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_一个市民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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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

在头几个月里，我们挨个住过沃吉拉德大街延伸至拉丁区内的那段街上的各家旅店。这些旅店又脏又臭，破破烂烂，摇摇欲坠。早晨，我们用酒精[235]炉热牛奶，用泻药味道的代巧克力粉添加甜味。那种代巧克力粉的牌子叫“艾莱丝卡”，罗拉从某个电影广告里发现了它的好处：在节奏很快、动感强烈的动画片里，杜蓬先生在清晨将“艾莱丝卡”迅速撒到热牛奶里，满意地吸溜进那杯难喝的液体，然后心满意足地拍拍肚子。在德国，所有人都习惯了吃替代品度日，我们从来都不沾那种难吃的营养品。但是“艾莱丝卡”非常便宜，而罗拉对每一苏[236]都精打细算。在德国时，我总是住在豪华酒店或将军遗孀们家中，在那些地方有生活所需的各种用品任你选用；而在巴黎，客房里连橱柜都没有，我们只能将衣服放在皮箱里或挂在衣架上，然后罩上一条床单。盥洗池里总冒出一股排水沟的恶臭。旅店号称有“热自来水”，为此要付很多钱，但事实上只在早晨和晚上才会从水龙头里流出很少的热水。我们生活在一种哈喇难闻的贫寒里。我们去圣日耳曼大道上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用午餐，那里会将常客使用过的桌布收起来，留到 通过某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来推断一个民族的特征，这是多么轻率的做法！我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巴黎新年前夜遇到的两位医生都是法国人——假如我现在一言以蔽之地说“法国医生”这样或那样，该是多么轻率啊。实际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人——或许能够对人群进行归类的是学派、观点和某种知识的“渊博”，还有在我们国家医生的行为准则来看属于“草率”、“不周”的雷厉风行……比如说，就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收罗拉住院的疗养院里没有冰块，午夜时分，我跑遍蒙马特新年狂欢的咖啡馆，乘出租车在一家家歌舞厅、夜总会之间疾驰，求他们高价卖给我降温用的冰块……可是蒙马特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冰块，跑堂领班只是向我耸耸肩……噢，法兰西式的耸肩！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忘记这个熟悉的动作，但是我能平和地接受，因为我还见过另外一种更温情的动作。最终，拉特—莫特歌舞厅的大堂领班以出奇的高价仁慈地卖给我一桶冰块，疗养院的一位护士被从梦中叫醒，手忙脚乱地准备手术室，法国医生在清晨为罗拉做了手术。他没有问我们是谁，是哪里人，这位知识分子以他高尚的同情心向我们伸出救援之手，为病人安排好所需的一切，在疗养院为我们提供救助，他既不询问，也无要求，他做这一切时的态度委婉而周到，甚至带有一点羞涩。出于复杂的绅士精神，他知道施予、“行善”总有点像蹩脚演员的举止，是人类最危险的行为之一……在疗养院里，大家对我们的态度大都挺好；只有 他从内到外，仿佛都刀枪不入。这个人给甜蜜无为[245]的意大利注入了成千上万马力的能量，让每个人都获得了全新的速度；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这股生猛的力量所向披靡，开始泛滥，吞噬了政治，淹没了口号。这股汹涌泛滥的力量就来自这个人——墨索里尼。没在意大利亲身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最初阶段的人，永远不会理解这种运动的成功秘诀。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可以说，能够成为一切。

佛罗伦萨，烈日当头。市政广场上，农妇们兜售阔檐的编织草帽；古廊桥上，每天上午金银匠们都在本韦努托·切利尼[246]银像周围支起货摊。上午，我泡在贾科萨咖啡馆或奈芙咖啡馆漂亮的大堂内，这是一天的开胃酒；下午，我跟英国人一起喝午茶，这些英国人也入乡随俗地喝苦艾酒和茶。身穿黑色礼服的托斯卡纳贵族坐在带阳篷的马车上沿亚诺河岸兜风。在托纳布奥尼大街，成群男子无所事事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观赏外国女人；她们身上那股充满欲望的女性感，我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我住在特立尼塔大桥的“布达”[247]桥头，在圣马尔顿广场上，对面是一座教堂和一家妓院。早晨，当我推开窗户，屋外阳光刺眼，广场空空荡荡，透过斜对面教区公寓的窗口，我能瞅见老神父们在明媚的春光下心满意足地晒太阳，抽烟斗；妓院稍远，跟教堂隔了三栋房子，门口总有行色匆忙、绅士打扮、手提公文包的年轻人在按门铃——早晨九点，就一小会儿，在上班之前，就跟别人去咖啡馆一样。这一切我都能理解；熟悉的景色，我怀着顿悟的感觉在城里游逛。上午，我去那位疯神父的修道院或波波里花园[248]；下午我去菲耶索莱[249]，或到卡茨尼公园看赛马；晚上我泡在小酒馆里，置身于农民中间，我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杯杯地喝酸涩、黑色的基安蒂[250]。每天，我都带着一种持久、恒温、不变的幸福感从睡梦中醒来。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勃朗宁[251]和伊丽莎白·巴蕾特曾在那里住过；我从来没抱过比这更好的愿望，我想在佛罗伦萨度过平实的一生。组成这座城市的所有一切，都是从这片丘陵里长出来的；这里没“引进”任何东西，既没有外来的建筑师，也没有外来的画家……城市和她的杰作共同呼吸，跟每栋建筑、每尊雕塑、每幅图画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亲身体验到这个——在此之前对我来说始终含糊不清的教科书概念：文艺复兴。多么熟悉的氛围，多么特别的体验，多么的似曾相识[252]啊……我记得三月午后细碎的光影，我走在有沿街别墅与古柏的马基雅维利大道，走过圣米尼亚托教堂，在那里，大卫像的青铜复制品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城池；在山上米开朗基罗广场旁的小咖啡馆里，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眺望城市，心里怀着封冻的乡情。我既不阅读，也不跟人交谈；不寻求“历险”，也不渴望友人。我是如此贪婪地将城市的风景、丘陵的轮廓、山谷的蓝雾藏入记忆，就像流亡者目不转睛地看一张从家乡寄来的全景明信片……我搭乘有轨电车去塞尔托萨，去皮斯托亚，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观”——但也正因如此，那里的一切都很值得观赏：村舍和修道院，教堂和小酒馆，一切都用来自这片泥土、来自过去时光、来自逝者心灵的同一种材料建造。对我来讲，那是一段多情的时光。肯定不是我青年时代最糟糕的阶段。我现在有时还会梦到那幅风景。

