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_斯通纳

192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威廉·斯通纳很晚才回家。还是蓓蕾的鲜花香气弥漫，飘浮在湿漉漉的温暖的空气中，蟋蟀在阴影中低唱，远处一辆孤单的汽车扬起灰尘，给这片寂静送来响亮、粗鲁的咔嗒声。他慢步行走着，沉浸在新季的芳香中，灌木和树丛的暗影中闪着发光、纤细的绿色花蕾，让他兴致盎然。

他走进家时，伊迪丝在起居室遥远的另一头，把电话筒按在耳朵上，望着他。

“你回来这么晚？”她说。

“嗯，”他愉快地说，“我们有些博士要答辩。”

伊迪丝把听筒递给他。“找你的，长途，有人找了你一下午了。我告诉他们你在大学</a>，但他们每隔一小时就又打到这里来了。”

斯通纳接过听筒冲着送话口讲起来。没有人应。“你好。”他又说了声。

一个陌生男人细细的声音应答了。

“是比尔·斯通纳吗？”

“是的，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我是过路人，你妈妈让我打给你。我打了整整一下午。”

“是吗？”斯通纳说。他握着送话口的手开始颤起来。“出什么事儿了吗？”

“是你爸，”这声音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这个干巴巴、言语不多、惊恐不安的声音继续说着，威廉·斯通纳麻木地听着，好像按在耳朵上的听筒这边不存在似的。他听到的内容跟父亲有关。他有（这声音说）将近一个星期感觉不好，因为他雇的帮手赶不及犁地栽种，虽然发着高烧，他今天早上还是早早起来去种了些东西。帮手今天十点左右发现他脸朝下趴在犁开的地上，失去知觉了。帮手把他背回家，放在床上，就去找大夫，可是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死了。

“谢谢你打电话，”斯通纳机械地说，“告诉我妈妈，我明天就赶回来。”

他把听筒放回挂钩，盯着连在那个细细的黑色圆筒的传话口看了很长时间。他转过身看着屋子。伊迪丝不出所料关切地看着他。

“怎么了？怎么回事？”她问。

“我父亲出事了，”斯通纳说，“他死了。”

“噢，威利！”伊迪丝说。接着她点点头。“这个星期剩下的几天，你恐怕都得出去了。”

“是。”斯通纳说。

“那我就让艾玛姨妈过来，帮着照料格蕾斯。”

“好吧，”斯通纳机械地说，“好吧。”

斯通纳找了个人替他上这星期剩下的课， 伊迪丝直到第二年一月过后才回到哥伦比亚，所以威廉·斯通纳和女儿独自过的圣诞节。圣诞节的早上，他们互相交换了礼物，送给父亲的礼物是个简单的烟灰缸，虽然他并不抽烟，那是格蕾斯在大学附属的那所谨慎开明的学校里自己做的。斯通纳给她送了一件亲自在城里的一家店铺挑选的新衣服，几本书，还有一套彩色玩具。那天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坐在那棵小树前，说着话，看着树上饰物闪烁的灯光，看着黑绿色的冷杉上的金丝线一闪一烁的，就像埋好了的火。

圣诞节期间，在这个急匆匆的学期有趣而心神不安的暂时休整期，威廉·斯通纳开始意识到两件事：开始知道格蕾斯在他生活中具有多么核心的重要地位；他开始明白自己是有可能成为一名好老师的。

他本来已经准备自认不是个好老师。从慌慌张张地上完新生的第一堂英文课开始，他总觉得自己想实现的目标和课堂上传达的东西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他曾希望时间和经验会修补这道鸿沟。然而这两种东西并没有起效。当他在课堂上讲到这些时，那些他深信不疑的事物，对他的背叛却最彻底，那些最生动的东西，在他的表达中却萎靡枯燥，那些最感动他的东西，说出来后却变得冷冰冰的。不称职的想法让他苦不堪言，而且这种感觉慢慢变得根深蒂固起来，就像自己的驼背，成为他的组成部分。

