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投资诱导_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资本边际效率

Ⅰ

当一人购买一件投资品或资本资产时，他是在购买能得到一系列未来的收益的权利；在投资品的寿命的限度内，未来的收益等于他所预期的投资所带来的产品的卖价减去由于取得产品而支付的费用。这一系列的年收入Q1 、Q2 …Qn 可以被称之为投资的预期收益。

与投资预期收益相对应的是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其意义并不是指一件资产在市场上能实际上被买到的价格，而是指能诱使制造商生产出相同的资本资产的价格，即有时也被称为重置成本的概念。从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和它的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资本资产增加一个单位的预期收益和该单位的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资本边际效率 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我把资本边际效率定义为一种贴现率，而根据这种贴现率，在资本资产的寿命期间所提供的预期收益的现在值能等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这是某一具体种类的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各种不同的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的最大值即可被当做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

读者应该注意：这里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涉及资本资产的预期的收益和现行的供给价格。如果一笔钱被投资于购买新近生产出来的资产，那么，资本边际效率即取决于这笔钱的预期的 收益率。它的意思并不是指已经过去的历史上的结果，即当一件投资的资产的寿命结束时，我们在该资产的记录中看到的该资产投资费用所取得的收益率。

在任何时期中，如果增加在任何一种资产上的投资，那么，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该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就会递减；其部分原因在于：当该种资产的供给量增加时，预期收益会下降；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一般说来，该种资产的增加会使制造该种资产的设备受到压力，从而，它的供给价格会得以提高。在短期中，两种因素中的 虽然欧文·费雪教授并未使用“资本边际效率”这一名词，然而，在他的《利息理论》(1930年)中，他对他的所谓“超过成本以外的收益率”下了定义。该定义与我的定义相同。他写道：“超过成本以外的收益率具有那样一种数值；如果把该数值用来计算一切成本和一切收益的现在值，那么，两个现在值就会相等”。 [4] 费雪教授说明：任何方面的投资数量取决于把超过成本以外的收益率和利息率加以比较的结果。要想诱使新投资的到来，“超过成本以外的收益率必须大于利息率”。 [5] “这一新的数量(或因素)在我们对利息理论的有关投资机会方面起着核心的作用” [6] 。由此可见，费雪教授使用“超过成本以外的收益率”在意义上和在目的上和我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使用完全相同。

Ⅲ

对资本边际效率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最大混淆之处来源于未能看清：它取决于资本的预期的收益，而不仅仅取决于其现行的收益。说明这一点的最好办法便是指出未来的生产成本的预期的改变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不论这种预期的改变是来自劳动成本，即工资单位的改变，还是来自新发明和新技术。今天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的产品将在机器设备的寿命过程中和以后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的产品相竞争，而以后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可能由于生产它们的劳动成本较低，也可能由于生产它们的技术的改善，可以容许其产品具有较低的价格。因此，以后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的数量将会增加，一直到它们的产品价格下降到上述容许的程度时为止。此外，如果全部产品都能以较低的成本被生产出来，那么，企业家来自老的和新的机器设备的利润(以货币来衡量)将要减少。只要这种后果被预计为大致要出现，甚至被预计为有可能出现，今天生产出来的资本品的边际效率便会作出相应的缩减。

通过资本边际效率这一因素，预期的货币购买力的改变可以影响现行的产量的多寡。对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预期会刺激投资，从而一般会刺激就业，因为，这一预期可以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即投资的需求曲线；而对货币购买力上升的预期具有抑制作用，因为，它降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

这就是被欧文·费雪教授最初称为“增值和利息”理论赖以成立的真理之所在——“增值和利息”理论区别货币利息率和实际利息率，而在矫正货币购买力的改变之后，后者等于前者。从该理论本身的表达方式中，很难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因为，它并没有明确指出货币购买力的改变是否被假设为是事先被预料到的。这样，就会存在着一个困难之处，即：如果货币购买力的改变没有被预料到，那么，它对现行的事物不会发生影响；与此同时，如果它是被预料到的，那么，现行物品的价格会立即被调整到使持有货币和持有物品的利益再度相等，从而利息率也就没有必要作出改变，以便补偿在借款期间由于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而给放款人带来的得益或损失。这一困难之处也未能由庇古教授的权宜之策而得以解决。他假定，一部分人预见到货币购买力在将来的改变，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预见到。

这里的错误的原因在于：认为货币购买力在将来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利息率，而不是影响既定的资本存量的边际效率。既存的资产的价格总是会针对货币购买力在将来的改变的预期而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预期改变的重要性在于：它通过它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而影响生产新资产的积极性。预期价格上升的刺激作用并不在于它会提高利息率(在这里，利息率的上升会是一个令人感到真假难辨的刺激产量的方法，因为，利息率的上升会削弱这种刺激)，而在于提高既有的资本存量的边际效率。假设利息率随着资本边际效率的提高而作出相应的上升，那么，对价格上升的预期不会具有刺激作用。因为，对产量的刺激取决于既定的资本存量的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的上升。 [7] 这样，费雪教授的理论最好被改写成为有关“实际利息率”的理论，而“实际利息率”应该被定义为：由于对将来货币购买力的预期的改变而应该形成的利息率，以致使这种预期的改变不会对现行的产量造成任何影响。 [8]

值得注意的是：对将来利息率下降的预期会具有降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作用，因为，它意味着今天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的产品将要在其部分寿命期间和造价较低的机器设备所导致的较低价格的产品相竞争。这种预期并不具有很大的降低作用，其原因在于：对各种期限的将来利息率的预期会部分地反映于相应的今天的利息率之中。虽然如此，仍然会存在着一些抑制的作用，因为，今天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的产品会在该机器设备寿命快终结期间和远为较新的机器设备的产品相竞争，而远为较新的机器设备只要求较低的收益，其原因为：在今天生产的机器设备的寿命终结以后的时期，利息率也将较低。 [9]

既定量的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取决于预期的改变。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主要是这一依赖关系才使得资本边际效率具有相当剧烈的波动，而这种剧烈波动可以解释经济周期。在下面的 Ⅳ

有两种类型的风险可以影响投资的数量。对这两种风险一般并不加以区分，而区分它们却是重要的。 [9] 从而，新设备的造价也较低。——译者

[10] 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它的数值部分地反映了对将来的不肯定性。此外，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利息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预期。

长期预期状态

Ⅰ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看到，投资数量取决于利息率与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现行投资量，即有一个与之相应的资本边际效率；而资本边际效率的数值则取决于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和它的预期收益。在本章，我们将较为详尽地考察决定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的一些因素。

对未来收益的预期部分取决于既存的事实，部分取决于将来的事件；前者被我们大致当做是肯定的，而后者则只能以或多或少的信心对之进行预测。在前者的既存事实中，可以举出如各种资本资产的现有的存量、资本资产的总量、消费者目前对物品的需求的强烈程度以及对这些物品进行有效率的生产所需要的资本量的多寡，等等。在后者的将来事件中，可以举出资本资产的种类和数量在将来的变动、消费者偏好的改变、在投资品的生命过程中的有效需求的强弱以及在同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以货币表示的工资单位的改变，等等。我们可以把包括后者全部内容的心理上的预期状态概括为长期预期状态——以便有别于短期预期，而根据短期预期，企业家可以进行估计：如果他在今天用现有的机器设备开始生产的话，他的产品能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 Ⅱ

在形成我们的预期时，如果对非常不肯定 [11] 的事物赋予很大的比重，那将是愚蠢的。因此，有理由认为，预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感到比较有把握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比我们对之感到模糊不清和缺乏了解的事实就面临的问题而论具有较少的关系，我们还是看重比较有把握的事实。由于这一原因，现时存在的事实可以说是不成比例地进入我们长期预期的形成之中；我们通常的行事法则总是：根据现有的情况，然后把它延伸到将来；只有在我们多少有点肯定理由来预期到变化时，才对延伸作出修改。

作为我们决策基础的长期预期状态并不单纯取决于我们所作出的具有最大可能性的预测。它也取决于我们对这一预测的信心——取决于我们对我们最好的预测变为错误的可能性的估计有多大。如果我们预期到会有大的变动，但又对变动的具体形式感到很不肯定，那么，我们的信心必然是微弱的。

对所谓信心状态这一事物，务实的人总是对之加以最密切的注意。但经济学者们却并没有对它进行仔细的分析，而且总是满足于以空泛的辞令对其加以论述，特别是，论述并没有明确指出：它在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性来自它对资本边际效率的重大作用。影响投资量大小的下列两个因素并不是全然无关的，即：资本边际效率和信心状态。信心状态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它是决定前者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前者和对投资的需求曲线又是同一事物。

然而，对于信心状态，仅凭理论上的推想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的结论必须主要取决于对现实市场和商业心理的考察。这就是为什么以下脱离正题的论述和本书的大部分相比，处于不同的抽象层次。

为了论述方便，在下面有关信心状态的论述中，我们假设利息率不变，从而，在下面的各节中，我们把投资数量的改变看做仅仅取决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的改变而完全与未来收益赖之于资本化的利息率的改变无关。当然，利息率的改变的影响可以很容易地被加之于信心状态的改变的影响之上。

