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戳：莫斯科_骷髅自传 - Mccms内容管理系统

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在其《与教师谈心理学》（Talks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一书中描述了“邻近”和“相似”的定律。]和贝恩[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1818—1903）：苏格兰哲学家、心理学家，著有《感官与智力》《情感与意志》。]的话来说，是“相邻”（contiguous）。在莫斯科的旋涡中，人和人相遇，有时还会成为朋友，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似，而是因为道旁的长椅不只为一个人而设，马拉出租车的座位是两个。在这个城市混乱交错的八百条小街中，在一条街的尽头有一座白色的普汀克耶稣诞生堂[普汀克耶稣诞生堂：位于莫斯科马来亚·德米特里夫卡街4号，1649年由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命名。]。它由三座紧邻的建筑组成，圣祠挨着圣祠，所有这些夸张的彩色封面都这样：他们给空洞穿上衣服，至少得穿件皮夹克吧，但当他们扣上所有空洞的扣子之后，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即使是最有才华、文笔最娴熟的小说家，也总是让秘密警察爱上白军女孩，白军军官爱上女革命家，如此这般让人眼睛发蒙。我再说一遍：他们的铅笔锋利，他们的目光敏锐，日常生活被置于最严格的可写性监控之下，被打上强光，与其说是记录，不如说是被抓捕、强行塞入了字里行间。

然而，所有这一切本质上都如此复杂、盘根错节，抗拒精确的分析。如果不是昨天出现的一个极其简单、清晰的事件突然中止了我的阅读，我可能还在继续这种可读性实验，这中断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那是一个傍晚。我坐在果戈理铜像的背后，普利其斯坦斯基大道的第一张长椅上。我刚看完阿罗舍夫[阿罗舍夫（Alexander Arosev，1890—1938）：苏俄官员、作家，著有故事集《白色楼梯》（1923）。]写的很薄的一本白皮书，一抬头：在我对面，一个小女孩在沙子上玩耍。她的旁边是一棵树杈的黑影。她用胖乎乎的膝盖爬行，正在尝试——不是用铅笔，不，而是用一根短粗的小木棍描绘树影的黑斑。但是夜幕降临了，阴影蹑手蹑脚地爬得很快，她根本不可能在沙子上从头至尾画下它的轮廓，影子一会儿就超出了。她的保姆一直拉着她的手，说该走了。但是小女孩，我承认，还有我，都全神贯注——她专注于捕捉阴影，我则专注于观察，这几乎是一次阅读性的消遣了。当孩子和她的保姆终于离开时，我甚至感到有点失落。

哦，现在我理解了我手里的小白书：它以及所有这类书，最多也只能试图勾勒移动的影子。但这些被剪掉实体的影子——被剪除了存在（bytiye）的日常生活（byt）——无力且虚幻。我再说一次，如果事物的影子必须被剪除，即从bytiye中抹掉byt，那么你就不该半途而止，而应该把byt拿过来砍掉那迟钝的t：只剩下by（似乎）这纯粹的虚拟语气，它融合了亚历山大·格林所钟爱的那类自由的幻影。这是走出影子世界，进入奇妙的浪漫主义世界的第一条路。存在（bytiye）这个词——它包含了日常生活（byt）这个音节或者说元素——是走出“阴影居住地”的第二条路。我认为只有安德烈·别雷[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1880—1934）：象征主义诗人、作家。20世纪20年代初，别雷在柏林短暂而不幸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在一本名为《影子王国的居所之一》（1924）的书里描述了他对这个“欧洲一角”的印象。]才知道这条路。

好吧，请原谅这也许很难弄懂的代数。我得停下来了。这56平方英尺已热得无法忍受，令人窒息。我得去别处，但是无处可去，无人可会。

第七封信

现在，我正忙于在图书馆书架上寻找莫斯科。如果不是非常好心且学识渊博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米勒[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米勒（Pyotr Nikevich Miller）：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老莫斯科博物馆馆长。]的神秘抽屉，我不可能找得到；这个抽屉里塞满了小小的方形卡片：不管你抽出哪一张，它都标记着“莫斯科”。我连续三个礼拜坐在历史博物馆顶层通风的阅览室里，拂去关于莫斯科的旧书上的尘埃。你可能会问我在这些灰尘中发现了什么。灰烬。

