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_一个市民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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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到世界，道路笔直：需要的只是抬腿启程……有一年春天，我去大马士革旅行。我搭乘一条破轮船在地中海的港口间漂泊了三个月，之后抵达布列塔尼的一座小渔村，在那里一直逗留到大雨瓢泼的秋季。在这个春季旅行和布列塔尼的长夏之后，我突然从秋天开始工作。我回到巴黎的住所，就像学会说话的孩子，无拘无束、毫不胆怯地表白自己。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难阐述。我不能把它称作“体验”，因为我并不了解在心灵深处释放这股自然洪流的精神过程，并不了解化解所有疑虑与戒心的、几近厚颜无耻的写作和表达本领。我知道，我记下的文字并不完美，含混不清，形式松散——但是意愿与决心已使我对这种内源的强迫无力抵抗。我写了一本书，写得并不好。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之前从未遇到过的物质、形式和语言的阻力。这些阻力让我意识到，在此之前，我只是在雾里、风里、暗夜里历险，跟迷雾搏斗——现在，一切全都隐约若现，已经天光大亮，我从青年时代摇摆不定的维度坠回到地上；我跟物质现实发生了冲突，脚下绊到了可摸、可触的实体般阻碍。

即便如此，我记得在大马士革的一天清晨，有一个问题毫无“预警”、那么明晰、简单、冷峻、无可回避地摆到我眼前：“应该做一点什么？”仿佛有谁高声读出我脑际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我经历的那个清晨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但直到现在我都能看到那座白灰墙环绕、种了桉树和橄榄树的庭院，看到摆在铺有条纹桌布的桌子上的蜂蜜罐和摊在茶杯旁的一份《贝鲁特报》。大概在清晨七点钟，已然阳光如瀑，这座摇摇欲坠的东方旅店的庭院一片寂静，是那样的寂静，我以前从未感受到过；大毁灭的寂静，突如其来、毫无缘由的幸福感，仿佛你一下子明白了：生活为你安排了什么，或为你设置下什么障碍。即使爱情的销魂瞬间，也未曾赐予我如此彻底的幸福感。这不是别的，这是光明，借着这束光的光亮，你一下子看到了生命的风景——在那短短的一刻，你看到了在两次毁灭之间的生命。在大马士革，类似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数学家庞加莱[301]记录说，他曾花许多年时间解析一个几何学问题，但殚精竭虑也未能获得任何进展，直到“一天早晨他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因为他想去卡昂[302]旅行”——这时候，就在他踏上公共汽车踏足板的这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什么，就在他几乎没想这个问题的刹那，竟然高兴地找到了答案，旅行中他也没再多想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在背心口袋里找到以为丢失了的怀表；几个月过后他才坐下来，如释重负地解析了这个复杂方程式……如果有谁没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的瞬间，说明他未跟生活和世界建立起真正的关系，他错过了生命中一个难以解释的巨大历险。这种“历险”就是工作：一个人总有一天会“遇到”它……大马士革的清晨，并没给我留下别的记忆，只有我记下的几桩小事；的确，我记得那次“体验”发生时的场景，格外清晰地看到那个庭院、蜂蜜一样金黄色的阳光和黑如沥青的阴影；但是，这就是我关于这宗真实体验的所有证据。我朦朦胧胧地看到自己在许多羽翅中间；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在想什么了。我也忘掉了那一闪而过的瞬间：我生活在那个松散的时间维度里，分钟和小时都丧失了它们自身的价值。就在这样的一个瞬间，一道明耀的光束投向心灵的风景；我们看到了在此之前隐在朦胧之中的新领域，看到风景中有众多熟悉的人物。

我在东方流浪时获得的那种莫名、乏味、平静无澜的“体验”，让我发现了我应该谨慎启程的方向，我该朝那里走去的人、路和方法……很长时间我们都以为，我们熟知自己的欲望、倾向和脾气的天性——因为在这样的瞬间里，刺耳的喧嚣提示我们（因为寂静的弱音也能像强音一样刺耳）：我们所生活的地方，跟我们喜欢生活的地方截然不同；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真正会做的事情截然不同；我们寻求另一类人的宽恕或激怒他们，我们冷漠、耳聋地住在远方，远离那些我们真正渴求并与我们命运直接相关的人们……那些听不到命运提示的人，会永远活得粗陋，懵懂，偏离正轨。这并不是梦，也不是“白日梦”——某种疾风暴雨般的精神状态提示我们，什么才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之物；什么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只有我们担负的义务，我们的宿命。这些瞬间显示出：什么是生活中的个体之物？什么是在普通人的命运和苦难中属于自身个体的独特内容？我从来未曾冥思苦想，从来没寻求过这样的瞬间，我只是怀着夜游神的平静听从指令。这是另一种梦，是在睡眠与清醒背后呈现的幻影，它有时提示我们关注那些跟我们有着某种关联的人，关注工作或友情的群体，关注那些我们在她们身上寻找爱的女人；假如我听从无声信号的指引，我永远不会迷路。

关于这种“经验”，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述。关于那次东方之行，我只能唤醒这一点点记忆。后来，我又曾到那一带去过，我曾去尼罗河畔的苏丹旅行，到过喀土穆[303]，无所事事地待在耶路撒冷，站在黎巴嫩的山顶举目眺望；但是，我在 我在青年时代做狂人、海盗式的旅行，感觉就像在世界上窥寻一头猎物，怀着野蛮人的激情、幼稚者和征服者的贪婪将山川风景和街巷旮旯都掠入记忆。然而，从青年时代的旅行中残留下的记忆，很快就变得模糊褪色。有朝一日，心灵踏上旅途，世界一片混乱。我们未经思考、没做准备、身不由己地踏上冒险之旅，即便是启程去印度，对我们来说也像做一次没多大花销、抬脚就走的周末郊游。内心不羁的不忠者，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谨小慎微，一张贴在旅行社橱窗内暗示他旅途无限的招贴海报，差不多就能让他满足了。

