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_一个市民的自白

1

我的记性不好。某个时期、某个人的相貌以及与他的相识相交，都像细沙一样从我记忆的筛网里不留痕迹地漏了出去，我只对那些排成重要而松散队列的“事件矩阵”留有记忆。在这个矩阵里，就像凝冻在古代松香里的昆虫，凝冻了一个个故人栩栩如生的象征性生命。在我的记忆</a>中，被我抛弃的人对我而言，就跟那些活在我记忆中的死者相仿。我是个忘恩负义的记忆者。总有一个又一个人从混沌中显现，周围堆积着记忆的烟霭，如海藻一般；因此，我必须清除那些随旧日潮汐卷来、早将重要记忆掩埋的垃圾。关于我在青年时代生活在国外的那最初几年，大概我能列出上百个名字，有男有女，他们都扮演过“角色”——那时候我很喜欢他们，他们有时会在我的生活</a>中扮演“决定性的”重要角色。他们中间有的人，曾跟我你死我活地打过架；今天，或许我能记起打架的场景，但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在那段时期，我结识了许多女人；其中包括跟我一起逃离法兰克福的那一位，但我已经连她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在我出国的早期，只有一个人活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女伯爵。后来，汉斯·埃里希就像一个影子，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们之间有过什么东西悬而未决，可能是种族差别，可能是畸形情感，我不知道。他也跟着我来到柏林。

法兰克福历险的女主人公留在了我的记忆之外，她在我记忆的堤坝上栽倒了。我没能爱上她，甚至对她不感兴趣。她大概是一位多愁善感、傲慢自负的女人，身材很高，头发金黄。在柏林，我把她安置在一个家庭旅馆里，后来就把她忘掉了。有一段时间，我给她写信或打电话，后来就胆怯地退缩了。她是突然与谁邂逅，还是返回了法兰克福？我不知道。我想不起她的名字，记不得她的眼睛和声调，只记得她的姿态，骄傲的相貌和修长、白皙的大腿。一段青年时代的爱情记忆，就这样由大腿、胳膊和动作组成。当面孔也浮现在肢体之间，说明青春期结束，男人期开始。

我在布吕切尔大街，在火车站对面的一栋红砖楼里租下一套公寓。火车站设在一座凌空高架、空空作响的铁路桥上，那栋居民楼让我联想到希特风格的匣子式建筑。楼里没有电灯照明系统。在木楼梯上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的声响；大多数住户都在黎明回家。那是一栋无产者聚居的公寓楼，住满了房客，房客们大都过着由柏林垃圾组成的夜生活。住在楼里的有跑堂、舞女和娼妓。我 后来，我们休息了片刻。他直眉瞪眼地擦着眼镜，消化从我嘴里获得的细节。我从来不能与他“交谈”；总是跟他聊些什么……跟这位年轻的德国人交谈，我感觉就像复杂的法院开庭、检查或警察听审。一个细节都不容含糊；他并不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保持含糊。汉斯·埃里希病态地渴望清晰、秩序和详细。他一旦抓住什么就不会松手，必须连筋带肉、一丝不剩地剥下来。随后他无精打采地盯着光秃的骨头、交谈的结果和剩余的话题，心满意足地想：谢天谢地，剩下的只有这些了。休息之后，他又开始刨根问底。昨天上午我去哪儿了？去医院了？我有没有看医院的花园？有几公顷大？我都看到了什么？有没有看到鸟？大概几点钟？下午三点？朝哪个方向飞？我不知道？往北还是往西？我不知道哪边是北？鸽子的大小？直线飞，还是绕道飞？灰色的，还是灰绿色的？真的很奇怪。说来说去，那到底是一种什么鸟？他又开始折磨人地从头问起。飞得快还是慢？说完了鸟，我们接下来的话题是革命或爱默生的历史观。他是那样痛苦地渴望秩序，就像孩子们想要长大一样。他总是在窥伺别人，比方说，看看瑞典人或法国人知不知道什么被他忽略了的、历史里没写的、四五百年前的事；人们是不是在嘲笑他，是不是讥讽他无知。他认为生活中“怎么工作都没有够”——人们之所以工作，并不是为了满足要求、达到目的或者实现什么，而是“为了工作本身”。他心地善良，像孩子一样，同时又很强势和诡诈。他对一切都充满热忱，同时又对所有外国人满腹狐疑；在他的眼中，整个世界像一个同盟，有一个最高的目标和信念，即发现德国人的可笑之处，对纯洁的日耳曼种族的思想品头论足。我感觉到他活得忧伤而困惑，对他抱以由衷的同情。我敬重他的勤勉和多产。他总是描画蓝图，仿佛在用直尺和圆规丈量世界，努力将一些不可名状、难以捉摸的东西在日常实践中派上用场。由于他的努力时常受挫，于是他垂头丧气地擦拭眼镜，沉默了片刻，深叹口气，重又好奇不安地刨根问底。

他是一个家境宽裕的男孩，父母给他的零花钱相当多；他心地善良，试图讨我的欢心，经常送给我各种礼物。有一年的圣诞夜，他在我的房间里堆满礼物，并请我去西里西亚，去他的父母家做客。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因为他的本性极端懒惰；他总是想要整理什么，比如他的文章、学识、房间或周围世界，因为他的内心乱得不可救药。他只相信德国，认为整个世界混乱无序，颓废堕落，尤其是那些法国人。他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我。我确信无疑，德国是国家秩序的经典样板，正像我们在家乡和学校里学到的那样。在博物馆里，火车站上，百姓家中，到处都秩序井然。只是在精神世界，在德国人的心灵深处，并没有“秩序”；雾霭朦胧，孩子式的迷雾，血腥、复仇、无可救赎的神话迷雾。但是当时我并不理解汉斯·埃里希为什么如此迷狂地渴望秩序。……当我去了法国之后，那里日常性的无序令人作呕。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弄懂了什么是“秩序”——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理解，法国人虽然将垃圾随手扫到家具底下，但他们的头脑秩序井然，整洁明亮。