是的，我们都住在四十层厚的灰烬之上，在四十层灰烬之上，我们走路或骑行。

我还没完成我的工作，但我已可以断言，莫斯科是被仅值一戈比的蜡烛逼着穿上砖块和石头的。这支微不足道的蜡烛毫不留情地、一次又一次地焚烧莫斯科，年复一年，直到整座城市躲进石头里藏起来。那些把城市烧成灰的——戈比蜡烛，那些让成千上万人积累的劳作化成灰的可怜的贫民窟的故事，也许只剩下了干巴巴的数字。旧的官方记录，更古老的编年史，后人的回忆录，还有最近的警方报告提供了并不完整但相当可靠的统计数据。下面有一些数字：1365年的万圣节大火[万圣节大火：因它始于万圣堂而被命名，大火在几小时内摧毁了整个莫斯科市。]；之前，1354年有过一次；1451年，克里姆林宫和相邻的商业区几乎被鞑靼人焚烧得只剩地面；1472年、1475年、1481年、1486年的一连串火灾；16世纪后期，从1572年到1591年莫斯科一直在燃烧；17世纪，1626年、1629年、1648年、1668年火灾；还有1701年、1709年、1737年、1748年、1754年火情，等等。我只提到“全城范围”的大火，这些大火摧毁了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住宅和非住宅建筑。这些火灾被赋予了特殊的名字：万圣节之火、伟大的三位一体之火、小三位一体之火，等等。几个世纪以来，戈比蜡烛不歇气地完成了它的工作：最初，火苗会在一些小教堂里闷烧，点燃一个圣像架，然后沿着通道蠕动，上升到椽子，从一个棚子到另一个棚子，从屋顶向屋顶投掷火焰；它火红的舌头将跳过克里姆林宫的石墙，滑到塔楼和钟楼的帐篷形屋顶，使其钟声大作，向下回荡，人群不断壮大，人声鼎沸。接着是冷却的灰烬，然后是另一个持续五六年的蜂拥的建筑狂潮。因为在五到六年内，戈比蜡烛将再次发挥作用。

这支蜡烛迫使街道、十字路口、地区和广场以其荣誉命名：火（红场的旧称）；烧焦的废墟（Scorched Ruins），这也是基泰格罗德在17世纪的称号；燃烧的沼泽（Burnt Swamp），彼得罗夫斯基修道院现在所在的地方；火巷（Fiery Lane），现已消失在新命名的街道中间；烧焦街（Sear Street）等等。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这根蜡烛表达自己的方式千篇一律。

一切都被烧毁了：1571年，沙皇禁苑宫殿被焚；1845年，《死魂灵》的手稿被毁。过去的莫斯科居民是专业的“在火中失去一切的人”（pogoreltsy）；他们生活在从一场火到另一场火的中途；他们的建造，与其说取悦自己，不如说为了取悦那根戈比蜡烛。他们草草搭建房子，与里面的生活方式，就像不是为了让人们可以住在里头，而是为了它们可以随意彻底地燃烧，以便他们和所有东西可以在任何时刻毫无阻力地变成灰烬。在16世纪，莫斯科商业区的居民恰当地称这些马虎的结构为“快手房”（skorodom）或“糙点子”（skorodum）。没有必要在建筑形式上费时费力，没有必要加固墙壁或挖深地基；——戈比蜡烛仍有最后的发言权。一位来访的外国人约翰·格奥尔格·寇伯[约翰·格奥尔格·寇伯（Johann Georg Korb）：1698—1699年间为神圣罗马帝国驻俄国大使馆的秘书。寇伯的莫斯科日记最初在维也纳出版，名为《莫斯科漫游录》（Diarium itineris in Moscoviam），俄语版于1866年面世。]于1698年写道：“几乎每一年，莫斯科最重要的节日都伴随着大火，使人们痛苦不堪。这些火灾几乎总发生在夜晚，有时会将几百个木屋变成灰烬。在最近一场大火中，涅格林纳亚河这一侧焚毁了六百所房屋，几名德国人跑来帮助灭火却遭到痛殴，竟被投入大火之中。”后来，彼得·谢列梅捷夫[彼得·谢列梅捷夫（Pyotr Sheremetev，1713—1788），一位俄国贵族，个性古怪，对艺术狂热且拥有难以想象的财富。他将自己在莫斯科附近的夏日庄园变成了一个小凡尔赛宫。]喜欢在莫斯科附近的庄园里招待客人，花园周围画有精美的“彩绘火焰”，他被认为是莫斯科传统的守护者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当莫斯科已开始脱掉它的木头换成石头时，叶卡捷琳娜大帝还写信给伏尔泰：“欧洲没有任何地方如俄罗斯（指莫斯科）这般急躁地建造。”但有时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简易房在灰烬中修建起来；在那些简易房子里，草率思忖、惧怕新的灾难与迁徙的焦虑的人们堆叠着生活在一起；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戈比蜡烛延迟了——一场预期的火灾没有发生。仓促建起的小房子没过五六年就开始凹陷，出现裂缝。它们懒散地倾斜，迫不及待地等着火，却仍没有火情，因此日常生活变得让人焦虑困惑、不知所措。

