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对嘴_纳博科夫短篇小说集

小提琴仍在呜咽着演奏，倒像是一曲激情与爱的赞歌，但伊琳娜和深深被打动了的多利宁已快步移向出口。春天的夜晚吸引着他们，弥漫在他们之间的神秘气息吸引着他们。两颗心宛如同一颗心在跳动。

“把你衣帽间的票给我。”多利宁说。（删去）

“拜托，让我去取你的帽子和风衣。”（删去）

“拜托，”多利宁说，“让我去取你的东西。”（在“你的”和“东西”之间插入“还有我的”）

多利宁走向衣帽间，出示了他的小票之后（改为“出示了两张小票”）——

写到这里，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陷入了沉思。在这里磨磨蹭蹭不好，实在不好。刚刚出现了一个令人欣喜若狂的高潮：孤独年老的多利宁与一个陌生姑娘之间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那姑娘身穿黑衣，恰巧和他共用一个包厢，于是二人决定逃离剧院，远远离开那些女装和军服。作者臆想在剧院外的某个地方有个库佩钦斯基或者察斯基公园，那里花香虫鸣，陡壁林立，繁星满天。作者急不可耐地要将他的男女主角置于这星光灿烂的夜空之下。可是衣服总归得取，这就有伤情趣。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重读了自己写的东西，鼓起脸颊，盯着水晶镇纸，最终决定牺牲情趣，据实而写。但这样写并不简单。他的所学局限于抒情，描写自然、抒发情感那是得心应手，但要写日常琐事，就觉得困难重重。比如如何开门关门，如何在来人众多的屋子里握手寒暄，一两个人如何向很多人打招呼等。还有更麻烦的事，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用起代词来老是指向不清。比如用“她”这个代词，该词用法很逗，在同一个句子中既可以指女主角，又可以指女主角的母亲或姐妹。所以为了避免重复一个名字，就经常要写成“那位女士”或者“她的对话者”，尽管前后并没有出现对话。对他来说，写作是一场与日常用品之间的不平等竞赛。奢侈品写起来好像容易得多，但即使是奢侈品也时不时起来造反，让他卡壳，弄得他无法自由行动——这会儿，好容易写完了更衣室的忙乱，又马上要写手握一支精致手杖的男主角。写了手杖闪闪发亮的丰满圆头后，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由衷地开心，可是，唉，他没有料到，下面就要写多利宁双手摸着年轻姑娘柔软的身躯，要抱着伊琳娜蹚过一条春天的小溪，这时拿这么贵重的手杖怎么办。对这东西只字不提也不妥，真是难死人了。

多利宁也就是“有点老”，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很快就五十五岁了。多利宁“极为富有”，但他的生财之道如何，没有详细交代。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营着一家浴室装修公司（顺便说一下，正是那一年，有几家地下车站墙壁开裂，公司受委任用瓷砖补墙），收入颇丰。多利宁住在俄罗斯——很可能是俄罗斯南部——在大革命很久之前初遇伊琳娜。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住在柏林，于一九二○年携妻带子移民过来。他从事文学创作时间很长了，但成果不多。为一个当地商人写过讣告，登在《哈尔科夫先驱报》（一九一○）上，那位商人因其自由主义观点而闻名一时。还写过两首诗，同样刊载于该报（一九一四年四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再就是出版了一本书，内容还是那篇讣告和那两首诗——当时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出一本这样的书算是很不错了。最后，刚到柏林时，他写了一篇小文章《跋山涉水的旅行者》，刊载在芝加哥出版的一份简陋的流亡日报上。不过那份报纸很快如烟雾一般消失了，投向其他报刊的既没有退稿，也没有回音。接下来的两年中创作沉寂下来：妻子患病去世，通货膨胀，生意千头万绪。他儿子在柏林上完高中，进入了弗莱堡大学</a>。如今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开始步入老年，这个生意兴隆但总体上又十分孤独的人心里痒痒的，又想当作家了。那渴望极为强烈——唉，不为名声，只为引起读者的热心关注——于是他决心放手去做，写一部长篇小说，并自费出版。

