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_彼得堡

安德列·别雷（АндрейБелый，1880—1934）是二十世纪初享有世界声誉的俄罗斯作家。长篇小说《彼得堡》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因为这部作品他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国读者对这位俄罗斯近代大作家及其创作至今仍比较陌生。

安德列·别雷是个笔名，别雷原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1880年10月26日别雷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大学</a>数学系著名教授，母亲爱好音乐，擅长演奏钢琴。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03年从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又留在该校文史系继续学习三年。大学生时代，他既精心攻读专业课程，又对达尔文主义、玄秘主义及叔本华和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酷爱各种艺术，对音乐、美术、雕塑、建筑都有较深的造诣，并开始文学活动。1906至1923年间，他曾多次出国，有时为了进修学业，有时是纯粹的旅游或想改换一下生活环境，先后到过法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非洲和中东地区，旅居次数较多、时间较长是在德国柏林。二十年代中期后基本定居莫斯科，直到1934年1月8日病逝。

在政治上，安德列·别雷虽然经常以超党派自居，却始终关切祖国人民的命运。年轻时，他深感沙皇专制统治下俄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和世态的畸形丑恶，于是总赞成变革；不管这种变革是什么性质，由哪个阶级阶层领导，他都拥护。1905年革命前夕，他发表《绿草地》一文，将俄罗斯比作迄今遭巫魔禁锢的美女，预言她将因革命而获得新生。而在1906年写的自传及《社会民主党和宗教》等文章中，则表示自己赞成神秘主义也同情革命，甚至称：“就社会观点来说，我属于社会主义者”(1)。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支持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同年底又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热烈欢呼。在此后的苏维埃年代里。他不理解甚至公开表示不赞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却从一开始就积极参加祖国的新文化建设，应邀热情为青年作者授课或进行专业辅导。

在文学事业上，安德列·别雷一生坚持探索，勤于笔耕，而且是个多面手。自1901年首次发表作品以来，他始终既写诗又写散文还写小说，既编杂志又从事理论著述，数量相当可观，给后世留下一份十分丰富、独特的文学遗产。其创作方面的代表作，有诗歌《蓝色天空中的金子》（1904）、《灰烬》（1909）和《瓮》（1909）、《基督复活》（1918）、《公主与骑士》（1919）和《星》（1919）及《离别以后》（1922），用带韵律的散文写的四部“交响曲”（《英雄交响曲》或《北方交响曲》、《戏剧交响曲》、《复返》和《暴风雪高脚杯》）（1903—1908），长篇小说《银鸽》（1910）、《彼得堡》（1913—1914）、《莫斯科》（1926）和《头面像》（1932）等。这些不同样式、体裁的作品，有的写中世纪社会，有的属于宗教传说故事，有的表现古代欧洲，有的讲过去和当前的俄罗斯生活，取材极为广泛，多采用象征性形象和奇特的手法表达作者对种种悲剧黑暗现象的不满和哀伤及对真善美理想境界的憧憬和追求，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人生的神秘主义观点。他还发表文艺论著《象征主义者》（1910）和《为什么我成了个象征主义者》（1928）等，编辑出版象征主义杂志《幻想者札记》（1919—1922）等，长期系统宣传象征主义文艺思想。和勃洛克、勃留索夫一起，安德列·别雷被认为是当时俄罗斯文坛上象征主义流派的三主将之一。他晚年出版的回忆录《在两个世纪的交接点上》（1930）、《世纪之初》（1933）和《两次革命之间》（1934），是关于二十世纪头三十年里欧洲和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特别是长篇小说《彼得堡》，问世后着实走红了好长一阵子。苏维埃政权初年根据小说故事改编的同名话剧，搬上舞台后曾经吸引了政府主管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的兴趣和注意。经作者本人修改、删节后于1922年由柏林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本子，在俄罗斯及苏联国内多次再版。当时甚至出现过一股“《彼得堡》热”，不少作家因模仿它出了名。就连一直自感同作者“格格不入”的高尔基也承认自己“赞赏安德列·别雷的作品所表现的紧张和独创性”。(2)

