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引论_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何谓通论

我把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以强调其中的“通”字。这一命名的目的在于使我的论点和结论能与古典 [1] 学派对同一问题的论点和结论加以对照。正如它在过去一百年中所做的那样，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古典学派的理论支配着我这一代的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而我自己也是被这种传统思想哺育出来的。我将要进行争辩，说明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此外，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

* * *

[1] “古典经济学者”是马克思所首创的名词，用以泛指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以及他们的前辈们。这就是说，泛指集大成于李嘉图经济学的古典理论的那些创始人。我已经习惯于在“古典学派”中纳入李嘉图的追随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图经济学并加以完善化的人，包括(例如)J.S.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思以及庇古教授。我这样做，也许犯了用语不当的错误。

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划分与凯恩斯不同。前者的划分终止于李嘉图。在目前，西方学者对古典学派的划分和凯恩斯也并不一致。他们所说的古典学派大致终止于J.S.穆勒；而把兴起于1870年以后、包括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等人在内的西方学说称之为“新古典学派”。——译者

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大多数论述价值论和生产论的著作主要既研究定量的资源如何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进行配置，也研究在使用这一定量资源的前提下，各种资源的相对报酬及其产品的相对价值如何得以决定。 [2]

还有，关于现有可用的资源，如适合于就业的人口的多寡、自然财富的规模以及已被积累起来的资本设备的数量，这些著作往往使用对既定数量进行描述的方法加以处理；但是，关于何种力量在现有可用的资源中决定实际使用量的大小的纯理论则很少以详尽的方式加以考察。如果说这种纯理论根本没有被考察过，那当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针对就业量的波动的论述为数众多，而且，每一个论述都涉及上述的纯理论。我要说的是：并不是这一主题受到忽视，而是作为这一主题基础的基本理论被认为是如此简单和明显，以至它最多只能被稍微提及一下。 [3]

Ⅰ

我认为，虽然对它们几乎未加讨论，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被 认为是简单和明显的——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 [4] 这两个假设前提是：

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

就是说，一个就业的人所得到的工资等于就业量减少一人所损失的产值(减去由于产值的下降而免去的开支之后)；然而，二者的相等是有限制条件的，因为，根据有关的原理，当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时，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

2.当就业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

就是说：每一个就业者的实际工资正好足以(按照就业者自己的估计)诱使实际就业的人继续维持原有的就业数量；类似于 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取决于劳资之间的对货币工资的协议这一说法并不具有显而易见的正确性。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企图证实或推翻这一说法，因为，这一说法与古典理论的一般论调远远不相一致。古典理论引导我们来相信：价格取决于以货币表示的边际直接成本，而货币工资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边际直接成本。因此，如果货币工资有所变动，那么，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价格会作出几乎相同比例的变动，从而使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基本上与变动前一样。劳动者所经受的任何少量的增益与损失会由边际成本中的其他部分的损失和增益来抵消，从而使边际成本保持不变。 [13] 古典学派之所以未能遵循这一思路追究下去，其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已经形成的信念，认为劳动者可以决定自己的实际工资，其另一部分的原因也许在于他们的先入之见，认为价格取决于货币数量。而且，劳动者总是可以决定自己的实际工资这一命题，一旦被接受下来，又和劳动者总是可以决定他们自己愿在何种实际工资下达到充分就业(即在一既定实际工资下的最大就业量)混淆在一起。

综上所述，对古典学派的 Ⅲ

虽然在个人或集体之间的围绕着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往往被认为可以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而在事实上这种讨价还价所关心的却是不同的事物。由于劳动者的流动性不够完善，从而工资不能精确地反映不同职业的真正的有利之处，所以任何个人和集体如果容许他们的货币工资作出相对于其他人的货币工资的削减，那么，削减就会使他们的实际工资相对地下降。这已构成充分的理由来使他们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另一方面，要想抵抗对一切劳动者影响相同的由于货币购买力改变而造成的实际工资的每一次下降却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来自这种方式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一般不会遭受抵抗，除非下降的幅度达到极端的程度。此外，在少数几个行业中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所引起的对增加就业量的阻碍，其严重性要远低于全部行业对实际工资的削减加以抵抗时所引起的同一阻碍。

换句话说，对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主要是影响实际工资总量在不同劳动者集体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影响每一个就业者的平均实际工资。我们将会看到，后者取决于一系列不同的因素。一群劳动者通过联合而形成工会组织的作用在保护他们的相对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取决于经济制度中的其他因素。