汉斯·埃里希成为社会主义者，大概就像一个人有一天决定成为素食主义者那样简单。他的阶层背景和内心信仰，都跟这个立场风马牛不相及。我总抱有这样的想象：如果一个人成不了别的，就会成为革命者。汉斯·埃里希就这么简单地做出了决定。他渴望“职业”，这很自然。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也去了巴黎，在那里读了许多书，学习期间，他对巴黎人不可救药的无序感到紧张和厌恶。三十岁时，他已为德国最大的报社写头条文章；一两年后，他被选入了帝国议会。我在希特勒出任首相的几天之前去过一趟柏林，跟他一起散步。他的衣着打扮相当时髦，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在城里疾驰；他向我介绍他的女友，那是一个漂亮、肥胖、体格硕大的女人。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巴黎广场；他停下车，我跳下车后跟他告别。

“革命将会逐渐取得胜利。”他沉思地说，胳膊肘支在车窗上。

三天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党[211]占领了帝国。汉斯·埃里希被关进集中营。他工作的报社也更换了主人，过去的同事全被扫地出门。汉斯·埃里希被时间遗忘了，就像我年轻时代的许多伙伴；我再没听说过他的一点消息。

4

我在柏林的那几年，也不乏风流倜傥的日子；那个时期，正是“忧郁柏林”的特殊岁月。我们轻浮、放浪地生活在灯红酒绿、矫揉造作的大城市里。城市的丑陋和建筑的贫瘠也讨人欢喜；假若让我现在回想那一段时间，我会惊诧地意识到：后来，不管我在哪个国家，都再也不曾像在战后一年半的柏林那样感受到那般神秘、浮浪、不羁、轻率的年轻。“革命”时常爆发，但在血腥的斯巴达克起义失败后，人们不再过分关心那类幕间休息式的丑闻，就连参与者也不。曾在魏玛时期为新宪法和自由权益欢呼的德国人民，不再关心自由问题。艾伯特[212]接受了其稳重而理性的政党的委托，收拾那个烂摊子。德国社会民主党暂时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是既不会使用，也不会滥用。

绝大多数“革命”，包括在卡普[213]政变的日子里，都是平静无澜地进行的。同时代人对革命并没有直接的兴趣，只是注意到灯灭了，电话不响了，饭厅里的水龙头不流水了，我们要用矿泉水洗漱。我们很快学会了“现代革命”的生存技术：所有人都在家里备一小把蜡烛和几升瓶装的法辛艮牌[214]矿泉水。当时货币贬值还不那么严重，并不像后来马克在几天之内，甚至几小时之内就变成废纸。外国人拎着成筐的外币到物价便宜的德国来购物；在德国工厂的仓库里，则堆满了外国的原材料。每个人都有事可做；只有中产阶级、会拉丁文的学者和公务员损失惨重，靠薪金和退休金生活的中产阶级束手无策地充当了“涨价”、“昂贵”的牺牲者。在那几个月里没有人相信，或许连国外都不相信：马克真会遭此劫难。千元面值的旧币仍在流通，有一次我去德意志银行取一笔国外来的汇款，领到的竟是几百张印有威廉头像的千元纸币，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们迅速集结起来，用复杂的提薪运动应对灾难；但是中产阶级惊恐万状地木然观望，仿佛小市民的偶像轰然倒塌，突然被货币贬值的台风从退休金、有保障的收入、储蓄存款和生活费的暖巢中吹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柏林的一切都在出售或出租。

我从布吕切尔大街点煤油灯式的孤单，很快搬到了摩登的柏林老区。我每个月都要换一套公寓。我在“将军们的遗孀”家里住过，女房东们住在上下五层的豪华府邸里忍饥挨饿；我在有八个房间的医生家住过，而医生要自己打扫整套公寓；我还在前普鲁士总理家寄宿过，他一年的退休金还不够买两磅面包。一座座神秘的豪宅在我眼前展现：“西柏林”气宇轩昂、与世隔绝的大贵族庄园。一间巴黎顶楼客房的月租，可以在选帝侯大街租下四五个房间，沙龙里摆满了德国品味的珍贵艺术品，青铜雕塑和大理石像，我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床上睡觉，在古老的德式橡木雕花饭厅里用午餐。从那时候起，我不动脑子地挥霍钱财，我会在 继豪普特曼[223]之后，凯赛尔是当时欧洲唯一能够与之比肩的剧作家；萧伯纳拿大鼎，摆架势；皮兰德娄[224]当时还没那么有名。凯赛尔将自己剧作家的才华和罕见的文学天赋，全都牺牲给了时髦政治。他将自己的戏剧打造成时事政治的鼓动工具。他剧中的角色刚一登场，就以宣传画的风格在舞台上讲演。他不能承受这种成功，这种巨大无比的危险，这种对天才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危险中的危险。他四下嗅探民众的期待，极力附和他们的风格要求；他写人们希望他写的东西，不再写只有他才能写出的东西。我对他出类拔萃的能力十分尊重，尤其尊重他用来观察生活的特殊、酸涩、羞怯的好心肠和火暴脾气。在那段时间里，我为女演员写了一部戏——专门为她写了一个“角色”——那部戏里写了一位作家的悲剧：一位绝望地从写作逃进生活的作家的悲剧。这出戏从文学上讲是不错的，但作为戏剧还是很弱，最后以这么一句漂亮话结束：“语言扼杀了生活。”但是，凯赛尔只是希望能够这样发生；生活，出于次等的行为欲望，要比他内心文学行动的动机更为强烈；生活扼杀了他的文字。