Ⅲ

突出的客观事实是：我们对未来收益进行估计时所依据的知识是极端靠不住的。我们通常对决定投资项目在几年后的收益的各种因素了解很少，并且往往根本缺乏了解。坦率地说，我们必须承认：对投资项目，如铁路、铜矿、纺织工厂、有专利药品的信誉、远洋船舶、城市建筑物等，我们所具有的赖之于估计它们在10年以后的收益的知识充其量也是很少，有的时候则根本没有。甚至对投资在5年以后的收益也是如此。事实上，那些企图认真进行这种估计的人，其数量往往少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的行为对市场不起作用。

在过去的岁月中，那时的企业主要为那些创业者或创业者的朋友或合伙人所拥有，从而，那时的投资取决于是否存在着足够多的具有活跃性格和事业动力的个人。这些人把从事企业当做生命的需要，而并不真正依赖于对企业未来收益的确切计算。虽然事情的最终结果主要取决于经营者的能力和品质，但是，它还是有点像买彩票。有些人遭受失败；有些人取得成功。然而，即使在事后，也没有人知道投资额的平均所得是否超过、等于或小于现行的利息率；虽然，如果我们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垄断的情况排除在外，投资的实际平均所得，即使在前进和兴旺时期，很可能会使那些为此而创业的人感到失望。企业家所进行的是一场技能和运气兼而有之的游戏；终局之后，参与者无从得知投资的平均所得为多少。如果人类的本性不受投机的诱惑，也不从建造工厂、铁路、矿井和农庄中取得乐趣(除了取得利润以外)，那么，仅凭冷酷的计算，可能不会有大量的投资。

在老式的私有企业中，投资决策在执行后大体上是不能收回的。这对整个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在今天通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情况下，随着有组织的投资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新因素。它有时为投资提供方便，但有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经济制度的不稳定性。在证券市场不存在的条件下，对我们已经承诺的投资项目作出一次又一次的重新估价是没有意义的。但证券交易所却每天都对许多投资项目重新加以估价，而这种重新估价又经常向个人(虽然并不向整个社会)提供修改承诺的机会。这就相当于一个在早饭后记录下天气温度的农民能决定在上午10至11时之间把资金从农业中提出，然后再考虑在几天后投回到农业中一样。然而，证券交易所每日的重新估价，虽然其目的主要在于为旧有的投资在个人间的转手提供方便，却对现在进行的投资量无可避免地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如果建立一个新企业的费用大于购买一个类似企业的费用，那么，就没有理由去建立该新企业。与此同时，如果看上去像是耗资巨大的投资项目的股票能在证券市场售卖出去并且还能立即获得利润，那么，这种投资就具有吸引力。 [12] 这样，某些种类的投资取决于股票价格所显示的那些在证券交易所从事经营的人的平均预期，而不取决于实际经营企业的人的真正的预期。 [13] 既然如此，那么，那些影响重大的对既有的投资每日、甚至每小时作出的重新估价是如何在现实中进行的?

Ⅳ

一般说来，在现实中，人们之间存在着默契，大家都按照在实际上说是一种成规来行事。这一成规的实质——当然，它在实际运行上并不如此简单——是：除非有明确的理由来期望事态的变动，否则，我们会假定现行的情况永远会继续下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相信现行的情况会永无止境地延伸。我们从大量的经验中知道，这是很不可能的。在长时期以后，一个投资项目的实际结果很少和最初的预期一致。我们也不能给我们的行为提出合理的解释，从而认为：对一个完全缺乏信息的人而言，他对前景作出偏高或偏低的预期具有相同的可能性，从而，根据相同的概率，可以求出一个统计学上的平均预期值。不能这样解释的原因在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对于缺乏信息的事物赋予相同的概率会导致荒谬的结果。这样做就等于假设：现有的市场价值，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却代表唯一正确的数值。这一数值是根据我们现在所知的能影响投资收益的各种事实得出的，从而，它只能随着我们所知的事实的变动而改变。然而，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一数值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现在所知的事实并不构成充分的根据来计算出正确的数学期望值。事实上，许多在决定市场价值时所考虑之点是与未来收益完全无关的。

虽然如此，只要我们能信赖上述的成规会被维持下去 ，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利于我们的事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因为，如果存在着有组织的投资市场，如果我们能信赖该成规可以被遵守下去，那么，投资者便有理由使自己感到宽慰，相信他所承担的唯一风险是：关于不久的将来 的真正的信息会有所改变。因为，在成规得到遵守的条件下，只有这种改变才会影响他投资的价值，而关于改变的可能性，他尚可形成自己的判断，同时，这种改变也不大可能很大。这样，对投资者来说，投资在短期内成为相对“安全”的事情。因此，不论经历多少个短期，只要他相当肯定上述的成规不会中断，从而在事态变为严重以前，他有修改决策和改变投资的机会，那么，投资仍然是相对“安全”的，他不会单纯由于对他的投资在10年以后一无所知而失眠。在如此的条件下，对整个社会说来是“固定数量”的投资对个人来说成为“可变数量”。

我相信，我们的主要投资市场都是根据类似的思想基础而被发展出来的。然而，不难看出，一个以如此随意的方式来形成对事物的绝对观点的成规不免带有它的弱点，即它的靠不住的性质。这种性质给我们当前的要取得足够多的数量的投资这一问题造成不少的困难。

Ⅴ

加强这一靠不住的性质的一些因素，可以概述如下：

(1)社会的总资本投资的一部分系为那些既不从事实际经营又对现在和将来不具备特殊知识的人所拥有。由于这一部分的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有的比重逐渐增加，拥有投资和进行投资的人在估计投资的价值时所使用的真正知识的部分大幅度下降。

(2)既有的投资的利润经常作出暂时和无关紧要的波动。然而，这种波动趋于对市场施加远为过分的影响，其影响甚至到荒谬的地步。例如，据说美国制冰公司的股票在夏天的价格高于冬天，因为，季节性使夏天的利润高于冬天。全国性的节假日的多次出现可以使英国铁路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提高数百万英镑。

(3)作为对事态一无所知的群众心理的后果，成规所决定的市场价值易于受到突如其来的看法改变的影响——看法改变可以是由于与未来收益的关系不大的因素——而作出剧烈的波动，其原因在于：群众心理所决定的市场价值缺乏强有力的信赖基础来使它得以保持稳定。特别在非正常时期，即使没有明确的理由来期望变动，现有的事态能无限制地继续进行下去的说法也比较难以令人置信。这时，市场会为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的浪潮所支配。这种浪潮是盲目的，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应该出现的，因为，这时并不存在用理性进行考虑的坚实基础。

(4)但是，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人们可能会设想：知识和判断能力超越一般投资者之上的市场专家们之间的竞争会矫正缺乏知识的个人的胡思乱想。然而，事实是：专业投资者和投机者的精力和技能却主要被用之于其他的地方。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实际上所关心的主要并不在于对投资项目的生命期间的可能的收益作出优质的长期预测，而在于能比一般群众早一点看到根据成规而得出的股票市场价值的改变为何。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像购买一项投资项目的股票并把股票长期保存起来的人那样，关心于这项投资真正值多少钱，而是：在群众心理的影响下，上述股票在3个月或1年以后在市场上能值多少钱。必须说明，这种行为并不代表思想怪僻。这是按照上述方式来组织投资市场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因为，如果你相信一个投资项目的未来收益能使该项目在今天值30，如果你也相信市场在3个月后使它的价值成为20，那么，用25去购买该项目便不是明智的行动。

这样，专业的投资者就被迫而致力于在新闻和社会气氛中来预测即将来临的某些因素的改变，因为这些因素被经验证明为最能影响市场的群众心理。在一个以所谓“流动性”为目标来进行组织的投资市场里， [14]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传统的理财的守则中，肯定没有比流动性崇拜更加不利于社会的条目。流动性崇拜的原则认为，投资机构把资金集中用于购买“具有流动性”的证券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忘记了，对整个社会而言，却不存在投资的流动性。技巧高明的投资的社会目标应该是克服把将来遮盖起来的由于缺乏信息和时间因素而造成的模糊不清之处。然而，在现实中，今天的最高明的投资的私人目标却是被美国人表达得很恰当的“起跑在枪响之前”，以便在斗智中胜过群众，从而把坏的和被磨损了的钱币脱手给他人。

不去预测在长期之后一项投资的未来收益，而仅仅对几个月以后的社会成规用以决定股票价值的基础加以预测——这种机智上的斗争甚至并不一定意味着把群众的鱼肉去充填专业经营者的肠胃；斗争可以在专业经营者之间进行。它也不意味着任何人盲目相信社会成规赖之以决定股票价值的基础能在长期中适用。因为，斗争好像是一种“叫停”的游戏，一种“传物”的游戏，一种“占位”的游戏——一种消遣；在其中，胜利者属于不过早或过晚“叫停”的人，属于在游戏结束前能把东西传给邻近者的人，或在音乐停止前能占有座位的人。这些游戏可以玩得很有乐趣，虽然参与者都知道，有一个大家不要的东西在传递之中，而在音乐停止时，总会有一个没有座位的人。

