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想象力的培养_儿童的自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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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独立思考的大脑脱离现实就是做无用功，因为大脑的创造力是一种作用于现实的手段，一旦将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人就会迷失方向。</em>

<strong>科学而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基于现实</strong>

如果一个世纪以前，有人告诉乘坐马车、用油灯照亮的人说：未来有一天纽约会每夜灯火辉煌。人们可以在万里汪洋中向陆地上的人求救，陆地上的人能接收到他们的信号，并能明白信号的含义；还有人类可以乘坐飞机在空中飞行，其速度甚至比鹰飞得更快——我们的祖先肯定会报以怀疑地一笑。他们的想象力无法接受这些。在他们看来，现代人几乎就是另一种群。

这是因为现代人的想象是建立在实证科学的研究之上，而以前的人们却只凭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简单的事实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当人们耽于沉思时，他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不变的，但是当想象力开始与现实接触时，思想便开始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来进行有效的工作。人类的思想仿佛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创造的力量。

我们因此来推测上帝的意图，天地万物被创造出来都是上帝的意志，而且都能自我实现。上帝想：看看吧！按照创造的顺序，光出现了，然后生物也出现了。

凭借着实证科学的方法，现代人似乎找到了思维的秘密通道，将人类引向圣途，给人类展示出真实的自然，就如《圣经》中所说：“用我们人类应有的样子造人吧”！

人类只能说：“让世间充满光吧”——转瞬间，世间出现了神奇的光辉；“让人类在天空中飞翔吧！让他比宇宙中所有的飞禽都飞得更高吧！”——这个愿望也实现了；“让遇难水手的呼救声神奇、悄无声息地传到遥远的地方吧！”——愿望又实现了。“让事物复杂，让植物种类繁多，这样人类的生活方式就能更加丰富多彩！”——这个愿望也实现了。

当造物主开始创造，人类的想象也已经开始了时，即人类的想象 拉斐尔为了找到圣母像的模特，经常光顾罗马美女云集的特拉斯特维尔寓所。他在这里熟悉了FORNARINA[FORNARINA，意大利时装名牌。]和它的模特们。但是，当他画圣母像时，却再造了“心中的肖像”。据说，米开朗琪罗通宵达旦、遥望星空，有人问他在望什么，他回答道：“我看到了一个圆顶”。正是得以效仿他所想象出来的奇妙图案，闻名遐迩的罗马圣彼得圆顶教堂才得以风靡一时。倘若米开朗琪罗研究建筑时没有积累素材，圣彼得大教堂无论如何也不会名垂千古。

没有哪个天才能创造出绝对全新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只需想想艺术中一些如同人类幻想无法超脱尘世一样忧郁、离奇的常用形式就知道了。令人惊奇的是长着翅膀的天使形象竟然依然存在至今，没有一位艺术家对之加以改动。为了表现出比人更加缥缈、没有物质重量的生命，我们让健壮的人背上长出羽毛厚实的大翅膀。在一个生物的身上融合了诸如头发和羽毛这类东西，让人类像昆虫一样长着六肢——双手、双脚和一对翅膀，这确实非常奇怪。这种“荒诞的构想”不断付诸实际，这当然不是艺术思想的原因，而是由于语言匮乏的结果。事实上，我们说天使“飞翔”，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是人类的、世俗的，也因为无法想象天使到底该是怎样的。没有几位艺术家能在天使报喜图中将天使描绘成闪闪发光、精美、纤细的形象。

艺术越接近真实就越完善。譬如，在客厅里，有人恭维我们，如果他的恭维确实是我们自身的某一优良品质，我们会感到由衷地满足。因为他的赞扬很中肯，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此人观察过我们，对我们怀有真诚的敬意。我们因此断定，此人观察敏锐，才智聪颖。我们便想报答他的友好情意。反之，如果他的恭维并非是我们所具有的品质，或歪曲、夸大了我们的真正才能，我们便会反感地想到：多么粗俗的家伙！甚至会比以前更冷落他。

但丁优美的十四行诗一定深深打动了比阿特丽斯的心。

我心爱的姑娘多么温柔、多么纯净，

当她伫立在路旁向我问安，

我的舌头打战却说不出话来，

眼睛想看却不敢看。

在众人的赞叹声中，

她腼腆地走着，一身素衣打扮。

如仙女自天上下凡，

到了人间。

在男人眼里，她是多么可爱，

看见她的身影，内心就泛起

一阵无法表达的甜蜜；

她的朱唇之间仿佛充满

爱的抚慰，永远在对我的灵魂说：“哎！”