但火灾还是发生了。

如今，替代了歪歪斜斜的木头房子的（其平坦的松木屋顶低低地压在他们的眼睛上），是笔直的五六层的石头盒子；取代狭窄的木头巢穴的，是柱子支撑的巨大天花板和拱顶。那是从外面看。在里头，你会发现同样拥挤、狭窄的木制莫斯科，依然是恐慌的生活、仓促的考虑和想要挪动的惶恐不安。古老的木制莫斯科仍然活着，但藏在石头墙后面，藏在虚假的纪念碑风格和不可侵犯性后面。细观17世纪晚期，特别是18世纪的建筑，你会看到如原木一样互锁的石块：它们的建筑设计是木质的，而它们的石头装饰让人想起古老的木制的回纹细工。在厚厚的砖墙和大方窗后面，生活依旧——从火到火，从革命到革命，从灾难到灾难。

所有的人，以及他们的房屋、追求、观念，一旦开始活跃，就需要且欲望将自身耗尽，但——戈比蜡烛反对：它想要更多，越来越多，它马不停蹄地在莫斯科之上重建莫斯科。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或一样东西、一个观念，能让自身完全耗尽。只有——戈比蜡烛，能烧到最后。

但是，不管怎样，任何还未耗尽就死掉的东西，甚至在死亡中也不得安息。这就是莫斯科的根本悖论：死者并不能完全死去，活人并不完全活着，因为谁能活在成千上万的死者中间，活在无数非尸体状的尸体中呢？它们虽已熟睡，却仍在草皮毯子底下辗转反侧。莫斯科是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之水[生命与死亡之水：俄罗斯民间传说中，死亡之水（也称为治疗之水）能治致命伤口，能将尸体的被切断部分连接在一起，但不能使其复活，复活则还需要生命之水。]的古老的民间故事，但是讲故事的人却弄颠倒了：生者被洒上了死亡之水，死者被洒上生命之水，再不能分辨谁活着、谁死了，谁该埋葬谁。

有一种偏见：莫斯科是保守的。纯属荒谬。如今，即使带有绿色锈蚀的老铜管乐器也在向着未来唱赞歌：《国际歌》。是啊，往事已矣，再就是灰烬，然后连灰烬也冷了。如今那些仅存于昨日的往昔生活的残片，像是几条在院子里吠叫的老狗，因为它们曾经被训诫过要对穿破旧衣服的人咆哮。只有它们，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

第八封信

是的，我的朋友，钻头和磁针证实：莫斯科坐落在空无之上。莫斯科有房屋，房屋之下是泥土，泥土下面是心土，而心土层之下是一个巨大的泥土泡，三倍大于莫斯科的一个圆形的空无。

一个礼拜之前，一场倾盆大雨赶着我沿一条坑坑洼洼的街疾走，从尼克斯卡亚大街走到特维斯卡亚大街。我边走边想：就是在那儿，在那片金合欢后面的宅第里，斯坦科维奇[尼古拉·斯坦科维奇（Niki Stankevich，1813—1840）：俄罗斯哲学家、思想家和诗人，在莫斯科知识圈内发起著名的哲学和伦理讨论。斯坦科维奇认为，俄罗斯知识界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人文启蒙。他于27岁死于结核病。]躺在那儿思考并死去，就在那十字路口，有个卖馅饼的人曾叫卖过传统的“圈饼”[圈饼：puffs of naught，字面意为“虚无的泡芙”。]。

突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粘在我鞋底上，一个巨大的水泡般的圆形虚空在我们身下肆无忌惮地悬浮。一个错误的步伐，一个错误的想法——哦……不，省省你的废话吧。我回头看：雨水正冲刷光滑的墙。在水坑里，在断续的雨滴之涟漪中，莫斯科倾覆的房顶在波动。一个男人迅速经过我，头藏在防水兜帽里，我被从他雨衣下面凸出来的公文包撞了一下。