或者，把比喻稍加改变，专业的投资者的情况可以和报纸上的选美竞赛相比拟。在竞赛中，参与者要从100张照片中选出最漂亮的6张。选出的6张照片最接近于全部参与者一起所选出的6张照片的人就是得奖者。由此可见，每一个参与者所要挑选的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是最漂亮的人，而是他设想的其他参与者所要挑选的人。全部参与者都以与此相同办法看待这个问题。这里的挑选并不是根据个人判断力来选出最漂亮的人，甚至也不是根据真正的平均的判断力来选出的最漂亮的人，而是运用智力来推测一般人所推测的一般人的意见为何。在这里，我们已经达到了 我们有把握说：对将来怀有希望而兴办的企业对整个社会有利。但是，只有当合理的计算结果由于动物本能而得到加强和支持时，个人主动性才会大到能兴办企业的地步。在个人主动性得到动物本能的加强和支持下，那种往往使创业者意志消沉而为经验所表明的最终要失败的想法会被放在一边，正如健康的人把对死亡的预期放在一边一样。

不幸的是：上述情况不仅会加深萧条和危机的程度，而且还使经济繁荣高度依赖于对一般工商业者合适的政治和社会气氛。如果对英国工党政府和美国新政的恐惧会抑制从事企业经营的话，其原因可以既不在于合理计算的结果，也不在于具有政治意图的策划——原因可以仅仅在于破坏了自发的乐观状态的微妙平衡。因此，在估计投资前景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决定自发活动的那些主要人物的胆略、兴奋程度、甚至消化是否良好和对气候的反应。

我们不应据此而得出结论，认为一切都取决于非理性的心理浪潮。恰恰相反，长期预期状态往往是稳定的，而且，当它不稳定时，其他因素会施加补偿性的影响。我们不过是在这里提醒我们自己：不论在个人事务、还是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影响着将来的人的决策都不可能单纯取决于精确的数学期望值，因为，进行这种计算的基础并不存在。推动社会的车轮运行的正是我们内在的进行活动的冲动，而我们的理智则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在能计算的时候，加以计算，以便作出最好的选择；但以动机而论，我们的理智却往往退回到依赖于我们的兴致、感情和机缘的地步。

Ⅷ

此外，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因素以某种方式在现实中减轻我们由于对将来缺乏知识而造成的影响。由于计算复利的作用，再加上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很可能出现的老化，许多投资项目的主要考虑之点是能否用比较近期的未来收益所收回。以期限很长的投资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即建筑物而论，风险经常可以从投资者那里被转移到住房者的身上，或者被二者分摊；其手段是通过长期契约，而长期契约可使住房者感到契约的连续性和有房子住的保障所带来的有利之处会大于冒风险的程度。以长期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类别，即公用事业而论，未来收益中的相当大的部分在实际上已经为垄断特权和按照获取一定利润率而定价的权利所保证。最后，还有一个日趋重要的由政府进行的或由政府承担风险的投资类别。在进行这种类别的投资时，政府显然只考虑社会的将来的利益，而不管投资的商业效益会有多大的波动，也不拘泥于使投资收益的数学期望值至少应等于现行利息率——尽管政府所要支付的利息率仍然会起着关键的作用来决定它的财力所及的投资的规模。

这样，在充分顾及到长期预期状态在短期内改变(以便和利息率的改变相区别)的影响的重要性之后，我们仍然有理由把利息率当做至少在正常条件下能影响投资的重大因素，虽然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只有经验才能证明：在何种程度上，控制利息率能够持续地刺激投资，使它处于合适的水平。

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仅仅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现在有些怀疑。我希望看到的是：处于能根据一般的社会效益来计算出长期资本边际效率的地位的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因为，根据我在上面已经加以论述的原则来计算出的各种资本边际效率的市场估计值似乎很可能具有过分大的波动，以致利息率的任何能实现的改变都不足以抵消这种波动。

* * *

[1] 我在这里所说的“非常不肯定”和“非常不可能”不是一回事。参阅我的《概率论》， [2] 在我的《货币论》中(利息率的一般理论

Ⅰ

在 在 既然如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Ⅱ

要想完全体现出一个人的心理上的时间偏好，必须作出两种不同的决策。[23]

这一必要条件便是：存在着对将来的利息率的不肯定性 ，即：不能肯定将来的各种期限系列的市场利息率的数值。因为，如果能肯定预期到一切将来时间的市场利息率，那么，一切将来时间的市场利息率都可以根据现在的不同期限债券的利息率而被推算出来，因为，现在不同期限的债券利息率会根据已知的将来时间的市场利息率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假设1 dr 是r年以后的1英镑(￡1)的现在(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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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是什么?它是哺育所有我们这些人的一种经济思想，而直到最近，我们对它才完全加以接受。然而，我发现，要想把它准确陈述出来却是困难的，或者，要想在现代古典学派的权威著作中找到对它的明确的论述也是困难的。 [31]

然而，相当明确的是：古典学派的传统把利息率当做能使对投资的需求和意愿的储蓄保持均衡的因素。投资代表对可投入的资金的需求，而储蓄代表它的供给；与此同时，利息率则是能使二者相等的资金的“价格”。正和商品的价格必然处于使对它的需求等于对它的供给之点一样，所以利息率也必然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处于能使投资量和储蓄量相等之点。

上述种种并不能逐字逐句地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找到。然而，他的理论似乎就是如此；别人以此教我，我在许多年中也以此教别人。拿他的《原理》中的下面一段话作为例子：“由于利息率是在任何市场上使用资本而支付的价格，所以它趋于走向一个均衡水平；处于该水平，市场在该水平的总投资量等于在该水平的资金总供给量”。 [32] 另一个例子是卡赛尔教授的《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在其中，他解释道：投资构成“对等待的需求”，而储蓄构成“对等待的供给”；与此同时，利息是一种“价格”，其作用为使二者相等。在这里，和上述马歇尔的情况一样，我仍然找不出他的具体的词句加以引用。卡弗教授的《财富的分配》的[33] 阿尔福雷德·弗勒克斯爵士(《经济学原理》， 不像新古典学派 [35] 那样，相信储蓄与投资在现实中可以是不相等的，正规的古典学派接受了二者相等的观点。例如，虽然马歇尔没有明白表示出来，但他肯定相信：总储蓄和总投资必然相等。确实，古典学派的大多数人把这一信念推广到过分的程度，因为，他们认为：一人的任何储蓄行为必然会造成相应的投资的增加。同时，在目前所涉及的论述范围内，我的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或投资的需求曲线与上面引用的古典学派经济学者心目中的对投资的需求曲线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当我们谈到消费倾向和它的对应概念储蓄倾向时，我们的意见就开始具有分歧，其原因在于：他们强调利息率对储蓄倾向的影响。但可以设想，他们不会否认：收入水平对储蓄数量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就我而言，我也并不否认：利息率也许可以对既定收入的储蓄量具有影响(虽然影响的作用也许不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所有这些一致之处可以被总结为一个古典学派可以接受而我又不会反对的命题，即：假设收入水平是既定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说：现行的利息率必须处于某一点；在该点，相当于不同利息率的对资本的需求曲线和相当于不同利息率的在既定收入中的储蓄量曲线相交。

然而，在此之后，肯定为错误的东西进入了古典学派的理论。从上述的命题中，如果古典学派仅仅推出这样一个结果，即：在对资本的需求曲线为既定的条件下，以及在利息率的改变对不同收入的储蓄量的影响也为既定的条件下，在收入的水平和利息率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那么，就不会有争论之处。不仅如此，这一命题还自然会引导出另一个体现重要真理的命题，即：如果利息率对资本的需求曲线以及利息率对定量的收入水平中的储蓄量的影响都为既定的，那么，收入的水平必然是使储蓄量和投资量相等的因素。然而，事实上，古典理论不仅忽视了收入水平变动的作用，而且还含有思维上的错误。

因为，正如上面多次引用的那样，古典学派的理论假设：根据自己的理论，它便能进一步考察(例如)资本的需求曲线的移动对利息率的影响，而不需要松动或修正它关于储蓄因之而得以决定的既定收入数量的假设条件。古典利息率理论的自变量是资本需求曲线和不同的利息率在既定收入条件下的不同的储蓄量；而当(例如)资本需求曲线移动时，按照这一理论，新的利息率系由下列两条曲线的交点所决定：一条是新的资本需求曲线；另一条是表明利息率和定量的收入条件下的储蓄量之间的关系的曲线。古典学派的利息理论似乎在说：如果资本的需求曲线有所移动，或者，如果表明利息率和在定量收入条件的储蓄量之间的关系的曲线有所移动，或者，两条曲线都有所移动，那么，新的利息率便取决于两条曲线的新的位置的交点。然而，这是一个荒谬的理论。其原因在于：该理论所假设的收入不变与它所假设的两条曲线能够相互独立地作出移动是矛盾的。如果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有所移动，那么，一般说来，收入就会改变；其后果为：建立在既定收入这一假设条件之上的整个理论就要崩溃。要想使它免于崩溃，必须作出某种复杂的假设条件，即假设当上述曲线移动时，工资单位会自动地改变，其改变的数值足以使它在流动性偏好上所造成的影响能形成新的利息率，而这个利息率正好会抵消上述曲线移动的影响，从而使产量和上述曲线移动以前相同。事实上，关于这种假设的必要性，在上面所引用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有关的论述的痕迹。这种假设顶多只能适用于关系到长期均衡的情况，从而不能构成短期理论的基础。甚至在长期中，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假设能够成立。但实际的情况是：古典学派的理论并没有想到收入水平的改变所起的作用，也没有意识到收入水平在实际上是投资量的函数这一可能性。