但是，从安德列·别雷逝世不久的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他的包括《彼得堡》在内的全部创作渐渐变得不受重视和被冷落了。起初，是因为1935年苏联政府“批准”确认“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3)，而他始终属于不按照“基本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之列。后来，特别是在 彼得堡。潮湿阴冷的九月底十月初。权力很大的贵族参政员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一家三人已经分裂。靠忠诚和坚定平步青云的参政员年过花甲，仍担任“一个重要机构的首脑”，念念不忘要压制一切现存秩序的异端；他的妻子安娜·彼得罗夫娜不满丈夫的冷漠无情，两年半前已随一位意大利演员出走西班牙；正上大学的儿子尼古拉与父亲表面和睦，内心充满厌恶，他热衷于新康德主义，不满现实，曾许下要帮助一“轻率政党”的诺言。当时俄国与日本交战失败，使彼得堡和全国的局势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急状态；活跃于工人和贫民区的恐怖政党派平民知识分子党员杜德金把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沙丁鱼罐头盒秘密带到尼古拉家里。尼古拉因不久前的爱情纠葛遭到沙龙年轻的女主人索菲娅的嘲笑，决心报复，于是头戴黑胡子假面具，身披通常滑稽剧里丑角穿的红色多米诺式斗篷，出入各种场合，并参加了一次父亲和索菲娅均到场的舞会，引起纷纷议论。舞会上，尼古拉收到一封信，信中要求他兑现诺言，用沙丁鱼罐头盒装的定时炸弹炸死父亲，他为自己真要去干这弑父勾当而深感痛苦；同时阿波罗则被告知近日有人要加害于他，凶手和这舞会上穿丑角斗篷的是同一个人，即他儿子，弄得他惶惶然坐立不安，此事还使他失去最近升任大臣的可能性。其实那信是打进“轻率政党”的利潘琴科假借党的名义写的，旨在破坏革命。索菲娅的丈夫利胡金少尉从妻子那里得知那信的内容，乘机敲诈尼古拉。真诚参加“轻率政党”并为此曾遭流放的杜德金认清利潘琴科的真面目，气得发了疯，遂深夜潜入利潘琴科的郊区别墅，用剪刀杀了他。无奈并万般痛苦的尼古拉与利胡金大吵一场后急忙回家，以便立刻找出沙丁鱼罐头盒把它扔到涅瓦河里。社会上形势发展很快，不断有群众集会、游行，还传说有人在夜空中见到了“白色的斗篷”，预言耶稣基督二次降世。阿勃列乌霍夫父子各自怀着不同的惊恐心绪回家，阿波罗在儿子房里发现一个沙丁鱼罐头盒不知为何物就随便拿到自己房内，尼古拉不知沙丁鱼罐头盒已被先到一步的父亲无意中取走还到处寻找。两人见面时虽仍疑恨重重却又复萌骨肉之情，当天因被情人遗弃的安娜·彼得罗夫娜回来后也受到丈夫不失体面的接待。正当这一家三口重归于好，共进晚餐后已安寝时，突然一声巨响，接着便满屋浓烟，窗破门塌。老参政员从此退休，和妻子一起回到乡下。当场失去知觉的尼古拉清醒过来后出国疗养、旅游和进行考古研究。数年后回来时，父母均已去世，他从此蛰居父亲的领地，成了个只偶尔去教堂或在家读读启蒙主义哲学著作的白发老人。

在这些通过断断续续不按通常时序叙述构成长篇小说大体故事情节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中，很容易发现有不少直接来自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名著。例如，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及其与妻子安娜·彼得罗夫娜和儿子尼古拉的关系，立刻使人想起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卡列宁一家人；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恐怖政党成员杜德金显然是普希金的长诗《铜骑士》里那个愤怒的小人物叶甫盖尼的继续，更鲜明地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的主人公）及伊万·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主要人物）的印迹。《彼得堡》的特别独到之处，首先在于作者根据现实和艺术本身的发展，利用前人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加以讽刺模拟性的改变，再创造，在表现“沙皇统治下彼得堡的覆灭”这个传统的和流行的主题时具有了新的内涵，既对官僚阶层作了诙谐的讽刺，又对恐怖主义作了明确的否定。众所周知，作家构思这部小说时俄国现实表明，沙皇政府的官僚统治不仅残酷反动，而且早已完全腐朽没落，而当时一些像社会革命党那样的极端党派虽然成功地暗杀了普列维（内务大臣，1904年）、斯托雷平（总理大臣，1911年）等不少政要，却丝毫无助于俄罗斯社会的进步。可见这部作品的一些具体描写虽然带有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的悲观色彩，但它所揭示的基本主题思想，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完全切合生活实际，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长篇小说《彼得堡》的创新及其重要性和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作家本人在一封信中说</a>过：“革命、日常生活、1905年等等进入情节并非有意，纯属偶然……我的整部长篇小说是借象征性的地点和时间描写残缺不全的想象形式的下意识生活。”“我的《彼得堡》实质上是对被意识割断了同它自然本性联系的瞬息间下意识生活的记录……它的真正的登场人物，则是一些想象的形式，即所谓不曾游到意识这道门槛的想象形式。”因此，“不妨可以把这部长篇称作‘大脑的游戏’”(7)。