但是，伊迪丝在圣路易斯的那几个星期，他讲课时，发现在内容上完全放开了，忘记了自己的不够格，忘记了自我，甚至忘了眼前的学生。他常常激情迸涌，乃至说话结结巴巴，打着手势，完全忽略了平常左右他说话的演讲声调。刚开始，这种迸发弄得自己心绪难宁，好像会被认为对自己讲的内容太熟悉了，他还向学生们道歉。可是，课后，学生们开始向他围拢过来，而且作业中开始流露出想象力以及某种试探性的爱的启迪等迹象时，他备受鼓舞，继续发挥自己从来没有被教过要做的东西。对文学、语言以及心智神秘性的热爱，在字母和词语的细腻、奇妙、出其不意的组合中，在最漆黑和冰冷的印刷文字中自动呈现出来——这种爱，他曾经深藏不露，好像那是非法和危险的，现在开始表现这种爱了，起先还是试探性的，接着大胆勇敢，最后就完全是自豪地表现了。

他为自己发现的这种可能性既沮丧又深受鼓舞，并非故意，他感觉自己同时欺骗了学生和自己。那些直到那时还能够通过机械的步骤的重复吃力地上完他的课的学生，开始带着迷茫和悔恨的表情看着他，以前那些没有选过他的课的学生开始每节课都来听，在大楼里碰到时还向他点头打招呼。他怀疑迟至十年后，才开始发现自己，他看到的这个形象比自己曾经想象的样子既不足又有些过头。他终于感觉自己开始成为一个教师了，教师不过是这样一个人，对他而言，他的书就是真，对他来说就是给予一种艺术的尊严，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蠢傻、不足或者不够格没有多大关系。这种领悟他无法言</a>传，但是，一旦有了，就会改变自己，所以不会有人弄错它的存在。

因此，当伊迪丝从圣路易斯回来后，她发现斯通纳有点变了，她说不清楚，但立刻就感觉出了。她毫无预兆地乘下午的一趟火车回来，穿过起居室走进书房，丈夫和女儿正安静地坐着。她故意想通过自己忽然出现和改变了的外形让他们两个都大吃一惊。可是当斯通纳抬头看着她时，她从他眼中看到了惊讶，她立刻明白，他才是真正发生了改变，而且看得出，改变如此之深，连她出现的效果都荡然无存了。她暗自思忖，多少有些超然，同时又有些许意外，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他了。

斯通纳对她的出现和外形的改变很意外，但是现在已经不会像从前那样让他感动了。他看了看她，然后从桌边站起身，穿过屋子，隆重地去迎接她。

伊迪丝把头发剪短了，上面戴了顶帽子，这种帽子紧紧地包住头发，乃至被剪短的头发像不规则的框子般贴在她的脸上，她的嘴唇涂成鲜艳的橘红色，两块小小的腮红把颧骨衬托得更加尖削。她穿了件短礼服，战后那几年在年轻女子中特别流行，衣服从肩上直垂下来，就到膝盖上方为止。她不自然地冲丈夫微笑着，穿过屋子向女儿走去，女儿坐在地上抬头安静又严肃地看着她。伊迪丝笨拙地跪下膝盖，新衣服紧紧裹着双腿。

“格蕾斯，宝贝，”她说，声音在斯通纳听来既压抑又尖厉，“想妈妈吗？你想过妈妈不再回来吗？”

格蕾斯在面颊上吻了下她，然后严肃地望着。“你看上去不一样了。”她说。

伊迪丝大笑了声，从地板上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身子转了一圈。“我穿了件新衣服，穿了双新鞋子，还做了个新发式。你喜欢这个样子吗？”

格蕾斯犹豫地点点头。“你看上去不一样了。”她又说了遍。

伊迪丝笑容绽放，她的牙齿上还残留着一块淡淡的口红的污迹。她转过身面向斯通纳，“我看上去不一样了吗？”

“是的，”斯通纳说，“很有魅力。很漂亮。”

她冲着斯通纳大笑，摇摇头。“可怜的威利。”她说，然后又转身对着女儿。“我是不一样了，我相信。”她对女儿说。“我真觉得不一样了。”

可是，斯通纳知道，她这是在对自己说。那一瞬间，不知怎么，他同时清楚：可能并非故意或者想清楚了，连她自己都不一定知道，伊迪丝正在向他宣告，一场新的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