我到博洛尼亚和威尼斯旅行，由于我既没有钱，也没有事，所以待在哪座城市都无所谓。因为我的行动不受任何限制，每星期兜里的钱都不够花，能做的事情就更少了……罗拉偶尔用带衬纸的信封寄些零钱来接济我，另外，我写一些体裁含糊的文章换取可怜的生活费，有几份菲尔维迪克、艾尔代伊地区和布拉格的报纸出于好心予以登载，大部分稿费用来支付账单。每次旅行结束，回到佛罗伦萨，我都像撤退回某个绝对安全的大本营、城堡或防御工事。旅店提供日常所需的一切用品，对房租催得也不那么紧。在那几个月里，我体内泛滥着发自内心的轻松和随意，仿佛获得了能够将自己置身局外的特权。我至今记得当时那段“无忧无虑”的生活……罗拉回到佛罗伦萨时，已经是炎热的夏季了。她带来了里拉，还带来匈牙利辣味香肠作为礼物送给我。这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前往都灵，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想去看看科舒特故居；今天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了……我们在都灵吃了午餐，无忧无虑，格外快活，似乎万事大吉，想都不会想到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目标。我们搭夜车回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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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动是那么轻便，背着破烂的行囊，既没有钱，也没有前景……即使美国也想去就能去！后来，许多年后，一张我在街上看到的宣传画把我带到了巴勒斯坦，甚至更远的大马士革。我说走就走，仿佛在那里有什么紧急事等我去做！……只要我保持内心的自由和不羁，我就不知道什么叫“阻碍”。

我们对巴黎已相当熟悉，既有经验又小心谨慎地选择住处。我们在新区找到一套公寓，在里沃利大街拐角，在“右岸”；我们熟悉了这个“新巴黎”……在右岸的巴黎，既不闲逸，也无浪漫。我们落脚的那栋房子位于康邦街，是一幢墙壁很厚、建于拿破仑时期的公寓楼。安托万的美发店开在一层，他不仅是巴黎最时尚的女性发型设计师，还为美国最大的一家摄影经纪公司做代理。现在，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开始赚钱：我凑出自己所有的钱，搞来一台打字机，将我写的“巴黎报道”一式三四份地打出来投稿，而且使用三种语言，寄向四面八方……我们在康邦街的住房宽敞漂亮，并且属于“带家具”的那类；房东夫妇除家具之外什么都不给，甚至连服务也不愿意提供；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比较有人情味，“比较中欧”，一切都能让我隐约联想到家乡人对“家”的那种概念，感觉仍住在传统街区。那些家具，让人感到某种早期、内敛的帝国气派；另外，公寓内的楼道、前厅、走廊都是那样吸音，遮光，隐秘……几个星期后，我们理解了在这种悄然无声的恢宏寂静背后隐藏的原因。亨利艾特夫人，那位富有的、头发染得乌黑的女房东，虽然按月出租客房，但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可敬的形象；她更乐意将客房租给“半小时情侣”，每天下午，萍水相逢的男女们来这里速战速决地享受鱼水之欢……尤其是在我们隔壁那间贴了红色墙纸的客房，每天下午，都深受老先生和热情似火的女郎们青睐。有一段时间，我的市民意识让我对“我跟妻子住在这样的地方”感到恼火；但在罗拉身上并没有这类市民式偏见，她为我的大惊小怪感到好笑，所以我们还是留了下来……实际上也是，哪家巴黎旅馆或客栈不接待偷情的男女呢？

