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何以恋爱是一个艺术_性心理学

上节提到的吉布森和别的作家曾经替恋爱下过的一个界说，认为恋爱是一个“情”（sentiment）和一个“欲”（passion）；究属是情是欲，要看一个人的观点了。无论是情是欲，它是情绪生活的一个稳定而复杂的组织。当“情”看，它是一种比较理智的、文雅的与不露声色的心理状态；当“欲”看，它是一个富有力量的情绪的丛体。所谓“欲”，据英国心理学家香德（A．F．Shand）的定义，“是情绪与欲望的一个有组织的体系”，换言之，它不只是一个情绪的系统而已，不过在无论什么欲的发动的过程里，迟早会产生一套自动的控制的方法，来调节欲力的大小，并且总能调节得多少有几分效力，至于这一套方法究属如何活动，究属利用什么机构，我们姑且不论。因为恋爱之所以为一种欲是成体系的，而受统一的原则的支配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有下列的几种特点：“它是稳定的或稳称的、调节的、富有含蓄的，并且有内在而深沉的理性存乎其间。”不过上文云云，只是就恋爱的所以为人体内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言，再若兼就体外而论，或兼顾到它的正常的发展而论，恋爱的基本条件（也有如吉布森所说）是“从对象身上所取得的快乐的感觉”；说到这里，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讨论所最需措意的一条路径了。这种快乐的感觉固然不一定全是快乐，其间也夹杂着无可避免的痛苦，甚至于牵引起不少的可能的悲哀，这几种情绪原是彼此合作、交光互影而揉杂在一起的；不过，也正唯有痛苦与悲哀的成分同时存在，恋爱之所以成为一种有快感的欲，便更见得有力量，更见得颠扑不破[此段见解，霭氏发挥得最清楚，即见《研究录》 就是这两三点的讨论可以足够提示给我们看，我们目前所认识的女子应有的性生活的领域，实在有两个，而这两个是彼此冲突的。 三位作家之中，只有汉密尔顿对于夫妇双方所能经验到的床笫生活的相对的满意，有过一番直接的探讨，因为他的研究对象里是夫妇都有的，并且数目相等，地位相当，可以比较，而调查的方法又复完全一样。他把满意与否的程度分成十四等，他把各等的程度整理而列成表格以后，发现能够达到第七等的高度的满意境界的，丈夫中有百分之五十一，而妻子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五。换言之，在妻子一方面，就全体说，对于婚姻的失望，要比丈夫更见得严重。戴维斯女医师虽未直接比较这一点，但也能从旁加以坐实，因为她所研究的妻子在答案里提到对于婚姻表示满意的，以她们的丈夫为多，而她们自己则较少。我自己对于英美两国婚姻的观察，虽没有汉、戴两家的精审，也很可以和他们先后呼应。总之，夫妇双方所表示的对于婚姻的满意程度，差别虽未必大，但是很显然可以看出来。

女子并没有什么特殊而与男子截然不同的性的心理，这一层是越来越明显的。说女子有特殊的性心理，那是和尚和禁欲主义者所想出来的观念，不过既成一种观念，也就流行了很久，到现在才渐渐被人打消。不同的地方是有的，而且永远不会没有的。男女之间，只要结构上与生理上有一天不同，心理上也就一天不会一样。不过在心理方面的种种差别，终究不是实质上的差别。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就基本的要素说，男女的性的成分是一样的，来源也只有一个，而西洋一部分人的旧观念，认为这样便不免“有损女子的庄严”，那是捕风捉影的看法，要不得的。

我们也看到，在性的境遇里，女子吃的亏大抵要比男子为大，这其间主要的理由，当然是因为以前的知识太不够，而传统的成见太深。虽则一部分的旧观念认为婚姻的制度是男子为了女子的幸福而创立的，但事实上在这个制度里面，女子受的罪要比男子为大，女子所获得的满意要比男子为少，不但一般的印象如此，更精审的妇科医学的证据也指着这样一个结论。例如，在研究到的一千个已婚女子中间，狄更生发现一百七十五个有“性感不快”（dysparcunia）的现象，就是在性交的时候，多少会感到痛楚和不舒适，而对于另外一百二十个女子，在性交之际总表示几分性趣冷淡或性能缺乏，而这些在事实上也就和性感不快没有分别。而就丈夫一方面说，这两种情形是可以说完全不存在的（唯一可以对比的现象，所谓性能萎缩，即阳痿，那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状态，实在不宜于相提并论）。总之，即就这一端说，女子所处的地位是有比较重大的不利的。