7

这年冬天，罗拉被送到柏林，为了能够“忘掉”什么。她是一个在小城市里娇生惯养的富家闺秀，怀揣一股对父母粗莽的“敌意”。有一天，她带着少女时代尚未完全愈合的爱情创伤，在安哈尔特火车站[225]跳下列车。柏林城，到处充斥着化装舞会的喧嚣。她寄宿在一位亲戚家，在选帝侯大街附近，这位亲戚是她的舅舅，是最大的一家德国报业公司总经理。这些亲戚都是富人，而且都买了大房子。罗拉就在他们那里，过着她的“社会生活”。

她想要“忘掉”的那个男人是我朋友。有一天，这人写信向我求助，要我去找罗拉，对他俩的事情表一个态。读完信后，我把信随手一放，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几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跟罗拉在剧院巧遇。当时，正好我父亲也来柏林看我。父亲从布拉格过来，只逗留一天。那时候，我父亲在捷克斯洛伐克任匈牙利党议员，他利用一个上议院休会的机会转道来看我。无论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没有到过柏林。我不清楚什么是“偶然”，这种邂逅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管怎样，我把这次见面记录下来：这两个人，罗拉和我父亲，这天晚上在柏林见面。就我的生活而言，他们确实是跟我有过什么关系的两个人。我们在剧院的前厅不期而遇。父亲在我的提醒下，机械地跟罗拉打了个招呼，并朝她的背影瞥了一眼，心不在焉地问：“这个人是谁？”我告诉他后，他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她很漂亮。”随后我们回到了观众席，再也没有提起过她。

对于家长们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一直未能找到恰当的解释。在这些柏林的市民女孩中，绝大多数都像罗拉的两个表妹，有着极其严格和精心的家教。在言谈中，父母们很难说出什么淫词秽语或轻浮的笑话。但是，他们对女孩们在走马灯般赶赴的舞会上偶尔怀孕，却又觉得再自然不过。那是一个有趣的反常世界；而且，不可救药地陌生。

8

初春，我们结婚了。我十分郑重地担负起一家之主的义务。首先，经过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买了一只鞋柜。我为了买这件必要、有用的家具，花掉了准备用来置备全部家当的钱——几百万或几千万，鬼知道花了多少。之后，别的我什么也没买。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硬木做的、对开门的鞋柜，里面能装二十四双鞋。几周之后，就在通货膨胀爆发之前，我们在动身去巴黎时将这只鞋柜送给了柏林的房东。我们若把它带到巴黎，不仅太麻烦了，而且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总共只有三双鞋。

不管怎么说，我这样解释我买鞋柜的行为：我尽了自己所能尽的力量，我准备过神圣的生活，准备让罗拉过可以保持品位的舒服日子。她也是这样感觉的。我们把鞋柜摆在房间的正中央，里面放了三双鞋，由此开始了神圣的生活。我一大清早就离开家门，因为我觉得自己必须去找工作，应该做点什么事。从我们婚姻开始的 这个“家”，我们的第一个家，单从所陈设的柏林家具来看，颇像一个大户人家。跟大多数柏林家庭一样，这里也堆满了笨重的德式家具，尺寸惊人的扶手椅、石膏像、瓦格纳头像、爱国主义和神秘主义风格的木刻，给人感觉像是进了瓦尔哈拉神殿[229]，还摆着威廉皇帝的铜像和大理石雕的腊肠犬。

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德国家庭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我们起得很晚，睡得很晚，每天洗澡——尤其是我们过于频繁地洗澡令他们不悦。在柏林建有最漂亮的浴室，但在战后，人们洗澡越来越少。不过，公开的冲突后来只发生在斯托普家，在我们搬去几星期后，有一次罗拉烤面包。那时候，我们靠发酵粉和植物黄油度日已经好长时间了。罗拉烤蛋糕的本事远不如我，但不甘落后——也不知她从哪里搞到一份家乡食谱，花外汇搞来五只鸡蛋、面粉、糖和巧克力，开始在斯托普家的厨房里揉面，烤制。女房东用怀疑、忌妒的眼神暗中观察。当她断定罗拉将五只鸡蛋全都打到蛋糕里后，一场令人不解的冲突爆发了——她歇斯底里地尖叫，在房间里冲来奔去，鼓动斯托普先生、仆人和孩子们也加入进来；从她语无伦次的话里只能够听出，罗拉玷污了德国人的习惯。“可耻，可耻！”她大声嚷道。他们丧失理智地说啊，喊啊，叫啊，斯托普先生也跟着帮腔，要我们尽早离开这幢房子。就这样，在这尴尬的一幕发生后的下一个月的第一天，我们搬了出去。那次“丑闻”的原因，我们始终没弄明白。也许他们误解了罗拉的意图，他们以为罗拉故意嘲讽他们因通货膨胀忍受的贫穷，当她挥霍五只鸡蛋做一块蛋糕时，斯托普一家一个月也吃不到五只鸡蛋。在战争期间，他们学会了秘传菜谱，用胡萝卜干做“烤牛排”；不管怎么说，他们吃了很多苦！假如他们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那次悲剧性尝试，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罗拉只是搞到一份私家秘方，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取五只鸡蛋……”她根本没有任何恶意。其实，即使在通货膨胀期间，斯托普夫妇也要比我们富有得多，我们只有一只鞋柜，曾经有过。我们总不至于用一份家乡食谱，破坏了什么股市的秘密。对于这类厨室机密，不同民族的反应截然不同。就连四岁的小男孩，金发的赫尔穆特，也觉得我们“侮辱”了他们。