我转身回家。在家里，我紧闭双眼，双手抚着头，再次回到幻想中的否者国度。

你我经常争论这片不存在者的土地是否存在。毕竟，每一个今天都有点庸俗；所有的“是者”都膨胀自大。质疑柏拉图灵魂不朽性证明的那个肥皂泡，不大可能会相信它自己破裂后，其表面的斑斓虹彩还会存留。

然而，这个肥皂泡错了：如果你吹它，反光虽然消失，但在其光滑曲面上被映射的事物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

此外，在映象消失时，喜爱映象游戏的眼睛，会被迫去事物自身里而非气泡里寻求那些东西。

请记住，阿特罗波斯[阿特罗波斯（Atropos）：希腊神话里三命运女神中最年长的一位。克洛特（Clotho）旋转生命线，拉克西斯（Lachesis）测量其长度，阿特罗波斯则用“可憎的剪刀”剪断它。]的剪刀不会测量那根生命线，它们只是剪断它。举个例子，对一个诗人而言，名字——事物的名称，就是那事物自身，它是真实可触的，每一个音节或半个音节都具有物性。那些所谓的事物对他来说不过是些彩色泡沫而已，唯当那些事物的反光消失、从生命中坠落下来时，事物的名字才开始渴望它们的本体，并向着否者之地朝圣。是的，为了开启在字行和诗节之间的存在，事物必须终止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名称仅仅提及那些不再存有的事物。

否者之地召唤我很久了。我从不能抗拒它的魅力。我曾企图离开否者，加入是者，但现在不行了：古老的灰烬温暖着我，我却感觉冰凉刺骨。

昨天，我碰巧读到别雷的《阿尔巴特》[别雷的《阿尔巴特》：指别雷关于阿尔巴特街的回忆录。他记录了19世纪末他在这条位于莫斯科中心的大街上成长的日子。科尔扎诺夫斯基于1922年开始住在阿尔巴特。]，在文中，他谈到不久的过去，谈到不久前还存在的事物。但是，当我脑海中仍活跃着他描述的阿尔巴特，走到真正的阿尔巴特街时，我马上就发现，想找到那些已终止存在之物的一丁点印记都是不可能了。我感到很恼火。到头来，那些“是者”的石头也不比蜡更坚实；三十年过去，一切都被重新改造了。

词语更为坚韧。我只举一个例子：在马洛塞卡街，现在夹在高楼之间的，是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小教堂（Church of St. Nichs），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教堂。很久从前，当它不是被砖砌建筑而是被枫树林包围时，它被称为“枫林中的尼古拉”（Nik v Klennikakh）；后来于1504年，人们砍倒了所有的枫树，为造刀剑而建起兵器库，此教堂就被称为“剑刃中的尼古拉”（Nik v Klinnikakh）；最后，取代废弃的兵器库的是一个煎饼屋，尼古拉摆弄这些字母，开始称自己为“煎饼中的尼古拉”（Nik v Blinnikakh）。因此这个名字的字母步调一致，带着它的词根穿过了五个世纪而不改变节奏（klenniki，klinniki，blinniki），只是稍微变换发音。

我是多么热爱莫斯科郊区那些有帐篷形屋顶的钟楼和小木头教堂，比如所罗门拿亚·斯朵洛兹卡（Solomennaya Storozhka）的那座，或坐落于巴斯玛茨金的童贞女祈祷堂：它们都在一定距离之外，远离生活，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它们那精雕细刻而成的帐篷式圆顶，仍伸向空无一物的天空。它们比那些挤在四围的、知道如何存在的事物更清楚：如何以其不存在而更持久地存在。

我最喜欢的是屋顶陡峭的克鲁提斯基塔[克鲁提斯基塔（Krutitsky Tower）：一座17世纪的塔楼，表面贴有两千余种不同颜色的珐琅瓷砖。1788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废除了克鲁提斯基教区，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它主要用作军营。]。它很不容易被发现。靠近卡莫—克莱兹斯基街，在混乱的卡门斯契卡街和克鲁特斯基几个巷陌之间一条狭窄的小巷尽头，它造型纤巧，其表面带裂纹的釉下面是褪色的荷兰式瓷砖，塔身悬浮在一个拱门的双层圆弧之上。在左边，沿着高墙的是一些白色球胸鸽型廊柱，支撑着曾经连接克鲁提斯基塔和五圆顶的圣母升天堂的廊顶。

