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言_金钵记

再度阅读《金钵记》，许多事情变</a>得清晰，其中最为明显的，也许就是我总是以间接迂回的方式呈现人物的行为，这一根深蒂固的表达方式仍然很显著。除非我下定决心，说这就是最直接、最切近的处理方式，尽管从浅层的表面来看并非如此。这是公认的习惯，甚至引起了过多的评论。我偏好借助于某个观察者、某个讲述者，通过他的感知来表现我的主题，通过他的视角“看待我的故事”。他们多少有些抽身事外，并非全然介入其中，却又对它极感兴趣，而且足够聪明；他们在这里的主要贡献，是对主题作一定的评论或诠释。回顾这些作品，特别是我收进这个系列里的那些篇幅比较短的作品，它们似乎并非我对手上的事件的客观描述，而是一再地展现为某个人对它的印象，而我只是记录下来——这个人接近这事件的方式，他对这事件的评价，就自然而然地起到了强化兴味的作用。在我篇幅较短的故事中，我看到，这个观察者往往无名无姓，也没有正式的身份，除了倚仗内在的智慧，并无权参与其中，他是客观作者的具体的代言人，是个方便的替身，以阐释作者的创造力；否则，这创造力就会被遮蔽，得不到展现。我的直觉反复告诉我，经由某个代理人的意识，经由他的阐释，来一桩桩地展现事实，引介人物出场，这是获得有效的吸引力的关键，整件工作通过这一方式得到了丰富。换句话说，我一直倾向的想法是，某个相关的事件，加上近旁某个人的独特视角，这切近的状态，是那想象出来的观察者、那个敏锐的画家或诗人与这事件的密切联系；这场景呈现在他面前，让他备受吸引，尽管一般认为他的观察是次要的。简言之，我现在仔细想想，就表现的过程和效果而言，任何方式，在我看来似乎都好过不负责任地仅仅诉诸隐藏在后的作者的权威。而这也是我不可遏制的理想。我总是觉得，一个画家，一个民谣的吟诵者（随便我们如何称呼他），对他的作品，再怎么负责任都不够，甚至是每一寸画面，每一个音符。带着这样的想法，我跟随着自己的脚步，追寻事实，它们却无法控制，忽左忽右，快速转向，踮着脚尖，偷偷摸摸地奔向这样一个目标。它促使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多而非最少的责任。

这是个让人为难的真理，但我给它应有的价值。尽管我已经朝这真理的方向瞥了许多次，对它了解了很多，然而如今，看到这样的表现手法成</a>为《金钵记》所提供的乐趣最为生动的源泉，对于它我又有了新的体会。作者的权威仍然试图显现、统治这里，然而我又一次摆脱它，否认它装腔作势的存在；同时我走入场景之中，就如同走入竞技场的舞台，同场景中的那些人物一起生活，一同呼吸，一同交流，打成一片，和他们协力，为环形看台上的观众提供这一伟大游戏的娱乐。故事中，除了每个真正的参与者——那些深深卷入、沉浸其中，甚至是遍体鳞伤的参与者——没有其他不相干的人物，可我还是将整个故事严密地纳入两个人物的意识，通过它们来呈现，让自己做到至少用一只手，牢牢地把握住我的体系，这也是我钟爱的方式。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事实上王子看到的、了解到的、感悟到的，他展现给自己的一切，正是我们关心的；尽管他没有以 假使我转而寻求某个相反的形象，以获得对照和醒目的效果，我立刻就会遇到一个，那就是巴尔扎克，而且这个形象非常完整，在任何“昔日”的基础上，在任何“昔日”的生活面前，不存在任何缺失。巴尔扎克遭受到了那些替代词语再度发动的攻势，被更精细的渠道重新穿透——我们知道，这些都在他身后以非凡的速度生长着；他从来不曾看尽或说尽，也不曾停止奋力向前。他的情况具有同等的分量和权威——无论如何，我在其阴影的保护下，搜寻这些说法里比较简短的剩余部分。同时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对业已感知的结局的最伟大呈现，我们的虚构散文体书写最丰富、最庞大的遗产，都应归功于他的敏锐善感的永不绝灭的运行。对我来说，这情况本身就增强了关于那些重读过程中复苏的、产生的意象这一问题的兴趣——我自己个人的幸运经验（都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倒是没有给我多少可想的东西，这一点我的读者很容易就能懂。恐怕在他看来，我简直是全神贯注于那一大堆晦涩难辨的东西；它们无疑是晦涩难辨的，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种微妙的事物，有的羞涩又虚幻，有的难以探究，有的无法解释，正是它们照看着那些既深邃又相当有把握的变化过程。不论什么情况下，近在眼前的演变就足够欺骗你或者让你着迷了，不用去探测那些陌生甚至很可能深不见底的水域。然而，心灵的愉快扰动和心绪不宁依然是振奋精神的来源，所以当我们焦躁不宁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在那里重复低吟：“但愿可以重写一次，但愿可以还一个公道给粗糙外表上的补丁，给那一点点很用心地保持得体的东西；它们悔不当初地责备着过往的愚蠢，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这样的反思，这样的渴求，我说，终会在某些时刻达到顶峰，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它无疑在《美国人》中的很多地方达到了最大值。小说中有许多处理得不尽人意之处；鉴于既有的元素与本质，小说的主题愤愤不平，就好像长期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衣服，而且绣工低劣，完全配不上自己；这长久积存的不满，就因而发出了最恰如其分的悲叹。相反，在《专使》和《金钵记》等总体上以更好的文学书写方式呈现的作品面前，那种强烈的诉求，那种希望获得惩罚性损害赔偿或最起码文学公道的主张，就缩小到消失不见了。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我还可以添进好几部篇幅更短的作品，将此书单大大扩增一番。