---（但丁《新生》）

另一首十四行诗肯定给那些有自尊的、非常敏感的女性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文体臃肿、夸夸其谈。因为这首诗中充斥了许多不恰当、夸张的隐喻。

你的致意和目光多么迷人，

给那在路上遇见你的人送来死亡；

爱我的情敌，而无视我的求爱，

不管她的所为使我多么伤心。

径直走到他的箭所射向的地方，

箭刺穿了我的心，把它撕成了两半；

我犹如一个站在死神面前的人，

说不出话——我忍受的痛苦无法比拟。

犹如一块石头击碎窗户，

惊动了屋内的一切，

也刺穿了我的双眼；

在那一刻我失去了生命和灵魂，

站在那里，面对着一个古铜色皮肤的人，

假装仁义地嘲笑着。

假如想象的真正基础是现实，而且其直觉与观察的精确度相关联，那么为了使儿童获得想象所需要的材料，就有必要让儿童准确地感知周围的事物。而且，在严格界定的范围内进行推理、进行事物之间区分的智力训练，为富于想象的思想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这些思想作品越富丽堂皇，就越与某种形式紧密相连，相关的个人想象也就越符合逻辑。夸张以及粗俗的幻想都不能使儿童正确思考。

真正的智力准备挖掘出了欢笑壮丽的河床，智慧的创造如泉水般涌出，在河床中流淌，不会泛滥，也不会毁灭内在秩序的美。

说到智慧的创造，我们没有能力控制。“绝不要阻止某种活动的自然产生，即使它像几乎看不到源头的涓涓细流那样渺小。”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竟然认为自己能“创造智慧”？我们除了“观察和等待”萌芽的草叶和自身裂变的微生物外，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果富于创造力的想象不是不切实际的想象、不是幻觉和错误，那么它就必须像把金碧辉煌的宫殿牢牢建立在岩石砌成的基础之上一样，把智力扎根于坚实事实的基础之上。

<strong>儿童的想象</strong>

人们普遍认为，幼儿的想象力活跃、丰富。因此，我们应采取一种特殊的教育来开掘这种特殊的禀赋。儿童的心理状态也与我们的不同。他们超越了我们界定的范围，喜爱在虚无、迷人的世界里遨游，原始人也存在这种倾向。

但是，这种幼稚的特征概括了现在受到怀疑的唯物论观点。个体发育学概括为种族发育，即个体的生活再造了同类的生活，就如同人类的生活再造了文明的生活，我们在幼儿的身上看到了原始人的心理特征。因此，孩子像原始人一样，被迷人的、超自然的和虚无缥缈的东西所吸引。

如果不沉迷于这种科学幻想中，把像儿童这样“还未成熟”的机体与像原始人那样远不如我们成熟的心理状态相比，很容易就能说明它们之间相距甚远。但是，即使我们不干涉那些将孩子们的心理状态解释为“原始状态”的人的信仰，我们也应该指出，既然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原始状态都是暂时的，那么就必须取而代之。因此，教育就应该有助于儿童冲出这种状态，而不是应该发展这种原始状态，或是让儿童停留在这种状态。

我们在儿童身上发现的所有不完全发展的形式与原始人的相应特征有相似之处。例如，在语言方面、表达贫乏、只有表达具体意思的词汇、用词笼统、一个单词表达几个目的，或表示几件东西。但是，没有人会由于这个原因，坚持人为地将孩子限制在原始语言上，让他们顺利地通过史前时期。

如果有人永远停留在虚幻的东西占主导地位的想象状态中，那么我们的孩子却恰恰相反，属于另一种人。他们的兴趣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在科学的文明建设中，在需要有极其丰富想象力的作品中，这种想象代表了我们孩子才智形成的环境。在儿童智力发展的朦胧阶段，他们被奇妙的幻想所吸引是自然的事情。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们是我们的未来。因此，他们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至少在一定限度内给他们最大限度的自由。

一种被认为是适合儿童时期，且几乎被普遍认为是有创造力的想象形式，就是婴儿大脑自发的创造性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儿童赋予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以自己希望能拥有的特征。

