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先生像_夜莺与玫瑰

I

那一天，我在鸟笼街厄斯金漂亮的小楼里，同他用过晚餐后，两人便坐在他的藏书室里喝着咖啡抽着烟聊天，碰巧说到了文学伪作的问题。我也记不得当时怎么会聊起这个有些怪的话题，但我记得两个人就麦克福森、艾尔兰和查特顿的事讨论了很久。关于查特顿，我坚持认为他的所谓假托之作不过是出于艺术上追求完美表现的愿望而已，我们无权说三道四，去同一个艺术家争论他该如何呈现自己的作品。我还说了，既然一切艺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表演，为的是在某个超越形格势禁的想象层面实现自己的人格，那么指责一位作家伪托作假，便是将伦理与美学问题混为一谈了。

厄斯金比我年长许多，在一旁听着，摆出一副四十岁男人笑而不辩的神情。突然，他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说：“那你说，要是有个年轻人，对某部艺术作品有了个奇怪的理论，并且很相信自己的理论，不惜犯科作伪来证明它，这又算什么？”

“啊！那就很不一样了。”我回答。

厄斯金沉默了一会儿，望着从他烟头升起来的一缕缕淡淡的青烟。“没错，”他说，顿了一下，“是很不一样。”

他话音里流露出一点什么，也许是一丝苦涩，激起了我的好奇。“难道你知道有谁这么干了？”我大声问。

“是的，”他一边回答，一边把烟扔进火炉中，——“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叫西里尔·格兰姆。这人非常有意思，也非常蠢，而且非常无情无义。但又是他，给我留下了我这辈子收到过的唯一一件遗物。”

“是什么呢？”我大声问。厄斯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嵌在两个窗户之间的一个高高的橱子跟前，用钥匙开了橱门。等他回到我坐的地方时，手里拿着一帧小小的木板油画，画框很旧，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风格，有点脏污。

那是幅一个年轻人的全身像，穿的是十六世纪末的服装，站在一张桌子边，右手放在一本翻开了的书上，看那样子有十七岁左右，漂亮极了，虽然明显地透着一股脂粉气。的确，要是没看服装和那头剪得很短的头发，乍一瞧人们一定会说那张脸、那对梦幻般如秋水望穿的眼晴，还有那纤巧红润的双唇，活脱脱</a>就是个姑娘的脸蛋。要说人物神态，尤其是对双手的处理，那幅画让人想起佛兰索瓦·克卢埃的晚期作品。人物身穿的黑天鹅绒紧身上衣以及上面精美的镀金点缀，衬着孔雀蓝背景，显得格外好看，色彩也因此交相辉映，很有一派克卢埃的韵味。两个象征悲剧和喜剧的面具有点煞有介事地挂在大理石底座上，又让画面凛然有股严峻的硬朗之气——风格同意大利画作的轻灵典雅相去甚远——这手法，即使在法国宫廷的那位来自北方弗兰德地区的大师克卢埃也从未完全舍弃，而其本身则永远是欧洲画北国风情的一个特征。

“很好看啊，”我嚷道，“但这位美少年是谁呢，会让艺术如此欣欣然为我们保存下他俊秀的仪表？”

“这是W.H.先生的画像。”厄斯金答道，脸上带着哀伤的笑容。也许是偶然的光线效果吧，但我似乎看到他眼睛里噙满泪花。

“W.H.先生！”我大叫，“谁是W.H.先生？”

“难道你忘了？”他回答，“看看他手搁在上面的那本书。”

“我看到上面有些字，可是看不出写的是什么。”我说。

“拿这个放大镜再试试看。”厄斯金说，嘴边仍然闪烁着那道哀伤的微笑。

我拿起放大镜，把灯移近点，开始一字一顿地读出来那上面十六世纪的手书怪字：“谨献与唯一令以下诗篇得着生命的人。”……“天哪！”我大叫一声，“他就是莎士比亚的W.H.先生？”