另外，这栋房子，这条大街，这个街区，更让人联想到哪个英属殖民地。在通向安托万神秘店铺的楼道里，每天的每个时辰都云集着仪态大方的英国名媛和性情放浪的巴黎女士，世界著名的美发师则开出高价兜售自己的知识和本领；客人们在楼道里领号排队，最昂贵的轿车排成长队在楼门前静候，不是“劳斯莱斯”，就是“希斯巴诺”，女主人坐在楼上光线朦胧的窗后享受安托万及助手们的揉捏和卷烫。正对楼门的马路对面，是一家冷僻、无聊、没趣的茶馆</a>，旅居巴黎的英国侨民每天下午都聚在那里饮茶。在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在为他们服务：银行，商场，饭店，茶馆，酒吧，包括那些大多开在城中心小街内的妓院，光在康邦街上就有两家。其中一家消费昂贵，极尽奢华，我这么说，不仅由于店里家具和所有的陈设，还因为许多登门的贵客是路易·菲利普时代[253]的遗老。街道，茶馆，饭店，到处都不分昼夜地回荡着英语交谈的声音。这些英国人僵化、固执地保持着殖民国的习俗，神气地开着英国牌号的轿车出现：英国老先生们头发雪白，目光沉滞，皮肤因打高尔夫球晒得通红；而那些年过五旬的妇人们全都打扮得像玛丽女王，都戴着蜂房形状的礼帽，身穿长裙，白天执手杖行路，下午到隆佩梅耶尔喝茶，但是到了夜里，她们在安托万和裁缝的帮助下乔装打扮，摇身变成世俗的舞女……这些在自己家乡是那样谦恭内敛、节制有度、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英国人，在运河[254]的对岸，在巴黎世俗的街区内，却变得如此饥渴，如此道貌岸然地贪婪，如此一意孤行地追情逐欲！我在巴黎，在康邦街一带，在短短几周内对他们的真实了解，远远超过了后来我在英国对他们长达数月的了解和窥伺。

他们住在这里，住在里沃利大街几乎隐形的、建于上个世纪的酒店里。临街的那面几乎不露酒店的痕迹，所有的富丽奢华和宽敞大堂都朝向内侧，朝向弗布尔—圣安娜大街。他们住在莫里斯酒店、德—奥尔巴尼酒店或州际酒店，开着所有零件都为手工制造的劳斯莱斯轿车，带着他们经过安托万和巴黎外科医生精心修复、重现维多利亚时代美丽余韵的妻子们……“睁开你的眼睛吧，我的朋友！”我自豪地对罗拉说，“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以后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的东西；这就是你以后将在画报里读到的‘大世界’……”可这个大世界是多么小啊。在这里，人们在隔壁的克里伦酒店和莫里斯酒店之间散步；在这里，最昂贵的裁缝店、时装店和大银行的支行鳞次栉比；在这里，橱窗内不断更换着各种各样毫无用途的小玩意儿、小摆设、钢笔、首饰、花哨东西，以及因其繁赘琐饰而永远属于自己那“另一个”世界的小设计。我们瞠目结舌、神不守舍地住在这些窄街里。在这里，有许多地方我们连门槛都不敢跨进：比如巴黎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不标价格；比如维尔森饭店，途经这里的国王和比国王更有权势的美国银行家们在这里通过烤肉和汤汁神采飞扬地展示自己的文化，至少跟卢森堡博物馆里的藏画一样特别……

丽兹酒店的大堂正门开向康邦街。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我坐到酒店的吸烟室里读报纸，喝一杯苦艾酒，将报纸摊在桌子上，随后我跟所有进出酒店的访客们一样，开始全神贯注地投身到“微服出行者”的角色里。墙上挂着骏马、名犬的彩色木刻和时髦美术家“塞姆”创作的漫画；过路的外国游客坐在桌旁，坐在磨破了皮面的沙发里，在朦胧的光线中喝威士忌；领班侍者面带甜蜜的倦意慵懒地坐在吧台后，不时会有人推门进来：西班牙国王，威尔斯王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某位成员，摩根也经常光顾这里……领班侍者对客人们的习惯了如指掌，无须询问，就将鸡尾酒端到他们跟前。西班牙国王跟驻巴黎大使基尼奥内斯·德·莱昂促膝密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所有来这里的客人都是“微服出行者”，我也是。没人注意坐在自己旁边的人，跑堂对摩根先生的态度跟对我一样，说一句“谢谢，先生！”，然后将摩根先生留下的小费扫到手心。从某种角度说，丽兹酒店的吸烟室悬浮在世界、时间和约法之上。在这里，造访者置身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局外地带，国王们，匈牙利记者们，画家们，皮条客们，世界著名的女演员们，途经这里的巴尔干国王们——只有领班侍者认识所有客人，他基于特殊的训练和丰富的经验，只用一个眼神或一抹微笑，无须尊呼名衔就能准确地向每位客人致以相称的敬意——只需要这些，既不要多，也不能少！在每天下午四五点之间，这间小厅的空气里弥散着某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我在这里揣测世界，揣测它的深度、高度和隐秘的联系……我将许多副面孔存入了记忆，那些面孔，后来我在其他许多地方重又遇到，在软卧车厢的过道里，在海滨，在机舱里，在英国或法国著名画报的封面上……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一刻都不觉得自己“附庸风雅”；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近距离地“看”一会儿那些世界名角，看看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究竟有多少人在历史的沟壑里栽倒或爬出！在“鸡尾酒时间”，大概六点钟左右，在抽两支雪茄烟的间歇，在一张张方桌旁，英、法、美的先生们跟西班牙经纪人，或跟隔壁旺多姆广场上营业规模神速扩大的美国银行家只需通过握手和微笑，就能在闲谈中顺便谈成大笔的生意。银行家们之所以下班后去丽兹吸烟室坐半个小时，就为做几宗真正的买卖……在那段时间，梅隆[255]光顾过这里，还有一位波旁王朝的王储也经常来这儿。一般来说，每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其姓名和住址都被收录在《谁是谁》[256]或别的哪部根据血缘、财富、权势编排的不成文、不公开的权贵名册里。在这个老派的地方，空气里弥漫着某种危险四伏的窒闷气息；客人们静静地坐着，抽着烟，与此同时，大堂内发生着什么虽不可见但可感知的大事件。“谢谢，陛下！”小跑堂低声地对坐在我临桌的葡萄牙或希腊的前国王说；没有人应声，没有人从报纸上抬起眼看，没有谁的视线从《纽约时报》欧陆版的股票新闻栏移开。