谁都见过孩子像真正骑着高头大马一样骑在父亲的手杖上，鞭打着拐杖，这是孩子“想象”的有力证明。孩子在建造既有椅子，又有扶手的四轮豪华马车时，感受到多大的乐趣啊！一些孩子在马车里仰靠着，愉快地欣赏着车外虚构的风景，向欢呼的人群鞠躬致意。另一些孩子则坐在被当作辕杆的椅子背上，抽打着烈马似的用手在空中挥舞。这是“想象”的又一例证。

但是，我们观察那些拥有小马驹、习惯于在马车或轿车里进进出出的富家子弟，我们发现他们会用轻蔑的眼光看着那群兴高采烈地抽打手杖东奔西跑的孩子。看着那些将自己想象为被不动的扶手椅拉着跑的快乐的孩子，他们非常吃惊。他们这样评论那些孩子：“他们太穷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马，没有马车。”成人们听天由命，孩子们却喜爱幻想。但这并不是想象的例证，这只是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这不是与天赋相关联的活动，而是意识和感觉贫乏的一种表现。我们确信，为了教育富家子弟，没人会说我们该把他们的马驹牵走，给他们手杖玩。我们也没有必要阻止穷人的孩子满足于对手杖的幻想。一个穷人，一个叫花子，除了干面包充饥以外一无所有，如果他来到富人家地下厨房的格子窗前，闻到那扑鼻的香味，想象自己此刻正就着他的面包吃着那些丰盛的菜肴，谁又能叫他别这么想呢？但是，为了培养这些丰衣足食的幸运儿的想象力，没人会说：我们应该将他们的菜肴拿走，只让他们啃面包、闻菜肴的香味。

一位深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因为穷困潦倒，她把仅有的一片面包用以下方式给孩子。她将面包分成两块，分两次给他，并说道：“这块是面包，这块是肉！”于是孩子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但是没有哪个母亲为了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而让孩子饿肚子。

有人曾一本正经地问我：“如果将一台钢琴给一个像在练琴似的不断用手指在桌上练习的小孩，是不是件坏事？”“为什么是件坏事呢？”我反问道。“因为如果我们给了他真的钢琴，孩子无疑会学到音乐，但他的想象力便得不到锻炼了，因此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福禄培尔（德国教育家、幼儿园创办人）设计的一些游戏便是建立在相似的信条基础之上。将一块积木给孩子，说道：“这是一匹马”，然后又将积木按一定的顺序摆好，对孩子说：“这是马厩。现在让我们把马放进去。”再把积木重新排列，说道：“这是一座塔，这是一座乡村教堂，等。”在这样的练习里，实物（即积木）不像被当作马匹的手杖容易引起幻想。孩子在向前移动时至少可以骑手杖，抽打手杖。用马搭建的塔和教堂使孩子们的头脑混乱到了极点。更有甚者，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孩子在“自发地想象”并用大脑工作，因为这时他必须按照教师的提示去做。他是否真的认为马厩变成了教堂，他是否在开小差，谁也无法知道。当然，孩子好动，却不能动，因为他不得不潜心思考教师提示的一连串电影式的意象，尽管这些意象只存在于同样大小的积木中。

那么在这些尚未成熟的小头脑里培养起来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成人世界里发现与此相似的又是什么呢？它使我们明白，通过这种教育方式，我们在用什么样特定的形式训练我们的思维。的确，有人把树当作王位去发号施令，有些人相信他们自己就是上帝。因为“错误的知觉”，或说的更严重一些，“幻觉”是错误推理的开始，是神经错乱的并发症。精神病人什么都干不了，同样，那些孩子，他们受着旨在将他们未得到满足的欲望的幼稚表现发展为狂躁、僵硬的教育，他们既不能为别人，也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

我们假定用一种使孩子把虚幻当作现实来接受的方法来发展其想象力。例如，在说拉丁语的国家，圣诞节被说成是一个名叫比法娜的丑女人越过围墙，从烟囱里钻下去，把玩具送给那些听话的孩子，却把煤块留给那些调皮鬼。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后代的国家，圣诞节则是一位浑身雪白的老人挎着一大篮子送给孩子们的玩具，在夜里进到他们的房间。然而，我们的想象成果怎么能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呢？我们的想象不是孩子们的，他们只是相信，没有想象。轻信确实是尚未成熟的头脑的特征。这些是头脑缺乏经验及现实知识，缺乏辨别真理与谬误、美丽与丑恶、可能与不可能的人。