无可避免，在《美国人》里，良好的意愿被不可依赖的表现手法所欺骗，再加上太过迟到的经验，无法实施；《一位女士的画像》和《卡萨玛西玛王妃》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只是稍好一点。我只能一面走着——我是指阅读，一面在幻想中考虑整个过程；可以这么说，我把它沉浸在这幻想的媒介中，希望凭借评论家更新、更敏锐的感知的微妙运转，我重新面对过去的各种灾祸、意外事故，旧的伤口、损毁以及毁坏的容颜，就不是白白浪费气力。对于这个作品集里的很多其他作品，长的也好，短的也好，这样一个重新审视的过程所产生的效应也一样；我祈祷着更好的形式所散发的更细腻的气氛，足以在它们周围徘徊不去，并将它们修饰一番——起码是为了那些对气氛和形式充满好奇的读者，不管是否只有寥寥几人。我承认，在这一点上，在这最后几句话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比试图在这里散播几丝光线让我觉得有更压倒性的关联性。在这些光亮中，我的一些意象顽固而沾沾自喜地重复着，而其他一些意象则根据它们的种类和规则，欢乐而羞涩地更新着自己。这两者无疑都是内心无愧的方式，虽然对我而言，整体来说，一如我似乎弄清楚的，观看这意象的更新，其兴味之活跃，要远胜过一般接受的重复。我最想问的是，这件事就最糟糕的情形而言，也不过是急着想邀请读者和我一起再次做梦，目的是让他更多地吸收我的感觉，不是吗？重新阅读自己的作品，就自身来说，最重大的结果更多的是这样的感觉，在自己全部心力汇集而成的深海中，我的重读就好像漂流其中的闪着银光的鱼，而非抛撒一张最宽的鱼网时所能捕捞到的渔获量；而作家通常的好意殷勤会指出一条让那一感觉更具感染力的最好路径——一张美妙地纠缠在一起的网，它或许不如皇冠般辉煌，但那是作者用自己内心所珍视的信心编织的，那信心来自他的邀约或想象。他要回报那样的信心，因此是绝不可能对自己质押出去的名誉放任不顾的。

