虽然他们在(例如)有关幼年工业和贸易条件的改善的问题时，在理论上作出让步，但这些问题对重商主义而言是无关宏旨的。在本世纪最初的25年有关财政政策的争论中，我不记得有任何经济学者承认过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增加国内的就业量。最公道的办法也许是引用我自己的文句作为例子。迟至1923年，作为古典学派的一个忠实信徒从而毫无保留地接受、并相信所学到的有关重商主义的一切，我在那时写道：“如果保护主义有一件做不 到的事，那就是不 能医治失业……保护主义有可能取得一些利益，但它们是难于实现的，从而，关于后果为何，并不存在着简单明确的答案。然而，某些支持保护主义的论点却以此作为根据。尽管如此，宣称可以医治失业却是保护主义谬论中的最赤裸裸和粗劣的形式”。 [8] 关于较早期的重商主义理论，当时无法找到有用的文献，从而，先辈的教导使我们相信，重商主义比胡说好不了多少。可以看到，古典学派的统治是如此绝对的巩固和完整。

Ⅱ

我首先使用我自己的理论框架来说明什么是我现在认为的重商主义学说中的科学成分，然后我们把这一说法和重商主义的论点相比较。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利益是指一国而言，而不是指整个世界的利益。

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当一国的财富相当迅速地增长时，这一愉快的状态会受到对新投资的诱导不足的阻挠。在既定的社会、政治以及国民特点的境况下，从而，在由此而决定的既定的消费倾向之下，一个向前发展的国家的利益基本上取决于对投资的诱导的足够程度，正如上面已经解释过的那样。这里的诱导可以是对国内投资而言，也可以是指对外投资而言(后者包括贵金属的积累)，而两种投资在一起构成总投资。在总投资量单独取决于利润动机的条件下，国内投资在长期中取决于国内的利息率；与此同时，对外投资量则必然取决于外贸顺差的大小。这样，在国家不能直接投资的社会中，政府理所当然地要关心国内利息率和外贸顺差。

如果工资单位比较稳定而不会突然作出相当大的变动(一个几乎总是能得到满足的条件)，如果以短期平均波动情况来表现的流动性偏好的状态比较稳定，以及如果银行的行事成规也比较稳定，那么，利息率将取决于能满足整个社会要求流动性的欲望的贵金属数量(以工资单位衡量)。同时，在那个大量对外放款和在国外完全拥有财富都不大通行的时代，贵金属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主要取决于对外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

因此，正如当时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政府当局关心外贸顺差是为了一箭双 雕的目标，而且也是促进目标实现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在那时，由于政府当局对国内的利息率和其他的国内投资诱导都不能直接加以控制，所以增加外贸顺差是政府能增加对外投资的唯一直接 的手段；而与此同时，外贸顺差对贵金属的流入所产生的作用又是政府所具有的唯一间接 的手段来减少国内利息率，从而会增加对国内投资的诱导。

然而，对这一政策的成效，存在着两个不容忽视的限制条件。如果国内利息率已经被降低到如此之低，以致有足够的投资把就业量提高到使工资单位上升的临界点之上，那么，国内成本水平的上升将要对外贸顺差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在这里，增加外贸顺差的政策已经执行得过头，反而会得到不利于政策目标的后果。还有，如果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利息率而言，国内利息率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致使对外放款达到与外贸顺差不相称的程度，那么，就有可能引起足够多的贵金属的外流来抵消顺差而有余。当贵金属的开采规模相对微小时，一国的贵金属的流入量等于另一国的流出量。在如此条件下，国家越大，在国际上的地位越重要，上述两个条件发生作用的危险越多，因为，由于外国的成本下降和利息率上升，所以本国的成本上升和利息率下降所引起的不利后果会得以加重(如果重商主义的政策被推行得过头的话)。

西班牙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的经济史可以提供一个例子来说明过多的贵金属对工资单位所造成的上升影响会摧毁一国的对外贸易。英国在[10] 或由于任何其他原因，货币存量呈现出明显的不足，那么，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他们愿意通过通货贬值而恢复货币存量。这一办法也有其明智之处。

Ⅲ

早期经济思想的先驱者也可能由于偶然的机会获得了实践中的明智之道，而对其理论上的原因不太清楚。因此，我们要对他们所提供出的原因以及他们的政策建议加以概略的考察。这一工作由于能参阅赫克舍尔教授的《重商主义》的巨著而变为非常容易。在该书中，两个世纪的经济思想的特点他希望看到甚至更多的炫耀性的服装和类似的事物。巴尔邦(1690年)写道： “挥霍浪费是一种罪恶， 它不利于本人， 但并非不利于贸易……贪得无厌是一种罪恶， 它对人和贸易都是不利的”。 [35] 1695年， 卡里争辩道， 如果每人都花费更多的钱， 那么， 所有的人都会得到较大的收入， “从而可以使生活更加富裕”。 [36]

然而，巴尔邦的见解主要系通过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而得以广泛流传。该书1723年被英国中爱塞克斯郡的大陪审团宣判为伤风败俗；它在人类道德伦理科学史中以声名狼藉而著称。根据记载，为它说一点好话的只有一人，即约翰逊博士。他宣称，该书并不使他难于理解，而“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对现实生活开了眼界”。莱斯利·斯蒂芬在《本国人名辞典》中的总结确切地表达了该书的邪僻的性质：

“通过该书，曼德维尔招惹了很大反感。因为该书用别出心裁的、似是而非之论来发扬具有讽刺性的不明是非的道德观……他的繁荣可以通过花钱而不是通过储蓄得以增大的学说属于许多尚未绝迹的同时代的谬论。 [37] 他一方面接受禁欲主义者的假设，认为人类欲望实质上是一种邪恶事物，从而会造成私人的恶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普通观点的假设条件，认为财富是一种‘公共福利’。二者放在一起，他很容易地证明，一切文明意味着邪恶倾向的发展……”