那么难道仅仅因为孩子在无知、不成熟的年龄表现出轻信，我们就希望在他们身上培养轻信吗？当然，成年人也轻信，但是成年人的轻信是与其智慧相对而言的，它既不是智慧的基础，也不是智慧的产物。只有在愚昧的时代，轻信才会萌芽和增长，我们为已经度过了这样的时期而感到骄傲，因此我们把愚昧看做是轻信的标志。下面是一则17世纪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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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新桥是行人通行的要道，也是闲散者聚集的地方。许多江湖骗子和庸医也混杂其中。其中有一个大发横财名叫马里奥罗的江湖医生，出售一种他自称是产自中国的药膏，这种药膏能使眼睛变大、嘴巴变小、短小的鼻子可以变长、长鼻子可以缩短。德·萨丁警长传讯了这个江湖医生，把他关进了监狱，对他说：

“马里奥罗，你是怎样招徕这么多人，赚了那么多钱的？”

“先生，”马里奥罗回答道，“你知道一天之内有多少人过这座桥吗？”

“10～12万吧。”警长答道。

“对了，先生。你想他们当中有多少是聪明人呢？”

“100人吧。”

“这是乐观的估计，”马里奥罗说，“不过就按这个数字计算吧，我就是要靠那其余的9900人过日子。”</em>

那时的情况与现在的大不相同，现在的聪明人多了，轻信者少了。因此，教育不应该面向轻信，而应该面向智慧。谁将教育基于轻信之上，谁就是在沙漠上建筑高楼大厦。

我记得一个在我们的社会里也许重复出现过成千上万次的事情，两位出身贵族的公主，为了免于命运所安排的生活的诱惑和虚荣的折磨，到一所修道院里接受教育。修女让她们相信世界充满了虚伪：当人们赞扬我们时，如果我们躲起来，听听我们不在时她们说些什么，我们会听到咒骂我们的话。当这两位年轻的公主到了可以参加社交的年龄时，便在一次晚会上首次露面。所有来宾都大肆称赞这两位公主美丽迷人。客厅里有一处用一幅大帘子遮掩着的部分，两位姑娘很想听听人们在她们背后说些什么，因此便溜进去，藏在帘子后面。当她们一离开，她们在场时有分寸的赞誉声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增加了几倍。两位姑娘告诉我，在那一瞬间，她们经历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感情突变。她们感到修女们让她们相信的一切都是假的，当即她们宣布不再信仰宗教，决定投入到尘世间的欢乐中。“后来，我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再一次信奉宗教的真谛，自己才理解了在社会华丽外表下的空虚。”

轻信会随着经验的增加和头脑的成熟而逐渐消失，指导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在一个国度里，就如在一个人身上，文明和灵魂的逐渐发展趋势必将减轻轻信的程度。正如常言道：知识赶走了无知的黑暗。在无知的地方，幻想最容易游荡，因为它缺乏能使之上升到更高层次文明的支柱。因此，当直布罗陀海峡成为海洋的门户时，赫拉克勒斯柱便不复存在了。现在，因为伟大的美国民主精神接受红印 研究心理卫生学已经开始有所渗透的“现代学校”，如何尽力帮助学生减轻疲劳、如何引导他们逐渐学会写作文是非常有趣的。“作文”（我们必须暂时在措辞上宽容这个矛盾）是被“教授”的。作文教师像解算术题一样上大课，这被称为“集体口头作文”。

下面，我们摘抄一段这种方法的专家，准备的“命题作文应遵循的方法”的授课片段。

<strong>命题作文应遵循的写作方式</strong>

让我们用图解的方法，以下面这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叙述为例：1．欧内斯托不知道做功课。2．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他。3．欧内斯托哭了，发誓要更加努力。若是用语言来说明这件事：“欧内斯托不知道做功课”（首先说明事实，也是起因），学生们很容易就会根据这个原因，经过逻辑推理，按照时间顺序得出以后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给出第二阶段的命题，即“老师批评了这个学生”，然后要求学生找出原因，并要求他们推断出下一阶段的事情。如果我们给出下面这个命题：“欧内斯托哭了，发誓要改正”，那么学生就会感到更有难度了，因为他们必须想出第二个阶段的事情，然后再推测第一阶段发生的事情。

因此，每个简短的叙述都要给出第一个阶段的事情，以指出主题。

方法——教师可以把主题写在黑板上，然后让学生考虑与主题相关的可能性后果。教师一定要让学生明白，他们要独立地去思考，不能寻求任何帮助。例如：

路易莎把一团羊毛扔进了火中（主题）。想想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说说最终将发生什么事情。