我将丽兹吸烟室视为只属于自己的某种秘密。匈牙利人大多去蒙帕纳斯的艺术家咖啡馆。我更对这类巴黎大社交圈的秘密场所感兴趣；我审视一张张面孔，观察每个人的气质、风度和言谈举止。我就像一位身穿便装的肖像摄影师在这里“工作”。我闯进了一个新世界，我在那里连嘴巴都不敢张开。我小心地品尝这个特殊世界的奇味菜肴。每天晚上，我们都坐到大环路上的某家咖啡馆前。壮观的风景，巴黎的街道，满足了我所有的娱乐需求。在巴黎，我不记得有哪个晚上我们感到无聊。我经常在咖啡馆的露台上一直坐到拂晓，在“小那不勒斯”或“马德里”，或在那家正对晨报总部，午夜之后单身牌友、赛马手、站街女郎和皮条客聚集的简陋不堪的小酒馆里，望着街道出神……初到巴黎的那段时间，有一点梦幻，有一点迷茫和羞怯。慢慢地，这座城市变得迷人起来，我开始听懂这里的俚语，了解这里的小秘密，在窄街小巷里穿行自如——她将我诱到怀抱里，待我像一个旧日知己，不再放我走开。我已经熟悉并喜欢上她的味道，这股甜丝丝的黄花烟草和汽车尾气的味道，我的神经系统已经适应了她的节奏，适应了这种令人紧张、昼夜影响着这座城市的经济波动。我在咖啡馆里已不摘礼帽，半夜我跑到普吕尼耶小饭馆，虽不算麻利但相当专业地用娴熟的动作吃一堆牡蛎。种种迹象表明我已“巴黎化”了。我已经变得没有教养，要比早先在柏林更没教养。我开始学习欧洲人的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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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的流逝，当我真心地获得了一切，当我刻意追逐“体验”时，我的情感变得日益丰富，除了经验，除了“真实”印象之外，别的我什么都不看重。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一位作家而言，一切事物的价值只取决于能在自己个性的炼金炉中淬炼出多少。我想看……究竟想看什么？我的上帝，我想看一切的一切！一天上午，我跑到大学解剖室看尸体，下午五点我在丽兹酒店喝茶，晚上我在追欢逐乐的夜店里看身体，或在一场“咖啡音乐会”的露台上看面孔。我爬到圣母院的钟楼顶，或钻进地下，钻进迷宫。我在巴黎城内东跑西颠，就像一只被松开狗链的小狗。我对拿破仑墓所抱的兴趣，丝毫不亚于“维莱特”的断头台。阿纳托尔·法朗士对我来说，就跟我的楼长一样陌生；我闯进他们的房子里，在他们家中四下环顾，嗅闻，记录，用眼睛和心灵拍照。从我的体内迸发出一股原始的生命欲望，就像一个可以不受惩罚、毫无障碍地在白人城市里行走的黑人。我的法语并不好，但我总是心急火燎地语速飞快；在这种状态下，谁会在乎不规则动词的特殊性呢？早晨，我离开康邦街，沿着将杜伊勒里宫花园与沃利拱廊隔开的栅栏散步，我看鲜花，看铜像，看卢浮宫屋顶上雾气朦胧的晨曦；之后，我怀着“前进”的感觉冲向城市，几乎是在放声叫嚷，就像一个不能快速迈开脚步的人。那些街名，那些建筑，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记忆”，这记忆来自文学，这记忆来自经遥远的时间、时代、民众和习俗过滤下的知识，现在，这记忆慢慢复苏并变成了现实，具有了形体，可以被触摸。“日常安排”的多姿多彩让我沉迷其中：对我来讲，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本质区别；我下午去法兰西学院出席一次纯化语言会议，或走进某家百货商店的旋转门，或在和平街看看商店的橱窗，或在国立图书馆大厅里读《箴言报》的某个合订本，或去皮托镇[257]旅行，在那里拍售廉价机票——这所有的一切组成“记忆”，这所有的一切都“很有趣味”。无论我翻开大画册的哪一页，图中的风景都令人心旷神怡……仿佛一个相隔久远、已被忘掉大半的童年时代——某种共同拥有的、欧洲人的童年时代——的记忆被唤醒了：许多场景与人物都从历史、小说和童话里复活，从雨果、法朗士、拉马丁[258]、米什莱[259]的笔下复活，成为时下话题，成为日常新闻。全世界所说的“法国”到底是什么？石头、血液和纸，风景和气候，具有特别的、“那么法国”味道的水果，微笑与风度的区别、与神经系统的区别和地理学因素，某种超人类的、超越其他种族的东西……为什么法国人拥有自己的文学，比方说荷兰人就没有？为什么德国的平原人拥有自己的艺术，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从来没有过？为什么挪威人能拥有自己的文学？为什么法国音乐很一般？我在巴黎嗅到了“种族”的秘密；我所知道的东西，总是对差别的证实，但从来不是回答。