对作者而言，最理想的好方法，是在任何方面增加所有可能的娱乐来源——或者，再说得更大白话一些，要增加他所有得到乐趣的机会。（一切全都可以回到这个词上头，你的和我的“乐子”——假使我们对这个词做最大的意义延伸，回到这乐趣的产生过程上去，其中即便是最渺小的问题，诸如抑扬顿挫的细微差异或一个逗点的位置，都并非与之无关。）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再现的价值及其运作方式，而再现的价值，其重要的部分，就在于把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当成具有若干面向的可见之物——尽最大可能地将它们转化为表象、图像、形体、物体等许多在构建这个世界时非常重要、非常基础的东西，以便在我们冒险前行的每个转弯处，在这再现性表面的每一个点上，都能立即感受到这一情况所产生的效应。我们需要向任何足以被称为展示的力量敞开大门，以看到那个将事物图像化且能胜任其工作的代理如何被立即召唤出来，发挥作用，战胜困难，奋勇前行。那样的笔触直接唤起画面并细腻地加以呈现，以获得相似性，获得吸引人的力量，获得说服力，制造逼真的幻觉，达到沟通的效果。我们也许会遇到大量的貌似展示性的文字，然而其中，一言以蔽之，这样的笔触却彻底缺失。这一切当然意味着，用寻常的话来说，读者被“出卖”了——可怜而又温顺的人啊，甚至在他读着自己该有的权益条款、被哄骗得糊里糊涂的时候，可能也只隐约知道点状况而已。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担心，他在大多数时候对其他事情也缺乏敏感性，特别是在阅读这件事上，他确实遭受欺骗，他所质押的东西不能确保他得到最尽兴的享乐，因为这样的体验只能从通过上述的诉求，从直接阅读里获得。几乎不需要提及的是，对于任何用“诗”——就这个词最广泛的文学意义来用它——的光芒构思出来的文学形式的最高考验，如果它无法以口述[23]的语言，用出声的阅读来表达，这种考验就该抽身而退，没有任何宽恕的借口。当然，我们在这里谈的并不是非诗歌形式，而是那些为了最高价值而要求有想象力、要求有心灵和美学图景的形式，是一颗被符咒与咒语俘虏的心灵，是一门难以估量的艺术。这种形式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会将其最精致和难以计数的秘密释放出来，而且是以最感激的心，在最紧迫的压力之下释放出来——这压力就来自关注，来自清楚地发出声音的阅读。而对于那种无声的、“安静的”阅读，就让它尽可能多地去回报吧，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它依然会把自己的机会和成功“搞砸”，这挺令人难过的，依然不把心中升起的一股兴趣当作一回事，老实说，它向来没办法冷淡漠视那份兴趣，因为它没有先妥善安排自己，好将此效应所开出的花朵，归功于如此美好地向它索取最多的领悟的行动与过程。它于是准确无误且漂亮地给出了最大的回应，因为我没在别的地方见过下面这种奇怪的说法得到证实，即有趣的文章的正确价值，要全仰赖不彻底的检验——很抱歉和羞愧地说，仰赖于对它的粗略的、跳跃的、匆促的、稀里糊涂的阅读。居斯塔夫·福楼拜对这种关系有过一个绝佳的说法——意思是，任何的充满意象的文章，倘若它未能丰厚地回报有效的、充分的、出声的阅读，它就应被列为错误，因为它没能让自己处于“生活的种种景况之中”。整体来看，我们越是待在它们之中，就越能掌握更多的乐趣；其道德教训是（就这一点还有其他五十件相关的事可以说说），我发现修订著作一步步强化了我内心的那股冲动，急着想要很亲密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回应那些生命的景况。

所有这些无非是说，生命全程的行进是由已做过的事情构成的，那些事回过头来也会引起其他的事，因而我们的行为和它结出的果实，本质上是一体、连贯、持久且无法遏止的，所以这行动有属于它自己的坚持方式、展现方式以及证明方式，也因此，在它和我们数也数不尽的行动之间，不存在任意的和毫无意义的区隔。我们越是有行动力，就越少为这种差异进行辩护；不管有任何能力，我们很快就能认清楚，要将事物“安顿”好，就永远是要怀着责任感去做它们。我们对它们的表达，我们借以了解它们的那些术语，这些几乎都属于我们的行为和生活，如同我们的自由中所包含的其他特征一样；事实上，这些事物会产出最精巧的材料，以供“实干”这一宗教来使用。不仅如此，我们的文学行动还享有我们的许多其他行为所不具有的那种显著好处，也就是说，即使它们前行进入这个世界，甚至在沙漠中迷路，它们也不会因此迷失自己；它们与我们的依附和指涉关系，不论有多紧张勉强，都不需要非终止不可——只要有那条绳子将我们和它们拴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做几乎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换句话说，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注定要抛弃许多至关重要的或社会性的行为并承受结果，我们注定要忘记它们，与它们断绝关系，并任由它们荒废——因为那些踪迹、记录和关联性，那些我们乐于保存的种种纪念物，我们几乎不可能将它们从那个大杂烩里解救出来。就算我们不愿意，我们还是会放弃它们——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在文学行为这个更高、更值得重视的序列中，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些我们确实“做过”的事情，的确给了我们放肆地切断关联、断绝联系的权利，同时却并不把这一必要性加诸我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再理会它们，却也并非一定要如此。我们和它们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有迹可寻的，正因如此，我们觉得，艺术家享有无与伦比的奢华。不要背离他所相信的价值，不要“放弃”自己的重要性，一切全都在他自己。不要因为人们行为的一般模式，而甘愿被切断与已完成文本的联系，他必须感觉自己并未被切断；他最轻的触碰就能让整条关系与责任的锁链再次建立起来。因此，假使他总是在做事，那么按照他自己的衡量标准，他就几乎永远都不可能做完。这一切对他而言如同报复行为，因为它受到的是细致而公开的验证。我们受到注目的行为大抵是不尽人意的，因为它永远都会脱离我们的控制；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同意它赤裸现身——也就是说，经不住批评。但是，在任何地方，所有自称由一系列精妙法则控制的行为，都受到一个至高真理的支配——其谕令为：艺术若是没有示范性，那它就不足为道；艺术若不积极主动，那它就是什么都不在乎；艺术若是没有一贯性，那它就什么都无法完成；被证实的错误是恶劣的辩护行为，无助的悔恨是于事无补的评论，而“关联性”可以被应用在比仅仅瞠目结舌地悔恨更好的目的上。

亨利·詹姆斯

（姚小虹　译　陈丽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