“羊毛发出了难闻的气味。”非常好。请你重复一下这段叙述：

“路易莎把一团羊毛扔进了火中，羊毛发出了难闻的气味。”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的想法？还可能有什么后果？

“老师批评了路易莎，一个学生打开了窗户。”教师用A、B、C主题重复这个练习，让学生们把共同合作得出的结果写在练习本上。

还可以给学生提出一个主题，然后让学生在没有任何更多解释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地发挥。

主题A——路易莎将一团羊毛扔进火中，羊毛发出一股臭味，老师批评了路易莎。一个学生打开窗户，让难闻的气味消散。

主题B——欧内斯托将墨水瓶打翻在地（地板因此被弄脏了，老师批评了他，欧内斯托答应以后小心些）。

主题C——艾丽莎故事讲得非常好（老师表扬了她，给了她一个高分，她非常高兴）。

主题D——马里奥在练习本上弄了一个污点（老师没有批改他的作业，而且还批评了他，他哭着回了家）。

在所有这些集体练习完成之后，老师给了学生们下面一个自由发挥的主题：“玛利亚很熟悉她的功课”，在展开这个主题的过程中，老师要求学生们要参考以上的范例，也就是说，他们要用两个句子陈述这样一个原因的逻辑结果。（老师给了她10分，而且表扬了她，然后对她说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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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这种教学具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而非逻辑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的“小脑瓜”不会将前因后果联系在一起，而只展示出心理活动的三个方面，即“知觉、情感和意愿”。例如：

艾米利亚让我闻到了氨气的气味（可以感知的事实）——多难闻的气味啊！（情感）——我再也不要闻到这种气味了（意愿）。</em>

吉米扯我的头发（能感知的事实）——这让我很痛（情感）——我赶紧将他的手拉开（意愿）。

很显然，用这种教学方法，一切产生灵感和创造性思维的可能都将化为乌有。孩子们不得不一字一句地紧跟教师的指令，从而熄灭了产生天才作文的火花。孩子不但像过去一样缺乏创造的材料，而且连创造的能力也会消失。因此，即使将来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什么材料的话，他们也不会有激情去利用他们的思维，而会被所接受的学校中机械式的教育所桎梏。

教师用这样的方法进行的智力教育，使人联想到关掉马达，而试图用手臂的力量来推动汽车的司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个苦力，而汽车只是一台无用的机器。但如果启动马达后，汽车靠自身的力量开动，司机只需要掌握方向盘，使汽车能在大路上安全行驶，而不碰到障碍物、不翻进沟中、不伤到行人。

这种引导才是唯一真正需要的，但是一个人的真正进步只能靠谁也无法创造的内部动力。正是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刚刚到来之际，“新恋人体”作为一种感情的自然表述随但丁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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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算是那样的一个人，

在爱情使我感悟时即以注意，

它在我心中怎么说我就怎么写。”

---（但丁《炼狱篇》）</em>

儿童要想表达，首先就要有内心活动，为此他要从外部世界寻找表达需要用的材料，经过多次思维锻炼，他才会发现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我们应该为孩子提供内心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让他自由地去思考、去创造。也许不久我们就会看到一位两眼闪着智慧的光、跑着要去写信的孩子，或是边走边思考的孩子，他这是在培养最初的灵感。

我们必须关心、爱护这个时期的孩子，等待他们表现出他们的实力。如果孩子富于想象的创造姗姗来迟，那只是因为孩子的智力还未充分发育成熟，我们不应该勉强孩子进行想象的创造。否则就等于给孩子戴上一副假胡子，实际上孩子要等到20岁才能长出真正的胡子。

<strong>道德问题</strong>

如果我们说实证科学对社会的贡献仅仅是给物质生活以及卫生学的现代规则带来了变化，那是不公平的。实证科学不仅顾及到了物质生活，还顾及到了道德生活。

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之处在于：实证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志与社会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而这样的标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如果要认识这个标志，想想细菌学关于一定环境中传染病的传播媒介方面的研究就够了。细菌主要在潮湿、肮脏的地方繁殖。营养不良、过度疲劳的人比其他人更易染病。那么，难道营养不良、过度疲劳、居住在潮湿肮脏地方的人命里注定要患病，要夭折吗？不，这里有一个传染媒介的问题。细菌通过灰尘、昆虫以及生活中所有常见的实物，事实上就是通过所有的传播媒介，从传染源向四处传播。它们以难以想象的惊人数目存在着，每个病人几乎都是疾病和死亡的源头，一个病人足以把疾病的病菌传遍整个欧洲。