9

我为自己的年轻吃了许多苦头，受到各种伤害和羞辱；我真想马上长出胡须，因为谁也不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事实上，我在婚姻中的感觉并不那么良好。一方面我心里对罗拉抱有情感，另一方面我的焦虑和抵触不断升级，让我感到处于一种陌生的境地，仿佛一夜之间我们不得不在极地气候中求生。简而言之，我缺少投入婚姻——这一探险行动的必要装备。我习惯了爱上一个人，然后忘掉她。当然，我不可能把罗拉忘掉。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惶惑不安。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该渴望什么——我非常渴望罗拉、我的家人和熟人能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心怀疑虑，担心这种努力维系出来的状态有一天会告终，就像迄今为止所有人际的、爱情的关系一样，有一天夜里我不再回家，之后我们通一阵电话，我把鞋柜送给罗拉，随后我去哪个国家旅行。我根本不知道作为一个丈夫该怎么行事，跟朋友们一起我总感到精神紧张，拿着一家之主的做派为一些经济、政治问题争论不休；不同的仅是，我没有点一支雪茄烟……我不知道罗拉是否看出我绝望的努力，是否真的看透了我。我认为她看透了。她在人的事情上，在对人的判断上，毫无疑问要比我有经验得多。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是一对寻常夫妻。我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位诗人，即使在冬汛季节，我也只穿一双单鞋和夏天的衣裳，仿佛没把残酷的自然法则放在眼里；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是父亲在韦尔泰姆百货商店给我买的毛线背心。那次父亲来柏林看我，实在忍受不了我那身要命的古怪打扮。这是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在我年轻时有人买来救我的“命”，为了我不被冻死……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记得，我都没为这件背心道一声谢。

在我们新婚后的前几个星期，罗拉哭了很长时间；她察觉到有什么不太对劲，通过比我敏感得多的本能，她察觉到要把在这里的日子过好几乎不可能。我们咬紧牙关，愁眉苦脸地守在一起。对外，在我们家人和朋友面前，我们摆出一副“回头我让你们看看”的架势。我们两个都担负起角色；但是生活不是演戏，所有强摆硬撑的样子迟早都会摔成碎片。我就像一个年长的丈夫，心烦意乱地开始了我的婚姻生涯；我揣着一肚子主意回到家，经常生气，吵闹。罗拉像对一个孩子那样安慰我。她只能绝望地感觉到，我遇到了什么巨大的烦恼，不是现在，也不是我们之间，而是很早以前的事——我遇到了什么打击，我的心碎了，我不能完全将自己投入一种情感或一种关系，我因为什么事情生气，我很早以前就开始生气了——当然，我们谁都不知道，我到底因为什么或因为谁生气……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所能理解的只有这些，我承担了什么，由于这种承担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持团结——我从哪儿能知道是什么样的代价？从第一刻开始，从我们的言行里就泄露出了某种意愿；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都向对方表现出荒诞、粗鄙、完全没有必要、自欺欺人的骑士风度和忠诚，都在相互扮演心灵高尚、浪漫、可爱的角色，这一切赋予我们的内心活动以外在的表现。至于我们心里的感受，没有人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内心活动与所下的决心无关。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婚姻的头一年，我们在柏林的所作所为都是一场彻底绝望、惊恐万分的“过家家”游戏。我根本不清楚，供养一个陌生人，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何等巨大的责任！我更不清楚，一个人无法靠近、无法改变的秉性到底是什么。在这段时间里，我总是不停地需要很多人。在我的同龄人中，大部分人都相继紧跟地逃进这孩子式的婚姻里。我们不惜代价地想在我们头上支起一片屋顶，建一个“家”，用我们笨拙的手为孩提时代未能感受到的家的浪漫，拼凑一个扭曲变形、粗陋不堪的顶替品。这一代人在所获得的所有“体验”中唯独缺少的就是家的体验。我们在国外租住的房间建了一个家；有鞋柜，没有“前景”。不过，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能有什么“前景”？在柏林大学</a>的名册里，始终保留着我的名字，我已经当上了“丈夫”和“养家者”，但我还是在期末偷偷地跑到林登大街的尽头，报名上了半个学期……只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拿一个文凭能干什么。不管我往哪个方向看，前面都是漆黑一团。身后是战争和革命，眼前是政治和经济的颠覆，是“价值再评估”的混乱时期，最流行的是口号。我们在这样的机遇中“建立家庭”。许多年里，我从来不能肯定自己从哪里能挣到下两个星期的房钱，我们会不会有吃午饭的钱。跟在家乡相比，这是另一种贫困。在家里，人们的日子过得很穷：没有钱，命运不好，但至少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小窝，也总能有一小块面包吃，哪怕又干又没味。可是在国外，陌生的巨人扼住我们的脖子。我们生活在焦虑、惊恐、无助的世界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从这个“家”，从这个拼凑的、孩子式的家的责任前连滚带爬地逃离。

罗拉在方方面面都很“节俭”。她把省下的马克存在一只旧雪茄烟盒里，这些马克到了第二天连面值的十分之一都不值。当德国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总共六千万人，一天又一天地丧失一切，她却毫不动摇地认真推敲，我们是坐地铁，还是坐电车，估算哪种交通方式最便宜。我怎么跟她解释都没有用，在排山倒海的大毁灭里，这种审慎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当数十亿计地砍价时，亿就变成了零头。慢慢地，我让她懂得了这个“零头”的含义，我也自我封闭起来。

10

我在法兰克福开始喝酒；到了柏林，我变成了正经八百的酒鬼。二十一岁时，我就已经习惯，让女仆每天早晨端一杯咖啡和一瓶白兰地、威士忌或小茴香酒，到了晚上，这瓶酒我会喝完最后一滴。我绝望、厌世地醉饮。我用最烈的白兰地开始一天的生活，然后用伏特加结束。我总是醉醺醺的，在那些年，我需要那种半意识状态。某种日子开始了，而这种日子离开了麻醉品就无可忍受。为什么一位健康、并非没有教养、不管怎么说都很娇气和讲究、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要让人给自己送白兰地？这不可能还有另一种理解。正像俗语所说，“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没错，我周围的人也都酗酒。在我法兰克福的朋友圈里，大部分都是内心相当细腻的人；作家、艺术家、所谓的唯美主义者，他们都从上午开始就痛饮白兰地。有好些次，我心怀好奇地观察我的那些熟人们，他们都是自然而然地酒精成瘾。德国人，其实是一个明智的、奉行市民道德的高尚民族，那些年的生活让他们实在难以承受。很少有人为了醺醉饮酒。一个人遭受各种伤害，有一天他再也承受不了，这个时候，他开始饮酒。