上面的论述可以用下列图形 [36] 加以说明：

在上图中，纵轴表示投资量(或储蓄)I，横轴表示利息率r。X1 X′1 为投资的需求函数的 [2] 参阅下面192页以及其后有关这一段话的进一步论述。

[3] 要想理解卡弗教授关于利息的讨论是困难的，其原因在于：(1)他所说的“资本边际生产率”、边际产品的数量或边际产品的价值的意义不相一致；(2)他没有对资本的数量给出定义。

[4] 在对这些问题的最近的讨论中(F．H．奈特教授在《经济》杂志1932年8月号中的“资本、时间和利息率”中)，对资本的性质作了许多有意义的和深奥的考察。对庞巴维克的分析的无用性质这一马歇尔的传统观点，他肯定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所提供的利息论正好是传统的古典学派的模式。根据奈特教授的说法，在资本生产领域中的均衡意味着“这样一种利息率水平，而处于这一水平，储蓄流入市场的单位时间的量或速度正</a>好等于储蓄流入于投资的速度。投资所产生的净收益又正好等于为了使用储蓄而支付给储蓄者的补偿”。

[5] 本章所指的新古典学派与目前西方学者所说的新古典学派不是同一事物。前者主要指以威克赛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和哈耶克等人的利息论和对经济周期的理论。后者泛指边际效用学派兴起(1870年)后的追随西方正统经济思想的学者，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译者

[6] 这个图形是由R.F.哈罗德先生建议给我的。也可以参阅D.H.罗伯森的部分相似的表达方式，载《经济学杂志》，1934年12月号， [8] 因为两线可能不相交于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李嘉图《赋税原理》以及其他著作中的利息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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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歇尔、埃奇沃斯或庇古教授的著作中，都没有关于利息率的连贯性的讨论——不过是一些附带加以论述的文句。除了上面([49] 作出的解释的意义上，它们实际上是在向公众强制征收实物，增加它们所掌握的资金数量，从而使长期和短期实际利息率一概下降。简言之，虽然银行放款的利息率和长期的实际利息率具有严</a>格而固定的关系，但是，长期放款的实际利息率却并不处于银行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

我对上面各家的随着引文的行进而作出的评论已在脚注中说明。我发现，马歇尔的观点的混乱基本上是由于他把属于货币经济领域中的“利息”概念引入他的不考虑货币的分析之中。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利息”一词确实没有出现的理由——它属于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庇古教授(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中)引导我们去推断：等待的单位就是现行投资量的单位，而等待的报酬就是准地租。他在实际上从来没有提到过利息——这当然是应有的结果，因为，这样做符合他的其他的假设条件。然而，这些经济学者所论述的却并不是一个不使用货币的经济制度(如果世界上果真存在着这种制度的话)。他们非常明确地承认：货币是被使用的，而且，还存在着银行体制。此外，在庇古教授的《工业波动》(这个主要对资本边际效率所进行的研究)或在他的《失业论》(这主要是在假设没有非自愿失业的条件下来研究决定就业量变动的因素)中，利息率所起的作用不比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中多出多少。

Ⅱ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的下列引文(流动性偏好的心理动机和业务动机

Ⅰ

现在，我们必须以比较详尽的方式来对在。这种导致误解的含义使得人们忽视了利息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在我的《货币论》中，我在区分三个类别之下研究了对货币的需求总量，即：收入存款、业务存款和储蓄存款。在这里，没有必要重述我在该书 然而，在分析这些动机时，仍然有必要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别。 (1)收入动机 。持有现款的理由之一是为了在两次收入之间的支付之用。这一动机能导致人们作出持有一定量现款的决策；该动机的强弱程度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寡以及两次收入之间的正常期间的长短。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有在这一场合，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的概念才是适用的。

(2)业务动机 。同样，企业也持有现款，以备在得到售货款之前支付业务开支；经营者所持有的在进货和售出之间作支付之用的现款也属于这一种类。这种需求的强弱程度主要取决于现行的产量的价值(从而取决于现行的收入)以及售卖产品时所需要经过的环节。

(3)谨慎动机 。为了应付突然需要支付现款的偶然事件以及意外的有利的购买机会。为了持有货币价值不变的资产(即货币)以便偿付将来的货币价值额为固定的债务也是持有现款的另一个动机。

所有上述三种动机的强弱程度均部分地取决于需要现款时以某种暂时借贷的方式取得现款的代价的高低和可靠性，特别是银行透支或类似透支方式的代价和可靠性。因为，如果需要现款时能毫无困难地取得现款，那么，就没有保持闲置不用的现款的必要。上述三种动机的强弱程度也取决于被我们称之为持有现款的相对成本这一名词。如果持有现款的代价是牺牲掉对有利可图的资产的购买，那么，这就会增加成本，从而削弱持有一定量现款的动机。如果存款可以得到利息，或者，持有现款可以免除银行所收取的费用，那么，这便会减少成本，从而加强持有现款的动机。然而，除非持有现款的成本具有很大的变动，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4)还剩下一个投机动机。 对此，要比对其他动机加以更为仔细的论述，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一般人对投机动机的理解并不充分，另一方面在于，该动机在导致货币数量的改变 所造成的后果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在正常情况下， 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所需要的货币量主要取决于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活动和货币收入的水平。然而， 正是由于能利用投机动机的作用， 所以对货币数量的控制(或者， 在不加控制的情况下， 货币数量的自我变动)才能施加对经济制度的影响。因为， 由于前两个动机而引起的对货币的需求除了对一般经济活动和收入的实际水平的变动作出反应外， 并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而经验表明：为了满足投机动机而引起对货币需求的总量却呈现出随着利息率的不断改变而继续作出改变的状态； 就是说： 存在着一条具有连续性的曲线， 该曲线能显示出满足投机的货币需求量的变动和债券或其他债务证券的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 [53]

的确，如果不存在这种关系，那么，“公开市场业务”就会是不现实的。我在上面指出，经验已经表明上述的具有连续性的关系的存在，其理由在于：在正常情况下，整个银行制度在实际上总是能够在市场上通过少量地提高(或降低)债券价格来购买(或出售)债券以便换取现款。银行制度想要通过购买(或出售)债券或债务证券而创造(或消除)的现款数量越多，利息率的下降(或上升)就越大。当然，在公开市场业务的买卖仅限于期限很短的债券的地方(如1933～1934年间的美国)，它的影响主要限于期限很短的利息率，而对远为重要的长期利息率则具有很小的作用。

在涉及投机动机的事项中，重要之点是区分开在流动性偏好没有改变的条件下由于能满足投机动机的货币供给量的改变而造成的利息率改变和主要由于能影响流动性偏好本身的预期的改变而造成的利息率改变。公开市场业务对这两种情况中的利息率，确实都能产生影响，因为，它不但能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能引起对政府或中央银行的将来政策的预期的改变。由于信息改变所导致的预期变动而作出变动的流动性偏好本身往往具有非连续性，从而，它所引起的利息率的相应改变也具有非连续性。只有当信息的改变被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解释时，或对不同的人的利益造成不同的影响时，才会在债券市场有出现交易活动增加的可能。如果信息的改变对每个人的想法和做法的影响完全相同，那么，利息率(由债务和债务证券的价格所表示的利息率)会立即被调整到与新情况相适应的地步，而不需要任何市场上的交易。

由此可见，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当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并处于相同的地位时，处境或预期状态的改变不会造成任何货币在人手之间的转移。这种最简单的情况会直接把利息率改变到任何必要的程度，以便抵消处境或预期状态的改变在利息率维持原状的情况下，人们会因之而改变他们要持有的货币量的欲望。由于当处境或预期状态改变时，每个人所要求的上述利息率的改变都是相同的，所以不会引起任何货币转手的交易。相应于每一种处境和预期状态，就会存在着一定数值的利息率，而且不会有任何人改变他通常所持有的货币量的问题。

然而，一般说来，处境或预期状态的改变会在人们之间造成货币持有量的某些程度的调整，因为，在现实中，上述的改变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影响之所以不同，其部分原因在于处境和持有货币的理由有所不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对信息和对新形势的解释有所不同。这样，新的均衡利息率会伴随着货币持有量的再分配同时出现。虽然如此，我们所注意的主要应该是利息率的改变，而不是现款的再分配。后者是来自个人之间的差异的事项，而在上述最简单情况下出现的现象才是实质性的东西。此外，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利息率的变动通常是对信息的改变所作出的最主要的反应。正如报纸经常所说的那样，债券价格的变动“与债券交易量相比要远多一些”。这正是应该出现的事实，因为，在对新信息的反应上，人们的相同之处要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 [54]

Ⅱ

虽然个人所决定的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现款数量与他所持有的满足投机动机的现款数量并不完全无关，然而，作为是唯一的合理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人们持有代表流动性偏好L2 的现款M2 。因此，一定量数值的M2 和一定量数值的r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数量关系——在这里，人们所注意的不是r的绝对 水平，而是r的绝对水平偏离被认为是比较安全 的r数值的程度，其中的比较安全的r的数值系通过概率被计算出来。虽然如此，还存在着两个理由认为：在既定的预期状态下，r的下降会导致M2 的上升。 [58] 首先，如果一般人对什么构成安全的r的看法没有改变，那么，r的下降会使市场利息率作出相对于“安全的”利息率的减少，从而增加放弃流动性来持有债券的风险加大。 Ⅳ

