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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见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求学和传授知识的机构,还有熙攘不堪的学生和教师,大家会以为人类很热衷于真理和学问之事。不过,在这里,表面现象仍然是靠不住的。教师授课是为了挣钱:他们追求的不是什么智慧,而只是有智慧的外表和名声。学生学习不是为了获得认识和见解,而只是为了可以夸夸其谈、显示出派头。这样,在这世上每过三十年就涌现出新的一代人。这些年轻人头脑中一无所知,现在就想要把人类历经数千年点滴积聚起来的知识,概括、扼要并以最快的速度塞进头脑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比所有前人都更聪明了。为此目的,年轻人走进大学</a>、拿起书本,而且是最新出版的书本——这些时代的伴侣。只要够新、够短就行!就像他们一样都是最新的!然后,他们就可以妄加评判、擅发议论。在这里我还没有包括把学习当作是饭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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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年代和各种各样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求学的目的一般来说只在于获得资料、信息(Kunde),而不是对某事某物能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他们以掌握多样资料、信息为荣,这些资料可以是关于石</a>头的、植物的、战争的,或者人们所进行的实验,当然还有关于各种书籍的信息和介绍。这些人可从来不曾想到过:资料知识纯粹只是帮助我们获得某一深入认识的工具而已,这些资料知识本身却没有或者只有很小的价值;而一个具哲学头脑的人,其特征全在于他的思考方式。看到那些对什么事情都略知一二的多面手,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博闻强记的功夫,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原来不用怎么动脑子,就可以阅读那么多的东西!”甚至当我听别人说起老普林尼[1]总是手不释卷,或者让人念书给他听,无论是在进食、旅行抑或洗澡都是这样——我头脑中就会升起这样的疑问:老普林尼难道真的欠缺自己的思想到这个份上,以致要把别人的思想源源不断地灌输给他,就像痨病患者要吃炖肉汤才能维持生命?老普林尼在作品中那种缺乏自己判断的轻信,还有那难懂、一味只要省略字词的讨厌文体,都无法让我高度评价老普林尼的独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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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量的阅读和学习会损害自己的思维,大量的写作和教学也一样会逐渐让人不再对事物有一清晰、透彻的理解和认识,因为人们再没有时间去得到这样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在写作或者教学、作报告的时候,人们就得用语词填塞清晰认识里面的空白和缺口。很多书籍之所以写得又长又臭,原因就在这里,跟书籍所讨论的问题是否枯燥无关。就像人们所说的,一个好的厨子用一只旧鞋底就能烧出一道好菜,同样,一个优秀的作者能把最枯燥的话题讨论得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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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绝大多数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知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永远不会在他们的知识领域里取得非凡的成就,因为要有所建树的话,那他们所从事的知识或者学问就必须是他们的目的,而其他别的一切,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只是手段而已。这是因为假如我们从事某些工作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本身,那我们就只是半投入到这工作。能够真正做出成绩的人——无论所从事的是何种工作——都是为了这工作本身而工作,而不是把这一工作只视为达至某一目的的手段。同样,能够获得新颖、伟大的基本观点的人,也只是那些把求知视为自己学习的直接目的、对此外别的目的无动于衷的人。但学者们的学习和研究普遍都是为了应付教学和写作。因此,他们的头脑就像不曾消化食物就把食物排泄出去的胃肠。正因为这样,他们所讲授和写出的东西用处不大,因为从未经消化的排泄物中人们是得不到养分的,而只有经血液分离出来的奶汁才可以营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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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的确是代表纯粹学者的很好象征。数量可观的假头发刚好遮盖和美化了缺少头发的脑壳,正如学</a>者的广博知识只不过是以大量属于别人的思想装潢了自己的头脑。当然了,这些别人的思想并不会把自己的头脑包裹得那样贴伏、自然,这些杂烩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运用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别人的这些思想也没有在自己的头脑中深深扎下根子,不会在耗尽以后,从同一源泉又会马上生发出新的东西。正因此,斯泰恩[2]在《特里斯坦·桑迪》这部小说中大胆地说出:一盎司自己的见解就等同于一吨别人的智慧。
最渊博的知识与天才的思想,两者间的关系千真万确就犹如植物标本与永远更新和发展、永远清新和年轻、永远是千变万化的植物世界之比。注释者的旁征博引与古老作家的单纯朴实——还有什么可以造成比这更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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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爱好者(Dilettanten),你们只是业余爱好者!——这一带有轻视意味的称呼是针对那些由于欣赏和热爱学问或艺术而学习和研究这一门学问或艺术的人。而这样称呼别人的人本身却是为了利益而从事这些学问或艺术,因为吸引他们的只是从事这些行当可以赚钱。之所以产生这种轻视是因为这些低级的人都坚信:除非是被饥饿、困苦所迫,或者受到其他贪欲的刺激和推动,否则,一个人是不会认真从事某一样事情的。公众也是同一样的心理,因此也持同一样的看法。由此造成了人们普遍尊崇“专业”人士、怀疑和不信任所谓的业余研究者。但其实,对于业余爱好者、研究者来说,他们所乐于研究的事情就是目的,而对于专业人士,这一工作只是手段而已。也只有那些直接感兴趣于他们的工作、怀着挚爱投身其中的人才会完全认真地对待这一工作。最伟大的成就永远是由这一类人所创造,而并非那些受薪的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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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歌德也是在色彩理论方面的业余研究者了。关于这一话题,我想说上几句。