我在真真确确的白兰地氛围里开始饮酒。在家乡，人们轻饮小酌：我从来没看到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醉过，然而葡萄酒每天都摆在桌子上。像我们这样每天都喝白兰地的人，在家乡人眼里算得上酒鬼了。德国人饮酒，根本没有感染我。在法兰克福，在“卫戍营”附近的一家荷兰人开的白兰地酒馆里，城里高地位、有名望的酒徒们每天上午都在那儿聚饮。上午十点，他们已经开始用大肚酒杯灌杜松子酒。我一脸苦相地坐在他们当中，根本就觉得不好喝。在这里，我第一次在德国人中看到酗酒的犹太人。在那之前，我觉得犹太人鄙视那种为了自己的“盲目”饮酒。在这里，在大学，在兄弟会[230]，那里接纳了他们并且容忍他们，他们怀着痛苦的自尊向酒精求助。在大学，我们所有人都饮酒，德国人，外国人，一呼百应；我们脸色阴郁、情绪厌恶地饮酒。当我意识到自己时，我已踯躅在酒气熏天的世界里。

显然，我是个有病之人，因此更没有能力承受什么。周围人只需把酒递到我手里；假如他们没在法兰克福教我饮酒，那么在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在无论我浪荡到哪儿都颓唐散漫的社交生活里，很可能我会直接逃入其他种类的麻醉品里，也许会去寻找比酒精更加危险的镇静剂。的确，光喝酒并不能使人镇静。我记得有一年，我二十岁到二十一岁那年，每天晚上，准确地说是每天早上，连酒精也不能让我入睡，每天睡前我都要吃鲁米那[231]。焦虑感和强烈、抵抗的恐惧想象压倒了鲁米那的催眠作用。我吃鲁米那入睡，感觉就像晕厥一样；在深沉、无梦、滞闷的睡眠之后，我没精打采地醒来，立即去抓白兰地酒瓶。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再坚韧、再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很快变成一副烂皮囊，当初我也非常健康。我真不理解，我的内脏和神经是怎么承受的？事实上，我看上去根本就承受不了……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这些一度滥用的麻醉品，还是帮我度过了生活中的许多危机时刻。现在我肯定地知道——这一点有许多细碎的符号记忆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我生活在慢性的生命危险之中，只有酒和毒品可以消除这种危险。比方说在德国，我不管白天黑夜都总是攥着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如果我睡觉，手枪就躺在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我揣着左轮手枪去咖啡馆，去编辑部……为什么？我害怕谁？谁也不怕，我是怕我自己。在深埋的、优雅的、可以触及的记忆背后，有着某些令人无法忍受的羞辱记忆折磨我；有的时候，我一“想起”这些，这种羞耻堵在我的喉咙，就像受到身体攻击，被人蹂躏，扼住喉管，我阵阵作呕；准确地说，是我的身体想起了在某个场合我不能找到关联的记忆。这种耻辱究竟是什么？我到底在哪儿受到的伤害，让我承受如此的羞辱？我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能够忍受了这些记忆，不再痛楚，不再出现那种身体的不适感和无法忍受感；于是我不再需要安眠药，我跟酒的关系也变得较为健康，较为愉悦。离开麻醉品，生活难以承受；那些一旦离开助行器就无法保持身体平衡的人们，即使在今天也会对那些工具心怀感</a>激，同时又投以怀疑的眼神，几乎是吃惊的怀疑。他们藏了什么秘密？毫无疑问，“健康人”也有，只是非常少。也许在女性当中可以最快找到简单、健康的心灵。我认识不少年长的女士，她们令人惊叹地承受生活之重，命运把她们放到哪儿，她们就在哪儿随遇而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寿命远远超过平均寿命，“她们的秘密”不是别的，只是服侍和屈从。（茹莉表姑七十多岁时，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她长寿的秘诀——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要保持常态。”）但是年轻人是没有常态的。

毫无疑问，我有神经症，我的神经症源于儿童时代的伤害；那时候，我对弗洛伊德知道得不多，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他的天才理论后来是通过外行人和庸医们的热心推广而变得那么流行，可我当时一窍不通。病人的心灵可以最准确地了解疾病的本质，他们确实花了很多心力和精力寻找灵丹妙药。后来，我吃惊地读那段时间写的信和诗歌——诗歌几乎写明了诊断，信件确凿地记录了病因。当我接触到精神分析法时，再想采用那种方法已经为时太晚；快四十岁的人了，再做各种精神分析纯属浪费时间；太多的记忆，复杂地沉积，在伤口上已结了许多层痂。我相信，对年轻人，对相当年轻的人和患有神经症的孩子们而言，精神分析法确实能够取得疗效；或许对年龄再大些的人也有帮助，如果精神分析的学术之光在黑暗中照亮某种类型的创伤，可以让比较简单、不太成熟的心灵变得轻松；但是我从来不把它作为“治疗方法”，因为我不相信场景可以再现，因此我不能将它当成避难所。我见过不少神经症的病人，不用精神分析法也治好了；那些较为成熟的心灵，有着惊人的毅力和抵抗力；新的生存条件有的时候能使病人自然痊愈。弗洛伊德理论的天才活力与美感令我着迷；我认为“梦的解析”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重要发现。我也能够想象，精神分析可以教会较为单纯的人更耐心地行事。即使有像“治愈”这类的情况发生，也是出于多种偶然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当周围的骗子们和神医们正组成黑压压的大军鼓吹并滥用精神分析法时，我一方面拒绝接受这种疗法，同时我也怀着敬重和热忱了解这一理论，它对潜意识深层和未知生命的探索。毫无疑问，那些预言对弗洛伊德的形象有损。我通常见到的情况是，神经症患者有时没接受精神分析也被治愈了；有时接受了精神分析后病也没好；还有时没做任何治疗，病人自己就康复了。当我了解了这一切时，尤其是当我细读了弗洛伊德的书时，神经症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变成了生存需要，工作的装备和条件之一；打一个粗陋的比方，我带着神经症“生存”，就像中国乞丐向人展示露骨头的断肢。