虽然是应该属于以后 在一个静态的社会，或者，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人由于任何理由而对将来的利息率的数值感到不能肯定，那么，流动性偏好函数L2 或贮藏货币的倾向(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一名词)会在均衡状态时等于零。因此，在均衡状态时，M2 =0，而M=M1 ，从而，任何M的改变会使利息率发生波动，一直到收入达到一个水平，而在该水平，M1 的变动等于M的改变量。此时，M1 V=Y；在这里，V是过去已经加以定义的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Y则为总收入。这样，如果在现实中有可能衡量现行的产量O和价格P，那么，我们会得到Y=OP，从而MV=OP。这和传统形式的货币数量论是大体相同的。 [64]

以解释现实世界的目的而论，货币数量论的最大毛病在于未能区别由于产量改变而引起的价格变动和由于工资单位的改变而引起的价格的变动。 [65] 这一忽略之处也许来源于货币数量论的假设条件：它假设没有贮藏货币的倾向，也假设充分就业的永远存在。可以看到，在这种假设条件下，O成为常数，M2 等于零。根据这些，如果我们也把V当做常数，那么，工资单位和价格水平都会与货币数量保持直接的比例关系。

* * *

[1] 这里所说的“债券或其他债务证券的价格”实际上系指利息率而言。——译者

[2] 因为，债券价格的变动反映利息率的变动，而债券交易象征着货币在人们之间的再分配；卖债券的人得到货币，买债券的人失掉货币。这样，债券价格的变动“与债券交易量相比要远多一些”意味着人们的一致之处大于他们的分歧。——译者

[3] 在这里，主要指降低利息率(或提高债券价格，因为，降低利息率和提高债券价格在西方金融市场上几乎是相同的事物)。——译者

[4] 关于什么将决定新均衡状态的特点， 我们必须推迟到本书 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考察

Ⅰ

个人进行储蓄的行为——可以被说成是——今天不吃盛餐的决策。但这一决策并不必然导致一星期以后吃盛餐或买双皮靴的决策，也不导致在任何具体日期消费任何东西的决策。这样，它抑制供应今天的盛餐的工商业，而没有在同时助长供应将来的消费的工商业。它并不是用将来的消费需求来代替今天的消费需求——而是单纯减少今天的需求。此外，对将来的消费的渴望在如此之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现在的消费的经验，以致后者的减少很可能还要压低前者；其后果为：储蓄的行为不仅会压低消费品的价格，而与此同时又使资本边际效率的数值保持不变，反而在压低消费品价格的同时，还要使资本边际效率的数值降低。这样，储蓄的行为，除了会减少目前对消费品的需求以外，还会减少目前对投资品的需求。

如果储蓄不单纯代表节制目前的消费， 而且还同时代表对将来的消费的定货单， 那么， 它的影响确实可以是很不同的。因为， 在这一场合， 从投资上所能得到的某些将来的预期收益会得以改善， 从而， 从供应今天的消费的用途中解放出来的资源可以被转移到供应将来的消费上去。即使在这一场合， 转移到供应将来消费上的资源在规模上未必会等于 从供应现在的消费中所解放的资源， 因为， 消费被推迟期间所要求生产过程可以 “迂回延长” 到如此不合适的程度， 以致使为将来消费而生产的资本边际效率远低于现行的利息率水平； 其后果为， 由于增加将来的消费而造成的对就业量的有利影响并不能立即实现， 而是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才能实现， 从而， 储蓄仍然可以对就业量具有暂时 不利的作用。无论如何， 在现实中， 个人进行储蓄的决策并不必然导致对将来消费的定货单， 而仅仅代表对现在消费的定货单的取消。由此可见， 由于满足消费是使就业存在的唯一理由，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消费倾向的减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对就业量具有不利作用。

这样，经济问题便会出现。因为，储蓄的行为所意味着的不是用某种具体的消费的增加来代替现在的消费，而这种具体的消费的增加所要求的现在的经济活动量又能等同于由于储蓄而减少的现在消费所要求的经济活动量。储蓄仅仅代表得到“财富”的欲望，即想要得到一种能在任何时间消费任何物品的能力。一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错误说法认为：对有效需求的影响而论，个人储蓄的行为和个人消费行为会造成同样的后果。错误的说法来源于一个看来似乎有道理的谬论，即：由于持有财富欲望的增加和增加对投资的需求大致是同一回事，所以，通过对投资的需求的增加，前者可以刺激投资品的生产，从而，个人储蓄推动现行的投资的程度等于现行消费的减少量在减少前所应推动的投资的程度。

这一谬论却很难加以纠正。它来自一种信念，认为财富所有者想要拥有的是资本资产本身 ，而他真正想拥有的却是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 未来收益则完全取决于对有效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将来关系的预期。因此，如果储蓄行为不能改善预期收益，那么，它就不能刺激投资。为了使储蓄者能达到他持有财富的目的，并不需要制造出新的 资本资产来满足他的意图。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储蓄的行为是两方面的 ，因此，一人的储蓄行为会迫使另一些人把新或旧的代表财富的物品转移到这个储蓄者的手中；当然，这个储蓄者也会由于其他人的储蓄而同样地把财富转到其他人之手。这些财富的转移并不需要创造出新的财富——甚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们反而可以不利于新财富的创造。新财富的创造完全取决于新财富的预期收益能否达到现行利息率所规定的水平。边际新投资的预期收益并不由于某人意图增加其财富而得以增加，因为，边际新投资的预期收益取决于对某一具体物品在某一具体日期的需求的预期。

上述结论是无法规避的。如果有人进行争辩，认为财富所有者意图得到的并不是固定量的预期收益，而是可能有的最好的预期收益，因此，虽然代表拥有财富欲望的储蓄的增加能减少新投资的预期收益，储蓄者却会满足于得到减少后的这种收益，从而新投资的数量不会受到影响。即使如此，上述结论仍然无法加以规避。因为，进行争辩的论点忽视了这一事实：除了拥有实际的资本资产以外，总是存在着持有财富的另一些办法，即：拥有货币或债券，从而，使新投资品的生产者能进行生产的预期收益不能低于现行利息率所规定的标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现行利息率并不取决于拥有财富欲望的强弱，而取决于持有流动性资产的财富和持有非流动性资产的财富的欲望的强弱以及这两种财富形式之间的相对供给量。如果读者到现在还有点困惑不解，读者可以问自己：为什么当货币数量没有改变时，新出现的储蓄行为会在现行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人们愿意以流动性的形式来持有的财富数量。 [66]

当我们试图对问题作进一步深究时，更深层次的令人困惑之处还会出现。这些将在下一章中加以研究。

Ⅱ

与其说一件资本品是生产性的 ，还不如说，在该资本品的寿命期间，它的收益超过它的原有的成本。这里的原因在于，一件资本品由于它在寿命期间能提供服务而得到的收益总和之所以大于它的原有的供给价格，其唯一的原因是它具有稀缺性 ，并且由于制造资本品所需要的款项要求取得利息这一事实而继续保持其稀缺性。如果资本变为具有较少的稀缺性，那么，收益大于原有的成本的数量就会减少，而与此同时，它的生产性并未减少——至少在物质的意义上是如此。

因此，我欣赏古典学派以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一件物品都由劳动生产出来 ，而协助劳动进行生产的是：(1)过去被称为工艺而现在被称为技术的事物，(2)自由取用的或根据其稀缺或丰富程度而支付代价的自然资源，以及(3)体现在资产中的并且根据其稀缺或丰富程度而具有价格的过去的劳动。因此，应该把包括企业家和他的助手的劳务包括在内的劳动当做唯一的生产要素，而该生产要素则在既定的技术水平、 自然资源、 资本设备和有效需求之下发生作用。这可以部分地解释， 在货币单位和时间单位以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只把劳动当做经济制度的唯一物质单位。

确实，某些长期的或迂回的生产过程在物质上是有效率的。但是，某些短期的生产过程也是如此 。长期的过程并不因为时间长才具有效率。某些长期过程，甚至大多数长期过程在物质上却 非常缺乏效率，因为，时间会造成损坏和浪费。 [67] 在劳动大军的数量为既定的情况下，有利地体现于迂回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应该具有一定的限度。除了其他考虑之外，在被安排到制造机器和被安排到使用机器的劳动力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应有的比例。随着迂回化越来越大的生产过程的采用，即使劳动的物质效率仍在增加之中，相对于所使用的劳动量而言，产品的最终的价值量 不会无限制地增长。只有当推迟消费的欲望强大到足够的程度，以致能造成一种情况；在该情况下，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投资量大到使资本边际效率具有负值时，一种生产过程才会仅仅由于它的时间长而成为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在物质上缺乏效率 的生产过程具有足够的时间长度，以致能使推迟消费所带来的利益大于生产过程的缺乏效率，那么，我们才应该采用这一过程。实际上，我们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在其中，时间短 的生产过程应该被保持在足够稀缺的程度，以便使它们在物质上的效率超过由于生产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而带来的不利之处。 [68] 因此，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在正反两个方面发生作用，以便能照顾到资本边际效率相当于正或负数值的利息率的情况，而我认为，只有在上面加以概述的稀缺理论才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还存在着很多方面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相对于体现在其中的劳动量而言，某些劳务和设备会成为稀缺的，从而使它们更加昂贵。例如，气味难闻的生产过程必须支付较高的报酬，否则，人们不会从事这一过程的工作。有风险的生产过程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并不据此而形成一个气味难闻或有风险的过程的生产率的理论。总之，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在同样令人满意的境况下得以实现，而均衡的条件则要求在较难令人满意的境况 (以气味难闻、有风险或时间的消逝)下被制造出来的物品应该被保持在足够稀缺的程度，以便使这些物品能取得较高的价格。然而，如果时间的消逝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劳动境况——这是一个很可能有的情况，并且对许多人而言都是适用的，那么，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应该被保持在足够稀缺的程度上的是短期过程。