我永远不会厌倦在顿斯科伊（Donskoi）、丹尼洛夫斯基（Danilovsky）和拉扎瑞斯基（Lazarevsky）公墓的十字架和墓碑之间徘徊，读取那些古老的发霉的文字。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庄园库什克沃（Kuskovo）的几十英亩土地上，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古老的大理石基座（位于房子左侧的路边），上面刻的是“维纳斯”。然而基座上并没有维纳斯——雕像一定在很久以前就毁了——只剩下一只大理石脚和她脚趾的精致轮廓。这就是那儿的全部，但我记得，我伫立了很久，冥想着不在那儿的东西。

否者之地每天都在扩张；教堂怯怯的钟声响亮，时不时地与城市的叮当声和隆隆声交织在一起，提醒我们，这个并不存在的国度里最为缺无者是谁：上帝。走过教堂，我有时会觉察到某个人偷偷摸摸的目光，然后他怯生生地轻触他的帽子，他的手从前额滑过胸口、肩膀：我们就这样向可怜的亲戚们致意。

多尔兹[多尔兹（Viktor Dolidze，1890—1933）：出生于格鲁吉亚的俄国音乐家。]现在居住的特沃斯卡亚街29号曾经是卡拉姆津[卡拉姆津（Niki Karamzin，1766—1826），俄国诗人、短篇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著有感伤故事《可怜的丽莎》，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农家女孩被一位诚挚却软弱的贵族诱惑又抛弃，最后自尽的故事。]的家，后者创作了《可怜的丽莎》，28路电车能把任何想去里兹诺货运站的人带到距丽莎的池塘不到几百步的地方：就在那儿——还记得吗？——她死了。

我跳上了28路电车，很快就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臭气熏天的池塘旁，它如一个圆形的黑污渍沉入蜿蜒的岸。这就是丽莎的池塘了。五六个矮木屋背对池子，有人将污水直接泼进去，污秽不堪。我转身走了：不，不，我必须回到否者之地。

第九封信

亲爱的朋友，昨天我想写信给您——但没能写。即使此刻，我也无法召集词语。我知道莫斯科会魔住人，但它居然钩住了我，我承认，这真让人始料不及。

所有的事都发生在昨天，一瞬间——在下午两三点之间。之前有很多次，在去伊帕特耶夫斯基巷的路上，我会走下这条小街，想去欣赏位于尼基特尼基的那座建于17世纪的格鲁吉亚的圣母堂：它高耸的、比例匀称的帐篷式圆顶上带有石头装饰的天窗，就像洞察之眼；矮小的走廊上饰有童话浮雕；大胆的四边形构造，墙面有古怪的石头装饰。但是无论我什么时候经过教堂，它都是锁着门的——它总是关闭的，台阶荒寂——空无一人。自从我知道那里有莫斯科最后的圣像画家西蒙·乌沙科夫[西蒙·乌沙科夫（Simon Ushakov，1626—1686）：俄国圣像画家，他以一种非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传统的主题。]的画作：《圣颂天使报喜》（1659）及《树旁圣母》（1668），我就向往已久。

在得知管理员开放教堂的时辰后，我赶紧去伊帕特耶夫斯基巷，以便在三点钟抵达。但是当我到了特维斯卡亚大街时，路被堵住了。我忘了（我很少读报纸），这是莫斯科频繁举行政治游行的时间。望不见首尾的人流伴随着管弦乐队一队队肩并肩行进，切断了我的去路，我不得不等。

说实话，我很恼火。当然，之前我遇到过这类莫斯科游行，我知道，它会耗很长时间。我掏出怀表：分针一格一格滑过，我会迟到的。但也没办法。时间过去了，人流还在涌动。我瞥了一眼人群的头顶（我讨厌群众，成百上千双脚的重踏让我懊恼），但在人群之上是另一种奇异的、明亮而一致的生活。成千上万的字母排列在横幅上，以金色队列向我直冲过来。您还记得我曾写过的字母疯了的那封信吗？就是那些挤在莫斯科的墙上和柱子上的混乱的字母。这儿，字母是完全不同的：它们排列规则、有节奏、虚张声势，是一种庄严的印刷符号在游行；它们意识到了隐藏在自身中的能量，不断在人群中行进、行进，就像军队头顶上的另一支军队。

我放低目光，直到现在我才看清那些面孔：有老年人也有莽撞的青年，但奇怪的是，虽然他们年龄各异，但他们的眼睛都因同一个年轻的——哦，说不上年轻——同一个乳臭未干的新世界而放光。我耳朵嗡嗡直响，无法听清那些词，我也没功夫去读那些印在红条幅上的金色标语，但主要内容我是知道的。是的，我知道。