罗拉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她只是惶惑地注意到，我有病。她始终不了解“疾病”的本质，对她来讲，它陌生得就像一个陌生人。她很难陈述</a>我的“症状”。当神经症已出现身体与脏器的症候及功能紊乱，想要对付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疾病”最先表现为言行举止的古怪莫测。我从来不知道醒来时有什么在等着我。即使在今天，跟我一起生活也是一件令人疲惫不堪的事……罗拉在当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已为照看我的这种隐疾做好了准备。神经症患者的共同特点是，敏感期会周期性地反复出现。我十五年前的状况跟现在的差不多，偶然发作，一小时就会变一个主意，会突然觉得必须去旅行，用不着任何特殊的理由；有时我只离开几日，但也有时候，我一走就是几个月。这种时候我不会克制，我什么都不管，不管工作，也不管周围情况。这种危机过去后，接下来是一段相对的平静期。一个人总能忍受这种“疾病”吗？总能忍受自己受伤心性的胁迫吗？我认为，能够忍受很久。这一切都是可怕地故意而为。就像一个人嗓子疼，我抱着同样客观的态度观察神经症的变化。一个人能够忍许多事，只要他很想忍，几乎能够忍受一切。神经症初期，我感到这种典型的焦虑，莫名的担忧，一开始就把人压垮了，患者感到万念俱灰，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即便这样，我还是认为，心灵能在某种程度上战胜这种恐惧状态。这种焦虑——所有的神经症情绪——就像一团迷雾笼罩在心灵深处，有些东西我们处理不了，比如欲望或记忆，我们对自己的束手无策感到恼火。但是随后，经过一段时间，通过残酷的代价和艰难的努力，我们还是能够征服它的。我相信意志。我相信，人类能够借助意志和隐忍凌驾于雾气蒸腾的潜意识沼泽之上。我蔑视自己体内的神经症，我动用了意识、意志、隐忍等一切工具与它搏斗。我相信品质及其最高级表现——良心，能够维持我们疾病本能的监护与平衡；我相信生活加写作的综合疗法。缺乏这种能力的人，那就能怎么活就怎么活吧，或者坐以待毙；没有人关心他的命运……罗拉用她惊人的本能感知到我的疾患，她相信我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承受它。我们俩的关系在婚姻的最初阶段，大概是一位患者与耐心照看他的护士之间的关系。

她怀着一股特殊的力量守在我身边，我清楚地知道，我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她的帮助下度过的。这样的努力男人很少付出，女人也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这颗心灵——罗拉的品质——从耗之不尽的储备里获取能量，随手挥霍。

11

罗拉是第一位探寻通向我的孤独之路的人；我惶恐不安地进行防卫。作家的意义，就是孤独。我总是逃避友谊；我觉得那是一种出卖，一种懦弱。在新教徒的德国人世界，保持孤独并不是很难。在灵魂内、性情中和品位上，我还是一个非常虔诚、不可改变的天主教徒。在这段时间里，我了解了法国诗歌，读了维永、魏尔伦、克劳德尔、马拉美和佩吉的诗作。尤其是维永和马拉美的诗句，十分熨帖地打动我心；从他们的诗文里，我听到了亲人的声音，就像许多年前我从卡夫卡的书中听到的一样。这种亲情不是风格或气质，也不是出于观点的相似才将自己记入某个家谱。一个人归属某个精神家族；在这个等级体制里，在我看来，歌德是鼻祖，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找到了新的家族分支，出现了私生的精神兄弟和叔伯。当我拿到佩吉的书时，我是那样地喜欢，仿佛已经阅读过一样。这些灵魂对我来说，就像在一个家庭内用暗语交流的亲缘灵魂，用不着解释，我就立即能明白对方想指什么，想说什么。正是这些灵魂使我内心充满了作家的孤独；朋友和情人从来不会。

我小心翼翼地维护那块属于我的天地，采用实际手段，借助于生活方式和谨慎态度，尽量不让罗拉破坏我的孤独。灵魂有它最后的避难所，作家最终会逃向那里，寻找真理，但也将某些真理据为己有，不愿示人。我总是尽量做得自主而开明，保持真诚；我蔑视所有低贱、怯懦的不耻行径——我从来没有自己的“秘密”，生活赋予我的一切，我都像写报纸新闻一样记录下来——但是那个“秘密”，那个让我不能成为别人、只能成为我自己的“秘密”，那个让我“与众不同”的秘密，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的揭秘，通常被称为“艺术”。罗拉的进攻，迫使我变得小心翼翼。我必须意识到，她也有“秘密”——由于她不是艺术家，这个秘密无法公开。从后面的这个推测看，女人们确实为爱情付出了许多；假如我们揭开她们的秘密，会发现她们整个一生都在玩一场轰轰烈烈的游戏，而且她们当中大多数都是输者。