“西里尔·格兰姆就老这么说。”厄斯金嘟哝着。

“可那样子一点也不像本布鲁克勋爵啊，”我回答，“我对蓬赫斯特收藏的肖像画很熟悉的，那里有本布鲁克勋爵的画像，我几个星期前还在那附近待过呢。”

“那你当真相信这些商籁诗是写给本布鲁克勋爵的？”他问道。

“我很肯定，”我回答，“本布鲁克、莎士比亚，还有玛丽·费通太太，这三个是那些商籁诗里的主要人物。这一点毫无疑问。”

“嗯，这我同意，”厄斯金说，“但我并不是一直都这么认为的。我曾经相信过，我想我曾经相信过西里尔·格兰姆和他的理论。”

“此话怎讲？”我问，眼睛看着那幅很漂亮的肖像，那画已经开始让我觉得有种莫名的魔力。

“说来话长，”厄斯金回答道，把画从我手里拿走，当时我觉得那动作很突兀——“很长很长。但要是你想知道，我可以说给你听。”

“我很喜欢各种关于莎士比亚商籁诗的理论，”我嚷道，“但我想我是不会改信任何新观点的。这事对任何人都不再是个未解之谜。真的，我怀疑这从来就不是什么悬案。”

“我不相信这套理论，也就不可能说服得了你去改信它，”厄斯金说着笑起来，“但你兴许会感兴趣。”

“当然，说来听听，”我回答，“如果有这幅画一半精彩，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那好，”厄斯金说道，点起一根香烟，“我得从西里尔·格兰姆这个人谈起。他和我在伊顿时住同一栋院舍，我比他大有一两岁，但我们俩好得不得了，做功课玩耍都在一块儿。当然了，玩比做功课要多得多，但我不能说我对此有什么后悔。没有接受完满的商业教育总有它的好处，而我在伊顿操场上玩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剑桥教给我的，差不多一样有用。我应该告诉你西里尔的双亲都过世了，在怀特岛外一次可怕的游艇事故中遇溺身亡。他父亲在外交界供职，娶了老勋爵克莱狄顿的一个女儿，实际上是他的独生女。他双亲死后老勋爵成了西里尔的监护人。我觉得克莱狄顿勋爵对西里尔不太关心，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原谅过他女儿，怎么嫁给了一个没有爵衔的人。他是个与众不同的老贵族，骂起人来像个街边小贩，举手投足像个农夫。我记得有一次在学校的演讲日见过他。他朝我吼着叫着，给了我一个金镑，告诉我长大后别像我父亲那样成为‘一个该死的激进分子’。西里尔对他没什么感情，放假时大部分时间能跟我们在苏格兰度过，对他来说是得偿所愿。一老一少从来都搞不到一块儿去，西里尔看他像头熊，他又觉得西里尔娘娘腔。在一些事情上，依我看，西里尔是有些女人气，尽管他骑术很好，剑术一流。实际上还没离开伊顿时他就开始练剑了。可他整天就那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对自己的俊俏模样得意得不得了，还特别讨厌足球。只有两样事情能让他真正开心，一是诗歌，一是演剧。在伊顿，他总是盛装吟诵莎士比亚的作品，上剑桥的三一学院后 值得你凝眸，值得你注目——

赞颂你，谁人会言辞俗伧？

是你自己，让人灵感飞舞！

你是缪斯 未来的眼睛，将百读不厌，

未来之舌，将会长传赞美，

哪怕今世今人，化作青烟。

同时，诗中有不知多少次言及威利·豪斯是怎么风靡他的观众的——一众“瞠目结舌者”，莎士比亚在诗 III

三个星期过去了，我决定去信向厄斯金强烈呼吁，要他还西里尔·格兰姆以公道，将他对莎氏商籁诗的妙解公之于众——这是唯一能把问题解释通透的阐述。很抱歉，我手头没有那封信的副本，也无法取得原件，但我记得我把事情前前后后全过了一遍，充满激情地把我的研究让我意识到的种种论点和论据写了一页又一页。在我看来，这似乎不单单是恢复西里尔·格兰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是拯救莎士比亚本人的声誉，免得代代相传，了无新意地就记着他搅和上什么艳情韵事。我倾注在信中的是我全部的热忱。我倾注在信中的是我全部的信念。