人的愚蠢和劣性会得到人们的默许,因为“愚蠢却是人所享有的权利”。但谈论这些愚蠢和劣性却是一桩罪过,是对良好礼仪和规矩的粗暴破坏。这一预防措施果然聪明!但我这一次还是要破坏规矩一次,跟德国人来个实话实说。这是因为我要向他们说:歌德的色彩理论所遭受的命运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这一例子证明了德国学术界要么是不诚实,要么就是完全欠缺判断力。情形极有可能是这高贵的一对正在联手作祟。广大受过教育的读者寻求的是惬意舒服和打发时间,所以,不是小说、诗歌、喜剧小品一类就会被随手推到一边去。如果他们例外想要获得一些真谛的话,那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他们首先是要听取那些更懂行的人的确切意见。按照这些读者的意思,所谓更懂行的人就是“专业”人士。也就是说,人们把以这一学问行业谋生的人和为这一学问而生的人混为一谈,尽管这两种人甚少属于同一种类。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一书中就已说过,向学生讲授某一学问的人,并不就是懂得这一学问和认真研究这一学问的人,因为真正懂得并认真钻研这一学问的人可没有多余的时间向学生讲课。开班授徒的人,只是以这一学问谋生。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学问是:“一只能给他们下蛋的鸡”(席勒,《学问》箴言诗)。当一个民族最伟大的思想者集中精力研究某一课题——就像歌德投入研究色彩的理论而又得不到人们接受的时候,政府就有责任委托由政府资助的学士院成立委员会,以考察这一学术上的课题。在法国,远没有这么重要的事情也是以如此方式处理。否则,政府养着这些学士院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让这些愚蠢的家伙坐在一起自吹自擂、目中无人吗?任何新的和重大的发现都甚少来自这些人。因此,这些院士至少理应有能力对别人做出的一些重大成就作出判断,必须根据职权发表意见。到目前为止,柏林学士院院士林克先生在他的《博物学入门》(1836) 如果事情到了这步田地,那就再见了,人文科学!再见了,高雅的趣味和高贵的思想!蒙昧、野蛮又将降临——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铁路、电报和热气球。最后,我们也一并失去了我们的先辈曾经享受过的一大优势。也就是说,拉丁文不仅为我们打开了古代罗马帝国的大门,而且也直接让我们了解到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和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为止的当代时期,在欧洲各个国家、地区的情况。这样,9世纪的司各图斯、12世纪的萨利斯伯里、13世纪的雷蒙·鲁露斯,以及无数其他的人就可以直接向我们说话,所使用的语言是这些人在谈论学问事情时自然就会用上的。这样,直至现在,这些人仍然与我那样的贴近,我可以直接与他们接触,真正认识他们。但如果他们每人都用自己当时特别的地区、国家语言著书立说,那现在将是怎样的情形?那他们写出的东西过半是我无法弄懂的,与他们进行真正的精神上的接触就将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眼里,他们就将是遥远地平线上的幻影,或者,我甚至只能透过译文这一望远镜了解他们。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形,根据培根自己明确的说法,培根就在霍布斯的帮助下,把自己已出版的英文《随笔录》翻译成了拉丁文。
在此必须附带提一下:在知识、科学的领域里出现的爱国主义,就像是一个猥亵、肮脏的家伙——人们不把他撵走才怪呢。这是因为在这里,人们从事的是纯粹和普遍人性的东西,也只有真、美和清晰才可以登堂入室,获得人们的首肯。但现在,由于偏爱自己所属的那一不得了的国家,这份偏爱就作为砝码放在了衡量事物的天平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离题和更加荒谬的?由于掺进了爱国主义的考虑,现在就得罔顾真理,或者不公平对待别国的伟大思想者——目的就是歌颂自己本国更为逊色的头脑。这种庸俗行为的例子我们每天都可在文章中看到,所有欧洲国家都有。这种爱国情感因此在依里亚特[4]的三十三个文学寓言里受到了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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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大学生的质量——而这是以削减已经超出的学生数量为代价——我们应该订下这些法律上的规定:①未满20岁的不可以进入大学。学生必须通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严格考试才可以获得大学录取。这样,学生就必须免除兵役,以取得“优异学者成绩”大学生该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不可以这样虚掷一年或者更多的青春在舞刀弄枪上面——这些军人的技艺与他们将来的职业可是完全两样。而且,这种行伍训练会削弱没有文化的人——不管他是谁——对学者自始至终都会怀有的尊敬。让从事学问的人免除兵役并不曾使军队缩小,但却会减少了不称职的医生、律师、法官和不知所谓的教师,还有各种各样学术骗子的数目;并且,士兵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的确对将来的学者有着败坏的作用。②法律上应明确规定:大学的第一年级学生所修的课程必须是哲学科目,在第二学年之前他们当然不能上那三种高级科目的课程。但对于这些高级科目,神学学生、法律学生和医科学生则各需要学习两年、三年和四年。在另一方面,在中学里,课程则需局限在古老语言、历史、数学和德语写作文体;这些科目在第一年尤其要全面细致打好基础。因为学习数学的资质是相当专门和特别的一种,这一资质与这个学生其他方面的资质并不同步发展,并且的确与其他资质没有共通之处,所以,数学应该分班讲授。这样,读六年级其他科目的学生可以跟四五年级的学生一块上数学课,而不会有伤体面。反之亦然。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根据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学习到数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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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老普林尼(23—79):古罗马学者,著有《博物志</a>》等。——译者注
[2] 劳伦斯·斯泰恩(1713—1768):英国神学家、小说家。——译者注
[3] 拉丁语,意为“法典”。——译者注
[4] 托马斯·德·依里亚特(1750—1791):西班牙文学家,代表作是《文学寓言》。——译者注