小说中的男主角是心情沉重、悲观厌世的多利宁，听到了新生活的号角（就在衣帽间几乎决定命运的一停之后），陪伴着他那位年轻的伴侣走进了四月之夜，写到这里小说的题目已经有了，就叫《嘴对嘴》。多利宁让伊琳娜搬进他的公寓，不过到现在两人还没有任何男欢女爱的事情。他心中所愿是她自动来到他的床前，冲他喊道：

“接受我吧，接受我的童贞，接受我的痛苦。你的孤独就是我的孤独，不论你的爱是长是短，我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到处春光明媚，召唤着我们莫辜负大好青春。天空和苍穹展现出神圣的美，我爱你。”

“极富感染力的一段，”尤夫拉茨基说，“我敢说爱得坚如磐石。很有感染力！”

“这不无聊吗？”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翻过角质架眼镜看了一眼，说道，“无聊不？实话实说。”

“我觉得他会糟蹋了她。”尤夫拉茨基沉思道。

“Mimo, chitatel, mimo（错了，读者，你错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回答道（误用了屠格涅夫的话）。他自鸣得意地笑笑，把手稿甩甩放下，盘起两条肥腿，这样坐更舒适一些，然后接着往下读。

他把小说一点一点地读给尤夫拉茨基听，慢得就像创作时写的速度一样。尤夫拉茨基是在一次慈善募捐音乐会上偶然遇到的，当时是个流亡记者，说是“有名有姓”，其实有十来个笔名。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原来认识的人都是德国产业圈子里的人，但现在他参加流亡人士的会议，听讲座，看业余戏剧，还学着以文会友。他和尤夫拉茨基尤其投缘，觉得他的见解条条新鲜，虽说尤夫拉茨基的见解不过是我们都熟悉的时下话题而已。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常邀请他，两人一起喝白兰地，谈论俄国文学。准确点讲，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谈论，请来的客人只是如饥似渴地听，零零星星捡点笑料，以后用来款待自己的朋友。说来也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的见解分量不轻。他说起普希金来头头是道，但他对普希金的了解主要来自三四部歌剧，倒对普希金有个总体把握，发现他“庄严平静，无法打动读者”。他对当前的诗歌情况了解甚少，只记得两首诗，都是有政治倾向的。一首是维恩伯格（一八三○至一九○八）写的《大海》，还有斯基塔列茨（也就是斯捷潘·彼得洛夫，生于一八六八年）写的著名诗行，尾韵用“dangled”（上绞架）和“entangled”（卷入革命阴谋）相押。难道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喜欢拿“颓废派”打趣逗乐？对了，他喜欢，但必须指出，他倒是坦承他不懂诗。不过他爱谈论俄国小说。他尊敬卢戈沃伊（二十世纪初一位二流的乡土作家），欣赏柯罗连科，认为阿尔奇巴舍夫(1)会使年轻读者堕落。说到现代流亡作家写的小说，他总是信手一挥，打个俄罗斯“百无一用”的手势，连说“枯燥，枯燥”，听得尤夫拉茨基心醉神迷，如痴如狂。

“作家嘛，就得有激情，”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反复地说，“还要有同情心，敏感，公正。也许我是个跳蚤，无足轻重，但我有我的信条。至少要让我笔下的一个词嵌入读者的心。”一听这话，尤夫拉茨基便抬眼偷偷瞟他，心里不无痛苦地想明天说不定又要听一场同样的报告。一人捧腹大笑，一人有苦难言。

终于到了这一天，小说的初稿完成了。朋友建议去咖啡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用庄重的口吻神秘地回答说：“不可能。我正在修改润色。”

他的修改润色有一部分是对一个过于频繁出现的形容词发起攻击，就是“molodaya”一词，“年轻”的意思（阴性词），时不时拿“yunaya”一词来换，这个词意思是“青年人的”，他读来带着地方口音，好像多了一个辅音，变成了“yunnaya”一般。

几天后的傍晚，库达姆大街上的一个咖啡馆，红绒长沙发，两位绅士，随便一瞧，好像是两个生意人。一个满脸敬意，甚至神情肃穆，不抽烟，胖脸上一副深信不疑、古道热肠的样子。另一个——瘦高个，浓眉倒竖，两道考究的皱褶从三角形的鼻孔垂下，一直通到下嘴角处，嘴上叼着一支还没有点燃的香烟，斜着突在一边。只听 唉，稿子寄去他们也不会用，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苦恼地想。他们都是一伙的。