2

伦敦，曾是我巴黎岁月的星期天。最初，我只敢穿过海峡[304]待一两天，小心翼翼地在市中心散步，在饭馆和博物馆里张着嘴愣神；熬过两三天的孤独之后（噢，那是黏稠、彻底、令人难忘的伦敦的孤独！），我在星期一早晨踉踉跄跄地赶回巴黎。这条几小时航程的狭窄水路距离并不长，但将我远远带离了熟悉的世界，仿佛去的是开普殖民地[305]。我喜欢旅途中那种冒险式的随意，喜欢乘气派的“英国列车”穿越诺曼底风景——在这条铁路线上，法国人装备了至今为止最特别、最时髦的列车车厢，在餐车内提供经过精挑细选的美味菜肴，列车员和检票员用折磨人的礼貌接待乘客。抛开许多世纪以来永恒不变的反感不说，唯一能让法国人在心里服气地默认其优越地位的文明之邦，就是英国！我经迪耶普[306]旅行，因为那条线上的火车票便宜一些。我喜欢在黎明启程离开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嘈杂无序，停满了“帝国气派”的双层列车，来自周围地区的公务员和工人组成了一股灰色的人流涌进巴黎，虽然人流中的每个“个体”都很聪明，但他们循规守纪，秩序井然。我喜欢伦敦列车的风驰电掣，喜欢回家的英国游客的含蓄内敛，在他们的寒暄、举止和沉默中可以察觉到他们逐渐变为英国人的细微变化；列车每驶出一公里，每朝英伦海岸靠近一些，都能感觉到他们不仅在变为英国人，而且开始变得自闭……在迪耶普，列车紧贴着街道疾驰，驶向港口，驶向烧廉价煤、早该淘汰了的海峡客轮；当我们走上轮船的甲板，另一个世界在眼前展现，那是神秘的英伦世界。突然，一切变得更安静，更有序，更伤感。船来了，服务员端来热汤，驶离迪耶普才五分钟——还能看到繁华岸边的大饭店，大肚子的诺曼底人在那里用勺子品尝龙虾汤，喝高档红葡萄酒！——乘客们已经吃上了地道、难吃的饭菜，冷冻羊肉浇绿色的薄荷汁，餐厅里充满了羊膻味，面包又干又没味，葡萄酒很贵，而且是假的；感觉已经到了英国。乘客们跟平时不同，他们悄声地谈话；跑堂也跟平时不同，比法国跑堂更彬彬有礼，但似乎有更强的自尊心。空气中飘浮着弗吉尼亚烟草甜腻呛人的味道，船上的茶也很香，香得醉人……我喜欢在阳光下抵达白礁石的海岸，海峡的浪涛无情地拍打，小船颠簸，英国孩子们用很内行的呐喊</a>估测船速；我喜欢看大海的深蓝色，距离福克斯通[307]或纽黑文[308]还有半小时的路程，海岸已经微光闪烁，巨大的轮船从帝国港口驶出，朝殖民地驶去，阳光灿烂，海峡的风又冷又咸，无情地刮在我们脸上。英国人裹着头巾和防水外套，全都聚集到甲板上，简直像儒勒·凡尔纳小说里描述的环游世界回来的菲利亚斯·福克[309]；他们嘴叼烟斗，举着望远镜朝海岸眺望，脸上挂着微笑……骨瘦如柴的老妇们也满脸微笑，海风吹拂面纱，在她们尖削的下巴周围飘摆；年轻人则玉树临风，故意绷紧他们柔韧、动人的身体曲线；所有人都在交谈，相识。在不远的海岸，在白色礁石与蓝色海水交界的地方，那里就是英国了。回家竟是如此这般地令人兴奋，就连每天沿着这条航线往返于岛屿和大陆之间的跑堂、水手也都一样。在英国客轮上，在抵达码头的半小时前，人们可以感觉到这条海峡不仅是岛屿和大陆的天然分界，还有着其他更多的意义。另一个世界令人心如鹿撞地从那里展开，在石灰礁岩的背后，那里的一切都跟大陆人知道、喜欢和希望的不同，那里有另一种公正，另一种尊严，另一种味道的啤酒和另一种天性的爱情，这种不同是如此地令人震惊，仿佛从迪耶普穿过海峡的游客们选择的是一条几星期之久的远洋航程；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久，就在两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大陆上跟法国跑堂争吵。在这里，离福克斯通还有半小时的路，已经没有任何人跟跑堂争吵。乘船旅行的都是绅士：乘客是绅士，司炉是绅士，刷盘子的也是绅士。他们是那样与众不同，那么不可思议地都是绅士；他们的神经以另一种方式接纳所听到的话语，缓慢地辨析隐在词语概念背后的道德观和内在含义，有的时候，他们过了半个小时才做出回答，这时候提问的人早就忘了自己刚才的好奇……但是现在，在抵达纽黑文前的最后半小时里，每个人都大声讲话。他们从世界回到自己的家，从他们在别处的帝国疆土，从印度、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他们进行了征服，签订了贸易协约，游览了风景，肺里饱吸了新鲜空气；现在他们马上将坐进岛上某栋烟熏火燎的老屋里，遵守他们自己的岛国文明法规，不只在他们的行动上，而且在他们的神经内、欲望里、思想中也都自觉自愿地隐秘顺从……他们回家了。没有人会像英国人这样声势烜赫地回家。