当生产过程的最优的迂回性的比例为既定时，我们当然要选择尽可能有效率的生产过程，直到达成我们要求的比例时为止。这里所说的最优的迂回比例系指在应有的日期能供应已被消费者推延了的需求。就是说，处于最优的状态，生产应该以如此的方式加以组织，以便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生产，而与此同时，又能在消费者的需求变为有效需求时，提供出需求的物品。即使物质的产量可以由于改变交货日期而得以增加，不能按期交货的生产是无济于事的——除了譬如说，像一顿更加丰盛的饭食可以诱使消费者愿意提前或推迟开饭的时间这样的事例以外。如果消费者在得知不同开饭时间的饭食的全部内容以后，决定在八点钟吃饭，那么，厨师的职责就是为该时开饭做出最好的饭食，尽管厨师认为要想做出一顿绝对最好的饭食，不应考虑开饭的时间，从而，开饭时间可以在七点三十分，八点或八点三十分。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如果我们推迟开饭的时间，那么，我们可能得到在物质上较好的饭食；但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可能由于提早开饭而得到较好的饭食。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的理论必须能照顾到这两种可能性。

如果利息率为零，那么，对于任何一件物品而言，在平均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于生产该物品的日期和平均的消费日期之间，都会存在着一个最优的间隔时期，而依据这一间隔日期，劳动具有最小的成本——短于最优间隔的生产过程固然可以由于技术的原因而具有较低的效率，然而，长于最优间隔的生产过程也可以由于储藏费用和物质陈腐具有较低的效率。如果利息率大于零，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成本项目。由于这一成本项目会随着生产过程的长度而增加，所以最优的生产期间会被缩短，同时，为了将来对该物品的交货而投入的生产要素会被减少，一直到该物品的未来的价格提高到足够的程度来补偿成本的增加时为止——成本的增加一方面来自利息费用，另一方面来自由于缩短生产过程而带来的效率的减少。如果利息率下降到小于零的程度(假设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话)，那么，后果相反。当消费者未来的需求为既定时，今天把生产要素投入于生产可以说和另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即在较后的时期开始生产，相竞争。结果，只有当较后时期开始生产的办法，由于较高的技术效率或未来价格的改变而得到利益不足以补偿从负利息率中而得到微小的收益时，那么，现在开始生产才是值得的。对绝大多数的物品而言，如果想要在比未来消费日期以前的适当期间还要长的时间来开始生产，那么，这会引起较大的技术上的缺乏效率。这样，即使利息率等于零，要想在事先为未来的消费需求进行有利的生产，提前生产的比例具有一个严格的限度。当利息率上升时，今天为未来的消费需求进行有利的生产比例会随之而缩小。

Ⅲ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必须在长期中被保持于足够稀缺的程度，以便能使其边际效率在资本的寿命期间至少等于利息率的水平，而利息率则由心理状态以及社会的组织与结构所决定。这种情况能对某一社会引起何种问题?假设该社会的资本设备已经如此充沛，以致它的资本边际效率等于零，而且随着投资的增长，还会变为负数。与此同时，该社会的货币制度能使货币被“保存起来”的储放费用几乎为零而且又安全可靠，以致在现实中，利息率不能具有负数值。此外，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该社会趋于进行相当大数量的储蓄。

在上述情况下，假设我们从充分就业的境况开始。如果企业家继续能以利用全部既存的资本量的规模来提供充分就业，那么，他们必然要蒙受亏损。因此，既存的资本量必须减少，一直到社会贫穷到使总储蓄量等于零时为止。这时，社会中的某些个人或集体的正数值的储蓄为另一部分人的负数值所抵消。由此可见，对于我们所假设的社会而言，在自由放任 国家不加干预的情况下，它的均衡会处于足够低的就业量的位置，而它的生活水平会处于足够困难的状态，以致能使它的储蓄为零。更加可能的情况会是围绕着这一均衡位置作出周期性波动；其原因在于，如果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由于对将来的不肯定性而造成的经济活动伸缩的余地，那么，资本边际效率会偶然地大于零，从而导致“繁荣状态”。在随之而来的“萧条状态”，资本的存量在一段时期中可以下降得很低，低于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中等于零的水平。假设对将来情况的预期是准确的，那么，能使资本边际效率正好为零的均衡状态的资本存量当然要小于能使现有的劳动大军充分就业的资本存量，因为，正是由于二者的差距，所以能保证储蓄也为零的失业状态才能出现。

唯一的另一种均衡位置将代表这样一种情况：在该情况下，大到足以使资本边际效率为零的资本存量也代表足够大的财富数量，大到等于整个社会在充分就业和利息率为零时所愿意为将来而进行储备的数量。然而，这却是一个不大可能的巧合事件，因为，充分就业时的储蓄倾向未必恰好会在相应于资本边际效率为零的资本存量之点得到满足。由于这一原因，如果这一比较有利的可能性果真能发生补救作用的话，那么，它的作用可能发生之处，并不在利息率等于零之点，而在利息率为零以前的逐渐下降之点。

迄今为止，我们假设，社会体制和组织的因素使持有货币的费用微不足道，从而，使利息率不能具有负数值。不仅如此，在事实上，社会体制和组织的因素以及心理因素在一起发生作用来使利息率只能降低到的远在零以上的限度；特别是我们在上面已经考察过的把借款者和放款者拉拢到一起的费用以及对将来的利息率的不肯定性。这些因素规定一个利息率下限；在目前的情况下，长期债务利息率的下限也许高达2%或2.5%。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处于自由放任之中，在利息率不能再下降的条件下，社会难于使财富继续增长这一困难的局面很快会在现实中出现。此外，在现实中，如果利息率下降时可能达到的最低数值高于零很多，那么，在利息率下降到最低水平以前，要使整个社会积累财富的愿望得到满足就会更加困难。

战后的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向我们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例证表明，被积累起来的财富已经达到如此之大的地步，以致它们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要快于利息率在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心理因素影响下所可能有的降低程度。这一情况在以自由放任为主的社会条件下，妨碍着生产的技术方面本来就可以提供的合理的就业水平和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假设存在着两个具有相同的生产技术和不同的资本存量的社会，那么，具有较小数量的资本存量的社会却可以暂时比资本存量较多的社会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当然，当资金较贫乏的社会已经赶上资金较富裕的社会之后——可以设想，最终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两个社会都要面临希腊神话故事中的那位点物成金的米达斯国王的命运。显然，这一令人深感不安的结果根源于消费倾向和投资数量都没有按照社会的利益加以人为的控制，而主要是让它们听任自由放任的支配。

当充分就业存在时，投资的数量等于整个社会所愿意进行的储蓄，而利息率则等于资本边际效率。此时，如果——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利息率的下降速度不能像资本边际效率的降低那样迅速，那么，即使把积累财富的欲望转向于拥有不能增殖任何财富的资产，也会增加社会的经济福利。以亿万富翁们建造巍然峙立的巨厦来容纳他们活着时的肉体和建造金字塔来保</a>卫他们死后的遗躯而论，或者，为了忏悔他们的罪恶，以他们兴建教堂、捐赠教会或国外布道使团而论，资本充沛损害产品充沛之日会得以推迟。用储蓄款项来偿付“在地上挖窟窿”的费用不仅会增加就业量，而且还会增加由有用的物品和劳务构成的国民收入。然而，当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些偶然的、而且往往是浪费性的缓解之法对有效需求的作用之后，明智的社会继续使用它们就会成为不合理的事情。

Ⅳ

我们假设，人们已经采取步骤来保证利息率能符合充分就业情况下的投资量的要求。我们进一步假设，国家的行动已被用作控制的手段来使资本设备的增长逐渐到达饱和点，而与此同时，又使到达饱和点的速度不致对现存的一代人的生活水平构成过分的负担。

在上述的假设条件下，我推测，一个管理良好、具有现代技术所需要的资源而人口增加并不迅速的社会可以在一代人的期间把充分就业均衡时的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到大致为零的地步；从而，我们的社会应该可以到达一个接近于静止不变的状态；在该状态下，变动和进步纯然来自技术、偏好、人口和体制的改变，同时，资本品和在生产上需要资本量很少的消费品都按照相同的原则来决定价格，即价格与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等形成比例。

我的推测是，要想使资本品充沛到资本边际效率为零的地步是比较易于做到的。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也许是最有意义的方式来逐渐消除资本主义的许多不良的特点。稍加思索就可以感觉到：被积累起来的财富逐渐丧失它的增殖力代表多大的社会变革!人们仍然有自由来把他们取得的收入积累起来以备日后之用。但是，他们被积累起来的财富却不会增殖。他们会像博普之父那样，从商业经营中退休下来并且随身携带一箱金币到他的乡间别墅，并以此来支付他的日常开支。

虽然食利者将会消失，但仍然会存在着企业精神和经营才能发挥作用的余地来对预期收益作出意见可以大不相同的估计。因为，上面所说的主要是就没有把风险或类似的东西考虑在内的纯粹利息率而言，而不是指已经把风险方面的报酬包括在内的资本资产的毛收益。这样，除非纯粹利息率被保持在一个负数值，预期收益带有风险的投资仍然会得到数值为正的报酬。如果规避风险的态度普遍存在，那么，带有风险和不带有风险的资产加在一起也会在一段时间后会取得数值为正的收益。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们过分热衷于从有风险的投资中取得收益，所以这种投资的净收益的总和也有可能成为负 数。