女子这种的不利，究属有几分是天生成的，又有几分是后天环境所酝酿出来，因而还可以控制补救的呢？大抵两种成分都有。换言之，要在性交关系上取得充分的身心两方面的调适或位育，就在正常的形势之下，女子本来比较难，而男子比较易。那当然是一个自然的不利，但也多少可以用自然的方法加以纠正。目前我们的问题是，不幸得很，这种局部基于自然的不利，在人类以前的历史里虽多少也感到过，但似乎从没有像近代的这般厉害。戴维斯女医师，在转述她所研究的各个已婚女子的经验时，提到有某一位曾经很惨痛地问道：“为什么做丈夫的在这方面不多受一点教育呢？”至于这些经验是什么，我们很可以从已婚女子的一部分的答复里领悟得到。戴医师问大家对婚姻第一夕的反应如何，她们简短的答复：“啼笑皆非”“可怜可笑”“十分诧异”“满腔惶惑”“一场失望”“惊骇万状”“愤恨交并”“听天由命”“手足无措”“呆若木鸡”等等；同时有一百七十三个例子好像世故很深似的“承认这就是这么一回事”。当然，做这一类答复的女子大部分是在结婚以前，对于婚姻的意义，对于婚姻的葫芦里究竟有些什么药，几乎全不了解，事前既全无准备，临事自不免发生这一类惊慌失措的反应了。这样，我们的讨论貌似到了尽头，实际上却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

在以前，女子和她的性的情境之间，可以说是有一种适应的，至少，一种浮面上的适应并不缺乏，因为女子在结婚以前，对于和当时当地的生活应该发生什么一些密切的关系，多少总有几分训练，也可以说这种比较不能不密切的关系自会不断地给她一些训练，事前让她知道，让她预料，婚姻的葫芦里大概有些什么药，临事她也可以发现预料得大致不错[以前的女子是生来就预备结婚的，所以当其月经已来之后，将近成婚之前，做母亲的对她多少总有一番教诫，让她知所准备，所谓“往至女家，必敬必戒……以顺为正，妾妇之道”的一类训词里大抵包括不少虽属常识而不便形诸笔墨的话。所以说，葫芦里的药多少可以猜透几分。如今呢，女子生来便不一定结婚，尽管大部分终于不免走上婚姻的路，但事前既未打主意，临事自全无准备，家庭无此告诫，学校无此课程；于是闷葫芦一旦打开，除仓皇失措而外，自更无第二个反应。]。到了更近的时代，她们不是全无训练，便是训练得牛头不对马嘴，训练的结果，也可以使她在事前预料婚姻的葫芦里有些什么药，但临事她会发现压根儿不是这么一回事。换言之，近代以来，妇女的身份地位，妇女的每一个活动的园地，都静悄悄地经历着一番革命，其结果虽对于性冲动并无直接的影响，而一种间接的，并不存心的、牵牵扯扯的影响，却到处皆是，四方八面的都是。而同时，在男子的地位与活动方面，却并没有发生可以对比的革命，今日的男子还是五六十年前和七八十年前的男子。结果当然是一个无可避免地失其适应的局面。妇女运动或妇女革命的种种效果，我们既无法加以打消，也不想加以打消，那么要修正目前已失其适应的性的局面，那责任的大部分就不得不由男子担当起来。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丈夫来接待一个新的妻子。