英国人只要手头宽裕，一有闲暇就会带上积攒的所有英镑直奔大陆，闯入世界，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家乡的生活。他们不能忍受，因为他们感到无聊。他们的无聊是那样地自成体系，那样地神志清醒，无聊得全副武装，粮草充足，仿佛无聊是这个民族的首要职业。假如他们口袋里有五十英镑零钱叮当作响，他们就会立即跑到大陆，追逐阳光，追逐微笑，寻找私生活的另类自由，不用再那般地厅室整洁，窗明几净；在家乡，在秩序井然、一尘不染、由俗约惯例和精神恐吓控制的岛国，他们可不敢这样生活……对英国人来说，由于这种自由的匮缺，生活有时不堪忍受。他们奔向阳光普照的风景，奔向大陆或大陆城市匠气的日光，奔向里维埃拉，奔向殖民地国，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千百年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钞票从魔怪、嗜血、杀人的国王们手中购买自由。金融城[310]用钞票买下几百年来所有的法律和宪章，他们买下市民阶层的自由，并在拥有自由权利的领地内建立起文明社会的典范；只是他们在典范般独有的英国市民文明中，并非总可以无条件地感觉良好……他们怀着自罪感旅行归来，眼里闪着羞愧的光亮；他们沉默不语、低眉顺眼地踏上岛国的土地，因为他们曾背信弃义；他们回到岛上，回到家乡，继续在这个纯净、高级、他们所有人都心甘情愿为之献身的文明中生活，工作；只是他们不能忍受纪律严明的无聊日子。只有在这里会发生这样的荒唐事：战后，一位英国贵族在上议会发言，要求政府对生活的无聊采取措施！

低矮、舒适的列车行驶在英国的风景中，从人们的眼神和音调里，从他们的微笑和检票动作里，我能感到那股令人兴奋、神秘莫测的英国式无聊扑面而来，我用自己饱经磨难、惶惑不安的大陆人的神经，像抽鸦片烟似的品吸这种无聊。对于大陆人的惊恐症，伦敦是一座疗养院，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那里隐居几日，我在弥漫全岛的疗养院式宁静中节食，调理，冲冷水浴。我喜欢抵达伦敦，也喜欢离开伦敦。英国人对他们家乡的情感也大致如此。我喜欢搬运工的风度，当他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从我手中接过行李，感觉像一位贵族大叔；我喜欢舒适、高大、老派、镀金、轿子一样的包租车，

司机们每天都在车轱辘上画一圈喜庆的白箍[311]；我喜欢 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这里，所有人能毫无顾忌地陈述</a>自己的观点；只有在这里，社会的俗约能让所有人尽可能地不表达个人观点。伦敦是一所特殊学校。如果你到过那里，你不会变得更聪明，但你会觉得，在你的生活里将不会遇到太大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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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尼[317]在日内瓦讲“人性大教堂”；他的头要比大厅里的所有人都高出一截，声音疲惫而洪亮，上身前倾，伏在铺着绿色台面呢的讲台上，两只大手在空中缓慢地挥动。蒂杜莱斯库[318]坐在他的对面，裹着貂皮大衣，带着寒气逼人的不安，紧张地尖叫；阿波尼的目光越过政敌的头顶投向虚空，当政敌在休息期间带着过分的自信向他走来时，他转过身子，并朝旁边挪了两步……“先生，我必须把我要讲的话讲完，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年龄……”阿波尼低声说；张伯伦[319]戴着眼镜、穿着晨礼服一动不动、姿势僵硬地坐在那儿，出于礼貌地朝他欠欠身，似乎向他表示尊敬；白里安摆出一副大提琴手的姿态，捻着艺术家的胡须若有所思地冲阿波尼点头；日本人安德[320]已经做好了鼓掌的准备。当时在场的那些人物，现在还活着的已经不多了；白里安和安德已经过世，阿波尼也不在了。他是人的威信的化身；如果你没有亲眼见到那些世界著名的政要们如何在日内瓦会议上向这位弱小战败国的代表致意的话，你很难确切地知道他是如何为匈牙利的利益据理力争的。即使他所讲的是在长篇政治讲演中无可避免的自明之理，他还是那样地斟词酌句，那样地激情洋溢，铿锵自信，像是钟声在会堂里回荡。政治上的成功，包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成功，都跟在地方委员会取得的成功情况相同，人们的直觉感受重于客观事实。阿波尼的讲演，有时让人感觉到他说得不对，但是即便如此，那一个时刻仍属于他；他的话语是那样掷地有声，那样充满诗意，让人情不自禁地向他敞开心扉；他的声音抑扬顿挫，打开了人们的灵魂之灯，他创造出这种成功的发声术，即便所说的内容有毛病，但听起来能够让人同情。传统的讲演艺术又在日内瓦复活了。对专业谈判来说，这种“个性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后来，阿波尼去温室散步，张伯伦挽着他的胳膊送他穿过走廊，对他的态度，就像对一位东方大主教或“家族长”，或一个即使没有名衔、没有官阶也是家族里最重要的人。有一类欧洲贵族，他们并不靠家谱维系，而是通过品位、风度、生活方式的相同而聚结在一起；在这个欧洲的精英家族里，阿波尼是一位受人尊敬、威望很高的家族长者。