* * *

[1] 在这里，凯恩斯希望从读者那里得到的答案似乎应该是：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新出现的储蓄行为会使储蓄大于投资，从而会降低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降低至少使得L1 (Y)下降。因此，人们愿意以流动性形式来持有的财富数量会减少(参见汉森，《凯恩斯导读》利息和货币的主要性质

Ⅰ

从以上的论述中来看，货币的利息率 在限制就业量的水平上似乎起着特殊的作用，因为，它为有可能被生产出来的资本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建立了一个必须达到的标准。骤然看来，这一说法是很令人感到困惑的。于是，我们自然要去探求：(1)货币与其他资产相区别的特点是什么，(2)具有利息率的是否只有货币，以及(3)在非货币经济制度中，会存在着何种情况。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学说的重要性不会全部得到了解。 [69]

货币利息率——我向读者提醒一下——不过是一笔为契约合同所规定的将来支付的款项超过其现值的百分比。例如，如果是一年以后支付的话，即为一年以后支付时的数量超过该数量的“现期支付的”或该数量的现金价格的百分比。因此，应该可以说，对于每一种资本资产，必然存在着类似货币利息率的东西。其原因在于，相当于“现期交货”的100夸特的(例如)小麦的交换价值，必然存在着一年以后交货的小麦数量。如果这一数量为105夸特，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小麦的利息率为每年5%。如果该数量为95夸特，即为每年负5%。由此可见，对每一种耐久性的商品，我们便有一个用该商品量计算的利息率——小麦利息率、铜利息率、住房利息率，甚至炼钢厂利息率。

对于像小麦那样的商品，市场上的“期货”和“现货”合同的价格的差别和小麦利息率保持一定的关系。然而，由于期货合同上所规定的到期交货的价格是货币单位，而不用现期交货的小麦单位，所以，这里也牵涉到货币利息率。其中的精确关系可以述之如下：

我们假设：小麦的现货价格为每100夸 特100镑；而一年以后交货的“期货”价格为每100夸特107镑；又假设货币利息率为5%。这样，小麦利息率是多少?既然现货的100镑能购买到期货的105镑，那么，期货的105镑就能买到105107·100(=98)夸特的期货。换言之，现货的100镑能买到现在交货的100夸特的小麦，那么，100夸特的现在交货的小麦就能买到98夸特的期货。由此可得到：小麦利息率为每年负 2%。 [70]

根据以上论述，没有理由认为：不同的商品会具有相同的利息率——即没有理由认为，小麦的利息率应该等于铜的利息率。因为，从市场上的行情来看，不同商品之间的“现货”和“期货”价格的差别显然很不相同。我们将发现，这给我们寻求的东西提供了线索。线索在于，在各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我们以此方式来称呼各种商品的利息率)中，真正起作用的很可能是其中最高数值 的利息率(因为，如果新资本品要想被制造出来，它的资本边际效率必须到达这个最高数值的利息率)；而又具有理由认为，货币的利息率往往是其中的最高数值的利息率(因为，我们将会看到，某些能减少其他商品自己的利息率的力量对于货币的利息率不发生作用)。

我们还可以作一些补充说明：正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不同商品的利息率一样，货币经营者都知道，即使是两种不同的货币的利息率也并不相同，例如，英镑和美元的利息率就不相同。因为，在这里，用英镑表示的外国货币的“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差额对不同国家的货币来说，一般是不相同的。

上述任何一种商品都可以被用作像货币那样的衡量标准来衡量资本边际效率。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任何商品，例如小麦；计算出任何资本资产的用小麦表示的预期收益；以及能使这一系列预期收益等于用小麦表示的资本资产的现行价格的贴现率。这个贴现率就是该资本资产的用小麦表示的资本边际效率。如果作为衡量标准的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在将来没有改变，那么，不论用二者之中的哪一种作为衡量标准，资本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是相同的；因为，两种标准的计算资本边际效率的公式的左方和右方的比例仍然相同。然而，如果两种标准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在将来有所改变，那么，资本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会以相同的比例改变，取决于以哪一种商品被用作衡量标准。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在该事例中，被用作衡量标准之一的小麦，其货币价值将以稳定的每年a%的比例上升；那么，任何一个资产的以货币表示的其数值为x的资本边际效率会变为以小麦表示的(x-a)%的资本边际效率。由于一切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会以相同的比例来改变，所以不论何种商品被用作衡量标准，各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差别大小仍然相同。

如果存在着某种复合商品，而该复合商品又可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具有代表性，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的利息率和以它为标准计算出的资本边际效率在一定的意义上当做唯一的 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但是，这样做所面临的困难当然会和建立一个唯一的价值标准所面临的困难一样。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货币利息率并不比其他利息率更具有代表性，而是处于和其他利息率相同的地位。既然如此，那么，过去各章对货币利息率所赋予的在现实中的重大意义究竟来自它的哪一些特殊之处?为什么产出量和就业量更加密切地与货币利息率有关，而不是和小麦利息率或房屋利息率有关?

Ⅱ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不同类型的资产在一段时间(譬如说，一年)中的商品利息率的可能有的情况。由于每一种商品依次被当做衡量标准，所以每种商品的收益都由它本身的数量所衡量。

不同的资本资产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下列三个特点，即：

(1)通过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或其给消费者提供的服务，某些资产可以生产出一个收益或产品，q。

(2)除了货币以外，不论是否被用于实际的生产之中，大多数资产会仅仅由于时间的进展而遭受耗损或引起某种费用(除了资产之间的相对价值的改变以外)。就是说，它们会引起一种以它自己的单位来衡量的保管费c。以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论，究竟怎样区别在计算q时应减去的费用，还是在计算c时应加上去的费用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以后所要关心的纯然是q-c。

(3)最后，资产在一段时期中能被换成现款的能力代表该资产的潜在的方便之处或安全之处。尽管各种资产可以具有相同的最初的价值，但是，这种方便或安全之处可以不同。它们可以说是不能由期终时的产量所表现出来的，但是，为了它们，人们却愿意支付一定的代价。人们愿意为了这种换成现款的能力所具有的潜在的方便或安全之处而支付的(除了资产的收益或保管费以外)代价被我们称之为资产的流动性升值，l。

由此可见，在一段时期中拥有一件资产的收益应该等于该资产的收益减去 它的保管费再加上 它的流动性升值，即为：q-c+l。就是说：q-c+l是任何商品自己的利息率；在这里，q、c和l都以该商品自己作为衡量单位。

正在使用中的资本(如一架机器)和消费资本(如一座住宅)的特点是它的收益(q)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大于它的保管费(c)，而它的流动升值(l)很可能为可以忽视不计。对于一定量具有流动性的商品或对于多余而闲置不用的生产或消费资本而言，它们的特点是承担保管费而又没有任何收益与之相抵消；与此同时，只要它们的既存数量超过有限的水平，除了特殊情况以外，它们的流动性升值通常也可以忽视不计。对于货币而言，它的收益为零 ，它的保管费可以忽视不计，然而，它的流动性升值却相当大。诚然，不同的商品之间可以具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升值，而货币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保管费，如安全保管费用。但货币和其他一切(或大多数)资产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在于：货币的流动性升值大大超过其保管费，而其他商品的保管费则大大超过它们的流动性升值。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假设住宅的收益为q1 ，其保管费和流动性升值均可以忽略不计。小麦的保管费为c2 ，其收益和流动性升值均可以忽略不计。货币的流动性升值为l3 ，其收益和保管费均可忽略不计。就是说：q1 是住宅利息率，-c2 是小麦利息率，而l3 则是货币利息率。

为了决定不同种类的资产在均衡状态下的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必须知道各资产的相对价值在一年中估计会有的变化。用货币(这里所需要的只是作为记账单位的货币；我们也同样可以使用小麦)作为我们的衡量标准，假设住宅的升值(或降值)比例预期为a1 %，小麦的升值比例预期为a2 %。我们已经把q1 、-c2 和l3 称为住宅、小麦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就是说：q1 是以住宅来衡量的住宅利息率，-c2 是以小麦来衡量的小麦利息率，而l3 是以货币来衡量的货币利息率。用货币作为衡量标准，a1 +q1 、a2 -c2 和l3 也可以顺次被称为住宅折算成货币后的利息率、小麦折算成货币后的利息率以及货币折算成货币后的利息率。使用这种符号，可以很容易看到：愿意持有财富的人是否需要持有住宅、小麦或货币取决于a1 +q1 ,a2 -c2 和l3 之中何者最大。由此可见，在均衡时，以货币衡量的住宅和小麦的需求价格会处于如此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种选择的利益不会具有差别——即：a1 +q1 ,a2 -c2 和l3 要相等 。对于这一结果，衡量标准的商品的选择不会造成影响，因为，从一种标准转变成另一种会对全部三项作出相同的改变，即等于新标准对旧标准所造成的应有的增值(或减值)量。