她的“秘密”是什么？我在罗拉身边开始猜测，忧心忡忡地憋闷于心，并且好奇地寻找蛛丝马迹。我心里明白，通过一个人的言语、观点、行为、同情心和憎恨看到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这个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只不过是某样东西或某个具体人的投影；所有人都如此，在世界面前蒙了七层面纱，隐居在内心深处，活在可以触摸的外表背后。这让我感到可怕和吃惊。在此之前，我只是负责任地生活在大众中间，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并且做出判断；现在我开始关注他们，带着自觉自发的虔敬，对每个人都区别对待。这种突然注意到每个人的“个性”、秘密和个体存在的虔敬，是一个灵魂发展的浪漫阶段。在此之前，我对人总是根据他们的魅力做出判断。现在，我突然感到这种痛苦并快乐的惊喜，仿佛对我来说，“大众”的概念消失了；每个人都是相互独立的世界组成部分，都值得我们去探险去发现去查找去记录，穿过热带雨林和动植物群落，一个人的生命远远不够……这样的好奇心，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从书本里获得。我再强调一遍，这是罗曼蒂克的生活阶段。世界，这个人类的世界，分解成了一个个原子；对作家来说，先是追寻这种“无序”，这种观点的“混乱”，之后才是传统、秩序和将对人类个体类型的观察纳入统一形式的方法。

我进行自卫，提防有人想要侵犯我的孤独，尽管他们有合法的权利和自发的能力对我的“个性”发起攻击——我在自卫的过程中发现了炼金用的神秘原料，那些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做出回应的东西，那些没有法则和理论进行揭秘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人或许遇见隐在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这种事实，或者遇不见。我突然变得好奇起来。我的性情发生了调整，发生了改变。我抱着这种关注走近每个人，就像天文学家坐到天文望远镜前，他掌握所有的数学公式，确定无疑地知道在迷雾背后，在某时某刻，将会出现一个发光的星体，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新世界……如果想用这种方法、这种立场来观察人类的星象图，不会取得太多的成效。我们和某个人一起生活，我们了解他的“一切”，与此同时，我们又对他一无所知。有一天早晨，醒来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并看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好像以前我们从来未曾见过。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爱做什么做什么，在他的言行举止背后肯定深藏着这样一个人，你会终于辨出，冲着他大喊：“啊哈，原来是你呀！”……这一发现令人兴奋。我懂得了，不存在“简单的人”，在肉体与精神的能力和特征背后，每个人体内都存在着某种真实之物，某种原始因素，人类的一个镭分子，幽幽飘曳，微微发光。

假如我在那段时间里能够写作，我最想写的是简单的游记，以伽什帕尔·费伦茨[232]博士和沙克尔顿[233]那样的风格：写关于人的探险文字。我会这样去发现人，按我自己的目的，好像发现一个有些神秘的陌生部落。可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没写。我甚至连诗歌都没再写。这是抒情诗般的生活体验，消隐在现实的体验之中；很可能正因如此，我才生了罗拉的气。诗人不能容忍任何人打乱他的诗人心境与习惯。

诗歌训练，“训练”这词，是在修道士和杂技师的意义层面；谁若不懂这个道理，他只是自以为是的文艺爱好者。（马拉美，我最喜爱的大师，他是最纯洁、最高贵的诗人之一，他懂得这个；他实在太懂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琢磨一种新式排版，以及增强或削弱诗歌“技巧”的字母形式。）做这种训练，必须要孤独，某种特别的、有时并不纯净的、混乱不堪的孤独。诗人们在喧嚣的文学咖啡馆里，在这种孤独之中，将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脑袋朝一侧耷拉着。有的时候，我下午去罗曼尼舍斯咖啡馆，坐到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的桌前，我们一起喝茶，谈论雅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谈雅典，谈底比斯，谈我们将要“返回”那里，种一棵棕榈树纪念她死去的情人们……（我们俩谁都没有去过雅典。）诗歌不是“幻觉”，更不是优美迷人的胡言乱语；伟大、纯粹的诗歌能够让我联想到数学，一个必须破解的化学方程式，这跟音乐中的纯粹相仿。跟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也有两个国家并存：一个是能够看到的，到处是雪茄店铺、摩天大厦和外汇兑换所；另一个则是不太真实的、较难感受到的诗人国度。有时，林格尔纳茨[234]摇摇晃晃地跨进咖啡馆，带着满肚子的朗姆酒和怒火，把我拽到附近的动物园内，在那里他冲着动物做长篇大论、抑扬顿挫的革命演讲，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老虎和蝾螈们联合起来……诗人们胆战心惊地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野蛮的、黑人式艳俗的、刀光剑影的世界里……市民们挤满了我们周围各种各样的夜总会，并在那里扯破嗓子高唱：“你在哪里听到歌声，就可以在哪里消磨时光，因为坏人从来不唱歌。”与此同时，他们自觉自愿地准备投身革命。为了得到各种各样的“补助”，他们义愤填膺；但诗人们不要求任何的补助。

在那段时间里，我还是写了几首诗；后来，抒情诗的素材枯竭了，我再也不能破解“方程式”了；再后来，我跟几位朋友结伴去了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真正的”底比斯我再也不会看到……不管怎么讲，罗拉是“现实的”，现实得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怖；我必须从“真正的”底比斯和雅典流亡，好能生活在她现实的子午线之间。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咖啡馆里故意绕开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的桌子，不再跟林格尔纳茨去动物园了，也不再去那些更暧昧的地方听人讲述“大洋彼岸”的历险……最后，我在另一个国家丢失了护照，丧失了国籍。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再没写过一首诗。但是关于这次流放，我就像一个被剥夺掉权力的国王，愤懑地沉默。