他在谈匈牙利，谈家乡；会堂里，我屈肘托腮地坐在记者和外交官们中间，对他们来说，阿波尼所讲的一切都是会议的“讨论重点”；其他的以后会提到日程，比如玻利维亚和希腊问题。我已经十年没有回国了。在巴黎，我每天早晨都买回所有的匈牙利报纸，家乡人给我寄来国内的新书</a>，偶尔有一两位熟人来到巴黎，我总是激动地接待他们，随后又许多次失望地离开……我不知道家乡发生了什么。官方的匈牙利大人物出访日内瓦或巴黎，举止总是那么特别，总带着那么一股“熟悉而陌生”的味道，摆出一副官架子，居高临下地跟我们这些旅居国外、穷困潦倒、四海为家的匈牙利作家、记者和艺术家们谈话；或许唯有阿波尼例外，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贵族，在国外，他对每个人都抱以同样的热心和人情味；但是我跟其他人，极少有什么话题好谈。在官员接见的场合，我通常刚听到 好记者总是很好斗——即使在认可、同意或祝福什么的时候也一样。记者固执地探究生活现象，阿们，确实相当无聊，不大讨人喜欢。在马戏院里，人们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些打工的野兽出场，将所有误入斗兽场的人撕成碎片，不管你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我意识到，在每天下午六七点之间，我会机械性地嗅闻血腥，洞察诡计与出卖、敲诈与不公，我到处机警地捕捉“官员的丑行”、世界政要的贪腐、女人的不忠和偏执念头。我意识到自己这副“好斗记者”的架势，于是我开始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自己。世界充满了卑鄙和诡计——但有的时候，我很想能够理解这些作为记者只能谴责和揭露的东西……尤其是，这是一种剧毒的鸦片，作家不可能毫无危险地吸食过久；凭着机械性的怀疑和趾高气昂的傲慢，记者“肯定知道”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还没有被发现，另一类已经“被发现了什么”；慢慢地，作家也被培养成了公诉人。是的，每个人都可疑……在那些年里，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令人惊叹不已的死亡舞蹈，许多荣耀的名字、人类光辉的榜样、富豪和当权者、道德者和罪犯、蠢人和天才们，转眼就沉入时间的潭底，消失得无踪无影！有一位大人物，三天前我还跟他一起在城里的上流圈子里共进晚餐， 作家有时喜欢解疑消歧，有时喜欢赞同什么，愿意说“对”……有时候在作家眼里，记者挥舞两把宝剑，即便同意或沉默，也是战斗。我学会了，一位好记者要紧紧把握住他的怨愤、谴责与反感；出击时，要同样相信自己的愤怒；这种团结是记者的信念。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意识到这点：我并非无条件地相信自己的愤怒。总有一天我必须做出抉择：当作家发声时，记者必须沉默，一个人不能精神分裂地活着，不能两面都信，不能在一天里的另一个时段“理解”你在编辑部上班时无条件地厌恶但又不得不写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不再无条件地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低俗、卑鄙和诡诈必须由我铲除；是的，我也不再无条件地相信那些写在纸上、长了翅膀、迅速横飞的词语能在世界上改变什么。一种困惑不安、令人晕眩的感觉将我吞噬，我就像一位石匠站在悬崖峭壁上低头俯视。我开始在意我所写下的所有文字；我写的东西比以前少了，虽然写得少了，但表达的内容却越来越多。

9

与“布达的生活”相平行，佩斯的生活也在流逝……但是在佩斯，我谁都不认识。有一段时间，我试着参加各种“聚会”；但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尝试。出于天性，我孤身独处，甚至有意避开人群。每一位新面孔都是对我的挑战，一个个熟人转身离去，似乎都缺少足够的气力完成他们担负的任务。我战胜怯懦，接受了“挑战”。这一切其实是多么简单……这种因为怯懦而故作傲慢、因为惶惑而佯装潇洒、刚刚启程就好高骛远的佩斯生活！它缺少两三百年连巴黎杂货商都受到过的社交预科培训。它缺少沙龙和社交生活缺之不可的非个性化。佩斯的沙龙是多么富丽堂皇啊！还有那些晚宴！多么富裕、奇特、神秘、丰沛和显贵，与之相比，一切都显得简陋、凑合、不雅和可疑！在佩斯，我坐在富豪们的餐桌前，时刻期待暗门打开，好发现什么不堪的秘密……通常来说，即使不是在那一刻，也会在几个月或一年后发现“什么”——发现这些财富都根基不牢，这些沙龙全危机四伏，稍遇风雨，便不堪一击！

佩斯的社交带着某种机敏、洞察、个体的色彩，德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机关算尽的进攻性。佩斯生活的舞台是那样狭小，人与人之间疮疤相蹭，与其说是相互接触，不如说是短兵相交。法国的“社交”完美、谐和、圆熟、顺畅，充满精心打造的转折点，行之有效，没有危险，好像缠了护膝的人在对打，让人联想到的只是佩斯人推心置腹的交谈，联想到贵族传统中风度优雅的花剑、拳击或摔跤。战前佩斯咖啡馆的智慧和博学，后来也作为一张王牌保留在社会游戏中；在咖啡馆里，人们可以知道每个人真实可信的个人隐私或财产秘闻，可以获得某种身体的智慧和通常在蒸汽浴室里才能够获得的人类知识，比方说，作家的头发有口臭味，女人的嘴里有脚汗味……佩斯人的交谈总是围绕着“为什么”和“针对谁”之类的口水话题；低俗的剧院小报信息无所不及，它毋庸置疑地宣称：较高贵的人物也过性生活；作家、演员、伯爵和银行家们经常垂青于城里最漂亮的女郎，著名作家把精力铺在一部新小说和一位金发女演员身上，爱好艺术的纺织大亨迷上了社交圈内一位女工艺美术师——通常还要表明这个半官方的佩斯人观点，人们还长有性器官。消息灵通的佩斯中产阶级津津有味地“谈论”，在这一方面，基督徒跟犹太人没什么两样，利普特城区跟尤若夫城区没什么两样，但有羞耻感的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私下读这类小报。这类由单位主办的新闻媒体经常会以直接、粗俗的机谋侵犯个人的隐私权。佩斯人喜欢乐此不疲地谈论这个国际性的可悲秘密：不仅在异性之间，有时在同性之间，人们也喜欢彼此相爱。如果他们此刻没有“交谈”，那就会打牌；但我对所有技术性的娱乐都感到厌恶。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接受佩斯的“摩登化”洗礼；但后来我还是逃回了布达。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几次怪诞的佩斯“社交晚会”，那里的男侍不知道雪茄烟和利口酒放在哪儿，因为他们是几小时前刚从附近的赌场借过来的；那里的桌子一撤，大家就都跑去打牌，人们在那里谈论最新“绯闻”，犹如谈论股票行情。