这种好奇心的自然结果是，我用自己的双手借助于铅笔和打字机，不由自主、激情勃发地开始在咖啡馆里、在地铁中、在火车上为报纸撰稿。我跟“事件”的关系仅仅在于我觉得自己是“在场者”，感觉自己生来逢时。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极其重要。我没有进行太多的挑选。早晨我出门上路，穿过杜伊勒里宫花园的郁金香花圃，开始做报道……假如哪栋房子失火了，我会立即冲进去；我感觉那房子似乎是“为我点着的”，因为我在场，因为这个场面我只能看到一次，此时此刻，我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星球上，在法国人中间……尤其是，那栋正在燃烧的房子是“法国的”，因此要比葡萄牙的房子“更有意义”；我必须迅速、仔细地进行观察。写新闻报道也可以成为一件苦差事，可以是一项“使命”，但绝大多数时候，它只是一种紧张状态而已。我总是时刻警惕着，仿佛巴黎和欧洲大陆的所有报纸都需要我提供新闻填充版面。我急匆匆地吃完午餐，胡乱抹了一下嘴，立即直奔议会大厦去听卡约[260]的讲演，好像这事跟我有关系似的……但这真的跟我没关系吗？莫非在万象中、俗世里、地球上所能意识到的所有事情真跟我，跟我这个同时代人，跟我过客的灵魂无关？卡约在讲演，其实我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但我屏息静气地坐在议会大厦的旁听席上，出神地盯着国家政要们肥如仓鼠、忽红忽紫、吃过午餐的脸。当然，不少人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形形色色的法国人在大厅里用拳头捶椅子，在厅外走廊里大喊大叫，享受各种方言的欣狂。中午，他们在波旁宫附近的小酒馆里用午餐，胃里灌满了勃艮 在马达时代，我们被轰鸣声包绕着，我受一个突然冒出、争强好胜的顽固念头所驱使，买了一辆汽车。我在巴黎有房有车……当然，我给汽车拍了张照，感觉像一件象征胜利的战利品，并将照片寄回家乡。这个成功从远处听来令人欣慰，惹人羡慕；但事实上它使我们陷入了泥潭。这辆车是许多年前由福特厂生产，是我在巴黎的一位熟人定制的，车上有各种各样的特别设计；它看上去像是一辆赛车，开车者和运动员在街上看得目瞪口呆，摇头惊叹，都说不出这辆车的型号和款式……这辆车被漆成浅绿色，一旦启动，就像撒欢儿一般不知疲倦地疾驰；问题只是它很难启动。我为这辆车受了太多的洋罪；我想，在这一年里，我的摩登欲望和所有世俗的野心都得到了治愈……这辆车每天都会索要点什么：一会儿要汽油，一会儿要机油或螺母，今天电喇叭坏了，明天轮胎破了，要为它租车库，要付税和保险。我们紧咬牙关、惶惑不安地付完钱，家里连买袜子的钱都不够，但是管它呢，我们在巴黎有了辆汽车……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把汽车送到典当行，在那里评估员只用一个指尖，面带嘲讽地检查它，好像它是件不洁之物，最后恩赐般地给了几百法郎的抵押贷款。我们为了汽车活着和工作，同时我们很快入不敷出，因为有车的缘故，我们俩都较少工作。最终，我想把它转让给法国朋友或外国熟人，但即使白送也没有人要。夜里，我把它停在名声不佳的街角，希望有人会偷走它；但早晨它平安无事地停在街角，风吹雨淋，生锈变旧，忠心耿耿。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外地找到一位食品商，终于把赛车卖了出去；一年后，我有一次看到这人用它运胡萝卜和洋葱。