因此，值得庆幸的是：与古典学派相比，劳动者倒是更加合理的经济学者，虽然他们是在下意识中做到这一点的。以他们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而论，即使这时的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大于现行的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他们也会这样做，因为货币工资的削减往往限于个别的行业，并且很少，或者从来就不涉及全体劳动者。相反，他们并不抵抗货币工资不变时的实际工资的降低，因为，这种降低会和总就业量的增加联系在一起。除非降低到如此程度，以致实际工资有可能下降到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之下。每一个工会都会采取一些手段来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不论削减的数量小到何种程度。但由于没有一个工会会梦想到对每一次的生活费用的上涨举行罢工，所以工会并没有对就业量的增加设置障碍，而古典学派却把设置障碍的责任加在工会的头上。

Ⅳ

现在，我们必须给 根据这一定义， Ⅵ

自从萨伊和李嘉图时期以来，古典经济学者们都在讲授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学说——其大意是：全部生产成本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购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但对该学说，他们并没有很清楚地加以说明。

在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该学说被明白地陈述</a>如下：

“构成偿付商品的手段的东西还是商品。每人所持有的偿付其他人的产品的手段就是他自己所拥有的产品。既然如此，所有的卖者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买者。如果我们能突然使一国的生产能力加倍，那么，我们会在每一个市场上使供给加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会使购买力加倍。每人都会具有双倍的需求和供给。每人所购买的是过去的两倍，因为，他在交换中能提供给别人的也是过去的两倍”。 [21]

作为该学说的一个推论，任何具有购买力的个人的节制消费的行为被认为必然会使由于节制消费而解放出来的劳动和商品被用于生产资本品的投资。下面引自马歇尔的《国内价值的纯理论》的一段话可以显示传统的说法： [22]

“一人的全部收入都是被用于购买劳务和商品的。当然，人们常常听到：一人花费掉其一部分收入，并且储蓄剩下的部分。但是，大家熟悉的一条经济学公理说道：一人用其收入的储蓄部分来购买劳动和商品的情况正是和他用他的被称为消费部分来购买劳动和商品的情况相类似的。当他企图从所购买到的劳动和商品中得到现在的享受时，这被称为他在进行消费。当他使得他所购买的劳动和商品被用于生产他在将来可以从其中得到享用物的财富时，这被称为他在进行储蓄”。

要想从马歇尔的较后的著作 [23] 中或从埃奇沃斯或庇古教授的著作中找到类似的话确实是不容易的。该学说在今天从来不以这种简陋的形式出现。虽然如此，它仍然是整个古典理论的一个基础；没有前者，后者便要崩溃。现在的经济学者在是否同意穆勒的说法上可能要踌躇一下，但他们在接受以穆勒的说法作为前提而得到的结论并不会表现犹豫。例如，这种被确信不移的观点贯穿于几乎是全部庇古教授的著作。他相信，除了会增加摩擦以外，有无货币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后果； [24] 他相信，生产论和就业论可以(像穆勒所做的那样)根据“实物”数量的交换而得以建立，与此同时，货币可以在其后的一章中以无关宏旨的方式被引入进来。这种被确信不移的观点是古典传统的现代化说法。现时的思想仍然深深地浸泡在这种想法之中，认为如果人们不以一种方式把钱花掉，那么，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这样做。 [25] 战后的经济学者确实很少能以前后一致的方式成功地维持这一观点；因为，他们在今天的头脑中已经过分地充满了相反的思想倾向，已经充满了过于明显地与他们以前的观点发生矛盾的经验事实。 [26] 但是，他们没有从中得出足够深远的结果，从而也没有修改他们的基本理论。

在《鲁滨逊飘流记》故事的交易不存在的经济中，个人的收入完全来自他的生产活动。他所消费掉的或保存下来的事实上是、而且只能是他自己生产活动的产物。古典学派把故事中的经济当做现实世界，把由前者中所得到的结论应用于后者。古典学派错误的原因可能即在于此。然而，除此以外，生产成本总是能从由于需求而造成的销售所得中全部收回这一古典学派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可信性，因为，很难把它与另一个看来和它相似的正确命题分开，而后一个命题是：在社会中从事某一生产活动的各生产要素的收入总量必然等于这一生产活动的生产物的价值。

同样地，人们很自然地会设想：如果一人能增加自己的财富而又显然没有从其他人那里取走任何东西，那么，他必然也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因此(正如刚才引用的马歇尔的话那样)，一个人的储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与之相对应的投资行动。因为，按照相同的道理，也可以不容置疑地说：个人财富净增量的总和必然正好等于社会财富净增量的总量。 [27]