《蜜蜂寓言》的内容是一首寓言诗——“埋怨的蜂群或变为诚实的欺骗者”。该诗描述了一个富裕社会的令人吃惊的困难处境，因为，为了进行储蓄，该社会所有的公民突然放弃奢侈生活，而国家则削减军备开支：

现在不能再认为是光荣，

那种花费掉全部收入的生活类型；

车商的招牌搁置一旁，

人们放弃马车只为了一次歌唱；

同时出售掉成批的骏马，

并且为了偿债而卖掉高楼大厦。

为了虚荣的费用要被看做诈骗而加以避开，

他们不驻扎军队在海外；

不在乎外国人是否尊敬，

以及战争带来的光荣；

人们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国家，

如果正义与自由是必须支付代价。

那个高贵的克洛艾：

缩小她的昂贵的购物清单，

并且整年穿着她的那套耐用的衣衫。

于是，结果如何?

现在看看那个光荣的蜂房，并且注意

诚实和贸易如何结合在一起：

奢侈浪费的表现已经走开，它迅速变为稀少；

并且看起来有着非常不同的面貌；

因为走开的不仅是奢侈浪费，

而且还有它每年的大量花费；

然而，依之为生的大量人群，

每天被迫做着相同的事情，

在绝望时转移到其他行业干活，

所有行业同样有过多的存货。

土地和住宅的价格下降，

奇迹般的宫殿的墙，

像底比斯城的墙那样，只有在戏剧中才能树起

听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建筑业受到很大的毁损；

工匠们不被雇用，

画师不因其作品而闻名，

石匠和雕工也没有他们的名声。

因此，“寓意”是：

单凭德行不能使国家生活之路

处于昌盛状态。能够恢复

到黄金时代的，唯有自由，

对待诚实和对待橡子都应使用这个同一范畴。

紧接着寓言之后的两段文章可以表明，上述观点并不是没有理论基础的：

由于被某些人称之为储蓄的这种谨慎节约的行为是私人增加财富的最肯定的方法，所以有些人就设想，不论一国生产能力是小还是大，如果普遍使用(这些人认为是现实可行的)相同的方法，那么，整个国家会得到相同的结果。例如，如果英国人像其某些邻国的人那样节约，那么，他们可以比现在远为富有。我认为，这一点是错误的。 [38]

恰恰相反，曼德维尔作出结论：

使一国处于我们称之为繁荣的康乐状态之道就是向每一个人提供就业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政府应该 [23] 载于他的《给亚当·斯密的信》，附于他的《为高利贷辩解》。

[24] 既然已经引用了边沁的这段原文，我必须向读者介绍他的最美妙的一段：“工艺事业是企业创始人走出来的伟大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被看成为是一个无边际的平原，在其上，满布着陷阱。每一陷阱要求吞没一人，然后关闭，变为平地。但它一旦关闭，即不再张开，从而有如此经历的道路对后来人是安全的”。

[25] 出生于接近卢森堡边界，其父为德国人，其母为法国人。

[26] 格塞尔和乔治不同，前者主张，当对土地国有化时，应该给予补偿。

[27] 《自然经济秩序》， [40]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和投资》，载《经济史》，1936年。

[41] 在他所举出的著作中，富拉顿的《论对通货的管制》一文最有意义。

[42] 在《工业生理学》对《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的简要总结

Ⅰ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弊端是： 这样，当经济学者们在一如既往地颂扬既存的国际经济体制，说它能提供国际分工的果实，同时又能调和各国的利益时，他们掩盖了一个不那么美好的作用。常识和对实际事务的正确理解使政治家们相信，如果一个在传统上为富裕的国家忽视市场的争夺，那么，它的繁荣会衰落并以失败告终。但如果各国都能学习到用国内政策来为它们自己维持充分就业(而且，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句，如果它们也能使它们的人口趋向保持均衡)，那么，就不会存在重要的经济原因来使一国的利益和它邻国的利益相对立。在如此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正当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借贷活动的余地。然而，在这里，却不再有紧迫的动机来迫使一国把它的商品强加于另一国，或迫使一国排斥其他国家的商品销售，而这种强加和排斥并不是由于它是否有能力偿付它所愿意购买的商品的考虑，而是出于公开表示的破坏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以便为自己取得贸易顺差。国际贸易将不再像它现在那样，即作为一个维持国内充分就业的铤而走险的权宜之计，强行向外国市场推销并限制从那里购买的数量。即使是成功的话，这种方法也不过仅仅把失业问题转嫁给邻国，而邻国则因之会在斗争中受到损害。在我们的新的体制中，国际贸易会成为在互惠的条件下，合乎意愿和不受阻挠的物品和劳务的交换。

Ⅴ

实现这些思想仅仅是不着边际的希望吗?它们是否奠基于足够的人类动机之上，而这种动机又能控制政治社会的演变?被它们所伤害的利益的体现者是否比它们为之效劳的人要更为强大和明确?

我不想在这里提供答案。答案需要一本与此不同性质的著作，才能仅仅以提纲的形式表示出把这些思想逐渐付诸实施的各种实际办法。但如果思想是正确的——作者必须假设如此，然后再据此而进行写作——那么，我敢作出预言：要想否定它们在一段时期后所产生的力量会是错误的。在目前，一般人都渴望有一个更加基本的诊断；特别易于接受它；而且，甚至只要它在表面上合乎情理，就急于试行把它付诸实施。然而，撇开这种当代的情绪不谈，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诚然，这不是就立即产生的影响而言，而是指一段时期以后；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中，在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因此，公职人员、政客、甚至煽动者所应用的思想不大可能是最新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