虽然如此，他还是在一家俄语报纸的广告栏里找到了一位叫洛班斯基的女士（速记员兼打字员），把她叫到自己的公寓，怀着无限深情开始对她口述。念到激情沸腾时，便抬高声音——还不时瞥一眼洛班斯基女士，看看她对小说的反应。她俯身对着写字板，手里的铅笔疾走如飞——一个小巧的女人，皮肤黝黑，前额上长着疹子。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在书房里大步绕圈，说到某一段引人入胜之处，就会紧紧围着她绕圈子。 “他的昔日岁月在他看来整个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吼道，接着又用办公时的普通声音说，“将今天所述打出来，明天备用。打五份，宽边距。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在这里见面。”

那天晚上，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躺在床上不停地想，给加拉托夫寄去小说时该对他怎么讲（“……期待您严格的评判……我的作品在俄国和美国都发表过……”）。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将邮局的收据塞进钱包，准备战战兢兢地等上好几个星期。然而，加拉托夫的回信来得出奇地快—— 他又把那点东西读了三遍。然后他把杂志放到一边，在书房里踱步，随心地吹了一阵口哨，好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对了，那本书躺在那里——不就是一本书吗——谁在乎呢？于是他冲了过去，一口气又把那点小东西读了八遍。然后他到目录里去找“安·伊利因，二百○五页”，找到了二百○五页，又把他的“序言”再读一遍，尽情享受一词一句。他就这么反复玩味了好长时间。

从此以后，拉住个人让看的不再是那封信，而是这本杂志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常腋下夹着一本《阿里昂》，只要碰到一个熟人，便打开那卷杂志，翻到已经习惯自动演示的那一页。一些报纸对《阿里昂》进行了评论。第一条评论根本就没有提伊利因这个名字。第二条提到了：“伊利因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肯定是开了个玩笑。”第三条只说了伊利因和另一个作者是该杂志的文学新人。最后，第四位评论者（登在一家好像是波兰什么地方的小刊上，印制精美，注重学术品位）这样写道：“伊利因的作品以真诚取胜。作者以音乐为背景，描绘了爱情的萌生。该作品有众多不容置疑的好品质，其中一条应该提及，那就是高妙的叙事风格。”一个新纪元开始了（在“顺便说说”的纪元和展示杂志的纪元之后）：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总是从钱包里掏出这些评论来。

他很开心，又买了六本《阿里昂》。他很开心，沉默很容易诠释为惰性，诋毁很容易诠释为敌意。他很开心。“待续。”后来一个星期天，尤夫拉茨基打来了电话：“猜猜”，他说，“知道谁想和你讲话么？加拉托夫！对，他在柏林已经待了两天了。我把话筒给他了。”

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接话了。是一个有磁性的、悦耳的、柔和的、富有魅力的声音。定好了见面时间。

“明天下午五点在我这儿见，”伊利亚说，“你今晚不能来真是遗憾。”

“真是遗憾，”那个有磁性的声音又说道，“你看，朋友们硬拖着我去看一部可恶的戏剧——《黑豹》，不过我也有好久没有见到亲爱的叶连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了。”

叶连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加里纳是个风韵犹存的老演员，从里加来，在柏林的一家俄语剧院里担任全部剧目的女主角。演出八点半开始。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独自用过孤寂的晚餐后，突然看了一下手表，会心地笑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剧院。

那个所谓的“剧院”其实就是一个大厅，用来讲演可以，不适合演戏。表演还没有开始，一张不正规的海报上，叶连娜斜倚在豹皮上，豹子是她的爱人为她猎杀的，这个爱人后来把她也杀了。俄语交谈声在寒冷的大厅里响起。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把他的手杖、圆顶高帽和大衣交给了一位穿一身黑衣的老太太，老太太给了他一个标着号码的衣帽牌，他接过来顺手滑进马甲口袋里，然后悠闲地搓着手环顾大厅。附近站着三个人：一个有点眼熟的年轻记者；另一个是年轻记者的夫人（棱角分明的瘦女人，戴副眼镜）；还有一个陌生人，穿着华丽的西服，脸色灰白，留着一撮黑色的小胡子，长着一对绵羊般的漂亮眼睛，目光柔和，多毛的手腕上戴着一条金手链。