我极力忘掉这个世界。我孤独地住在布达。慢慢地，在我眼前展现出一个高贵、优雅的小匈牙利世界；我的孤独并没有消除，而且框架清晰而牢固。我去佩斯，永远像一个误闯进城的乡下人，但在“那边的家”，在大河的右岸[342]，在古老的街区，我逐渐熟悉了那里的房子、广场和人，我就像一个到一座小城过退休生活的外乡人。每天清晨，我都沿着布达城堡散步，眺望山谷中白雪覆盖或绿树葱茏的古老城区，满眼教堂的钟楼和风格过时的屋顶——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这几条街道，城堡内的散步，附近几家破败的咖啡馆和弥漫着霉味与地下室潮气的小酒馆，这份孤独，以及构成我孤独边缘的人的面孔，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对我来说有了一点家的感觉。现在若让我离开这里，我会心怀抵触，情绪低落；在国外时我想到的是布达，一想到布达的街巷，就会感到暖心的亲切，那种亲切，就像一个乡下人在陌生之地听人提起他家乡的名字。我已经了解了“克丽丝蒂娜”的秘密，熟悉了“摩登”农贸市场屋顶上没标数字的新式塔钟，钟面上用线痕来标示时间——“那么布尔什维克”，连女仆们都这样说，我慢慢理解了她们想说什么。我孤独地生活，不过时间长了，我也结识了几个熟人：一名修表工，一位木匠，一个壮汉，隔壁养老院的一位老演员，上夜班的跑堂们。我跟这些人也能聊天了……我在佩斯只是去做讲演，好像我总想说服谁。肯定我自身有什么问题。也许，创伤和忌妒是我胆怯、羞涩的根源——我害怕聪明的佩斯人想得太多，可能会觉得我很可笑。这种忌妒是病态的，不公正的；但我从来未能彻底战胜它。“布达生活”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深潜，越来越封闭。我紧密、决然地让自己的生命附着于这种生活的环境、氛围与模式。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多次安“家”。布达曾经是一个家。

作家们孤独地活着，好像在一座茔窟里，匿影藏形，惶惑不安。所谓的“文学生活”，看起来不过是争吵、不安全感和世代的忌妒。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么小、这么拥挤的地盘上，所有人都啃同样薄片的面包。在这里能“得到”什么呢？肯定得不到太多的什么——顶多也只能继续工作，有时可能会听到自己作品微弱、羞涩无力的回声……是啊，我们该写什么呢？当我刚回到家乡，人们带着敌意的狂想在佩斯咖啡馆内这样问我，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了这个问题。每个星期我都在环路上的报刊亭买法文周报，书商每个月给我寄来国外杂志——有时候，我内心狂跳地埋头阅读报刊上的讯息，就像一个远在天边的旅人，由于远离了能为人类精神给养、使其开花结果的巨大暖流，已经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文字的含义，他只能连猜带尝，通过货样揣测新产品的滋味……我从远方关注几桩重要事件，但是关于新动向、年轻人、“运动”的消息只能经过筛滤和稀释才传到这里。我只听到世界充满威胁的冲撞声；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乌合之众，我们怀着紧张和恐惧试图及时“组织起来”，缔结同盟或联手防卫，抵御内容未知、阴影不祥的灾难。毫无疑问，这些集社结伙的尝试最终总是失败。作家们依然孤独。我们的本性和命运也就这样。

在佩斯，有时我坐到环路边的长椅上，饶有兴味地观看“嘈杂混乱的首都生活”。在这里我过着彻彻底底的孤独生活，仿佛被人逐出了边境。

10

写作像是一种疾病，慢慢统治了我的生活。写作不是“健康”人应该承担的任务；健康人最重要的是健康，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能够接近生活；作家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能够接近作品的更深处，在那里危机四伏，山崩地裂，洪水奔流，瓦斯爆炸。我的神经官能症会随着对某个写作题材的接近而周期性复发，我的焦虑越积越多，有时持续几个月之久；冒着相对较小的生命危险，我举步维艰地工作着，满腔毒素，孤独隐居，远离人群……我只能幻想爱情、友谊、人类的团结和乡愁，就像一名僧侣幻想都市生活；可是，这种乡愁也是对自己的出卖……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寻找一个人或一个女人，但每次尝试总是以不光彩的失败告终，然而在作品里能够感到这种“乡愁”，这是遁入生活的逃亡，怯懦的退隐。之后，我必须直面现实：对我来说，无处可逃，没有人为我的命运承担责任，我必须完全彻底、毫无条件地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作品；我将这样生活，在偏执的高压之下，不时在逃跑的恐慌中感到绝望，总是重又跌回到另一个生活，摔到纸上。的确，写作是其自身最权威的理解者和分析者，欧什瓦特·埃尔诺[343]称之为：生活方式。作家要过作家的生活，至少要过有作家尊严的生活……这个前提是不忍受讨价还价。生活尖厉、诱惑的声音永远在勾引，在伤害；没有“解决办法”，我已然清楚；我将永远这样柔弱，永远试图逃走，在人的生活中寻找位置，直到浑身战栗地蜷缩到一颗心灵或一副身体旁取暖，结果导致了对旅人灵魂与写作恶魔的双重出卖。

