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无足轻重_金蔷薇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鼓舞者，自己的守护神，后者一般也都是作家。

只消将后者的书看上几行，自己立刻就想写作了。某些书仿佛能迸溅出琼浆玉液，使我们陶醉，使我们受到感染，敦促我们拿起笔来。

奇怪的是，这样的作家，这样的守护神，在创作的性质、风格和题材方面，往往同我们大相径庭。

我知道有一位文学家，一位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者，为人处世冷静稳重，作品无不取材于日常生活。可他的守护神却偏偏是高翔远翮的幻想家亚历山大·格林。

盖达尔称狄更斯是他的鼓舞者。至于说到我，那么司汤达的《寄自罗马的信》[1]的任何一页都能唤起我的写作欲，可是，我写的东西同司汤达的散文却有天壤之别，这使我自己也感到大惑不解。有一年秋天，我一边阅读司汤达的作品，一边就写出了短篇小说《二七三护林区》，小说描写的是普拉河畔的禁伐林。在这篇小说中，是绝对找不到一点与司汤达的作品相同之处的。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之所以提及此事，只不过是想说明有许多乍一看来无足轻重的事情和习惯，却能帮助作家写作。

大家都知道普希金在秋天时创作力最旺盛。无怪乎“波尔金诺的秋天”[2]成了创作上惊人丰收的同义词。

普希金在给普列特尼奥夫[3]的一封信中说</a>道：“秋天到了，这是我喜爱的季节，这时我的身体特别健康。我的文学创作的时节来临了。”

其中的道理，依我看是不言自明的。

秋天清澈明亮，寒气袭人，显示出“凋谢的万种姿色”[4]，空气清新，远处的景色可以尽收眼底。秋天给自然界带来一种飘零的氛围。深红色的和金黄色的树林一小时比一小时萧疏，线条越来越粗犷，渐渐地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

眼睛慢慢地习惯于秋景的开阔明朗。这种开阔明朗，又逐渐主宰作家的意识、想象和手。诗歌和散文的喷泉喷射出清澈寒冷的泉水，偶尔还会发出小冰块的叮当声。头脑清醒，心房有力而均匀地搏动着，只是手指稍微觉得有点儿冷。

一到秋天，人的思想的五谷就成熟了。关于这一点，巴拉丁斯基说得好：“珍贵的庄稼成熟了，你收割着思想的谷粒，获得了人的完美的命运。”

用普希金自己的话来说，每年一到秋天，他重又神采焕发，变得年轻起来。歌德说过，天才在其一生中往往会几度恢复青春，这话显然是正确的。

就在这样一个秋日，普希金写下了一首诗，极其清晰地叙述了诗歌创作的复杂过程：

在甜蜜的静谧中，我忘了世界，

我让自己的幻想把我悠悠催眠，

这时候，诗情开始蓬勃和苏醒，

我的心灵充塞着抒情的火焰；

它战栗，呼唤，如醉如痴地想要

倾泻出来，想要得到自由的表现——

一群无形的客人朝我拥来，他们是我的旧识，

是我久已蕴育的想象的果实。

于是思潮在脑海中大胆地波动，

轻快的韵律迎着它们跑来；

手忙着去就笔，笔忙着去就纸，

一刹那间——诗章已滔滔地涌了出来[5]。

这是对创作的正确得惊人的分析。只有在精神振奋、思如泉涌的情况下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来。

普希金还有一个特点。他写作时，凡遇到不顺手的地方，从不去苦思冥想，耽搁时间，而是跳过这些地方，继续往下写。直到有灵感的时候，再回过头去补上，但他绝不勉强地去唤来灵感。

我曾目睹盖达尔是怎么写作的。跟作家通常的写作方法截然不同。

当时我跟他住在麦谢拉森林区的一个村子里。盖达尔住的是临街的一幢大房子，我住的是果园深处的一间废弃的澡堂。

盖达尔那时正在写《鼓手的命运》。我们俩讲好从早上到午饭前的这段时间内，大家老老实实地工作，决不以钓鱼引诱对方。

有一天，我在澡堂里洞开着的窗户下写作。我还没有写完四分之一页，盖达尔就从大房子里出来了，走过我窗下，脸上一副无所事事、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样子。

我装作没看见他。他在果园里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后来，他又走过我的窗旁，但这一回他已明显地竭力想挑动我。他吹着口哨，又故意咳嗽了几声。

我没理他。于是盖达尔 费定只写他所清楚地看到的，并且与整体不可分割的东西。

费定清晰、坚定的头脑和一丝不苟的目光，是容不得构思有半点儿模糊之处的，更不要说去表现这种模糊的构思了。按照费定的意见，一部小说必须锤炼得达到最高限度的准确度和钻石般的硬度。