交通工具使得细菌、微生物等，得以漂洋过海、翻山越岭。要想认识使天涯海角的人们蒙受苦难的疾病之间的联络线，我们只需看看横跨大西洋的航海线，以及世界各地的铁路线就知道了。要仔细跟踪使社会各个阶层能亲密联系在一起的细菌的每日活动进程，我们只需研究一下物质的工业变化即可。有钱人家的太太们穿的衣服都是穷人一针一线制作而成，并由穷人浆洗、熨烫、保管。她们吃的食物也都是穷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洗净、做熟、端上。

有钱人呼吸的空气尘埃中也许含有患肺病的劳工残留的病菌，这是无法逃避的。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所有国家中，无论这个国家富有还是贫穷，传染病的死亡率都是相当高的，当然穷人的死亡率是富人死亡率的两倍。我们怎样才能从这个灾难中拯救自己呢？只有消灭传染源，也就是说，让整个世界再没有不卫生的地方，让全人类再没有营养不良的人被迫做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工作。拯救个人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全人类都得到拯救。一个伟大的、似乎是吹响了胜利号角的法则是：人类要互相帮助，否则就会灭亡。

事实上，科学已经将“卫生设施”作为向死亡宣战的实际行动，村镇不再闭锁，饮用水通到各家，给穷人建起了房屋，劳动力得到了保护。所有的环境都朝着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方向发展。没有任何慈善事业、任何爱与怜悯的表白曾经做过这么多工作。科学说明，那些被称为“慈善”、仅仅被看做是一种美德的事业，只代表了走向真正拯救人类健康的开端。这还很有限，很不充分，但这是与死亡作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然而，要达到拯救全人类的目标，这样的工作应该是全球性的，应该形成全人类的“革新”。当世界上不再有施舍与被施舍的人，而只有提高人类自身一切的仁义行为时，整个社会就会进步。这时的原则就是，人人都是姐妹兄弟。让他们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吧，别让左手干涉右手。这个原则将会付诸实际。

以前，贫穷是富人做出反应的刺激源，但是穷人并非有意想培养富人的情感。在那样的年代里，如果穷人说：“给我生活必需品吧，否则你也会饿死的。”富人听了肯定会愤怒。他们绝不会意识到穷人就是与他们同生共死、患难与共的兄弟姐妹。

今天，科学使事物处于完全不同的立脚点。科学已经“意识到”慈善事业对穷人和富人都有益，而且当今的慈善事业已经建立起了文明原则，这种原则在以前是寄托以情感上的“道德原则”。

卫生学也同样已经渗透到了道德范畴，并给个人以生活的法则。正是通过卫生学，淫荡不再那样普遍，古代称颂的酒肉生活也已被今天的健康饭菜所代替，其价值在于身体需求与所准备的饭菜之间巧妙的比例搭配。酒和含酒精的饮料更多地为富人，而不是为穷人所反对。吃饭是为了强身健体，因此我们既不能暴饮暴食，也不能食用有害的食品。这就是古代道德在与暴饮暴食的陋习作斗争，也是斋戒与禁欲为美德所宣扬的原因。旧时代，谁也不会想到百万富翁会自愿用柠檬代替酒类，盛大的宴会完全消失，只留下关于这些宴会的记载的那一天会来临。不但如此，任何一位现代禁欲主义者都不会为他们的美德感到自豪，他们只是听从了福音中的训导：

“斋戒时，不要做伪君子，不要面带愁容……不要让人知道你在斋戒，主在暗中观察着你。”

古代的牧师如果能与现代的禁欲主义者交谈一番，也会受益匪浅。瓦卢瓦王朝（1328～1589）时代形成的“生活”、“欢愉”和“奢华”都遭遇到了什么呢？即使是现在，在英国，或是任何一个现代上等阶层，甚至是比瓦卢瓦王朝时代低得多的现代贵族阶层都不能与之探讨薄伽丘[薄伽丘（Giovanni 1313～137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十日谈》的作者。]的故事。现代的人害怕说出一个不妥当的词，甚至害怕谈论身体最纯洁的功能，或是谈论内衣这种直接与肌肤相接触的衣服。他们只谈论高雅的事物，只有那些教导我们的人，那些谈到旅游时便告诉我们民族风俗习惯、谈论政治时便告诉我们当前局势的人，才被我们看做是了不起的健谈者。过多的笑声、玩笑以及粗犷有力的手势都是不允许的。四肢要规矩、要保持不动，要避免那些令人感到愉快的、伴随着谈话所做出的自然的手势；音量也被压得几乎听不到。古代的牧师说：“圣保罗说‘像圣人一样，私通、猥亵不曾在你们之中提及；猥亵、不适当的愚蠢的言谈及戏谑也不要在你们之中发生’。这些人把他的劝导执行到了一种言过其实的程度。”