我写作，因为我有话想讲出来；我写作，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适合我的性格和精神境界；因为作家的表述能够达到最高层次的、永远无法通过生活事件传递的生命感受；因为这种生命感受也不可成为作家的目标，他必须否定它，必须将这一切抢救下来并藏到一个封闭的形式里，在那里，作品本身也有了生命，无须从周围世界汲养，也不需要亲属和信徒、成功和反响。我有什么话想说出来——我写完一本书后，再写一本书，之后我才懂得，作家的“计划”不是丛书系列——在我写下的每行字里，总是想表达同样的内容，只是通过多部作品和多种体裁，潮水朝向唯一、共同的三角洲涌流，这时候我只是在场而已，我的全部意义和命运就是：我必须在场，因为有什么东西想通过我来表达自己。这个“什么”是不成形的，有时我觉得，它是反灵魂的。写作的原始素材始终都只是泥土而已，要想让它进行有生命地运转，要吹入[344]比灵魂更多的东西，要赋予它比例和外形。我焦虑无助地以写作为生，整日与作品面目相对，我看不清它的终极比例，由于充满多余、杂碎、偶然之物，我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大小，就像一个人感觉不到生命的大小；也许，作品只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获得其终极形式，但也可能要在生命结束后才可尘埃落定，所有的繁装琐饰纷纷脱落，作品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有机体，一个具有生存活力的整体。我不能看清自己在这项任务中可以浪荡到哪儿；也许在作品的深山老林里，作家从来都辨不清路，这里的路牌指不了路，只有你的本能和神秘的声音能够指引你翻山越岭。我从来不能理解那些在灵感突发的瞬间能够“想出”不朽名言的作家们；是写作找到我们，不是我们找到写作，我们最多能做的是：不逃避它。有时候写作非常令人欣悦，我所写下的每一行字只是徘徊，拖延；成千上万句的细致描写，书里漫长的字行，所有都只是遁词而已，为了逃避所承担的任务。以后总有一天，你不可能再逃避见面，不可能再写一本书，不可能再跟分期付款似的请求作家的命运之神给你延期；总有一天，你不得不坐下来面对任务，直到你再不能说出别人无法替你说出的话为止……我的所有作家式冒险都是在为逃跑和不忠做准备；就像恳求魔鬼先放过我一码，还没到时候，现在我想先说说别的；这只是在做准备，建立新的关系，我还没听清自己的声音，我耳朵里灌满了陌生的旋律，我必须先忘掉我所听到和所理解的一切，必须忘掉在我生存的时代无处不在、强大得能够穿透一切的文学旋律……是的，我先随便写点什么，以后，等以后我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我的任务！我就是这样写书的，仿佛是给命运纳税，试图通过微小的牺牲平息无情上帝的嗔怒。但我隐约而痛苦地明白，我不可能这般轻易地逃走。

“以后您将写什么呢？”他们问我。有时我吃惊地意识到，确实还存在作家的命运；有一些任务，有一些感情或感性责任，恰恰不大可能逃避掉。我绝望地发现，在许多年前，甚至在我的前生前世，我就清楚地预知我将要写什么——我在聊天中提到的写书念头，以后，哪天，可能，我想写一本什么书——许多年后，我有一天震惊地发现，书我已经写好了，而且跟我许多年前心血来潮、随口一提的内容一模一样。我要能够摆脱这类“随口一提”的写作任务该有多好，“推掉”一个，再推一个，休息一下，伸个懒腰，或许为另一类尝试积蓄力量；但是我连一个字母都未能逃避。显然，我写的每行字都属于任务范畴，也包括那些多余、不完美、有罪地夸大或轻率的文字……我很清楚，我从来没准备写一部以后将“讲述一切”的“巨著”；巨著只有那些文艺爱好者或生活在文学领域的专家们才准备写。其实我还是相信，不管怎么说，那些出于多事、躁乱、内疚担负起的写作任务都是无法逃避的，即使是在时事文章中，我也有机会在某一行或某一段里说出别人不可能替我说出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我想说的话也并非那么精明绝顶，极端原创，闪烁着耀眼的精神光芒；也许，我该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以通俗的方式讲出来，因为在生活中，就像文学中的重要陈述，那些能够彻底表达一个人内心的话语或看法，绝大多数时候都相当简单。我有的时候这样想象，我所写的一切都只是前言和遁词；实际上我只想写，只想描述一个人物，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物活着，我连他的姓名都知道，我认识他。比方说，这个人物很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女性，她站在人群的中央，并非聪颖绝伦，也非好得出奇，然而她却知道什么，有可能是她肯定不能用词语表达的生活“秘密”；沉稳自信，仅此而已……相对所有的现实而言，我在写作过程中首先想窥视这个女人，这个陌生女人的秘密。这是作家的“计划”吗？肯定不是。有的时候我感到震惊，我要花费多少精力走多少弯路，才能找到朝向她的那条路；我要走遍上百座记忆的岛屿，才可能找到她——对于生活我知道的或我想知道的一切都跟她有关；我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是否有过这么个人，我是否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她。也许她是母亲，另一位我想见到的永恒、未知的母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所写的每一行字、每一本书和我所采用的每一种文体，全都是在研究她，仿佛她能给予我答案。之后许多年过去，生活中充满了写作、讨价还价和尝试。当我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犹疑地看到这个人的面孔时，却听不见她的声音；后来突然有那么一刻，在陌生的地方，我意外地瞧见了她。好像我的写作不是别的，只是遁词和时机，有一天能够遇见她。