渐渐地，队伍变得稀薄了，最后一支管弦乐队的六只喇叭和一个鼓自以为是地尖叫着——道路畅通了。

我机械地继续前往伊帕特耶夫斯基巷。但是，当老看守人带着晃来晃去的钥匙为我打开圣母堂的门，然后那些金色和赭色的面容从半昏暗中向我游过来时，我突然明白，我不再需要这些了。我把一枚硬币塞入那位老人僵硬的手指，迅速走下台阶。在我身后，一只沉重的挂锁咔嚓锁上。

是的，都过去了。

第十封信

最初，十字架是用来钉死人的：据说在被钉死的人中，一个偶然的神出现了。后来，十字横木上的血被镀金，十字架被吊起放置到圆拱的顶端。人们不得不仰脸，才能看到它们。一开始，人们还仰望，后来就不抬头了，因为没有时间。人人都知道那些金属符号不能再弥合万物了，它们无法将形形色色的生活统一为独一的生命了。爱，仍是一如既往的混乱且业余。

很快，甚至那些在衬衫里藏着一个小十字架的人，也学会了虽住在十字架附近，却忽视它。

一个人只有被埋入土，他带黑框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时，他的名字才会与十字架重逢。然而现在，它不再被称为十字架了（老排字工们都知道这一点），它只是一个“死亡标志”。革命前的最后几年，死亡标志被禁锢在铅字盘的方形隔间里，好像很羞愧，将它小小的黑色横梁藏进括号的掌心。像这样：（?）。但后来，括号也被关闭，铅字盘小隔间的中间排空了：“死亡标志”死了。

现在，悬浮在莫斯科之上的是一个奇怪的空中墓地：两千个死亡标志，它们的横木阴郁地跨越在一座要么忽视它们、要么远离它们的城市。

基泰格罗德有许多非常奇怪的教堂，例如尼古拉大十字教堂，或前面提到的格鲁吉亚的圣母堂。这些教堂分两层建造：上面一层是巨大的石帽形状，做教堂用；底层是一个普通的货物地下室。建筑者需要一个坚固安全的仓库来储存货物，以保护它们“远离邪恶”（如17世纪后期的法案所记录的），就用一座教堂来罩住。他的推定是：敬畏上帝的小偷，不会从敬畏上帝的教堂仓库的建造者那里偷东西。于是，那天上的“彼”就被造出来为地上的“此”提供方便。

我的朋友啊，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古怪的问题：我们的心灵把它面前的事物分成“那些”和“这些”，分成感官官能之外的东西和感知之内的东西；“这些”是内在于生活的东西，而“那些”是超越的东西；“这些”是清楚的、活生生的近景；“那些”是模糊的、不可及的远景。

对人的头脑进行分类，你会发现它们常常以相反方式运作，这取决于它们的纹路。某些脑子会努力将事物从“那些”转化到“这些”，而别的脑子会从“这些”挪移到“那些”。如果我称那些试图把“那”转变为“这”的人为“由彼入此者”（that-into-thisers），称那些把“这”变为“那”的人为“由此入彼者”（this-into-thaters），命名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再说说莫斯科吧：莫斯科一直关注于“此”，即它围城里的生活；“此”是它唯一的建造，它只用“彼”来罩住它以驱邪；它的写作总是关于“此”，现在如此，以前如此。莫斯科作家中最具莫斯科性的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罗夫斯基[亚历山大·奥斯特罗夫斯基（Alexander Ostrovsky，1823—1886）：俄国剧作家、散文家，俄国现代剧院的创建者。]，当他住在河畔区[河畔区：指莫斯科河南岸、克里姆林宫对面的一大片土地。19世纪，居民主要为商人和小公务员。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的《河畔区笔记》（1847）中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未知地而欢欣，他记下它的名字和位置：“就它的居民而言，也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语言、举止、风俗和教育水平，一切都笼罩在神秘中。”]（Zamoskvorechye）时，他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地方而骄傲——河畔区。

所有的莫斯科人都是天生的“由彼入此者”，就连卡莫夫尼车斯基巷21号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们也都还不是“由此入彼者”。[托尔斯泰主义者们（Tolstoyans）：指从托尔斯泰思想中诞生出的一个理性主义派别，强调如何在淡化宗教的情况下过一种理智的德行的生活；卡莫夫尼车斯基巷21号：1882—1901年间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住所。]