“可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啊？”那个女士轻快地对他说，“你为什么把它发表出来呢？因为你知道……”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攻击那个不幸的人了，”说话人中的一位说道，声音是富有磁性的男中音，“是啊，他才能平庸，没什么希望，这我承认，不过我们也显然有理由……”

他放低声音又说了些什么，那位女士把眼镜咔哒一合，厉声反驳道：“不好意思，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们只是因为他在经济上资助了你们就登他的作品的话……”

“Doucement, doucement。(7)不要泄露我们编辑部的秘密。”

这时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遇上了那个年轻记者——也就是那个瘦女人的丈夫，记者愣了片刻，接着猛地哼了一声，晃着整个身子推着他妻子走开了。那瘦女人还在高声说着：“我并不在乎倒霉的伊利亚，我在乎的是做事的原则……”

“有时候做事只好牺牲原则。”衣着华丽、声音好听的公子哥冷冷说道。

不过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已经不再听了。他眼前飘起一团迷雾，东西隐约可见。他极度沮丧，还没有完全弄清这桩事情的可恶性质，但他又本能地试图逃避，尽可能远离那些可耻的、可恶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他先朝朦胧昏暗的地方移动，那边卖的座位也是朦胧昏暗的。但紧接着他突然转身，差点撞上了急匆匆朝他走来的尤夫拉茨基，然后往衣帽间走去。

他看见了那个黑衣老太太。七十九号衣帽间。就在下边。他急不可耐，行色匆匆，大衣的一只袖子刚穿上，另一只胳膊便挥向后面准备伸进衣袖。这时尤夫拉茨基赶上了他，身边还有另一个人，另一个——

“见见我们的主编吧。”尤夫拉茨基说。这时加拉托夫一转眼珠，不想让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清醒过来，便装着帮他穿衣的样子，不停地拨弄他的衣袖，嘴里飞快地说：“因诺肯季叶·鲍里谢维奇，你好吗？很高兴认识你。开心一刻啊。让我帮帮你吧。”

“看在上帝的分上，都到一边去吧，”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低声咕哝，扯着衣服，推开加拉托夫。“让开。恶心。我受不了。真恶心。”

“显然闹了误会。”加拉托夫飞快插话道。

“都到一边去！”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叫道，使劲挣脱身子，从柜台上一把抓起礼帽，冲了出去，边走边穿大衣。

他沿人行道大踏步走去，边走边前言不搭后语地嘀咕。后来他双手一摊：他忘了他的手杖！

他机械地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脚下无声无息地绊了一下，他停住了脚步，好似钟表的发条停了一般。

等演出一开始，他就回去取手杖。现在必须等几分钟。

小汽车飞驰而过，有轨电车摇响铃铛，夜色清澈、干爽，灯火闪闪，多好看的装点。他缓缓朝剧院走去，心下思忖，人老了，孑然一身，没什么好光景了，人老了就得掏钱买快乐。他还心想，也许就在今晚或明天，加拉托夫无论如何会来解释，劝说，讲道理。他明白凡事都得宽容对待，否则“待续”就无从谈起。他也告诉自己，他要得到完全认可，只有等到死后了。于是他打起精神，把他最近得到的所有零碎赞誉收拾成小小一堆，然后缓缓来回踱步，踱了一会儿后，返回剧院去取他的手杖。

* * *

(1)　Artsybashev（1878—1927），俄国小说家，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死于华沙。

(2)　Arion，古希腊半传奇性诗人和乐师，据说他创作了庆祝酒神节时唱的赞美歌。

(3)　Yevgeny Baratynsky（1800—1844），俄国诗人，生于贵族家庭。一八一九年初进入军队服役，驻守芬兰，写下了咏颂芬兰的著名诗歌《芬兰》。

(4)　Tiergarten，柏林市中心的绿地公园，昔日为皇家猎场。

(5)　Niky Gumilyov（1886—1921），俄罗斯杰出诗人，现代主义阿克梅派宗师。出身贵族，才华卓越，酷爱冒险和猎奇，曾游学欧洲，并三次深入非洲探险。著有《珍珠》、《征服者之路》等诗集和一系列诗评。一九二一年被秘密警察逮捕并杀害。

(6)　德语，作家。

(7)　法语，轻点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