11

当作家写这类文字写到“尾声”时，该在哪里画句号呢？

生活在跟书竞跑。有一天中午，那是在秋季，我父亲死了。他死得充满力量、尊严和榜样性。仿佛他向我们展示，一个人应该怎样死——他是攥着我的手死的，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死亡恐惧得到了修正；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死亡，害怕那种陌生和恐怖；我只是不舍得放弃生命，我向死亡索要生命的滋味与气息；但是就在那一刻，当我父亲闭上眼时，我理解了，死亡既不好也不坏，不具任何特征。

很长时间我都痛苦。跟我们近得难解难分的这些人，我们只能通过死亡完全理解他们。父亲死在陌生的城市，在陌生人中间，只有我们，只有家人守在他身边，情况如此错综复杂——死亡也对此做出了解释——他是死亡的意义与内容。通常来说，父亲去世是一场大爆炸，家庭会在这种时候土崩瓦解，每个人踏上自己的路。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很清醒；他在去世前的半个小时叫来了医院的大夫，并打着优雅的手势说：“我安排好了，先生们会得到酬金的。”他就是这样死去的，死得像一位高贵的绅士，不会带着任何拖欠离开人世；他主动、老练地安排好一切，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的那份，每个人都得到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或一次握手。“这是我的最后一天。”他在去世的那天早上这样说；他用近视并疲惫的眼睛望着窗前的几棵大树，盯着秋日的树冠看了好久。即使在死神降临的最后时刻，当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有几小时或几分钟就必须死去，他依旧保持惊人的睿智和平静。我始终为他的这种神奇能力惊叹不已，他总是能够远远地、从他身处的远方审视生活。这种只有他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最后几天，他还谈起他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他最终不得不离开那里而客死异乡。他不能忍受这种分离。也许正是这种变更夺去他的性命；他的身体本来还能跟年龄抗争，但他的心放弃了对生活的渴望。再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年过花甲的人很难承受被迫的迁徙。他在最后几天，梦见了他出世、生活、工作过的老城，他对那里的每扇大门都了如指掌。有一天早晨，他从短促的睡眠中醒来，带着疲惫但快乐的微笑说：“夜里我又去了那儿。你知道吗？我又在梦里去了班库，好像路过了观景台，我看到脚下山谷里的城市。”他的微笑是那样快乐，好像刚去寻欢回来一样。那些天，他已经非常虚弱了，很少开口，但眼睛睁得很大，放射着特别的光亮。他用这副放光的眼神望着每一个走到他病床前的人，好像在那一刻才真正辨认出那些熟悉和陌生的面孔，他想了解隐在那些轮廓线里、此前他从未注意到的新意义。但是在每张面孔后，他看到的都是“城市”的某个地方；他梦见城市，在梦中的郊外森林里散步，在欧蒂莉亚，在赫拉多瓦。这座城市对他来说，是家庭唯一的真正舞台；当他不得不离开那里，仿佛生活的舞台也摇晃，坍塌。离乡之后，他从来不曾提起那些留在家乡的人们，不再谈我们住过的房子，不再谈过去的家；他羞惭地将那些记忆隐藏起来，耻于面对自己的痛苦，否认自己面对的绝望。但是，梦把他在白天想都不愿想的东西带到了眼前，濒死前的梦一下子映出了他永远渴望回归的地方。他若有所思地讲述着这些梦；但从他睿智、疲惫的眼睛里放射出的光芒驳斥了他说话时那股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语调。他离开那座城市的时候，早已在内心向她诀别，在死亡预感中，他又一次梦幻般地回到那里：他又看到了她，爱她，并呼唤她。