所有的普鲁塔克们的尖笔和钢笔通常偏爱“由此入彼者”——他们乃是英雄人物，蛮有力量以唾手可得的“此”换来遥不可及的“彼”。

但如果有人想为始终如一的“由彼入此者”立传，他应该从拜访谢苗诺夫斯科耶公墓（Semyonovskoye Cemetery）开始。在大路附近，你能看到一座坟墓，它弯曲的黑色墓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吃有益健康的食物，

在新鲜空气中锻炼身体。

该安歇的时候，也就是晚上，

要在大开的窗下入睡。

停止自我治疗。

投入大自然怀抱，

善哉。

我尊重一切完满的东西：我站在弯拱的黑墓碑旁，脱下帽子。

第十一封信

难怪听沙皇告解的老莫斯科的牧师西尔威斯特（Sylvester）ter）说，“人必须照神意活着。”莫斯科虔敬地遵守这一训诫：在它的石壳内，它拥有所需要的一切；它的“为了全世界”（orbi）也只是“为了这座城”（urbi）[教皇的祝福Urbi et Orbi，意为“为了这座城（罗马）和整个（天主教）世界”。]；甚至那些一般理论，比如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在莫斯科的壳中被莫斯科化了，从“那些”变为“这些”。

例如，有人已经讨论过“莫斯科唯心派”[莫斯科唯心派：其最具影响力的成员有索洛维约夫（1853—1900）、谢尔盖·特鲁贝茨科伊（1862—1905）和列夫·洛帕廷（1855—1920）。]。然而，我现在感兴趣的不是莫霍瓦亚街上的建筑，而是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及其商业区；不是晚近的浸染日耳曼主义的哲学理论，而是从卡利塔[卡利塔（Ivan Danilovich Kalita，1304—1341）：莫斯科王子，弗拉基米尔大公，史称“俄罗斯土地的第一位收集者”。]和圣塞尔吉乌斯[圣塞尔吉乌斯（Saint Sergius，1314—1392）：莫斯科附近谢尔吉耶夫镇的圣三一修道院的创始人和神父。]、伊凡四世和蒙福的巴兹尔[蒙福的巴兹尔（Basil the Blessed）：又称圣愚人巴兹尔，安葬于莫斯科红场的圣巴兹尔大教堂，约在1580年被正式封为圣徒。]时代开始的原始的观念论和唯物论。

在克里姆林宫及基泰格罗德城墙的椭圆形环抱中，这片雏形莫斯科的狭小空间被克里姆林宫东墙分成为二个小城区：克里姆林宫及其商业区基泰格罗德。在克里姆林宫，人们建造了教堂和军营；基泰格罗德则建起了商店和仓库。在克里姆林宫，士兵们会见神父；在基泰格罗德，则是商人与顾客会面。

我始终认为，对于士兵们，永生的信念是绝不可缺的，这样以“此岸”之生命换取“彼岸”之永生才比较容易。诚然，在精密而成熟的头脑看来，为自己的事业（它比为之捐躯的人活得更久）而战的想法，是可以代替个人永生信念的。但对于职业卖命的德国雇佣兵，或注定要为别人的事业而死的莫斯科军人来说，这一切还不够。

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临近营房的地方，几乎是墙挨墙地建造教堂；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前的俄罗斯士兵会得到七十五个戈比，以及永生的保证。

难怪帝国的统治需要组织士兵服役，还需要一种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也可以解释独特的克里姆林宫唯心论的出现（我只给你一个粗略轮廓罢了）。

但是就在它的旁边，越过这堵墙，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生长出一种典型的、基泰格罗德式唯物论：如果某个士兵确信自己坚不可摧，灵魂不朽——这信念如一个观念升起，背后拖着整个唯心论的三位一体（灵魂不死、自由意志、上帝）——那么，商人则坚信实物，相信那些决定一个商人价值的纯粹的物质前提。据一些外国人的说法——比如奥尔鲁斯[奥尔鲁斯（Adam Olearius）：德国学者、旅行者，霍尔斯坦公爵派往驻俄国的大使秘书，于1647年出版俄国纪行。]、赫伯斯坦以及寇伯——基泰格罗德六七百家可怜的小商店的老板生来就是商人或中间商；他们是“货郎”（thing people），擅长兜售和销售这样或那样的物品，即使是最好的外国商人也难以与他们竞争。基泰格罗德巨大的厚壁仓库不是为了“精神现象”“影子”或是“精神的他物”（唯心论者这样定义物质）而建造的，而是为了那最真实的物质，它已被分解成各式各样的货物。没有人能把“精神现象”关在沉重的双重锁链之下。