生命的一切都是艺术，这话我以前已经说过不只一次。不过也有一些人不承认这句话。我以为这些人是误会了，他们把艺术和审美的感觉力混作一回事，实际上却是两回事。一切造作，一切行为，都有艺术的性质，这不但以人类的自觉的活动为然，一切自然界的不自觉的活动也可以说多少有些艺术的意味。说生命是艺术，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要不是因为时常有人作为矫情的反面的论调，或口头上虽然承认，而行动上却全不理会，我们也无须把它特别提出来。就现状论，说不定也正因为这种矫情与言行不相呼应的人太多，我们忍不住要说，要是人生是艺术的话，那大部分不是美好的艺术，而是丑陋的艺术。

我们说人生大部分是丑陋的艺术，指的是一般的人生，但若就性爱的人生领域而论，我们似乎更忍不住要说这样一句话。我们常听见说，两性之间，真正更能在自然界表示或流露艺术的冲动的是阳性，而不是阴性，这话是不错的，许许多多动物界的物类确乎是如此（我们只需想到鸟类，就明白了），但若就在性爱领域以内的近代男子而论，就汉密尔顿、戴维斯、狄更生三位医师所和盘托出的种种事实而论，这样一个总括的结论，就很不容易达到了。这是很不幸的一个局面，因为恋爱这个现象，若当作性关系的精神的方面看，实际上等于生命，就是生命，至少是生命的姿态，要是没有了它，至少就我们目前的立场说，生命就要消歇。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恋爱的艺术所以受人责备、忽略以至于蔑视的种种原因，已经看得很清楚；并且可以很冷静地把它们列举出来，例如，宗教的、道德的、精神的、审美的等等。而这些原因的活动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根据，即，基于成见者多，而基于事理者少，我们如今也看得很明白。这样一番认识，一番眼光，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后要改进恋爱的艺术，这番眼光是一个必须的条件。我们也知道这种眼光在目前已渐渐发生影响，即使与真正的事实与学理未必完全相符，终究是一个进步。有的人甚至于根据了这种新的眼光，从而作为矫枉过正的主张，就是，想把性的活动完全看作一种寻常日用的活动，一种尽人必须例行的公事，好比穿衣吃饭一般，或一种随时乘兴的娱乐，好比跳舞与打球一般，事前既不须广事张罗，临对也毋庸多假思索；他们认为只要采用这样一个看法，一切性活动所引起的问题便根本可以不致发生，更无论解决之烦了。这样一个主张，虽属矫枉过正，也和以前的有些不同，就是，以前的人若有这种主张，往往是出于一时的意气，而今日的人作此主张，则大有相当的理论作依据。不过这种主张，终究是不健全的。英国的文学家与批评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对于当代的生活风尚是有很深刻的观察与评论的一个人，他根据了诗人彭斯（Robert Burns）的见地，曾经说过一句很真实的话：“冷漠而没有热情的放纵行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件事。而恋爱这样东西，假如可以随便发生的话，结果一定是冷漠而没有热情的。[赫氏是严复所译《天演论》的原作者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赫氏诸孙中有二人负有盛名，一是生物学家球连（Julian），一就是这位阿尔杜丝（Aldous）。]”还有一层我们不得不加以说明的，就是，即使我们真把恋爱降低成为一种例行的公事，或一种随兴的消遣，我们对两性关系的协调的一个问题，不但并不能解决，并且可以说很不相干。不久以前，我们把性结合看作一种义务，初不问其间有没有一些感情或浪漫的成分；那种情形固然是离开应有的健全状态很远，如今把性结合当作一种公事，一件娱乐，其为违反自然，其为与自然暌隔，事实上是一样的远。[霭氏是一个人文思想家，凡所主张，不离一个时中的原则，此处又是一些论证。]上自文明的人类，下至哺乳类以降的动物界，性结合的行为，就一般正常的状态而论，事先总有几分犹豫，几分阻力，而要消除这种犹豫与阻力，而使结合的行为得以圆满地完成，其间必须有充分的热情与相当的艺术。如果我们想否认这一个自然的基本的生理事实，我们是一定要吃亏的，而所吃的亏还不限于一种方式。