汽车夺走了一切：钱，时间，工作兴趣；我一天到晚被它折腾，但它毕竟有时能当成四轮的东西用，我高兴地开着它逛巴黎，去外地，游法国。我该感谢这辆破车，它让我熟悉了整个法国，如果不是开着它，巴黎有许多街道我永远不会去。我开着它像骑着没缰绳的马，几个月走遍了巴黎城，我连蒙带猜地拐入一条条连地图都未做标记的街道。我从一个又一个新的视角看清这头恐怖的庞然巨怪；它的小巷和白天的地下世界，凄楚、荒凉的城郊和仿佛有陌生部落栖居的空场，它们不受法律约束地生活在社会边缘。汽车向我展示了巴黎，让我看到了周围环境：午饭后我开车颠簸到海边，穿过诺曼底的村庄，熟悉了那些农舍；我在省际公路上游荡，看到了自卡洛林王朝[290]后再未在实质和内容上发展、原始落后的农村生活。这辆车向我展示了法国的风光：车停在布里多尼的教堂前，头裹绣花头巾的妇人们用从没听说、不能理解的语言游街歌唱；我下榻在被称为“古碉楼”的乡村客栈，睡在带幔帐的大床上，醒来吃法兰西岛小城的早餐；在沙特尔，我坐在大教堂彩绘的玻璃窗前，眺望秋日的萨沃亚森林；我在早春去看大海。这个国家慢慢在我眼前展开了画卷，她有着聪明的秩序、纯粹的形式、粗犷和妩媚的风景和智慧的平衡……汽车也向我展示了法国。在那些年里我很少工作，不带地图就开上国道，法国到处都敞开胸怀，并且让我受到启蒙：人们的气质，城市的结构，河畔的庄园，盖在从未听说过的偏僻小城主广场上的乡绅宅院，在蒙图瓦尔透过篱笆、在玫瑰丛中一个女人的微笑，晚上在第戎[291]或图尔[292]的小酒馆里喝葡萄酒，在马赛的咖啡馆里听外国人没完没了、满嘴口音、有时似懂非懂、有时几乎听不懂的辩论。像某种追风逐影、转瞬即逝的历险，跌宕起伏、此终彼始的生活仿佛在一条传送带上，一个个零件运送到我跟前；在加莱[293]鱼市小贩中间度过的一个上午，在翡翠海岸上的布里多尼红礁石，在多维耶[294]沙滩上的慵懒身体：这一切都是汽车带给我的。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巴黎就是一切，这个国家只是她的附加物、储备品。汽车向我展示了这个国家，我开始思忖，巴黎是从怎样的储备中汲取养料啊；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佛日山脉，从阿尔卑斯山到诺曼底果园，将这个成分复杂、躁动不安的民族的一切，将所有大地与人的精华都载送到巴黎的展窗……格外地恬静、睿智并很富饶；那些景色，那些村庄，那些城市，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向法兰西国会派送议员，通过“人权”启蒙与文明奉献出人文的厚礼。我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踮起脚尖周游全国。

汽车向我展示了法国城乡的集市和国道，向我展示了法国市民阶层走过的、并不通坦的漫长道路；来自学校课本的记忆，在这些旅行中启蒙了我，我开始理解这条由地中海和北欧人种融合而成的民众在卡洛林王朝、卡佩王朝、奥尔良王朝、波旁王朝和身穿西服的市民阶层领导下走过的“欧洲”之路。这辆破旧不堪的汽车，为我展开了一幅法国市民阶层历史的画卷，我仿佛参加了一次为进步欧洲人举办的、身临其境的教育培训。我不能付家里的煤气账单，因为我马上要去莫尔莱[295]，参观布列塔尼的安妮[296]宫邸……有一天，我感觉自己已搜集够了素材；我卖掉了汽车，回到五层楼上归隐。我的余生大多背向欧洲的风景，转身朝向欧洲书籍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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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年轻人在他们写的书里，以令人惊诧的冷酷和毫不妥协的现实感受抨击了旧时代的、官方的、历史的法国。这一代法国年轻人已经不再去前人爱去的沙龙、咖啡馆和小酒馆寻找体验，而是去中国和加拿大。在他们的作品里，找不到“光荣岁月”的欣狂和帝国主义辞典里任何一个刺耳的定语。他们以出众的学识和触觉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做出反应，毫无浪漫可言地注视着西方与东方。他们什么题材都能写，他们表达的丰富性令人震惊。置身于他们中间，我感到自己像一个乞丐或残疾人。作家的这种也被称作“谦逊天赋”的积极能量，使人对帕尔纳斯派[297]传统报以不屑；年轻的法国文学让人感受不到诡辩和意图，仿佛对这一代人来说，文学不再存在形式问题……但是对我来说，他们的语言始终还是古老、纯净、敏感、矛盾的材料，是言简意赅的语言。现在连我都不相信，一位作家能在成年时代改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改用法语尤其不太可能；法语那种折磨人的、听起来再耳熟也无济于事的含混不清，在移民的耳朵里回响起不同的声音，这种耳聋令人困惑；当我必须要在两个意思相近的法文定语或主语之间做出选择时，总会陷入惶惑不安……我不清楚一个个词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仅仅十年里，到底发生过怎样的产生或成熟、过气或时髦的变故；这样既古老、圆熟，又充满了时下所有躁动不安的语言，是不会向外国人和盘托出自己最后的秘密的；在关键时刻——对于作家而言，写作的每个时刻都是如此“关键”——我们感到异教徒刻骨铭心的孤独；词语泄露的只是它的意思，但它的含义始终留作家庭成员的秘密。