最后一个夜晚，午夜时分，我不能忍受自己继续待在陌生城市的旅店里，我钻进汽车，去了医院。他已经非常虚弱了，醒着躺在床上；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只有母亲神不守舍地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三天三夜的护理，已使母亲精疲力竭，在最后那几个小时里，她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继续机械地护理他，呼唤他。我坐到床边，望着那张奄奄一息、亲切而忧伤的面孔；因为担心吵醒我母亲，父亲用很小的声音谢谢我来看他。他总是这样：礼貌，郑重，平静。“谢谢你又跑来一趟。”他说，他的嗓音是那么柔和而宽厚，泪水盈满我的眼眶。父亲又讲了他的处世秘诀，礼貌的秘诀。有的时候我这样认为，那是一个人所能给与另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他对待每位家庭成员，都像对待一位高贵的客人；他每次串门，都不会忘记给家庭女成员们带去高雅、别致的礼物；在所有家庭或官方的节日里，他都会送去贺卡和几枝鲜花。即使在病危的最后一夜，他依旧那样干净整洁、仪态端庄地躺在病床上，周围整理得井然有序，就像在一个寻常之夜上床歇息。就在那天晚上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理解了父亲的贵族主义品德。他的一生都是抱着这种仁慈、绅士的高尚品质度过的。我在床边坐了很久，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四目相对。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疼爱、探究、分析的眼神望着我。我承受住了这副目光；就这样，我们一声不响地彼此相视了一个小时之久。他回忆起了什么？他本来想跟我讲些什么？他没跟我讲过，从来没讲，即使在最后那一个小时里也没有讲。他的沉默是一种机敏，不是脆弱。他非常懂得，在彼此之间，在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要比机敏、谨慎地平心相待的秘密更幸福了。总之，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他向我道别，跟长子道别，似乎他想告诉我什么，一句话，一句家族密语、生活箴言或私下的点拨——但他缄口不语，似乎心里明白，他帮不了谁，个人和家族只能听天由命。他用探究的目光望着我，眼睛睁得很大，仿佛他终于想要知道我到底是谁。他要为一个很久远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我不能回答他。后来，他向我伸出纤柔、羸弱的手，紧紧攥住了我的手。他一句话没说，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我的手。我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中午，他已经奄奄一息。病房里许多人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惶恐无措。现在他已不再注意我们，而是出神地盯着窗外，盯着婆娑的淡黄色树叶。两点半时，他说：“起雾了。”果真，在他的眼前恍惚升起淡薄的雾气；房间里也薄雾缭绕。他安静地躺了一会儿；后来，医生为他阖上了眼睛。在这一刻，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是的，这件事现在终于发生，父亲死了。”我心不在焉地这样想。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似乎想要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父亲有病，去世了，现在要把他埋掉，这一切都挺正常。过了一会儿，棺材运来，随后又运走。我想点支烟，但走廊里来往的人很多，我没有点，我不知道“这种时候”适不适合吸烟。我抄起外套，转身走了。那是在十月中旬，屋外飘着冷雨，我走在泥泞的林荫道上，四周空寂无人，我既无伤感，也无恐惧，唯一的渴望是想吃点什么，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在这条直通市区的道路中央，我忽然看到了一辆马车；那辆马车由两匹马拉着，走得很慢，朝着墓地小教堂方向行驶，车上运的是我躺在棺材里的父亲。我们在雨里慢慢地走，我亦步亦趋地跟着马车，从医院到墓地，在这条并不很长的路上，我突然近距离地看到我父亲的一生，那般夺目地清晰，那般吓人地真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这样看到过。两匹马无精打采地走在泥地里，我不时需要放慢脚步，因为拉着灵柩的马车落在我身后。在这条路上我懂得了，父亲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位跟我有“关系”的人，我跟他之间有某种私事，这种事情不可能“了结”，也从不可能“谈开”——这些应该谈但没有谈的事情，现在已变成永远的喑哑碎片……马车在墓地大门口拐弯，消失在树林里。我停下脚步，点了支烟，望着灵车驶去的方向，开始浑身颤抖。这一瞬间我开始明白，父亲死了。

12

父亲下葬了，我感觉自己通过了一次新的评审，晋升了一级。我被一种十分特别、令人窒息的自由感所捕获，仿佛有人告诉我说：现在你什么都可以干了，你可以加入无政府主义党派，可以把自己吊死，你可以干你想干的一切，不再有禁忌……当然，这种“自由”是虚无的，其实派不上任何用场。根本不存在其他的自由，只有爱和顺从的自由。但在父亲去世之后，我必须意识到，生活中只有他无私地待我，以他自己有教养的可悲方式——我爱不了别人，愤怒、创伤与复仇的欲望替代了爱与顺从在我心里作祟。这种理解和洞悉，削弱并排解了我的悲怆；我不相信“痊愈”，也不相信和平。我知道，我不会再无条件地跟谁卷入充满人性的关系里了；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追求“生活方式”，我要把留在自己内心深处和个人世界里的人性，全部珍藏在文字中。

因为，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本身，都不再相信“和平”，不再相信“痊愈”。受到惊吓的小市民们，在各个角落里哀怨悲号，他们除了纠缠和砍价之外，脑子里什么都不想。阴郁的光线，投向生活的山野。我生活在一个可怕可疑的世界里，那里的国家政要们一次又一次地给民众缓期，似乎在公开鼓励大家，可以往地里再播种一次小麦，可以再写一本书或建一座桥；生活和工作就在这种永恒的危机感中进行。我所出生的那个阶层，跟迅速攀升的阶层混淆到了一起；它的文化层次在最后二十年里令人震惊地坠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我所学习并笃信的思想，日复一日地像一钱不值的破烂被扔进垃圾堆；从众本能的恐怖统治，笼罩在昔日文明的辽阔领域之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相对立。能够显著、有效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充满了绝望；我对同时代大众的庸俗品位、娱乐与需求感到不屑，我对他们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那些完全满足大众欲望的当代技术与称雄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悲剧。有灵魂的人是孤独的，他们被迫钻进各地的茔窟，就像在中世纪怀揣密文、到处藏身的僧侣们躲避征服者的迫害那样。确定无疑的悲剧性惊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段时间里，我必须尽可能地活下来，并写作。这非常困难。有时候我惊诧地意识到，在灵魂里和品位上，我觉得自己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根本不像二十五岁。我们这些在这个“阶层”最后一个荣耀时刻降生的人，命运都相同。今天的写作者，似乎只想为他们身后的时代留下见证……见证在我们出生的那个世纪里，曾经高唱过理性的凯歌。只要我还能写下一个字，我就会见证：见证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过这样几代人，他们蔑视本能，高唱理性的凯歌，他们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欲望。就生命规划而言，这算不上是个大手笔，但我做不出别的规划。我能做的一切，就是想以自己冷酷、不忠的方式，保持对道德的忠诚。是的，我耳闻目睹了欧洲，我亲身经历了一种文化……我能否从生命的手中获取更多？好吧，我在这里告一段落，我就像一名从惨败的战役中幸存的讲述者语调沉重地说：我想要记住，我想要沉默。

自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