那些其正常的供给价格小于其需求价格的资产会被生产出来；而这些被生产出来的又是那些其资本边际效率(根据正常的供给价格被计算出来)大于其利息率(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均用相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不论衡</a>量的标准为何)的资产。对在开始时，其资本边际效率至少等于利息率的资产而言，当它的数量增加后，它的资本边际效率显然要趋于下降(其原因非常明显，已在过去加以论述)。因此，除非利息率同步下降， 那么，就会到达生产这些资产不再有利可图之点。当没有任何一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大到足够等于利息率时，资本资产的进一步生产将会停止。

我们假设(仅仅作为我们论证的目前阶段的一个假说)，存在着某种其利息率不变(或当其产量增加时，它的利息率比其他商品的利息率作出比较缓慢的下降)的资产(如货币)。在此种资产存在的条件下，情况将如何进行调整?由于a1 +q1 、a2 -c2 和l3 必然相等，而且，根据假设条件，l3 不是固定不变，便是作出比q1 或-c2 较为缓慢的下降，所以a1 和a2 必然上升。换句话说：相对于它们的将来价格而言，除了货币以外的其他商品的现在价格趋于下降。因此，如果q1 和-c2 继续下降，除非被估计为上升的将来的生产成本大于现在成本的差额足以补偿产品在现在和将来之间的保管和其他费用，那么，生产任何商品均无利可图之点就会到来。

现在显然可以看到，我们过去的货币利息率对产量施加限制的说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说的是：当资产数量普遍增加时，货币资产的利息率下降最慢，而这一事实最终会使其他资产的生产无利可图——除非在上面刚刚说过的那种偶然情况下，在现在和将来的生产成本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因为，当产量增加时，其他各资产的自己的利息率会一个又一个地以比较快的速度下降到有利可图的生产所要求的水平以下——一直最终达到一种或更多种资产自己的利息率处于超过任何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地步。

如果货币 仅被用作价值标准，那么，可以明白地看到：货币利息率并不必然是造成上述困难的原因。然而，我们不可能使用法令，把小麦或住宅，而不把黄金或英镑当做价值标准，并仅仅以这种办法来把困难解决掉。其原因在于，现在的事态似乎是，只要存在着任何其自己的利息率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难于下降的资产，同样的困难仍然存在。例如，黄金会继续在一国中充当这种利息率下降相对缓慢的资产，即使该国已经变成行使不兑现纸币的国家。

Ⅲ

因此，在赋予货币利息率以特殊的重要性时，我们已经暗中作出了假设条件：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货币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而当其产量增加时，这些特点又使货币以自己作为衡量标准的利息率比任何其他资产的以自己作为衡量标准的利息率难于下降。这一假设条件是否合理?经过思考，我认为，为我们所熟知的货币的一般特点可以证实上述假设条件的合理性质。由于已经被认为是价值标准的货币具有这些特点，所以货币利息率是唯一重要的利息率这一结论能够成立。

(1)导致上述结论的 显然，“流动性”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却只存在着一个流动性程度的大小序列——即在估计持有不同财富形式的各种有利之处时，除了使用财富所带来的收益和持有财富的保管费以外，还必须考虑一系列的升值。“流动性”的内涵是一个意义有点含糊不清的概念；它随着时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并且取决于社会成规和制度。然而，关于流动性，在任何既定时间存在于财富所有者头脑中并且被显示出来的偏好程度是固定的，而且足以构成我们为了分析经济制度所需要的一切。

在某些历史条件下，持有土地在财富所有者的头脑中曾经被认为是具有高额的流动性升值。由于土地的低数值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类似于货币， [81] 所以能够设想，在历史的片断中，持有土地的欲望和现代的持有货币的欲望一样，把利息率维持在过高的水平。要想把这一作用加以数量化是困难的，因为，我们缺乏土地的能与货币债务的利息率严格相比的期货价格(以土地自己的单位衡量)。虽然如此，我们有时却可以找出非常类似的东西，即抵押土地时的高额利息率。 [82] 抵押土地时的高额的利息率往往高于种植土地所可能得到的净收益，这是许多农村经济社会中的常见事实。禁止高利贷法律主要在于反对这种借款，而且，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在较早期的社会组织中，现代意义上的长期债券是不存在的。如果抵押放款的利息率太高，那么，它会妨碍目前对新的资本资产的投资，从而，会对财富的增长具有阻挠作用，正和在现代时期中的长期债券的高额利息率所起的作用一样。

经历了数千年持续不断的个人储蓄以后，世界在资本资产的积累上还是如此贫乏；其原因，按照我的意见，并不在于人类节俭欲望的不足，甚至也不在于战争的破坏，而在于过去对土地、现在对货币所赋予的高额的流动性升值。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较老式的观点；这种观点被马歇尔以异常肯定的方式在他的《经济学原理》 [4] 当生产要素或商品的数量大致不变时，它们所取得的报酬或代价被西方学者称为纯租金，如地租。——译者

[5] 工资单位的减少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增加，因此，所需要的流通中的货币量降低。——译者

[6] 这个问题将在下面 [7] 如果工资(或契约)被固定于小麦之上，那么，小麦也可能由此而获得货币的某些流动性升值——在下面 对就业通论的复述

Ⅰ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能把我们论证的各个论点加以综合之处。首先，我们分辨清楚在经济制度中，哪一些是通常被我们当做既定的因素，哪一些是我们经济制度中的自变量，以及哪一些是因变量。

被我们当做既定的是，现有的技能和劳动量、现有设备的质量和数量、现有的技术水平、竞争强烈的程度、消费者偏好和习惯、不同强度劳动的负效用、监督与组织活动的负效用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包括下面所列举的各个变量以外的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各种力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假设这些因素固定不变，而仅仅是说，在我们所涉及的范围内，我们不考虑、也不探求它们的变动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

我们的自变量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或表)以及利息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变量还可以加以进一步分析。

我们的因变量为：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或国民所得)。

被我们当做既定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自变量，但并不决定它们。例如，资本边际效率曲线部分取决于既存的设备数量，而后者是既定的因素之一；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也部分取决于长期预期状态，而后者又不能根据既定的因素得以测定。但还有另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完全由既定因素所决定，以致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被决定的因素看成是既定的。例如，既定的因素使我们能推断出来相当于既定水平的就业量，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国民收入为多少，从而，在被我们当做既定的经济制度的框架内，我们可以说，国民收入取决于就业量，即取决于现行的用之于生产的劳动量；其含义为，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具体的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 [85] 此外，既定的因素还使我们可以推断出总量供给曲线的形状；该曲线体现了各种不同物品的供给的物质 条件——即对应于每一有效需求(以工资单位来衡量)水平的用于生产的就业量。最后，既定的因素可以向我们提供劳动(或努力)的供给函数，从而，可以使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哪一点之后，整个劳动的就业函数 [86] 不再具有弹性。

然而，资本边际效率却部分地取决于既定的因素，又部分地取决于不同种类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与此同时，利息率则部分取决于流动性偏好的状态(即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函数)，又部分取决于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货币数量。由此可见，我们有时可以认为，我们的最终的自变量包括：(1)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对流动性的态度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的估计，(2)雇主和被雇者之间讨价还价所决定的工资单位，以及(3)中央银行的行动所决定的货币数量；因此，当上述因素(或变量)具有既定值时，这些变量决定国民收入(或国民所得)和就业量。当然，这些变量可以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它们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最终因素。

把决定经济制度的事物区分为既定的因素和自变量这两组类别，从任何绝对的观点来看，当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区分的标准只能完全凭借经验，以便把变动非常缓慢或对我们研究的问题关系很小以致短期内施加微不足道的影响的因素区分为既定因素的类别，而把那些在变动时对我们的问题施加决定性的实际影响的因素归入自变量的类别。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寻找在任何时期中，什么因素决定一个既定的经济制度的国民收入以及(几乎为相同的事物)就业量。在对像经济学那样复杂的研究中，我们不可能作出完全精确的具有一般性的结论，而只想找出那些其变动能对我们的问题具有主要 作用的因素。我们的最终任务在于：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中，选择出那些政府经济当局能按照意图加以控制或管理的变量。

Ⅱ

现在，我们试图把过去各章的论点综合在一起。在进行综合时，各因素出现的顺序与它们在书中出现的顺序相反。

市场上存在的投资的诱导可以诱使新投资达到某一数量；当新投资达到这一数量时，每种资本资产的价格和它的预期收益在一起可以使总的资本边际效率大致等于利息率。就是说，资本品行业中的物质的供给条件、对预期收益所具有的信心状态、对流动性偏好的心理上的态度以及货币数量(最好以工资单位来衡量)在一起决定新投资量。

但投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带来消费量的增加(或减少)，因为，公众行为的特点是，只有在人们的收入增加(或减少)时，他们才愿意扩大(或缩小)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消费量之间的差额。就是说，消费量的改变和收入的改变大体保持相同的方向 (虽然前者的数量较小)。一定的储蓄的增加量和必然与它相伴随的消费增加量这二者的关系可以由边际消费倾向加以表明。根据边际消费倾向而得到的投资增加量和与它相对应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来衡量)之间的比例可以由投资乘数加以表明。

最后，如果我们假设(作为初步的逼近值)就业乘数等于投资乘数，那么，我们可以用投资乘数去乘由上面已经说过的各因素所决定的投资的增加量(或减少量)，以便推知就业的增加量。

然而，就业量的增加(或减少)会提高(或减少)流动性偏好曲线(或表)。这样，就业量的增加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其原因有三： [3] 工资单位改变的作用将在第19章中加以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