至此我们就说到了恋爱的艺术在卫生学与治疗学上的重要，而不得不多加一番申说。在以前，这种申说是不可能的，并且即使说来，也没有人能了解。在以前，所谓恋爱的艺术是可以搁过一边的，可以一脚踢开的，因为妻子的性爱的要求既向来无人过问，而丈夫的性爱的要求很多人都认为可以暗地里在婚姻以外别求满足的途径。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夫妇双方的看法都已经改变了。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承认妻子和丈夫有一样的性爱的权利；我们也渐渐地指望着，所谓一夫一妻的制度会切实地经过一番修正，不再像以往及目前的那般有名无实，掩耳盗铃。因此，在今日之下，不讲求恋爱的艺术则已，否则势必最密切地牵涉另一个问题，就是单婚姻制或一夫一妻婚制的培植，因为，婚姻之制，除了一夫一妻的方式以外，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无法维持的，而即在一夫一妻的方式之下，婚姻生活的维持已经是够困难的了。

恋爱的艺术，就它的最细腻最不着痕迹的表现而论，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人格方面发生最亲切的协调的结果。不过就它的一般粗浅的程度而论，这艺术也未始不是寻常性的卫生的一个扩展，亦即未始不是医师的工作范围的一部分，换言之，如果寻常的婚姻生活发生困难的问题或遭遇困难的情境时，是很有理由可以向医师领教的。目前一部分提倡性卫生的人还往往忽略这一点，但我相信这种忽略的态度终究是不能维持的，事实上也已经很快正在那里发生变迁。我们到了现在，再也不能说，求爱与性交的知识是天授的，是天纵的，是良知良能的一部分，因而无须教导。好多年以前，英国名医师佩吉特（已见前）就说过，至少在文明状态之下，这种知识是要授受的。我们不妨补充说，就在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里，这种授受的功夫其实是一样的需要，在这些民族里，男女青年到了相当年龄，便须举行很隆重的成人的仪式，而性交知识的训练便成为这种仪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人所不大注意而值得提出的一层，就是这些民族所处的环境既比较自然，对于性交前的种种准备的步骤也往往能多所措意，而性交方式的多变，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现象。这些参考之点都是很重要的。求爱或交接前的准备必须多占一些时间，因为，在生理一方面，时间不多，则欲力的累积有所不足，上文很早就说过，所谓积欲的过程是要充分的时间的；而在心理一方面，时间不多，则恋爱的比较精神的一些成分便无从充分地发展，而真正的婚姻生活便失所依凭，因而不能维持于久远。我们也必须承认，交接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的，不同的方式虽多，要不至于超越寻常人性的变异范围之外，换言之，它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正常，并不是一些恶孽的根性的流露。我们更须承认，这些方式的变换也是必需的，因为对于有的人，或在有的时候，某一个方式要比另一个更相宜，更有满足的能力。新婚夫妇，有时候要经过好多年，才发现只有在某种情况之下，采用某一个方式，性交方才发生快感，或单就妻子一方面说，虽无快感，至少可以把不快之感减到最低的限度。这两层，即交接前求爱的准备功夫与交接方式的变换与选择，如果能得充分的注意，我以为大多数的女子方面所谓性能薄弱或性趣冷淡的例子已经可以不药而自愈。

上文所说的种种，我们如今渐渐了解，是一个贤明的医师所不能不过问的。我们应知即就受孕一端而论，女子的性的满足也未始不是一部分的条件，因为女子的地位，至少就受孕一点论，绝不是完全被动的。英国前辈中著名的妇科医师邓肯（Matthews Duncan）认为为保障受孕起见，女子的性快感是万不可少的，后来别的专家如同克希（Kisch）等对于这个看法又曾经加以坐实。我们以为性交时快感的有无未必是受孕与否的一个万不可少的条件，因为世间大量的婴儿的孕育，总有一大部分是和这种快感之有无没有关系的；换言之，性交而有快感的女子既少，而婴儿之孕育却如是其多，足证两者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关联。不过克希也发现性感不快的症候（克希认为这是和性交的不得满足是一回事）和女子不生育的现象有很密切的连带关系；他发现百分之三十八的不生育女子有这个症候，不过克氏所提到的只是一部分的资料，至于一般的情形是否如此，或一般的关联程度是否如是之高，他却略而未论。[见克氏《女子的性生活》一书。]