在这些行为举止的逐渐演变中，我们发现，通过服装的简化，不再穿着有衬架支撑的裙子、改进了紧身胸衣和鞋子，使拖着长长后摆的拖裙也消失于大街之上，推广统一的服装，卫生学成为这些潮流的引领向导。设想一下，如果一位古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当中，他会问：“为什么这些人都在苦行？我看见男人不带装饰，头发剪得非常短；女人穿着朴素，在大街上行走，既无假发，脸上也无任何装饰，头发只是简单地打个结。伯爵夫人也衣着朴素，穿着像修女一样的黑色衣服，与穷人相差无几。黑色的马车如殡车一般，仆人们则像穿着丧服。再也看不见有使大街充满生气的华宴。人来人往，但却都安静而庄严。”

有谁能说服惯于宣传奢华的古人，告诉他这样的画面并非代表苦行时代，而是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呢？

从现代人的角度讲，他们也绝不会认为自己是因受惩罚而过着痛苦的生活。恰恰相反，当他们追溯过去的社会时，会感到吃惊。他们绝不愿倒退到使人成为华丽服饰和胭脂膏的奴隶、由于淫荡而伤害自己、由于传染病而死去的年代里。他们从无数枷锁中解放出来，认识到更高层次的生活乐趣，使今天的生活变得如此美好和舒适，对上几个世纪的贵族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这就是生活之谜。

僧侣和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们也许曾用一种类似的方法想象对方。那些摆脱尘世枷锁及一切浮华虚荣的人，具有生活乐趣的秘密以及他们是否惊讶地看着那些当时所谓的乐趣，至今不得而知。而世俗的人将头用假发装饰起来、把脚硬塞进狭小的靴子中，他们还毫无意识地把这种类似于死亡的方式称之为“生活和乐趣”。

实证科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直接渗透到了道德领域范畴。通过社会学的统计方法揭露了不道德和犯罪的社会问题，社会学统计法还研究了社会客观事实。犯罪人类学表明：遗传的“低劣人种”是那些对环境中所有道德传染病易受感染者。莫雷尔关于堕落理论以及郎布罗索卓有成效的罪犯理论，无疑给这种混乱带来了光明，关于人类善恶的评价也就泾渭分明了。“堕落”的形成主要源于神经系统，因此产生的一切畸形人格与正常人“分道扬镳”了。他们具有一种不同的智力与道德，错误的知觉、推理、幻觉，异常的意愿，如冲动、优柔寡断和疯狂，这样的意志异常现象以及畸形智力形成的一连串幻想的道德感的缺陷，使这些人处于一种非社会正常人的位置。

神经衰弱和精神恍惚使这些人对工作提不起兴趣，成为无生产能力、只能靠别人的劳动果实生存的人。这个基本的事实——即把抢劫行为归结为不愿意劳动——使得他们充分利用那些为犯罪提供外部手段的环境因素。这些人是“坏人”，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得不对付的不是邪恶，而是非常态环境和社会普遍存在的错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些并非是由于他们自己的错误，而是因出生在不幸的环境中、为社会所迫走向毁灭的“坏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后，他们的整个历史揭示了这个事实，从刚一降生，他们就已经成为了猎物，受到冷落。由于心理缺陷、意志紊乱、性格反常以及缺乏个人的吸引力，他们不被人们所喜爱。从受父母的虐待、学校的虐待，到受社会的虐待，使他们备尝人间心酸。

莫雷尔描绘的“民族亡者”中的第一幅画给人印象深刻。根据他独到的理论，如果说不是非常确切，但也综合地涵盖了这种现象。当人出现退化问题时，就会产生畸形儿，并在以后的两三代中增加，一直到最后退化到极点。莫雷尔认为，疯子、罪犯、癫痫病人和白痴构成了令人伤感的人类毁灭群体。一个留下强壮后代的人虽死犹生，他在后代身上得以再生，因为青年继承了老年。只有退化了的人才会灭亡，因为他们的种类已经“灭绝”，而他们几个可怜的后代却代表着一种“活着的痛苦”。这个生活在健康人中并暴露出其弱点、幻想、激动、愤怒、自私的“即将灭亡的种族”，最终被驱赶进活人的坟墓——疯人院、监狱。