12

……德国那边，只有几盏路灯还冲我们照着；我们已经进入了比利时领土，我俩盯着车窗外面，一言不发。我将目光激动不安地投入黑暗。我们离开了哪里？我们丢下了什么？我们正朝着什么走去？那一刻，我名副其实地“在路上”，不仅是词语表层意义上的上路……我们穿过了国境，同时跨过了生活的一条可以感知的边境线；对我来说，有什么东西已不复存在，青年时代的一个阶段已告一段落。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德国被远远甩到我们身后，我最重要的记忆跟这庞大、辽阔的帝国牢不可分，次要的、更复杂的记忆也与之相系。这个国家是我父亲的祖先曾经住过的地方；在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现在还以我们的家姓命名。他们在萨克森公国的铸币厂工作，两百年前的某一天，他们扛着包袱、拎着板斧从那里出发，穿过摩拉维亚森林，翻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蒂萨河畔，他们在那里定居，再也不想从那里离开……熟悉的德国被甩到我们背后，我在那里“真的”能听懂当地语言，不像后来在法国或英国，总是似懂非懂，感觉当地人谈话时，总有什么事情瞒了我。我们离开了大德意志帝国，离开了那座巨大的试验场和学校，在那里人们总是注重一切，在那里所有的“细节”都很重要，在那里我们匈牙利人也可以做“高贵的外国人”——虽然他们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稍微有点嫉恨，但还是乐意接受；他们的那种热情，我后来在任何国家都没再遇到过。我开始怀疑，要了解一个种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人要对一个民族做出“判定”，那是一种非常轻率、不负责任的做法，他只能基于僵化的、总是有些专横的印象，认为“德国人”这样或者那样。“德国人”有六千万人，甚至更多，他们确实喜欢军人和制服，但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而且是为数不少的人，只认为军人和制服必不可少，可他们并不喜欢指挥令或紧急令。我在德国看到许多巨大的城市和迷人的风景，看到许多井然有序、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规模大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工厂，还有那些亭台楼阁。在那里年轻和年长的德国人聚在一起梦想崭新的优秀艺术，在那里我与他们相识，了解了他们的忧伤、敏感与不安，了解了他们的疑虑和“对欧洲的敌视”，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憎恨欧洲；我还结识了另外一批人，他们做好了为欧洲而死的身心准备。通常来讲，他们更愿意为什么而死，而不是为什么而活；但是这种“通常”跟所有的“通常”一样，是那么轻率随便。帝国隐入了我们身后的黑暗中，连同那些万家灯火的城市。在那里，六千万人生活在数千年的文化和城市文明中。尤其是柏林的“地方风格”，我慢慢开始理解它，习惯它，并尊重它；我还了解了外地城市深厚而真实的文化底蕴，了解了魏玛、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了解了符腾堡州的森林、图林根州的群山、勃兰登堡州伯爵领地的湖泊和西里西亚的沼泽，还有那熟悉的风土人情，以及表面看来秩序严谨但表象背后令人不安地隐伏着的“无序”的焦虑与困惑。即便如此，要对它下一个平日所说的“一般性”定义，仍是一种危险、肤浅的做法……我从列车的车窗探出身子，浑身打颤。已经驶入比利时的工业区，冶炼厂的火焰在黑暗中燃烧。

德国消失了。夜里，我们周围的人讲的都是陌生语言，我们困惑地跨过“真正”欧洲的大门槛，只有上帝知道，那里有怎样动人心魄的身心体验在等候着我们……但是，我在心里偷偷地惧怕那另一个欧洲。我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我执刀叉的方式是否正确？等一会儿，假如外面有人谈论什么事情，我是否能笑得恰到时机？……在漫漫长夜里，我开始偷偷地想家，想念另一个更熟悉、更自在，却被我无情抛弃的欧洲，另一个德国。的确，对真正的欧洲来说，德国人可能是很危险的，他们有着不能释怀、仇怨难解、神秘莫测的罪孽感，非常复杂，令人恐惧，就像生性好战、结帮聚伙、寻欢纵欲、爱穿令人不安的制服、格外渴望秩序、内心极度无序的剑客——但是在踌躇满志、精神错乱、磨刀霍霍、出于恐惧而好战、统一并酷爱组织的德国背后，另一个德国正雄鸡破晓，沐浴着清晰、不灭、柔和的光——谁知道，谁敢断言，哪一个德国是真的呢？另一个德国，是歌德哺育的德国。在那里，不管德国人喜不喜欢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他们也购买了一百万册；在那里，这位伟大、高贵的作家用他的著作和做人的态度，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跟欧洲站在一起；大约有三百万德国人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在另一个德国，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至少跟俄国的读者一样多；在那里，人们怀着某种孩子式的、踌躇满志的虔诚，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怀着虔诚之心去读所有铅印的字母；在那里，人们以最完美的方式演奏音乐，以恪守良心的责任感在化工厂里做化学分离，在手术台上抢救痛苦的患者——另一个，另一个！出色的学校，出色的教师，我流浪岁月的德国。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将身子探出车窗，感到忧伤和不安；我凝视黑暗，泪水盈眶！

我向西旅行，带着简陋的行囊，有点无家可归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对那个我正在逃离的地方怀着无法释解的牵系。一位年轻的女性陪伴着我，此刻，她肯定在为某些更实际的任务绞尽脑汁，而不是欧洲的命运；行囊里揣着刚动笔的手稿，我带着它西行，估计将来这些手稿不会唤起我太大的兴奋，即使唤起也会转瞬即逝。我是“已婚者”、丈夫和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流浪岁月的记忆在我的身后时隐时现，我刚满二十三岁。刚才，在破晓时分，法国海关员在边境向我要去了护照。在我的护照上可以读到以下信息：“二十三岁，匈牙利人，已婚，学生”，“旅游目的：学习”……他看了看护照，也瞅了瞅我，然后仔细打量了罗拉几眼，耸了耸肩膀，咧嘴笑了。那是黎明五点，火车停在边防哨所前，四面八方的公鸡都在鸣叫，大概是高卢的公鸡吧。我在小卖铺买了一包烟，点燃一支，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抽甜丝丝的、黄花烟草味的法国香烟。随后，我买了一份《马丁报》，坐到长椅上，直到开车之前我都在读报上的小广告。有一条说，巴黎有一家肉铺有意转让；另一条说，有人愿意倒插门到外地的饭店，最好是在“塞纳”、“瓦兹”等省份。火车站又脏又乱，烟蒂和橘子皮扔得满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