上文所谓求爱的准备功夫指的并不是，至少不只是，结婚以前的那一个耳鬓厮磨的段落，而是每一度性交以前很自然也很必需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是恋爱的艺术里最单纯与基本的一个事实，上文也曾提到过。开始求爱，大抵是男子之事，如果他从察言观色之中，觉得时机是相当的成熟，他就不妨建议（他一定得察言观色，时机成熟与否，女子是决不会告诉他的）；建议是他，交接前后过程中始终取主动地位的当然也是他；不过如果女子也表示一些主动的倾向，这其间也丝毫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因为假定女子是一百分的被动的话，恋爱的艺术是无从说起的。在纯粹的生理一方面，求爱的准备功夫，即一些性爱的戏耍，直接可以引起女子的愉快的情绪，而此种情绪又转而激发生殖器官一带的腺的分泌，总要等到这种分泌相当的多，使生殖器官呈一种浸润的状态，才可以开始交接[有人说起《易经》的咸卦是中国最古老的描写性交的文字，但译者以为与其说是描写性交的本身，毋宁说描写性交的准备。所谓“咸其拇”，“ 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 咸其晦”，“咸其辅颊舌”，都是一些准备性的性戏耍，并且自外而内，步骤分明。孔氏《正义》解释“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一节，似乎认为二体已入交接状态，窃以为义有未妥。]，否则勉强交接也是不愉快的，甚至于有许多困难的。有时候，因为分泌的缺乏，不能不用滑腻的油脂之类来代替，但如准备的功夫充分的话，这种替代品应该是用不着的。

上文说的这些，在文明社会中虽往往受人忽略，但在所谓不很“进步”的民族里，却了解得很清楚。例如新几内亚的马来人，据说配偶的选择是很自由的（但须不侵犯图腾的界限和血缘的限制），并且男女可以同居好几个月以后才提到婚姻的缔结。有几处地方，又流行着一种风俗，就是男女青年可以同卧，男的可以把女的抱在怀里，同时对于女子的上半身可以有抚弄的行为。在这种情境之下，交接的行为倒也难得发生，但若发生，随后这一对男女也就议亲而成夫妇[见塞利格曼（C．G．Seligman）所著《英属新几尼亚之黑人》。]。这一类的风俗，至少对于恋爱艺术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是顾到了的。

交接前求爱的准备功夫的过程中又有很自然而也很需要的一点，就是在女子的阴蒂上，多少要运用接触、挤压或揉擦一类的方法，来加以刺激，因为阴蒂始终是女子性感觉的主要的汇点。[一九四一年三月教育部召集的社会学名词审查会中，于cultural focus 一词，译者提议应译为“文化汇点”，幸蒙同人采择。汇点似较旧日之焦点为佳，今译文中即加以引用。]有的精神分析学派的人认为阴蒂之所以为此种汇点，只限于女子性发育的最初几年，一到成年期，正常的情形是这种汇点会从阴蒂转移到阴道，并且事实也往往如此。这种见解究不知从何而来，此派的人每多闭门造车的见解，我以为他们对于女子的身心结构，如有几分真知灼见，这种见解是很容易消除的。阴蒂是性知觉的正常的汇点，起初如此，后来也未尝不如此，并且往往不但是主要的汇点，而且是唯一的汇点。女子到了成年，在性交生活确立以后，阴道会自成一个性快感的中心，也是很自然的，但其间说不上什么“转移”。狄更生以妇科专家权威的资格说：“就一大部分的女子论，只有在阴蒂部分感受到压力以后，性交时才能达到亢进的境界，而这是完全正常的。”