事实上，信刚送出，我马上有一种奇怪的反应。好像我将自己相信这一威利·豪斯理论的能力也送走了，心中空落落的好像有什么东西没有了，对这整件事我人也就变得漠漠然无动于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很难说，为了能尽善尽美地抒发一种激情，我把这激情本身也消耗净尽了。情感力量，如同物理世界中的力，正负之间是有界限的。也许，只不过是劝人相信一个理论，就要求劝说者以某种方式放弃自己相信该理论的能力。也许只是这整件事搞得我腻了，我的热情烧完了，只留下理性来面对它自己冷静的判断。不管原因是什么，而且我也装不出知其所以然的样子，无可怀疑的是突然间威利·豪斯在我眼里变得只是个迷思而已，一场无聊的幻梦，一个年轻人孩子气的突发奇想。这种人，同大多数死抠牛角尖的怪人一样，拿着个臆见急着要别人相信，更甚于说服自己去信。

因为在信中说了一些对厄斯金非常不公平的狠话，所以我决定马上过去看他，向他道歉。于是我第二天上午就坐车去了鸟笼街，看到厄斯金正坐在他的藏书室，面前摆着那幅伪造的威利·豪斯像。

“亲爱的厄斯金！”我高叫一声，“我给你赔不是来了。”

“给我赔不是？”他问，“赔什么不是？”

“我写的信。”我答道。

“你信中没有什么需要赔不是的地方，”他说，“恰恰相反，你就你所能帮了我最大一个忙啊，向我展示了西里尔·格兰姆的理论天衣无缝。”

“难道你是说你信了威利·豪斯确有其人？”我大声嚷道。

“为什么不？”他回驳道，“你已经向我证明了啊。你觉得我看不出证据的价值吗？”

“可是一点证据也没有啊，”我哀叹一声跌坐在椅子上，“给你写信，我那是头脑发热傻劲攻心。西里尔·格兰姆的死让我感动，他那浪漫的理论让我着迷，整个观点奇妙新颖又让我欲罢不忍。我现在看清楚了，那理论建基于一个错觉。说威利·豪斯确有其人的唯一证据是你面前的那幅画像，而画像又是伪冒的。在这件事上你就别一味感情用事头脑发昏了。这个威利·豪斯理论无论说得有多浪漫，理性同它是誓不两立的。”

“这我就不明白了，”厄斯金说着诧异地看着我，“怎么说呢，你自己写的信，还说得我信了威利·豪斯绝对真有其人。可你怎么又变卦了呢？或者你说了这大半天不过是开个玩笑？”

“我也无法解释给你听，”我回他一句，“可我现在明白了，西里尔·格兰姆的解读真的是乏善可陈。那些诗是写给本布鲁克勋爵的。看在老天的分上，你可别浪费时间做傻事，去找一个子虚乌有的什么伊丽莎白年代的年轻演员，把一个幻想出来的傀儡当成莎翁伟大诗篇围着转的中心。”

“我看出来那理论你不理解。”他回答。

“我亲爱的厄斯金啊，”我嚷道，“不理解！为什么呢？我觉得那简直就是我自己编出来的。的确，看我那封信你应该知道这整个事我不但深入探究过，还提供了各种证据。这理论唯一的瑕疵在于它假定了一个人的存在，而这个人存在与否又是争论的重点所在。要是我们姑且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剧团里有个年轻演员名叫威利·豪斯，那就不难证明他就是莎翁商籁诗说的对象。但是我们知道在莎士比亚为股东之一的环球剧院，其剧团里并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演员，那再挖下去就是枉费工夫了。”

“可这正是我们不知道的啊，”厄斯金说道，“没错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第一对开本的演员名单上，但西里尔指出来了，那正可证实威利·豪斯是有其人而非证明他不存在，如果我们没忘记他当时背叛了莎翁，转投他的一个竞争对手这件事。”