这对我来说很清楚：基泰格罗德的商店柜台是基泰格罗德特有的唯物论的第一个讲坛。

第十二封信（明信片）

这封信是我的最后一封了。我只需唤醒我的词语，它们此刻正折磨我。大约一个月前我注意到，我的主题在信封中感觉拥挤：它在我笔下不断繁殖，就像莫斯科一样扩张，生出新的枝条。

我不得不诉诸厚厚的笔记本：我已经写满了两个本子。这项工作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还占有了我全部的意愿。

那么——停下来吧。您不要生气：您知道，我的脾气一直如此。

第十三封信

亲爱的朋友，您让我多么吃惊！我正伏案工作时，出乎意料地收到一封信：您的笔迹，您的签名，除此之外，都不像您的风格。您平静地告诉我，您已经打印了我的十二封信，并把它们转寄给莫斯科的一个编辑部。我很气愤：您，居然这样做！

我必须快点，一分钟都不要浪费，我立刻狂奔去编辑部取回我的信件。我当时肯定焦虑坏了，因为我顺着林荫大道飞奔时，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我有心脏杂音），我不得不坐到长椅上。

安静的人们安静地经过。孩子们忙着在秋天寒凉的沙子里挖东西。我的紧张消退了。我纷乱的思绪变向了，我只能相信它们。

首先，我的想法告诉我：你究竟有何损失？一些纸片罢了。最重要的东西都在你的笔记本里。

此外，编辑别人思想的人，有他自己特别的探针，他们永远不会在你的只言片语间找到他们的莫斯科，他们不会为一个外来之人的外来的思想而烦恼：他们会忽视它，像忽视别的东西一样。

但是，我的想法又补充道：你已经三十七岁，几乎算是一位老人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在沉默中咬紧牙关。你可以的。只需记得，很快，你就没有什么可咬了。

随后我的思绪走远了，我独自一人留在寒冷的秋天大道上。暮色渐浓。我这样坐了很久。

它们又冒出来：是时候了，该是你成为莫斯科人的时候了！至少部分地。这里，每个人的话语都敞开着。去成为莫斯科人吧！难道你害怕瑞伽蒂丝的眼睛？

我站起来，拖着沉重步伐离开：不是去取信，而是远离它们，回家。

现在，我给你写信。

作为一次经历（Pratica）：既然你以你的书信（或我的书信——我不再能区别两者）开始这场冒险，你就得完成它。我只请求：删除日期和我的名字。

好吧，也许这样最好；词语一旦从你的笔下挣脱，就会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如孤儿——它们自有其命运。如果这些词语能转一个一千英里的圈，又回到莫斯科，那么这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词语和我——都是外来者、外省人。

我刚刚想起一些事：尤克维奇[尤克维奇（Pamfil Yurkevich，1827—1874）：唯心主义哲学家、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索洛约夫的导师。]教授，一位久居莫斯科的人，与当时还是哲学讲师的索洛维约夫一起走过迷宫般的街道。这位老教授用他那根多节的手杖敲打一块富有教育意义的马刺石，说道：“年轻的朋友啊，当康德说棍子是一个自在之物时，不要信他，不，棍子是为他人准备的。”

好吧，也许他是对的。我琢磨，明天我该不该把我的康德拖到苏哈乌卡[苏哈乌卡（Sukharevka）：莫斯科一个有名的旧货市场。1812年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撤退之后，莫斯科总督宣布了一项法令：发现者即是所有者。无论谁在哪里找到了什么，都可以保留或卖掉，但只在周日、在苏哈乌夫塔旁的广场上。该市场在1925年被关闭。]。您认为如何，会有人买吗？

上述信件的收件人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请求我为这些信件找个出版商。

在告知了我的通信人已接稿《邮戳：莫斯科》的编辑部的地址后，我又问了一些关于书信作者的细节，包括他来莫斯科之前的居住地。

作为回复，我只收到第十三封信（明显是我们结束通信的那封信），上面没有任何评论或解释。

因此，那个发明了“由彼入此者”和“由此入彼者”的颇为奇怪的分类法的人，他自己究竟属于前一类还是后一类——这对我而言仍悬而未决。

---S.科尔扎诺夫斯基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