说到交接的方式或姿势，有人以为正常而合理的姿势只有一个，就是女子平卧面上，而任何别的姿势是不自然的，甚至于“邪僻”的“作孽”的[中国也有这种看法，性爱的小说如《肉蒲团》也曾讨论到这一点。]。那是一个错误。人类历史中某一时代或某一民族所最通行的习惯未必就可以成为天下万世的师法。人类最古的一幅交接的图书是在法国西南部的多尔多涅（Dordogne）地方发现的；它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一个文化期所谓索留特累期（Solutrian Age）。在这幅图里，平卧面上的是男子，而女子则取一个蹲踞的姿势。就现状论，不同的民族中间，对于交接的姿势，就各有其不同的习惯或风尚，而同一民族之中，所采用的也大都不只一种姿势[交接的姿势的讨论，在东方的文献里虽也不大公开，但忌讳的程度要远较西方为浅。在中国，则一部分见于道家的作品，一部分见于性爱的小说，道家的作品还往往有几分科学的价值，近年长沙叶德辉汇印的《素女经》便是最好的一例（《梅影盦丛书》）。印度方面亦然。比较流行几种作品如《爱经》（kama Sutra）、《爱海慈航》（Kamaledhiva）等在这方面都有多量的讨论，并且在要点上和近年来西洋医学界比较有价值的著述，例如范·德·弗尔德的《理想的婚姻》，没有很大的区别。]。近时美国医师范·德·弗尔德讲到欧洲人的性生活说，做丈夫的大都不知道床笫生活的单调，如果知道，此种单调的生活是可以用姿势的改换来解除的，而姿势的改换事实上也没有越出正常的变异范围之外；可惜的是，他们大都根本不了解这一点，或虽知其可能，而认为是只有“淫秽”的人才肯这样做，他自己是不屑为之的[此论即见范氏《理想的婚姻》一书。]。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说更多一些的话。对于许多例子，只需选定一种姿势，问题就可以解决，但对于另一些例子，问题要比较严重。就一部分的女子说，有几个姿势，甚至于包括最寻常的几个姿势在内，是根本不容易采用的，或勉强采用了，可以感到极大的不舒适，而一个比较奇特的姿势反而比较容易，反而比较的可以供给快感。

我们说到最广义的生理方面的性关系，我们还得记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凡属对于夫妇双方能增加满足与解除欲念的一切行为与方式，全都是好的，对的，而且是十足的正常的；唯一的除外的条件是，只要这种行为与方式不引起身心两方面的创伤。（而就身心健全的人说，这种创伤也自不至于发生，我们可以不必过虑）寻常的交接而外，更有两种主要的接触，一是女对男的咂阳，二是男对女的舔阴。这种吮咂的冲动是很自然的，即在从未听人道及过的男女，兴会所至，往往会无端地自动地想到。我发现一般神经不大健全而道德的成见又很深的人不断地发问，这种或那种不大寻常的性接触的方式是不是有害的，或是不是一种罪过。对于这种人，这一类的方式可以引起一番神经上的震撼，他们认为至少“从审美的”立场说，这种方式可以叫人作三日呕。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就是所谓最寻常与最受人公认的性交方式又何尝“美观”呢？他们应当了解，在恋爱的神秘的领域里，特别是到达了床笫之私的亲昵的境界以后，一切科学与美学的冷静而抽象的观点，除非同时有其他特殊的人文的情绪在旁活动，是照例不再有地位的，有了也是不配称的。一般固执而讲求形式主义的人，一到性的题目上，尽管美意有余，总嫌理解不足，我们对他们，只是很婉转地把莎翁的一句百读不厌的老话提醒给他们听：“恋爱说起话来，自有它的更善的知识，而知识说起话来，总充满着更亲密的爱。”[原文是Love talks with better knowledge，and knowledge with dearer love。]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不妨补充一些事实。汉密尔顿在所调查的一百个已婚女子——全都不能不假定为很正常、健康而社会身份很好的女子——中间，发现十三个有过舔阴或咂阳的经验，或两者兼有，而十三个例子都没有发生过不良的影响。因此，汉氏很合理地做结论说：“无论何种性的戏耍的方式，就心理的立场说，是没有禁忌的。”同时，汉氏也说了一些保留的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此种戏耍在身体上不引起什么创伤，二是在心理上不引起什么罪孽的感觉。这都是很有意义的。汉氏也说到他在别处遇见过一些憨态可掬的例子，他们很天真烂漫地采用过这些所谓“作孽的”性的接触方式，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方式，在许多人看来，是如何的龌龊，如何的凶险，如何的不得了，“一旦忽然发现这许多人的看法，一番震惊之余，不免深自懊恼追悔，结果很快地促成了一些癫狂的症候”[这种症状西文称为paranoid（妄想狂）的症候，有此症候的人一方面很夸大，一方面总觉得有人因为妒忌他的伟大，不断地在暗算他，以至于谋害他，甚至于竟会发生被人谋杀的错觉。]。即此一端，已足够使我们知道，当务之急是要让一般人，在这一类性的问题上，得到一些更开明的见解。狄更生，根据他多年的妇科经验，很贤明地说过，我们应当让每一个女子“可以放心地了解，夫妇之间，床笫之私，在高涨的热情弥漫充塞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是和精神的恋爱的最高理想根本上不相能的；换言之，夫妇之际，一切相互的亲昵的行为是没有不对的”。