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悲惨画面，一个对人类多么严重的警告啊！一个“错误”便会断送他的一生，因为它像《圣经》诅咒的那样，将其传给子孙，走向永恒的地狱。

想到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会遭此厄运是多么可怕啊！当我们获取人生真正的奖赏和惩罚时，很明显我们现在的生活并非就是一切，而是其延续。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是要一个美丽、健康、富于创造力的孩子，还是要一个畸形、瘦弱、思想贫乏、不爱我们、不理解我们的孩子？遗传卫生学是道德卫生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拯救个人生活如果只能通过关心整个人类的卫生生活才能达到目的，那么也只有严格遵守健康法则和生活法则，才能拯救人类。酗酒、吸毒、过度疲劳、身患疾病、放荡不羁、犯罪、懒惰都是退化的根源。正是为了解救人类，科学才不断地宣传这些东西；也正是通过这些途径，美德才得以发扬光大。但最重要的是，科学传授了伟大的“宽恕”法则，到现在为止，这个法则还一直是宗教道德的一个奥秘。

几年前，没有人——无论这个人多富于同情心，多么慷慨大方——能像科学那样公正。科学指出，我们应该为那些社会原因的牺牲品负责，我们必须明白自己同样犯有低等人所犯的罪行，并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获得重生。只有圣人在他们为芸芸众生树立美德典范，并为一切罪过承担责任的时候，才有对真理的直觉。“你必须有责任感，”圣约翰·克莱索斯托姆说，“不仅为拯救你自己，也为拯救全人类，祈祷者将全人类的利益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可以肯定，如果某位圣人将整个人类中的畸形人全部消除，如果有一种与之相似的道德对人类的疾病、虚弱和痛苦报以冷漠的态度，那将不会有优生学诞生于世了。只有认识到这些，我们才能追溯不健康的原因，才能将人类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死亡的原因如同细菌一样看不见、摸不到，喝了毒药的人还以为是在品尝琼浆玉液，如果不是那些患者和弱者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使我们走向死亡的错误，我们便会蒙受灭顶之灾。科学并非像医护人员那样严格地将自己束缚在关照病人的工作上，而是通过它那敞开的大门渗透进来，向着正常人性相反的方向，对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毫无察觉。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关心病人，而是关心人类健康。我们把有益于身体健康、大大降低死亡率的非常卫生的“惬意感”归功于病人被集中起来进行照料这个事实。

优生学使得我们能够养育出优良的后代，使人类不仅得以延续，而且使我们的后代比前一辈更加生气勃勃、生活幸福。因为我们出于仁慈，已经把神经衰弱者、癫痫病人和不健康的人集中起来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寻找通往健康的道路，开启更加幸福生活的大门。

当基督向人们指出拯救之道时，他指着那些被社会遗弃、邪恶的影子在他们身上显而易见的人（因为邪恶的根源太复杂了，因此常常不为人所见），说道：“你用耳朵听，却不领其义；你用眼睛看，却视若无物。”

但另一方面，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获得拯救，人的“意愿”认为将他们慈悲地、不反感地集中在一起就足够了。圣马太说，在最后的审判时，被淘汰的将与被拯救的分离开来，上帝会把那些被拯救的人们召集到他的右手边说：“来吧，我的主啊，将这些从创世纪起就为你们准备的国土拿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肉吃；我渴了，你们给我水喝……我没有衣服，你们给我衣服穿……我身陷囹圄，你们来到我身边。”正义问道：“上帝，我们何时曾见您饥饿、口渴、一丝不挂？我们何时曾见过您生病、身陷囹圄，并在这时来到您的身边？”上帝说：“因为你关照了我的同胞，所以也就是关照了我。”然后，上帝对他左手边的人说：“滚吧，该死的，滚到永不熄灭的烈火中去……因为我饿了，你们却不给我肉吃；我渴了，你们却不给我水喝……我病了，身陷囹圄，你们却看不到我。”这些人说：“我们何时曾见您饥饿、口渴、一丝不挂、生病、身陷囹圄，而没人来照顾您呢？”上帝回答：“因为你们没有关照我的同胞，所以你们也就是没关照我。”

这就是异教与基督教道德之间、智慧的希腊哲学和实用的现代科学之间、艺术的理想与“生活”的现实之间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