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叙述我如何孕育在西班牙建立组织学这个奇异的想法以及如何实现这个想法,并不完全索然无味。尽管当时人们对知识氛围的态度漠不关心,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出现仇视的态度。
我已经提过,在萨拉戈萨居住的那几年(当时我是解剖学博物馆主任并且已经结婚),我在自己的房子里建立了一间简易的显微镜实验室。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给博士生上课;其二是提高我自己的组织学技术。在医院大街上一幢破旧的楼房里,我开启了检验我研究能力的工作,我的灵感主要来自朗维埃的《组织学技术处理》(Tratado de Tica Histológica)里提出的明智建议。
可以想象,我最初的成果微不足道,只有两本小册子在萨拉戈萨出版。其中,sur le Système nerveux)和《普通解剖学课程》(Le?ons d’Anatomie générale)以及施瓦尔贝(Schwalbe)关于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的记录翔实的论著,即《神经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Neurologie)和《感觉器官解剖学》(Anatomie der Sinnesorgane)。
1883年年底,我准备调到巴伦西亚大学,此时我的家庭已经增添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也即将出世。这说明,跟我朋友的期望相反,孩子的到来并不会妨碍思想的创新。如果每个新生儿胳膊底下都夹着一条面包,那么每一篇发表的论文不仅带来了心灵上追求高雅的满足感,而且也带来了用于生存的物质。这些发表的论文给了我勤奋好学和努力工作的声誉(唯一无须隐瞒的优点,因为它们不会引起嫉妒),对维持并提高我那普普通通的解剖学和组织学学院的声誉也很有帮助。最终,这些论文连同我后来的著作,为我赢得了在马德里大学的重要支持和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