在这样的一本引论性质的书里，我们并没有讨论恋爱的艺术的种种细节目的必要。不过在结论里，我们至少应当说明，恋爱的艺术绝对不限于身体与生理的方面而止。即使我们把生理的方面搁过不论，或虽论而认为它只有一些间接的关系，即使就成婚已经二三十年而性的生活已退居背景的例子而论，甚至于即就根本不能有性交生活的夫妇而论，恋爱的艺术依然不失为一个艺术，一个不容易的艺术。夫夫妇妇之间，应当彼此承认个人的自由；生活理想尽管大致相似，其间脾气的不同、兴趣的互异，也应当彼此优容；彼此应当不断地体贴，应当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弱点与错误，同时也接受对方的错误与弱点，而不以为忤；嫉妒的心理是有先天自然的根据的；任何人不能完全避免，偶然的表现是一定有的，并且表现的方式也不一而足，这种表现在一方固然应当力求自制，在对方也应当充分地宽恕——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解决，尽管与狭义的性关系无干，也未始不是恋爱艺术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大的一部分，甚至于可以说最大的一部分。并且，若有一分疏虞，不但夫妇的关系受影响，全部的人生艺术也就从此可以发生漏洞，成为种种悲哀愁苦的泉源。

总之，我们对于夫妇的关系，总须取一个更宽大的看法；否则，我们对于构成此种关系之种种因素，使此种关系的意义更可以充分发挥出来的种种因素，便无法完全把握得住。一定要这些因素都有一个着落，个人的幸福才有真正的保障，而除了个人的卫生上的功用而外，社会的安全与秩序也就取得了深一层的意义，因为，婚姻的维持与巩固也就根本建筑在这些因素之上。弗洛伊德在一九○八年的时候说：“要在性的题目与婚姻的题目上提出改革的方案来，那并不是医师应有的任务。”这种置身事外的看法现在是过去了，而弗氏自己后来也似乎看到这一点，因为，自从一九○八年以后，他在许多人生的大题目上，可以说一些含义再广没有的大题目上，下过不少的思考，发过不少的议论。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叫穿地说，医师的任务绝不在保留一部分人间的罪孽，为的是可以借题发挥，甚至于可以于中取利；这种看法尽管和医术的原始的看法完全相反，但时代既大有不同，我们的观念也自不宜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在医学的每一个部门里，医师和一般明白摄生之道的人的任务就在对于人生的种种条件与情境，求得进一步的调整与适应，务使“罪孽”的发生越少越好，在我们目前所讨论部门里，我们的任务更应如此，因为它和人生的关系要比任何其他部门更见得密切，而其为祸为福，所关更是非同小可。因此，医师对于任何医学的部门虽应有充分的认识与运用充分的聪明智慧，而对于我们目前所注意的部门，尤其是应当如此。[其他参考书目：<strong>赖特</strong>（女，Helena Wright）：《婚姻中的性因素》。<strong>赫登</strong>（女，Isabel Hutton）：《婚姻的卫生》。<strong>罗比</strong>（已见前）：《恋爱的艺术》。<strong>山格夫人与史东</strong>（女，Hannah Stone）：《避孕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