安德列·别雷这封信是针对1913年《彼得堡》在刊物上逐章连载后有人指责它对1905年的日常生活和环境描写“有重要的知识性错误”而发的，意在表明作者当时根本没有打算像人们所习惯看到的那样去描写1905年革命、日常生活和人物形象，连彼得堡这个地点都只是一种象征，一种“想象的形式”罢了。他的任务，不在于反映通常所说的现实、正确描述人们在干什么和想什么，而在表现人们“心灵的生活”，展示所谓“未经消化的感觉的沸腾”，“记录”人们“瞬息间的下意识生活”。可见，按照作者原来的构思，《彼得堡》就是一部大胆反传统的标新立异之作，一部打破现实主义传统的象征主义和意识流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题名《彼得堡》。它的“开场白”里指出彼得堡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和“我们帝国诸多城市中的一个”，同时立刻交代说“彼得堡要不是首都，那也就没有彼得堡”。紧接着在 与此相联系，小说中反复出现这样的话：“彼得堡的大街具有确凿无疑的特征：彼得堡的大街把过往的人们变成影子，而影子又把彼得堡的大街变成了人。”意思是说，作品所描写的一些人是当时具体生活在彼得堡的人，却又不仅如此，他们都是那个成了“两个敌对世界交接点”的彼得堡的虚幻具象。一种具有更普遍、广泛的社会现象的影子。例如对中心主人公之一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小说一开始就介绍说他既有“深远的蒙古族血统”又曾是“接受基督教洗礼”的亲王的后裔，然后着重指出他担任政府“一个机构的首脑”后一方面敌视工人和贫民，厌恶曲线和红色，主张坚决压制，同时奢谈什么“仁爱”和人道主义，鼓吹引进西方的生产机器。这种复杂矛盾的特点，充分表明这位老参政员是个同时兼具东方民族的残忍和西方文明的虚伪的典型代表。小说中的尼古拉和索菲娅、杜德金和利潘琴科、仆人谢苗内奇和安娜·彼得罗夫娜夫人等一些主要人物形象，也基本如此，他们都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同时又是某种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现象的影子。

这样，《彼得堡》的叙述虽然有明确具体的时间、地点，由一些颠倒了时序却贯穿始终的人和事组成的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同时又把其中的地点当作东方和西方“两个敌对世界的交接点”的象征，把几位中心人物形象分别当作更普遍、广泛的社会现象的影子来描写，从而使自己的整个艺术画面具有了世界规模的象征性。它所揭示的极度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也成了既是俄国的又是全世界的，故事结束时主人公家里一声巨响突发的灾难，同时象征着一种世界性灾难的来临。

在《彼得堡》里，对地点、时间、人物及其行为的种种鲜明的象征性描述，还不时为人物的心灵活动“未经消化的感觉的沸腾”即丰富复杂的直觉及直觉产生的下意识活动、纯主观的无边无际的自由联想所打散或冲淡，以致使小说的情节时断时续、时序颠倒，许多片段完全成了人物感觉、感受和下意识生活的直接呈现。例如，把现实中的人物当成某种概念、现象的影子原是一般象征主义文学中常见的，而在这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彼得堡的大街把过往的行人变成了影子”，则乃是主人公最初的一种直觉及由此引发的自由联想的结果：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早晨经过涅瓦大街去机关上班时见到了过往的人群，因为他是坐在轿式马车里，所以首先看到人们的鼻子、帽子、阳伞，于是他脑海里出现的仿佛不是人群而是些不同形状和颜色的鼻子、帽子和阳伞，由直觉中的鼻子、帽子和阳伞又联想到人们都成了影子。又例如，小说头一章前八节写主人公起床、用餐、乘马车去机关，以后诸章中主人公获悉有人要谋害他，尼古拉接到要自己兑现诺言的信，杜德金弄清利潘琴科的卑鄙用心，以及最后一章写主人公到旅店会见出走两年半后刚回来的妻子和尼古拉急忙回自己房间寻找沙丁鱼罐头盒等全部关键性的情节，都只有很简单的寥寥几笔，而对其间人物不由自主地连连产生的回忆、联想、感觉等紧张的下意识内容，却每每给以数百数千字乃至整整连续几节的详细记述。就是一些表面上属作者客观叙述的故事背景，都既带有鲜明的象征性，又充满不受理性控制的主观随意性。例如， 正是这种象征和意识流的有机的巧妙结合，使《彼得堡》在内容和技巧上独具一格，新颖别致，蕴含着异常的魅力，闪烁着迷人的光彩。与分别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以真实的生活描写为基础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同，安德列·别雷提供的艺术画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时空上有明确具体的界定的，同时又是朦胧的、模糊的和无限的，乃至具有世界性的广阔内涵。《彼得堡》在描绘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及暴露批判黑暗现实的精细、深刻方面也许不及一些经典的现实主义杰作，但它借助于艺术象征和意识流及通过二者的结合所表现的俄国和世界当时正面临的灾难性危机方面，却要比它同时代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写成的作品强烈、紧张得多，因此也更震撼人心，催人猛醒。