读普鲁斯特的书，我震惊地发现书里根本没有丝毫的匠气。在那些年里，普鲁斯特的世界向新一代人敞开了大门；在此之前，他被看作“附庸风雅之徒”，神经症的话痨，一个对摩登社会古怪人的私事津津乐道的饶舌男。很长时间里，只有那些较具勇气的家伙才敢讲述世界的方圆；沿着他们的足迹，充满疑问的新一代人开始怀疑，在普鲁斯特作品里展现的“摩登社会”与世界人类及其所有神话与记忆，存在着直接的血缘联系；在“古怪人的私事”，在细腻描绘的人与人关系、氛围、“微不足道”的言行和邂遇背后，氤氲弥漫着人类完整而古老的体验。普鲁斯特在那些年变成了巨人，他的身影笼罩了一切思想。没有人能够逃脱他的影响；即使那些没有读过他作品的人，也逃脱不了。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以他无可抵挡的光芒，照亮了文学的素材，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异教徒和无知者。追随他的那代人知道如何写作；但是作家们怀疑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他们的使命和作家群体的声誉。那些年，最先喊出“文人叛徒”口号的是法国传教士；这些布道者，这些雄辩家，在被保佑或被诅咒的那一代法国作家中率先在欧洲文学里意识到：作家垮台了，他们丧失了威信，他们的话语失去了价值，尘沙不如。文学家们拿大百科全书的历史遗产和作家话语的社会影响力做交易。文学丧失了道德信誉。最完美的诗歌、激情澎湃的戏剧和恢宏的史诗，也不再能够改变人的宿命。作家不再能影响时代的思考，就像热闹非凡的演出，人们观看，鼓掌，很快遗忘。欧洲的诸种“伟大精神”即便摆出所有的威仪，即便使出全部预言的力量，即便铿锵有力地发表宣言，也不再能够说服一位固执的银行家、一位贪污的政治家或一位好战将军可疑的企图。作家们日益完美地采用难以超越的写作技巧表明，他们失败了，他们软弱无力。

他们顶多能作为法兰西义勇兵，作为承担特殊任务的自由军团投身革命；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服从运动。“伟大的”作家们愤怒地抗议这种记者式成功和对“风格艺术家”的出卖；瓦勒里[298]在出任法兰西院士的就职演说中，以复杂的傲慢和由衷的怨愤，闭口不提他的前辈——“风格艺术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名字。年轻的天才待在某家旅馆六层楼的客房里，咬着鹅毛笔趴在稿纸上，他所期待的“成功”，最多像一位技巧高超的吞剑者或聪明绝顶的葡萄酒商所能赢得的名声；必须知道，人们可能会围观并鼓掌，但没有人会再相信他，欧洲文明对一位天才的工程师或运筹帷幄的政治家所抱有的拯救期待，要比对“睿智”的学者所抱的期待多得多，也正当得多。那个时候，宗派更如鱼得水。新神秘主义的笛声吹遍了法兰西的精神生活，渗透到充满雅各宾主义思想的大脑里。各种“运动”到处蔓延：精神运动在政治尝试中迷失，文学运动被纳入政治范畴。