这事我们争了几个钟头，可不管我怎么说，都无法让厄斯金回心转意不再信西里尔·格兰姆对诗的阐释。他告诉我他打算花一辈子来证明这个理论，还说他下决心要还西里尔·格兰姆清白。我恳求他，嘲笑他，哀求他，但一点用也没有。我们最终分手道别，不能说是愤愤而别，但两人间毕竟有了一道阴影。他觉得我肤浅，我觉得他糊涂。等我再次登门拜访时，他仆人告诉我他去了德国。

过了两年，那天我正要进俱乐部，门房递过来一封信，盖的是外国邮戳。厄斯金寄来的，信是在戛纳的英格兰酒店写的。读了信我吓坏了，尽管我不太相信他会疯狂到把自己的决定付诸实施。信的大意是他已经想尽一切办法去证实那个威利·豪斯理论，但失败了，既然西里尔·格兰姆为这个理论献出了生命，他本人也决定为同一个事业献上生命。信中最后几句话是这么写的：“我仍然相信威利·豪斯确有其人。等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为了威利·豪斯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威利·豪斯，也为了西里尔·格兰姆，是我肤浅的怀疑主义和信仰缺失的愚昧把他逼死的。真相一度向你展露，而你拒绝了。现在它又来到你身边，沾着两个人的鲜血——别拒之不理。”

那一刻太可怕了。我难过得直反胃，但还是无法相信。为个人的神学信念去死，已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最大浪费，何况为了一个文学理论去死！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我看了下日期。信是一个星期前写的。很不巧，我有几天没来俱乐部，要不我收信早了说不定还赶得及过去救他一命。也许还不太晚。我驱车赶回住处，收拾好行装，从查令十字火车站乘夜班邮递火车起程赶过去。一路上心急人累够我受的，我差点都觉得自己永远到不了了。

我真还赶到了戛纳，马上乘车去英格兰酒店。他们告诉我厄斯金两天前下葬，葬在英国人墓地。这个悲剧前前后后贯穿着某种诡异得可怕的东西。我胡言乱语地说了一大通怪话，惹得大厅里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

突然，厄斯金老夫人一身丧服，走过前厅，看到我便走上前来，低声说了几句关于她可怜的儿子的话，眼泪就哗哗流了下来。我带她去了她的起居室。一位老先生正在那里等她，是这里的英国医生。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厄斯金的事情，但我只字未提他自杀的动机。很明显，他一点都没有告诉他母亲，自己做出如此决绝、如此疯狂的举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厄斯金老夫人站起身来，说道：“乔治给你留了件遗物做纪念。是件他非常珍重的东西。我去取来给你。”

她一离开房间，我便转头对医生说：“对厄斯金老夫人来说这个打击太可怕了！我真不知道她还能如此节哀顺变。”

“哦，她几个月前就知道这是迟早的事。”他答道。

“几个月前就知道！”我大叫起来，“那她为什么不阻止他？为什么不派人看着他？他那时肯定已经疯了。”

医生盯着我看。“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道。

“嗯，”我嚷道，“如果一个母亲</a>知道她儿子要自杀的话——”

“自杀！”他回答，“可怜的厄斯金并没有自杀，他是肺结核死的。他来这里就是等死。我一看到他就知道没希望了。一边肺差不多已经没了，另一边也感染得非常厉害。去世的三天前，他问我还有没有希望。我坦白告诉他没希望了，他只有几天好活了。他写了一些信，顺天由命地相当平静，直到最后一刻意识都很清醒。”

这时厄斯金老夫人进来了，手上拿着那幅要命的威利·豪斯像。“乔治临死时求我把这个拿给你。”她说。我从她手里接过画像时，她眼泪滴到了我手上。

这画像现在挂在我的藏书室里，我的艺术家朋友们对它赞赏有加。他们认定了，说那不是克卢埃而是奥弗瑞的作品。我才不想把画的真正来历告诉他们呢。但有时候，看着那画像，我心里会暗自思量，关于莎士比亚商籁诗的这一威利·豪斯理论，要说的东西还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