此外，《彼得堡》的风格和文体也异常独特。除因为一些主要情节和人物是对十九世纪文学名著的讽刺模拟而使小说的叙述始终笼罩着一种亦庄亦谐的气氛之外，作者还力求各种艺术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长篇小说形式的艺术表现力。整个作品犹如一幅包罗万象的巨型绘画或雕塑，作者的手笔时而简朴明快，时而沉滞凝重。许多完全或基本相同的句子、段落在不同情况下的多次重复等等，更可以看出作家有意把诸如对位、变奏、转调等音乐中的作曲法技巧移植到长篇小说中，使人读来觉得像一部复杂的交响乐。作者还常常把许多同音词、声音相近的词和仿声词放在一起连用，使前一句子的最后一个词与后一句子的起头一个词声音相同或相近，从而使小说的行文具有奇妙的音响效果和节奏感。

应该说明的，是关于本书的翻译。因为它是用象征主义和意识流方法写成的，内容涉及古希腊罗马神话、东西方几大宗教和哲学流派及天文、地理、数学、逻辑、历史、艺术、音乐等整个人类文化领域的许多专门知识，独特的文体中还掺杂大量生冷的乃至作者自己创造的词语，句子结构和标点符号也非同一般，要读懂它已不容易，要移译就更加困难，连作者本人都说他的作品“不可译”(8)。《彼得堡》首次被译成德文出版时，精通该文的作者说，“尽管译者具有修养”，但“译得真糟糕”(9)。本人俄汉两种语言及文学修养都不高，所以尽管自己青年时代曾在小说描写的那个地点生活多年，花了比译一般文学作品多数倍乃至近十倍的时间和精力，但对译文仍感到非常没有把握。坦率地讲，有不少地方实在没办法，是连蒙带猜译的。之所以把它拿出来见读者，一方面试译了一章半在《世界文学》上见刊后得到了一些同行和读者的首肯、鼓励，同时也因为我国至今没有人翻译过它。我只希望我先来冒一次险，抛出一块粗陋的砖，以便在不久的将来能引出较好地传达出这部名著风采的美玉来。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我国的外国文学名著翻译中的这个空白填上。

我的老伴杨光通晓英俄两种外语，长期在北京外国语</a>大学英语系执教翻译理论和实践课，出版过多种译作。在《彼得堡》的翻译过程中，她也付出了智慧和心血。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彼得堡》原文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1913至1914年在杂志上发表后于1916年由杂志社出的单行本，另一个是十月革命后经作者本人删节、压缩于1922年在柏林出版的本子；苏联二三十年代流行的均是后者。本书是小说未经删节、压缩最初面世的文本，根据1981年莫斯科的科学出版社所出苏联科学院文学典籍丛书版本全文译出。

靳戈

1997年4月15日于北京苏州街寓所

(1)转引自《俄罗斯文学史》第四卷，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57页。

(2)《文学遗产》第70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3年，第311页。

(3)《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12—13页。

(4)《苏联文学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45页。

(5)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1卷，第757页。

(6)列·康·多尔戈波洛夫：《安德列·别雷和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7)见《致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信》。

(8)《作家自述》，见《世界文学》1992年第4期，第201页。

(9)《作家自述》，见《世界文学》1992年第4期，第201页。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