无论如何，那些以如此方式思索的人都受到了视觉上的幻象之骗；视觉上的幻象把本质上不同的事物看成似乎相同的东西。这些人错误地设想在节制现在的消费和准备将来的消费之间存在着自行协调的关系；而在事实上，决定后者的动机与决定前者动机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单纯的联系方式。

这样，把社会总产量的需求价格和其供给价格假设为相等的说法可以被当做为古典理论的“平行线公理”。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其他各点便会随之而来——私人和国家从事节俭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看待利息率的传统的态度、古典学派的失业论、货币数量论、自由放任在对外贸易上必然会带来的利益，如此等等。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将要提出疑问。

Ⅶ

在本章以上的各个地方，我们指出：古典学派的理论依次取决于下列的假设条件：

(1)实际工资等于现行的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2)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并不存在；

(3)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其意义为：在产量和就业的任何水平，总需求的价格都等于总供给价格。这三个假设条件在实质上可以说是同一事物，因为，三者的存在与否必须是共同的；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在逻辑上牵涉到其他两个。

* * *

[1] 这符合李嘉图的传统。因为李嘉图公开表示他对国民收入的数量不感兴趣；他对待国民收入的分配则完全不同。在对分配有兴趣这一点上，他正确地评价他的理论的特点。但他的后继者，由于目光不够清晰，却把古典理论用于有关财富来源的问题。请看李嘉图在1820年10月9日给马尔萨斯的信：“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对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研究——我认为，它应该研究各个阶级如何瓜分它们共同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规律。无法得到有关其数量的规律，但比较可靠的关于比例的规律却可以被找出来。每一天，我都更加确信：前者的研究是徒劳的，而只有后者才是经济科学的真正目的”。

[2] 例如，庇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 [8] 参阅上面 [11]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一般不用实物作为工资支付给劳动者。——译者

[12] 照我看来，这个论点确实含有大量的真理的成分，虽然货币工资变动的全部后果较此为复杂，正如我们在下面 [13] 参阅 [14] 因为，这时的实际工资正好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从而意味着一切认为实际工资能够补偿他的劳动边际负效用的劳动者都已就业。因此，此时的失业者只能归之于“摩擦”或“自愿”的范畴。——译者

[15] 因为， [21] 参阅该书有效需求原理

Ⅰ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名词概念，其定义将在以后加以精确的说明。在既定的技术、资源和成本的条件下，企业家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会使他具有两种支出：首先，他付给生产要素的支出(不把对其他企业家的支出包括在内)，以便补偿它们所提供的现行劳务的部分。这一部分被我们称之为所研究的就业量的要素成本。 另一方面，过去一向被明确地表示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并且继续统治正统经济理论的古典学说对这两个函数的关系却作了一个特殊假设条件，因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必然指f(N)和Φ(N)在所有的N的数值都相等，也就是说，在产量和就业的任何水平都相等。这句话也指：当Z(=Φ(N))由于N的增加而作出相应的增加时，D(=f(N))必然与Z一样作出相同的增加。换言之，古典理论假设：总需求价格(或卖价)永远使自己同总供给价格相等；因此，不论N的数值为何，卖价D的数值等于相当于N数值的总供给价格Z。 [38] 这就是说，有效需求不是具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具有一系列的无穷大个同样可被容许的均衡值；从而，除了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所规定的一个上限以外，就业量的大小是不能确定的。

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总是会导致就业量的扩大，一直到整个产量的供给不再具有弹性时为止 [39] ，即：有效需求数值的进一步增加不再会导致产量的任何增加。这一状态显然同充分就业是相同的事情。在上一章，我们用劳动者的行为来提供一个充分就业的定义。另一个与之相等价的范畴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即：充分就业是一种状况；在其中，总就业量的产量对有效需求的增加的反应已经缺乏弹性。因此，萨伊定律所意味着的整个产量的总需求价格在一切产量上都与总供给相等的说法就相当于到达充分就业不存在任何障碍这一命题。然而，如果萨伊定律不是一个把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联系起来的正确规律，那么，经济理论就有必要来撰写涉及这一问题的十分重要的一章，因为，没有这一章，一切有关总就业量的数值的讨论都是徒劳的。