我住在巴黎最大的聚会场所——沙利·瓦格拉姆大礼堂隔壁。在这座大礼堂里举办过著名的拳击比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每年都在这里集会，进行激烈的辩论；在这里举办过弗伯格俱乐部慷慨激昂的“雄辩之夜”。起初，我参加这类人数众多的“雄辩之夜”活动只是出于无聊；后来，我开始经常去那里，在那里我能以最近的距离感受法国人的焦虑。在这广受欢迎的论坛上，业余讲演者们为婚姻问题、爱情问题、好文学坏文学、德国人、战争与和平争得面红耳赤；民众在这里发表看法，这条街就像希腊或拉丁市场；民众表示怀疑……这种怀疑，深深渗透到战后法国人的生活之中。他们怀着极度的敏感怀疑自己的对错，怀疑法兰西的“使命”；所有曾在他们中间生活过较长时间，并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人，都会被传染上这种疑虑。在政治上，这个国家仍由老一代人统治，那是雷厉风行、老虎与狐狸的杰出一代人：普恩加莱与白里安，卡约与霞飞[299]。空气中充满着“安全”的传奇；但是民众却没有感觉到“安全”，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生活中到处都缺乏安全感。这个巨大、繁荣、富裕、健康的法国感到了恐惧。政治家们在讲坛上挥舞着“安全”协约；但老百姓们凭着冷峻的清醒、不容欺骗的本能觉察到，这个幅员辽阔、极其富有、几乎没有武装的国家，连同所有的安全部门和用之不竭的庞大储备，正面临一系列动摇根基的危机，并且在世界上处于新的位置，担负起新的义务。“国家利益”的清晰思维形式并不能化解战战兢兢的怀疑。有一天，这个最古老、最强大的欧洲民族之一，在荣耀和富有的光环下，人们开始为他们的生活、角色、文明和所有的一切感到心悸般的恐惧。从某个角度说，他们很孤独……这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他们在床垫里头藏满金条，在边境有地下钢铁城市；他们浪费像大地一样丰厚的能力。在小市民式国家田园深处，我开始感觉到这种否定一切“国家利益”和已经影响法国生活许多年的特殊焦虑。每个人都很富有，富得流油。他们坐在铺好桌布的桌子旁，但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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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悄然无声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始终都像在刚刚抵达的第一周那样，时刻准备启程远</a>游，仿佛我们只是为了探访谁才来到这里；也许没必要打开行李……我们已经了解到现实中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法国人，在我生活中已经发生了什么，我住进了一个法国人家；当然，我大多只是进到卧室，连饭厅都很少进，几乎从来没进去过。我已经了解了法国人家庭，他们请我去喝午茶，请我参加晚宴；在那里，家庭成员们、表亲们和祖母、外祖母们都身穿盛装端坐在沙龙厅内，头上戴着礼帽，手里捧着茶杯，感觉像是场外交晚宴；大家面带微笑地进行“交谈”，嘴里讲完美、圆熟、陈词滥调的社交套话，感觉像陌生旅客们坐在火车包厢里。我已经察觉到隐在他们生活中，隐在他们接触方式背后的那些已经僵死、无可救药的东西；我还察觉到，他们在爱情和思想领域超越了一切文明，始终贴近生活。好几年过去了，我们的行李始终没有打开；不过有的时候，我已经能笑得适时并得体……我还开始怀疑他们的秘密：这是节制有度、黄金比例感的秘密。他们抱着令人惊叹的安全意识和冷漠无情，难道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比例需要某人或某物并从中获益？我了解到他们令人感动的朴素和有意识的、可以说卑微的平俗。我钦佩他们能对生活中最轻微、最细小的触动而敞开胸襟并暖流暗涌，他们懂得为自然与文明感到欣喜；我钦佩他们敢于承担情感，敢于欣赏和感动；我钦佩他们不为任何人性之事感到羞惭，不为在共同生活中的任何刻意所为和被迫之事感到羞惭；我钦佩他们敢当法兰西人，除此之外，他们敢于且能够站到怯懦跬行的欧洲人前头。

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在世界上担任的角色被别人抢走，他们不相信也不能接受（我的楼长要比作家或共和国总统还不能接受）他们的“使命结束了”这一事实。他们对世界贡献出了文明，他们必须在未来保</a>持这个在世界精神与物质舞台上的小资角色，这个他们乐意扮演的悲剧角色——阿巴贡[300]。另外，在法国出现了白里安这样让法国承担起欧洲新角色的政治家，出现了不能接受“市民意识形态死亡”（这是战后的一位出色的小册子作者为他的一篇悼文体杂文拟写的标题）的作家、哲学家、小册子作者和银行家们，他们寻找新的口号，以期能够号召法国再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发动一场精神类的殖民战争。他们简朴，同时又活得那般优越，招人嫉恨；他们幼稚，同时也以冷峻、锐利的目光审视生活；他们虽然富有和强大，但仍出于恐惧会瑟瑟发抖。给他们的生活笼罩上阴影的是安全的困扰，使他们的生活染病的原因是钱的困扰。法国人悲剧性地向金钱投降；无条件地，竭心尽力地，身不由己地投降。

我们隐忍、孤独地在这座大城市里度过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在这里，我们未抱任何特殊的希望，但我们从周围人身上学会了对生活的赐予心怀感</a>恩。巴黎的岁月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照亮了我青春时代的地平线；我们置身于灾难与毁灭之后，也许我生活在灾难与毁灭之前，但是我们在巴黎度过的那些岁月，如同岛屿浮现在青年时代雾霭迷蒙的风景中。在那里，我学会了需求与节俭；学会了感受现实的本领；学会了单纯率真、无须奴颜媚骨，而是心甘情愿地直面生活的行为方式。在巴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或许，我恰恰喜欢的就是在那里的这种陌生感。我在他们中间，但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我以特殊的无人格状态在他们中间生活了那些年。我喜欢那里的街道、气候、法语、诗人和哲学家、葡萄酒和美食、女人惊艳似火的深色眼睛，我喜欢那里的风景；在第六年的岁末，我甚至惊讶地意识到，我连撒在旅店地板上的锯末都喜欢上了。我陌生地待在他们中间，用他们的话说是“外国佬”；至于他们何以成为法国人，我永远没有学会；但在他们中间，我更加明白地知道了：我何以成为一个陌生人，我如何成为“我”。只是，我一听到有人按五楼公寓的门铃，就立即浑身紧张，即便住了六年之后仍旧如此；我觉得是“敌人”找上了门，但实际上只是送电报或送面包的人在按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