福楼拜一生都苦苦追求文体的尽善尽美。他强烈渴望自己的小说能像水晶一般纯净，以致翻来覆去精雕细琢地修改稿子，有时到了无法自制的地步。在某些情况下，改稿对他来说，已不再是使小说臻于完美的一种手段，而成了目的本身。他失去了正确剖断的能力，失去了耐心，在绝望中把自己的作品改得枯燥乏味，或者用果戈理的话来说，“画呀，画呀，画得入了魔。”

费定却总是善于适可而止。他头脑中的那个批评家从来不打瞌睡，可也从来不把作家折腾得灰心丧气。

福楼拜深具文学批评家们称之为“人格化”的那种作家的气质，说得简单一些，他身上有一种禀赋，能完完全全地同他笔下的人物融为一体，而且融合得那么紧密，以至于凡是他们（按照作家的意志）所遭遇到的一切，作家本人也都如同身受。

大家都知道，福楼拜在描写爱玛·包法利[9]服毒自杀时，觉得自己身上也出现了中毒的种种征兆，以致跑去请医生急救。

福楼拜是个名副其实的受难者。他写得非常慢，他曾绝望地说过：“这样写作品，真该打自己的耳光。”

对巴尔扎克来说，他笔下的人物也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他的至爱亲朋。他有时气得骂他们是坏蛋、蠢货；有时笑容可掬地拍拍他们的肩膀，表示赞赏；有时又因他们遇到了不幸，而笨嘴拙舌地安慰他们。

巴尔扎克深信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真实的，他有关他们的描写是无可争议的。巴尔扎克的这种信心有时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他生活中有件趣事可以为证。

巴尔扎克有个短篇小说写一个年轻的修女（她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姑且叫她“让娜”吧）。修道院院长派文静娴雅的让娜到巴黎去替修道院办些事。首都五光十色的繁华生活使年轻的修女震惊。她一连好几个小时站在被煤气灯照得通亮的橱窗前，望着那些见所未见的财宝。她看见了穿着薄如蝉翼的芳香四溢的衣裙的女人。这些衣裙仿佛使这些美人脱去了衣裳，使她们娉婷的项背、修长的玉腿、小巧的乳峰更加突出了。

她听到了男人们的奇妙醉人的剖白、暗示和甜蜜的絮语。她又年轻又漂亮，走在街上总有人盯梢。也有人向她说这种奇怪的话。她的心猛烈地怦怦跳动。在一个公园里，有个人在法国梧桐的浓荫下，强制地吻了她。这是她 巴尔扎克穿着一件旧睡袍，坐在那儿呼哧呼哧地喘气，活像一头骟猪。由于他不停地抽烟，房间里烟雾腾腾。写字台上堆满了一张张匆匆写就的稿子。

巴尔扎克紧蹙眉头。他没有闲工夫，因为他早已计划好，此生要写出不下五十部长篇小说。不过巴尔扎克的眼睛却敏锐地闪着光，目不转睛地看着让娜。

让娜垂下眼睛，脸涨得绯红，一面暗暗祈求上帝保佑，一面把修道院里发生的事从头至尾告诉了巴尔扎克先生，请巴尔扎克先生给她恢复名誉，她不知道巴尔扎克先生出于什么动机要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她这个贞节、圣洁的修女的名誉。

巴尔扎克显然不明白这个美丽、娴雅的修女要求他干什么。

“什么损害名誉？”他问道，“凡是我写的，都是神圣的真实。”

让娜又重复了一遍她的要求，然后轻轻地补充说：

“请您可怜可怜我吧，巴尔扎克先生。要是您不肯帮助我，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巴尔扎克蹦了起来，两眼冒出了怒火。

“什么？！”他吼道，“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是把您发生的事情写清楚了吗！写得一清二楚！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难道您的意思是要我留在巴黎？”让娜问道。

“是的！”巴尔扎克吼道，“真是见鬼！”

“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当……”

“不是的，见鬼！”巴尔扎尔重又吼道，“我的意思只是要您脱掉这件肥大的黑袍。只是要您像珍珠一般漂亮的年轻身子知道什么叫欢乐，什么叫爱情。只是要您学会欢笑。您走吧，走吧！可别到大街上去当神女。”

巴尔扎克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她拽到房门口。

“我不是全都写在那上面了吗，”他说道，“您走吧！让娜，您非常可爱，不过为了您，我少写了三页稿子，而且是什么样的稿子呀！”

让娜没法回到修道院去，因为巴尔扎克先生没有给她洗去耻辱。她留在巴黎了。据说，一年后，有人看到她在一家叫作“银驮包”的大学</a>生小酒馆里，同一群小伙子在一起。她愉快，幸福，美丽。

有多少作家就有多少写作习惯。

上文提到，我在梁赞郊外的那幢宅 [3]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5），俄国诗人，批评家。是普希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自1826年起，普希金的作品几乎全部由他发行。

[4]引自普希金的诗作《秋》 [11]引自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8年给他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

[12]此处及下一段之托尔斯泰均指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3—1945）。

[13]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

[14]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1891—1967），俄罗斯作家。——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