Ⅱ

对本书以下各章所要建立的就业理论作一概述，在目前阶段也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即使概述不能为读者所完全理解。所牵涉到的名词将在以后陆续详加说明。在本概述中，我们假设：当每一劳动者单位的就业量增加时，货币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均保持不变。但是，使用这一在以后要放弃的简单化办法仅仅在于论述的方便。不论货币工资等是否会作出改变，我们论点的实质内容完全相同。

我们的理论的纲要可以表述如下。当就业量增加时，实际收入的总量也会增加。社会的心理状态是：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因此，如果增加的就业量仅被用来满足现期消费量的增加，那么，企业家便会蒙受损失。这样，为了能维持既定的就业量，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现期的投资来补偿总产量多出在该就业量时社会所愿意消费的数量部分。因为，除非存在着这一数量的投资，企业家的收入会小于使他们提供这一就业量所应有的数额。 [40] 因此，在既定的被我们称为消费倾向的条件下，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即对全部企业家说来没有动机促使他们扩大或减少就业量的水平)取决于现期的投资数量。投资数量又顺次取决于我们所谓投资的诱导；而投资诱导则被发现为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表(或曲线)与对各种期限和风险的贷款利息率结构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既定的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的情况下，只存在着一个均衡水平的就业量；因为，任何其他水平会导致全部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之间的差异。 [41] 均衡水平的就业量不能大于充分就业，即：实际工资不能小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 [42] 但在一般情况下，也没有理由来期望均衡水平的就业量等于充分就业。因为，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有效需求是一种特殊事例；只有当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之间处于一种特殊关系时，该有效需求才能得以实现。这种相当于古典理论的假设条件的特殊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最优的关系。然而，只有在偶然的场合或者通过人为的策划，使现期的投资量对需求所提供的数量正好等于充分就业所造成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大于社会在充分就业时所愿意有的消费量的部分， [43] 上述的最优关系才能成立。

这一理论可以被总结为下列命题：

(1)在技术、资源和成本均为既定的情况下，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取决于就业量N。

(2)社会的收入和社会所愿意消费的数量(用D1 来表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社会的心理特征；这一关系被我们称为该社会的消费倾向。就是说，除了消费倾向本身发生变化以外，消费取决于总收入的水平，从而取决于就业量水平N。

(3)企业家所决定雇用的劳动者的数量N取决于两种数量的总和(D)，即：D1 ，社会愿意消费的数量，和D2 ，社会愿意投资的数量。D就是我们的所谓有效需求。

(4)由于D=D1 +D2 =Φ(N)(在这里，Φ是总供给函数)，由于正如我们在上述 [2] 这里的意思是：企业家在组织生产时，必须顺次支付给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以工资、利息和地租。三者顺次为生产要素所有者(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的收入，但在企业家看来，三者是它的生产成本。——译者

[3] 这里的总收入即为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就业量)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收入，包括整个社会支付的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因为，在雇用劳动者进行生产时，也必须使用机器设备和土地。此外，企业家必须获得利润才会生产和出售商品。——译者

[4] 此处的原文为“proceeds”，其意义为所得、收益或卖价。为了与西方现在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保持一致，这里译为卖价。因为，西方表示国民收入最常用的名词GNP(国民生产总值)，即为一国在一年中所创造出的全部产品与劳务的卖价(按市场价格计算)；NNP(国民生产净值)大致为GNP-折旧。——译者

[5] 不要把这里的总供给价格和通常意义的每单位产品的供给价格相混淆。

[6] 读者会看到，我已把使用者成本从既定产量的卖价和总供给价格 中减去，因此，这两个名词应被理解为不包括使用者成本。然而，产品购买者所支付的总额中当然包括使用者成本。这个办法的方便之处将在 [7] 一位必须决定实际生产规模的企业家当然并不单纯考虑既定产量的对销售卖价的肯定预期值，而是考虑几个具有不同概率和肯定性的设想的预期值。因为，我所说的企业家对销售卖价的预期值系这样一种预期值，如果该预期值被认为具有肯定性的话，那么，由此而导致的企业家行为，与企业家在实际决策时所使用的一系列含混和具有不同可能性的预期值所导致的企业家行为完全相同。

[8] 即企业家的利润为最大时。——译者

[9] 在 [10] 狄拉德以下列的图形表示有效需求(见狄拉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学》， [21] 伏尔泰笔下的哲学讽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该故事叙述纯朴青年天真汉和其所爱慕的公主以及他的老师乐观主义的空论家邦葛罗斯的种种经历。它讽刺当时唯理性哲学的乐观主义，尤其是莱布尼茨的哲学。——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